够了吧！我们就不能从中解脱吗？还不许人忘记吗？又要再提一次那些600万死者？我们已经见过了赤身裸体、瘦骨嶙峋的尸骨照片，听过了集中营幸存者的叙述和纽伦堡审判的证词，见识了华沙的犹太社区（ghetto）和种族灭绝的争论，看过了纪录影片、对艾希曼的审判以及对此引人深思的争论。我们还需要从头再来一遍？面对以色列前司法部长、艾希曼的公诉人吉迪恩·豪斯纳（Gdeon Hausner）这部令人生畏的皇皇巨著，我不变的答案是：是的。
豪斯纳这本书不仅编纂进了艾希曼及其审判的记录，披露了德国灭绝犹太人的一整套计划，在第十二章还记录了其他大国未能出手阻止其发生的事实。就像不情愿参加婚礼的客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都必须倾听，因为豪斯纳先生的著作不仅仅是简单地写德国人和犹太人，写战争罪和意想不到的残暴，就像“古舟子”的故事[1]，他本质上关照的是人类的灵魂。我们之所以要听，是因为我们在此面对的，是20世纪人类的灵魂。
温斯顿·丘吉尔说它是“可怕的20世纪”。19世纪人们执着地相信进步的观念，直到20世纪拉开大幕。人们认为自己可以进步也一直在进步。接着，在25年之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人类两次猛扑进世界大战的战火。在第二次，德国人在他们的占领区怀着热情，一边进行着对外战争，一边用5年时间杀害了600万人。究其规模和处心积虑的程度，这段人类加之同类的非人待遇是史无前例的。是时候问问它有何历史影响了。
影响可能就在于，这些经历逐步消灭了人类的进步观念，对人类造成了道德上的伤害。它严重地破坏了人类对自我形象的认定，后果正是现在社会所呈现的那样。德国人对人性的伤害以及其他国家的听之任之，致使道德底线如同音障那样被突破，其结果就是，在目前的历史时刻，人们不再相信他们为善的能力，不再信奉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他们梦想破灭，失去了确定感和方向感，爱上了并受苦于厌弃自我，就像不见了愉悦山，他只能了无生趣地游荡于平原五城。[2]
这不是一篇书评能够支撑的论点。在书中，豪斯纳采用了一切可用的证据，解释了600万这个难以置信的数字是如何达到的。读到1942年万赛会议的纪要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灭绝欧洲犹太人这个夸张的最终解决方案——我都不敢相信书上的字。德国政府13个部门没人在会上对这个目标表示质疑，质疑的只是方法。
这个过程你只有读过这本书才会相信。巨大的工作量暗示了参与其中的德国人的数量：律师起草法案，公务员实施法案，全部党卫军执行实际计划，警察和特定部门的国防军协助执行，火车机组和卡车司机运送受害者，办事员记录数据，银行出纳点收从几百万尸体上搜刮出的金牙和戒指，更不用说，还有接管了犹太人房产、生意和财物的幸运儿。
世界患上了健忘症，我们也是半斤八两。除了史诗般的丹麦营救[3]、瑞典和瑞士提供了庇护，自由世界在大屠杀中几乎是无所作为的。豪斯纳搜集到的证据让我们看到了机会一次次地到来，又一次次地丢失，他在第十二章披露了西方民主政府一致保持沉默的阴谋，就和《代理人》[4] 对教皇的揭露是一样的。这迫使我们认识到，这种不作为一定是有后果的。
这本书大部分的材料都不是首次出现——最近的一本是劳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更具争议的一本是豪斯纳的同事雅各布·罗宾逊写的《拨乱反正》（And the Crooked Shall Be Made Straight），它们都使用了同样的资料——但这本书是更为全面、透彻。豪斯纳先生把几百份“捕猎者”和“猎物”的叙述都容纳进了这部里程碑式的巨著。这本书独一无二之处就是作者通过幸存者骇人听闻的证言，把真实注入了惊人的真相中。读着这些内容，读者与犹太人感同身受，明白了犹太人在盖世太保横行的欧洲，求助无依、逃遁无门的感受。
搜集艾希曼案的材料，并将之置于全世界灼热的焦点之下，常会招致批评，明显让豪斯纳先生千疮百孔又充满热情，他要让公众知道真相，这个想法点燃了他。遗憾的是，他写作所用并非母语，他的编辑又不太尽责，尤其是本书开头，他表达感受的时候显得用力过猛。不过，只要跳过不必要的开头两章，读者就会发现，作者对材料越是深入，他就越是让材料本身来说话。全书把所有需要知道的都囊括了，信息量惊人。
本书的中心人物当然是艾希曼中校。他在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手下，是党卫军犹太事务局局长，这是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部门。资料显示，他工作主动、积极，常常在命令之外超额完成任务。比如他还学习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以便更好地处置受害者。当有人想逃跑——比如在珍妮·科齐一案里，这个意大利军官的犹太孀妻想要逃离里加的集中营，虽然意大利大使馆、意大利法西斯党一再要求，甚至德国外交部也从中说项，艾希曼仍然疯狂地阻止她并达到了目的。
当荷兰人给他找麻烦时，他必须如自己所说——“努力做更多（的流放）”。他在匈牙利时，在紧急情况下——苏联红军就要到来——完成流放任务，有时一天有五列装有1.4万人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计划每一分钟的制订和组织他都亲力亲为，一次他在一天里集合了布达佩斯的40万犹太人，这次疯狂的成就让他在匈牙利的纪录达到顶峰。庭审的观众、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写道：“在战时，对关键资源、交通工具、集中营和几百万人的谋杀都竞争得极其激烈的情况下，一个党卫军中校如此的组织能力简直堪称天才。”
艾希曼是超凡的，绝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成绩也绝非一个“平庸”之恶魔所能企及。这个绝妙的词汇被用来解释600万人是怎样被杀害的，它的创造者为什么如此轻易就相信了艾希曼自己的说法，称自己只是个奉上级命令执行公务的公务员，这是现代新闻界的谜题之一。在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
受过最起码训练的历史学家都知道，使用资料时都要留心看它是否有隐瞒、有歪曲，或者直接就是谎话。把这样的小心转移到当代史——就是新闻业——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他只是个普通人，一个“平庸”角色，这毫无疑问就是艾希曼的自辩，从审讯到庭审，他都拼命做出这个姿态。这也是他的律师为他辩护的症状。汉娜·阿伦特竟然接受这种一面之词，如果不是不同寻常的幼稚，就是有意地企图支持艾希曼的辩护，这就更不同寻常了。既然厉害的阿伦特小姐不可能如此幼稚，那么就剩下一个令人不快的选项了。
另有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犹太人的高度配合导致了他们自己的灭亡——在本书中得到了澄清，当然是对希望理解而非急于下判断的人。这番争论对我来说是态度问题大过事实问题。书中对一些人进行了尖锐的批驳，他们当时置身事外，现在却急切地认为，正是犹太人太轻易屈服，从而要对他们自己被屠杀负有一定责任。这种说法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能把罪责转移给受害者，而让剩下的人心安理得。
如果配合指的是犹太人在枪口之下，在长期丧失社会保护的情况下，任人驱策，听人摆布，而没有组织抵抗，那么他们当然是配合的，因为这是他们长久以来的生存之道。这是他们作为被压迫的少数，没有领土、没有自治、脚下没有独立的一寸土地，在2000年来融入骨髓的生存之道。
对于定期而至的仇视风暴，他们孤立无援，只能本着最强烈的种族本能——生存，采取顺从的态度，而不是拼死一搏。他们对待迫害的办法就是，活过它。但有谁知道，又有谁相信，这一次是要处心积虑地消灭他们所有人呢？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才会做最后的搏斗呢？在华沙的犹太社区，他们这么做了，他们就像他们的祖先反抗罗马人一样激烈、一样英勇——一样徒劳。
在集中营里，无处去，无友援，无庇护，如何去反抗，如何去起义呢？在坟坑边缘，在毒气室门口，他们遵命脱掉衣服，不愿拒绝而早一刻招致死亡。在屈服中，他们的心在反抗。当世易时移，这些人的兄弟、表亲和叔叔，在巴勒斯坦，在已知的战争中最长的逆境中战斗，最终赢取了独立。
豪斯纳先生还特别指出，在死亡营里缺乏抵抗的不只是犹太人。德国人屠杀了苏联战俘营中的几百万人，我们也没有看到抵抗。他还回忆起突出部战役中的美国伞兵连，他们在行刑前被命令给自己挖好坟坑。他们也顺从了。
审判艾希曼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的年轻一代了解事实，了解是什么造成了他们同胞的故去。审判结束，豪斯纳收到了很多信，其中一封是一个17岁的女孩写的：“我过去听我爸爸讲那些死去的亲人，我无法尊敬他们。我恨他们任由自己被屠杀。你让我看到了真正发生了什么。”从更远大的意义上来说，这场审判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国家，本着对其人民、逝者、历史的责任而做出的。
刊于《纽约时报》书评版，1966年5月29日。
[1] 这里指柯勒律治诗歌《古舟子咏》的故事。——译者注
[2] 愉悦山（Delectable Mountains）是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在其名著《天路历程》中虚构的地方，山上有许多奇景。平原五城（Cities of the Plain）指《创世记》中五个约旦河平原上的荒淫、堕落的城市。——译者注
[3] 1943年，希特勒下令抓捕和流放沦陷后的丹麦的犹太人，丹麦抵抗运动转移了7000多名犹太人到中立的瑞典。——译者注
[4] 《代理人，基督教的悲剧》（The Deputy，a Christian tragedy）是1963年一出有争议的戏剧，描写了教皇庇护十二在大屠杀中的不作为。——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