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在马拉喀什。疗养时期
莫兰勋爵认为，我在圣诞节后就可以离开迦太基，但是坚持我必须到一个地方去疗养三个星期。一年以前，罗斯福总统和我在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后，曾在马拉喀什的一座可爱的别墅里住过，现在除了这座别墅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呢？前几天，各项计划都安排就绪了。我到马拉喀什时，将在美国军部作客。人们还认为，我在迦太基逗留过久，容易被人发现，因此小型舰艇在别墅前面的海湾中不断地巡逻，以防潜艇突然前来进行奇袭。同时敌人也可能进行远程的空袭。我个人的安全由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的一个营负责保卫。
由于我病得非常厉害，或者过分忙碌，因此这些事情，就没有和我研究；但是，我认为可爱的马拉喀什是一个休养胜地，在这里，我能够恢复体力。特德非常周密地安排了这次飞行。
医生们不让我在六千呎以上的高空飞行，因此他就根据这点来安排我们越过阿特拉斯山脉的航线。12月27日清晨，我第一次重新穿上军服时很高兴。我正要走出大门时，一封电报送到我手里来了。它报告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消息：“沙恩霍斯特”号已被击沉。①我便暂停出发，口授致斯大林的下列电报：
①参阅本卷第244——245页。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12月27日
驶往俄国的北极运输船队给我们带来了幸运。昨天，敌人企图用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进行截击，但是，舰队总司令弗雷泽海军上将指挥“约克公爵”号（三万五千吨的战列舰）切断了它的退路，经过一场战斗，将它击沉了。
2．病情较前大有进步，拟赴南方疗养。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一封非常热情的复电，最后说，“我和你紧紧地握手。”
在别墅外面，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的一队非常神气的卫兵正在站岗。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场病已经使我的体力衰弱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从卫队旁边走过去登上汽车感到很困难。根据天气预报，这天的天气晴朗，所以就决定在六千呎的高空飞行。但是，当我们向前飞去，突尼斯的高原开始在我们周围浮现时，我看见许多大片的羊毛似的云朵向我们聚拢过来，不久云朵稍呈黑色，而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常常在云雾中而很少在阳光下飞行了。我一向非常厌恶所谓“实心的云层”！！也就是说，云层内隐藏着高山；为了保持不超过六千呎的高度，而沿着一条复杂的航线飞过我们前面的各个山谷，在我看来，对于同乘这架飞机的其他乘客是一个不公道的做法。因此我把驾驶员唤来，嘱咐他如果在一百哩的航程以内遇到山峰时，飞行高度至少要比其中最高的山峰超过两千呎。莫兰勋爵表示同意。一个熟练的管理人员把特别为这次旅行准备的氧气也拿来了。①于是我们就向上面晴朗的天空飞去。我一路上都感到非常舒适，四时左右，我们在马拉喀什机场安全降落。另一架飞机由于严格遵照指示，非常艰难而危险地飞过各个峡谷和山口，而在穿过许多峡谷和山口时，刹那间瞥见了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在这样低的高度，天气却很恶劣。这架飞机在我们到达后一小时才安全着陆。它的一扇门已被风刮走，几乎每个乘客都病得很厉害。我很遗憾，他们因为我的关系，竟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和危险。他们本来可以在一万二千呎，或一万一千呎高空，在晴朗的蓝天下，自始至终非常舒适地飞行。
①驻在北非的英国皇家空军首席医官凯利空军准将，为了这个目的，坚持随机同行，他的做法是很正确的。
我的新居非常舒适，甚至可以说，非常富丽堂皇，有关人员又都非常和蔼，这一切都是好极了，但是，在我的心中，却特别惦念着一件事——就是罗斯福总统将如何答复我的电报。在有关地中海的一切计划方面，我遇到的都是呆板僵硬的抵制，根本不顾时机的配合和事情的轻重缓急，因此一想到这些，我便以一种极端焦急的心情等待着答复。我所要求的，就是要在意大利海岸进行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以及可能把横渡海峡的进攻日期从5月1日起推迟三个星期——如果考虑到月亮的盈亏状态，也许要推迟四个星期。我已经获得在现场指挥的司令官的同意。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在原则上一向都是同意的，而且，现在对于一切细节也感到满意了。
而美国人对于“霸王”作战计划需要延期四个星期的问题，会有什么说法呢？但是，当一个人真正感到精疲力尽时，他往往是会享受睡眠的幸福的。
※ ※ ※
第二天，我接到下列电报时，感到很高兴，但我承认，在我的愉快的心情中也掺杂着惊讶：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2月28日
同意将原定用于“霸王”战役的五十六艘坦克登陆艇延期遣返，以便在1月20日发动安齐奥战役，但“霸王”作战计划仍然应当是首要的战役，并将按照前在开罗及德黑兰商定的日期进行。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权宜手段，来消除对“霸王”战役的准备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了这个目的，原来准备参加“霸王”战役的其他十二艘坦克登陆艇应按照现行规定出发，而预定在1月14日由安达曼群岛到达地中海的十五艘坦克登陆艇，应直接驶往联合王国。同意暂时放弃罗得岛和爱琴海计划，而且在进行“铁砧”战役［里维埃拉］以前不再考虑发动罗得岛战役。鉴于苏英美三国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在没有获得斯大林同意以前，我不赞同将兵力和装备用于其他地区，以免延迟或阻碍“霸王”战役或“铁砧”战役的胜利。
我答复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2月28日
对于这个令人满意的决定，我要感谢上帝，它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同心协力地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
据我从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了解，如果登陆艇按照已经商定的数目，从安齐奥计划中抽调的话，海军部可以遵守这些条件。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今天将把全部情况电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此期间，我们这里的口号是“全速前进”。
我在一万三千呎的高空旅行，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昨天已到达我们的别墅。由于美国方面无微不至的殷勤款待，我真是非常舒适。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刚从伦敦飞来。我打算继续呆下去，享受一下这里的阳光，等到我非常健康时再走。
参谋长们，尤其是海军部，在国内确实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便实现“包抄”，我急忙地向他们道贺。亚历山大将军曾要求八十八艘登陆艇；他们答允给他八十七艘。罗斯福总统的来电令人感到惊奇。我深信这不仅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善意，而且也是由于马歇尔的沉着，艾森豪威尔对他即将离开的事业所表示的忠诚，以及比德尔·史密斯的积极的、善于权衡轻重和根据事实出发的外交手腕。
同一天，亚历山大将他的计划送给了我们。他同马克·克拉克将军和军需长布赖思·罗伯逊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总参谋长的儿子）磋商以后，决定使用一个美国师和一个英国师。装甲部队、伞兵和突击队，都各占一半，而整个部队将由一个美国军长指挥。这次进攻大约在1月20日进行。在进攻的十天以前，他将对卡西诺展开一次大规模攻势，以便牵制德国的援军，然后主力军的先遣部队将跟踪前进。我感到很满意。直到现在为止，事态的发展都很顺利。
但是，我还有一点另外的伸缩余地哩。我发电给三军参谋长：
我正在以德黑兰会议决定为依据，在这个问题［即“霸王”战役的日期问题］上进行斗争。按照这个决定，我们假定的日期是5月20日而不是5月5日，而5月5日却完全是一个新日期。只要日期确定在5月31日以前的任何一天，我们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就算是履行了。在我看来，根据我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听说的情形，6月3日的月光情况与5月5日一样，这个日期是完全可行的；尤其是如果我们现在所内定的指挥这个战役的司令官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个日期更是完全可行的。现在没有必要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改变计划的伸缩余地的。
请让我了解，5月5日同6月3日比较起来，集结兵力的情况究竟有何不同。我重复一下，这些想法绝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关于延期的决定，同时不要向局外人透露。
三军参谋长答复说：
如果要满足现任司令官制定的计划的条件，“霸王”计划的突击行动应在5月5日前后付诸实施。然而，这个日期也不能认为是最后的；即使调回登陆艇的日期有所延误，或者改装计划未能按期完成，以致不是全部的登陆艇都能在4月13日参加突击部队，但这也不应当否定在5月间选定一个日期来执行“霸王”突击计划。
你所建议的办法，当然不会排斥在5月实现突击的可能性，然而，计划还是非常紧迫的。不过，这并不涉及我们违反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没有必要同俄国人磋商。
我对于这些意见的评论如下：
1943年12月30日
只要日期决定在5月31日以前，我们的协议就算履行了。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确定在月亮的盈亏状态与5月5日相同的6月3日发动实际的突击，那也算是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协议，然而，最好还是争取5月5日，这样就可以多出一个月的时间。
※ ※ ※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新问题。
首相致迪尔陆军元帅（在华盛顿） 1944年1月3日
亚历山大来电如下：克拉克正在计划安齐奥战役，通常的一些困难正在显示出来。举例来说，看来我们将无法把美国第五○四伞兵旅留下来，而艾森豪威尔也不愿积极要求他们留下不走。英国伞兵旅正在前线作战。我目前没有可以调遣的部队去接替他们，同时又不能耽误时间，而不把他们调出来，派往那不勒斯地区。此外，他们没有作战经验，迫切地需要进行训练。
（2）艾森豪威尔现在正同马歇尔会面。你是否可以向他们呼吁，要求让美国第五○四旅在调往英国参加“霸王”战役以前，承担这个不寻常的、艰巨的任务？伞兵部队参加具有决定意义的空中行动的机会，是很难得的，而在他们可能作出模范的和卓越的贡献时，却将他们从具有决定意义的场合调走，看来似乎是缺乏远见的。他们事后可以立即调回英国，及时地参加“霸王”战役，因为我们注意到，为了进行“霸王”战役，我们［在国内］已有的伞兵和空运部队，大约为运输飞机所能运载的人数的一倍。请让我了解具体的情况。
马歇尔同意了。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次所作的牺牲，后来结果是怎样被浪费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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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要求蒙哥马利在从意大利回国去担任“霸王”战役的新的指挥职务路过这里时，前来看我。我已委任他担任这个充满风险的艰巨任务。当然，一个将军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就必须接受国家委托给他的任何职责。但是，不成文法也绝不强求人们必须表示热情。在我曾荣幸地参加过的近卫步兵第一团中，接受一切命令，都只说一个“是”字。但是说出这一个字，却有各种不同的声调。我看到蒙哥马利对于我一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不可避免的、然而却是可怕的任务，愉快而热情地接受，这使我很满意，同时也感到松了一口气。在他到达马拉喀什以后，我们一同乘汽车驶行两小时，前往阿特拉斯山麓举行野餐。我在清晨，就把摩根将军和在伦敦的英美联合参谋人员好几个月以来所拟定的计划交给他。他大致阅读了以后，马上说，“这不行，我在最初的突击阶段必须有更多的兵力。”我们经过了充分的辩论以后，根据他的意见，拟定了一整套的办法，这些办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他对这次战役显然有着坚定的信念，这一点使我很为高兴。
这时，夫人们都来了，我们坐在一条闪闪发光的小溪旁共进便餐。山间空气清新，阳光灿烂。同我们正在艰苦地参与人类冲突的情景对照起来，这里简直是茫茫沙漠中的一个绿洲。不久，我就驱车向山中驶去，我们的汽车沿着公路，拐弯抹角地、缓慢地驶往我知道的一个观赏风景的地点，但是蒙哥马利不愿这样做。他从汽车里走出来，直接步行上山，按照他的说法，是要“锻炼自己”。我考虑到未来的情况，提醒他不要浪费精力。我强调这些真理：充沛的脑力并不决定于充沛的体力；精力应当运用而不应当耗尽；体育运动是一回事，而战略却是另一回事。这些谆谆的劝告都毫无效果。这位将军兴致勃勃；他在岩石间跳来跳去，就像一只羚羊似的，因此我深深感到有一种保证：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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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来临时，我正在同罗斯福总统愉快地互相通信。
首相（在马拉喀什）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2月30日
现在我已接到了我的兄弟杰克的来信。他详尽地叙述了在契克斯种上的那棵圣诞树的情形。①我的孙子全都在那里，还有许多别的孩子，大家都玩得非常愉快。怀南特也参加了，他答应写信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你。我很感谢你送给我这个节日礼品。我还要感谢你送给我那么可爱的地图匣子，匣子已经到达，我急于想看一看。我们住在这座美丽的别墅中，确实非常舒适，我的病情也大有好转。今天阳光灿烂，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你的电报给我带来更大的好处，因为它表明我们对于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一些特别琐细的问题，总是容易取得一致看法的。亚历山大报告说，他已经同克拉克为安齐奥战役拟定了令人满意的计划。他使用了英国第一师和美国第三师，再加上伞兵和装甲部队。我对此很为满意。我们彼此平均负担痛苦、危险和荣誉，这是很适当的。
①罗斯福先生在海德公园种植了圣诞树，并且引以自豪。他曾送了一棵给我。
同一天，我也收到了佛朗哥和铁托的电报，祝贺我恢复了健康。你想这会怎么样呢？
萨拉感谢你的问候，并向你致意。
罗斯福总统自己不幸因患感冒而卧床了。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2月31日
我因患感冒已经躺了两三天，但病情却不严重。这种轻度的流感病已经在全国蔓延起来了。
你在别墅中非常平安，使我感到高兴。我建议你在元旦那一天，把那两位祝贺你恢复健康的先生们请来，然后，把他们锁在我们曾在那里观看晚霞的那个塔顶上，告诉他们说，你要在下面看着，究竟是黑方还是红方把他的对手从塔顶的垛墙上推下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1日
得知你患了感冒，我很不安。我诚恳地希望你遵照麦金太尔医生的劝告，并且要对医务人员表示服从的态度，就像你曾经谆谆劝告我的那样。
这座别墅是非常理想的。医生要我在这里再住三个星期。
天气虽然凉爽，却很晴朗。厨师确实非常高明。我们常到山中野餐。昨晚，艾森豪威尔在回国去见你的途中经过这里，同我们会见了，我曾同他进行了长谈。蒙哥马利目前也在这里，他是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路过此地的。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班子，他们当然是愿意全力合作的。
我还不能安排塔上的角力赛。红方的训练要比黑方强些。
请接受我对于新年的一切良好的祝愿，这一年不但标志着胜利，并且为我们未来一道进行工作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克莱米和萨拉也向你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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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安齐奥战役所需的登陆艇这一主要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但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些登陆艇的许多细节问题，却引起了认真的讨论。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4年1月4日
我从突尼斯归来时，曾同克拉克将军会晤，现在刚刚回到这里。目前已经发现了某些因素，使我感到严重的不安，因此，我必须请求你给予协助。事实是这样的：在最初登陆以后，只留下六艘坦克登陆艇，而把其余的坦克登陆艇全部送走，这就使我们无法把两师人和他们必要的全部作战装备运上岸去。……我对于联合作战的经验是，为了实现登陆而进行的最初的突击是可以完成的，但是战役是否成功，则取决于远征军的全部战斗力是否能及时地集中，以抵抗不可避免的反攻。就安齐奥战役来说，为了应付德军可能进行的抵抗，进行登陆的最低数量的兵力，是两个师，然而，我们还是愿意接受这个数字，只要这两师人能够及时地全部在岸上集中。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宁愿承担一切危险，但是如果这两师人受到德军的包围，我们也显然不能抛弃他们而不给予支援，尤其是当我们在地中海一带有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可以给予支援的时候。……克拉克和我深信，我们非常可能获得巨大的胜利，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的话。我们所需的工具是十四艘登陆艇。在安齐奥登陆部队和第五集团军会师以前，这些舰艇将用于维持交通运输。此外，在登陆后的十五天以内，还额外需要十艘登陆艇，以便为这两个师运送大炮、坦克和其他支援武器，从而使它们有充分的实力，在相等的条件下与德军作战。即使这种做法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铁砧”战役的准备工作，但是从它的胜利成果来看，确实还是很值得的。
因此我召集有关的负责人员前来马拉喀什，在1月7日和8日举行了两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比弗布鲁克勋爵、威尔逊将军、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亚历山大将军、德弗斯将军、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等。鲍尔海军上校刚从伦敦归来，他在伦敦时，曾同三军参谋长澄清了有关登陆艇的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现在由于他获得了他的上级将领的充分支持，所以，对我们也给予同样的支持。我在8日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
经过我们举行的两次会议，我们两国的负责官员和三军将领对于建议采取的行动，一致达成了协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很振奋，而且看来，人力和物资也足够使用。小组委员会在两次会议之间对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彻底地进行了讨论。
……我们打算把由两师兵力组成的一支军队送上岸去进行突击，接着派遣一支以另一个师的基本力量为基础的机动的袭击部队，去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这一点应当可以做到，而且不会同“霸王”或“铁砧”战役的要求发生冲突，同时还有足够数量的登陆艇来维持这些部队，直到2月底。但愿上天保佑我们，天气良好。
今天正式担任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的威尔逊将军，已经训令他的下级将领执行上述各项决定。而且他也通知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所有这些打算，都是以照旧维持5月份那个日期（即X日）进行“霸王”战役为基础的，但是我自己总认为，在6月3日（Y日）这个日期，月亮的盈亏状态也许是最适合的。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路过马拉喀什的时候，我很高兴地获悉，他倾向于这个解决办法，因为这样可使他和蒙哥马利有更充分的时间，按照现在的建议来部署准备用于初攻的那支更庞大的兵力。我已致电罗斯福总统，陈述全部问题，并且提请他注意我们在德黑兰的会谈和协议。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6日
5日早晨，比德尔·史密斯和德弗斯路过这里。比德尔告诉我，他和蒙哥马利都认为，在进行“霸王”战役时，最好投入更多的兵力和采取更大的规模，而不要使我们在里维埃拉的登陆的规模，比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以前的想法更为扩大。
他说他准备把这个意见通知艾森豪威尔和你们的三军参谋长们。我一向估计，当司令官们自己亲手处理这个问题时，他们对于计划是会进行修改的，但是这些修改，作为将来的决定的基础，还是很有价值的。你知道，我一直希望，在发动“霸王”战役的最初进攻时所用的兵力，能够比我们以往所谈的兵力更强大些。
根据我所听到的情况，我认为6月的月圆期很可能是实际可行的最早日期。如果司令官们认为那时更有把握，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意。三军参谋长们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是6月1日或者再早一天，而你和我都同意把它更委婉地说成是“在5月间”。我们同约大叔谈话时，从来也没有提到过5月5日，甚至5月8日这样一个日期，而总是对他说大约在20日左右。同时，我们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谈到应当在某个特定的日期将战役进行到某个具体的阶段。如果我们现在接受6月的日期，将它作为最后的定论，我认为不论从哪方面来说，我们都没有对他失去信用。无论如何，战役将在5月间开始，最初采取佯攻并进行猛烈轰炸，我不相信约大叔会那么不讲道理，以致斤斤计较四十八小时的时间。
另一方面，到了6月，约大叔要发动伟大的战役，也将会有更好的基础。我们将展开更猛烈的攻势，而获得胜利的机会也会更大一些。我正通过莱瑟斯向你建议，再派遣一次北极运输船队，如果你们能提供船只和货物，我们可以提供护航的舰只，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定额。
我认为目前还不必同约大叔联系，但是再过几个星期，等艾森豪威尔把他的最后结论送给我们以后，我们当然要把整个问题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其中包括我们对于“铁砧”作战计划的任何修改方案，附以有关的负责将领对于我们的意见的支持。
一星期以后，罗斯福总统对这封重要的电报作了答复，关于电报中涉及的事实，在我们之间没有引起争论。这时他也收到了全面的报告，获悉我们关于安齐奥战役的会议所作出的结论，这些结论都根据这样一个基础，即在必要的情况下，为“霸王”战役所规定的那个较早的日期是可以维持不变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月14日
根据我的理解，我们在德黑兰时，曾同约大叔约定，“霸王”战役将在5月间进行，并且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法国南部以实际上可能集结的最强大的兵力进行登陆，作为支援，而他则答允准备让俄国军队同时在东线发动进攻。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当作出关于推迟这一战役的任何决定，在负责的将领，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逊还没有充分的机会来研究一切的可能性和作出以事实为根据的报告以前，我们当然不应当这样作，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也绝不应当告诉约大叔。
我认为目前讨论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三人对于在德黑兰发表的声明曾经表示同意，从那时到现在，时间才不过一个多月。
我在16日答复说，“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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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迦太基患病以后，到了马拉喀什，身体仍然非常虚弱，感到无精打采。我的绘画用具全都送来了，但是我却无法使用，而且我几乎不能步行。即使天气非常晴朗，在阿特拉斯山脚下，从汽车中出来，蹒跚地走到举行野餐的地方，步行的距离也只限于八十至一百码。每天二十四小时中，我有十八个小时躺在床上。我想不起在任何时候，我的身体像现在这样极度疲乏和虚弱。另一方面，要我躺在床上休息的一切诱惑、劝导、告诫，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强制的办法，都通过最吸引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泰勒的别墅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休息所；人们为了舒适，或是为了奢华的享受，所能提出的一切要求，在这里是应有尽有了。我已经精疲力竭，然而，这里却有最诱人的休养条件，这不仅是和蔼可亲的主人所提供的，而且也是莫兰勋爵、罗斯福总统和战时内阁嘱咐我享受的。尽管如此，事态的发展仍然不可抗拒地继续使我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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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黑兰会议上曾占有重要地位的波兰问题，促使我从迦太基致电艾登。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2月20日
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同波兰人商谈波兰的疆界问题，说明这是根据我本人的愿望，而且如果我不是因为暂时不能参加会谈的话，我一定会亲自同他们商谈的。你应当把我们所拟的方式和地图上在东部大致划定的界线，以及西部包括沃波累区在内的奥得河界线，都告诉他们。这将使他们获得非常可观的一片国土，纵横都有三四百哩，而且海岸线也在一百五十哩以上，即使这条海岸线只从科尼希斯贝克西面开始。波兰人当然应当理解，这些都只是非常笼统的试探性的建议，但是如果他们使这些建议不能实现，那是极不明智的。即使他们不能获得利沃夫，我还是要劝告他们接受这些建议，同时，要他们应当完全信任他们的英美朋友去实现这个计划。你应当对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接收和固守奥得河以东的德国现在的领土，他们就为对俄国采取友好政策和对捷克斯洛伐克保持密切联系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这样他们将对整个欧洲作出贡献。同时这也将使波兰民族有机会获得新生，而其前途将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为光明灿烂。
我们一旦了解到他们接受并同意这些建议以后，就可以同俄国人举行谈判，并设法使这些问题明确肯定下来。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把这个问题完全抛在一边，我就不知道英王陛下政府还能用什么办法为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俄国军队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要越过波兰战前的疆界，因此，使波兰政府获得俄国的友好承认，而且在这以前，就商定的关于战后疆界的解决办法，取得大致的谅解，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我假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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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奈斯总统现在正从莫斯科前往伦敦途中。正像本书各卷所表明的，我同他曾经有过长期的接触。我们应该记得，在1936年，他曾经警告斯大林，苏联的亲德分子正在进行反斯大林的阴谋活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①参阅第一卷，第258页。
无论如何，他同苏联人的关系是非常友好和亲密的。
我邀请他在归国途中，顺道前来马拉喀什看我。他对东欧的政局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关于波兰以及俄国人将对波兰采取什么行动等问题，他的见解是十分重要的。二十多年以来，贝奈斯在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的外长和总统期间，一向是法国的忠实的同盟者和西方国家的朋友，而另一方面，又同斯大林保持着独特的联系。当英法两国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在大战爆发的前夕，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缔结了协定时，贝奈斯成了一个非常孤寂的人，但是后来，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间歇期，希特勒发动了对俄国的进攻，贝奈斯同苏联人休戚相关的命运又重新获得充分的承认。俄国在1938年本来完全可以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无论如何，这两个国家现在都遭受了同样残酷的打击。
我在灿烂的阳光下和马拉喀什寓所的花丛中，同这位相识很久的政治同僚和成熟的欧洲政治家谈话，感到非常愉快。
我在1918年第一次见到贝奈斯时，他正同伟大的马萨里克在一起。马萨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他的儿子为了忠于自己国家的事业而牺牲了生命。贝奈斯现在当然是很乐观的。
我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了我们的谈话经过，内容如下：
1944年1月6日
贝奈斯到这里了，他对于俄国的局势非常乐观。为了设法使波兰人能够通情达理并且同俄国人实现和解，他也许能作出非常有益的贡献，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俄国人的信任。他带来了一幅新地图，上面有约大叔用铅笔划的分界线，表明东部的边界从科尼希斯贝克开始，直到寇松线；在北面，让波兰人获得沃姆惹和比亚威斯托克，但在南面的尖端，却没有伦贝格（利沃夫）。至于他们的西部边界，约大叔提出采取奥得河线，包括沃波累的绝大部分。这就使得波兰人得到一个很好的可住的地方，面积在三百平方哩以上，而沿着波罗的海，则有二百五十哩的海岸线。等到我一回国，我就要竭尽全力使波兰政府同意这个方案或类似的方案。如果他们同意这样办，他们就必须宣布，他们准备接受这样一个义务，即保卫奥得河的外围，以防止德国人再对俄国进行侵略，而且，他们也必须尽一切力量来支持这一解决办法。这是他们对于欧洲各大国的义务，因为这些国家两度拯救过它。
如果我能在2月初办妥这件事，那么，他们再派人去访问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俄国人对贝奈斯是非常照顾的，让他恢复了慕尼黑以前的边界，只是在北面的山脉的一些山顶，由于军事原因，稍加调整，另外在东面有一小块领土是同俄国相连的。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会见贝奈斯总统，我要表示我对他的敬意。他的思想和目标，一贯都在支持奠定西方文明基础的主要原则，并且始终忠于他的祖国的事业。他担任这个国家的首脑已经二十多年。他是行政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一个杰出人物。他知道如何以耐心和毅力来长期忍受困难的处境。他的失败在于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采取断然的决定，因而使他本人和他的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的外交经验过于丰富，同时逐年积累起来的政治机敏性过于强烈，结果反而使他不能看准时机，对胜利或灭亡进行孤注一掷。如果在慕尼黑时期，他曾下令开火，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也许会在对希特勒更为不利的情况下开始，因为希特勒当时还需要费许多时间部署他的军队和装甲车辆。
※ ※ ※
12月间，“自由法国”的负责人逮捕了佩卢东、布瓦松和弗朗丹，我们虽然因为此事同戴高乐将军闹得关系紧张，但我仍然决定设法在回国以前，恢复同他的友好关系。我在元旦邀请他在1月3日到我的别墅来晚餐，并在这里住宿。我说：“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来举行很久以来就感到需要的会谈了。我的妻子也在这里，如果戴高乐夫人愿意陪你同来，我和我的妻子会感到非常高兴。”戴高乐将军显然认为时间过分仓促。我本来应当知道，他在北非期间，除法国的官邸外，是不愿在其他地方住宿的。他推托说，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约会。
因此我就把事情搁下了。但是后来我又听说，他将在1月12日到达马拉喀什，于是我邀请他在那一天来午餐，他接受了。
我们的客人还有达夫·库珀先生和黛安娜夫人、比弗布鲁克勋爵、我国驻当地的领事奈恩先生夫妇。戴高乐将军兴高采烈地来了，用英语同我的妻子寒暄，并且在餐桌上一直说英语。礼尚往来，所以我就说法语了。
午餐后，夫人们出去逛市场，戴高乐和我以及其他的先生们都留在花园里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有许多棘手的问题要同他交涉，我认为如果我说法语，那就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比较轻松一些。奈恩先生事后曾作了一些追记，他在记载中说，“我听见丘吉尔先生用一种令别人完全能听得清楚的声调，操英语和达夫·库珀先生打耳语说，‘我的法语讲得不错吧，是不是？戴高乐将军的英语说得那么流畅，因此他是完全能够听懂我的法语的。’大家听了这些话，由戴高乐将军带头哄笑起来了。首相继续用法语谈话，而非常敏感的戴高乐将军的一切戒心也都消除了，主动地以一种友好合作的态度接受丘吉尔先生的评论。”
评论的范围既广泛而又严肃。为什么他对落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的法国著名人士要进行报复？难道他不了解，他为自己在美国制造了多少困难？罗斯福总统对他是多么气愤？我们大家是多么依赖美国的援助以及他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和其他各种不必要的摩擦，使他自己的任务变得那么复杂？他没有这些大国政府的援助，是无法生存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却又总是有意去触怒这些政府？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为了使事情容易处理起见，我特意把乔治将军从法国请来，为什么他要把乔治将军赶出委员会去？这时，戴高乐说，他已邀请乔治将军担任荣誉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我问他得到了什么答复。他说，“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说这也并不奇怪。戴高乐究竟有没有这种职位让人去担任呢？
但是，一切都很愉快地结束了，最后，戴高乐将军提议，请我参加第二天早晨专为我举行的阅兵式，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于是第二天，戴高乐和我就站在一个小型检阅台上，检阅从我们面前通过的大批法国和摩洛哥的部队。这次阅兵式在马拉喀什这个绿洲上的居民的欢呼声中，持续了一小时之久。
※ ※ ※
由于德黑兰会议而产生的另一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曾经怎样要求分得一部分意大利舰队。而大家对罗斯福总统有这样的印象：他本人在谈话中曾经提到三分之一的数字。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不满意这种提法，他们在和他们的俄国同僚们会谈时常常是用另外的依据。
罗斯福总统因为他个人谈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而感到不安，因此非常坦率地向我说明了整个情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月9日
我曾经告诉过你，哈里曼要求了解，我们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履行我们关于在2月1日将意大利舰只移交苏联的诺言，这样，如果他被问到这件事，就可以同莫洛托夫进行讨论。我告诉他说，我的意图是把俘获的意大利舰只，分配三分之一给苏联，以充实它的作战能力，并且从2月1日起，将可能分配的舰只尽快地移交。
哈里曼后来提醒我说，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只是重申苏联最初在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即战列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准备在俄国北部沿海使用，商船四万吨，将在黑海使用］，不论在莫斯科或德黑兰，都没有提到俄国人要求获得额外的船只，使总数达到被俘获的舰只的三分之一。因此，哈里曼认为，我12月21日给他的电报只是为了向他提供情况，所以，他没有和莫洛托夫讨论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
哈里曼也强调，履行我们关于移交这些舰只的诺言是极端重要的。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不履行诺言，或者采取拖延办法，只能引起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的猜疑，即我们是否会坚决地执行我们在德黑兰承担的其他义务。
另一方面，三军参谋长们对于这种移交却提出了许多的反对意见，其根据是，这一行动对于准备进行的战役可能发生的影响。他们担心，这种做法会失去意大利海军和陆军同我们的合作，同时他们会把我们需要用于“铁砧”和“霸王”战役的许多重要的舰只凿沉或者进行破坏活动。他们预见到，这种做法目前对于俄国的作战能力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利益，因为这些军舰目前非常不适于在北方的海洋航行，而黑海又不对商船开放。
经过修改的协定［由海军上将坎宁安负责谈判］中的一些规定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这些规定使联合国家有权在它们认为合宜的情况下，处理任何一部分或全部的意大利舰只。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获得并保持我们盟国的信任，而且我认为我们应当作出一切实际的努力，以便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使苏联要求的意大利舰只，从2月1日左右开始能够移交给他们。
如果我们对约大叔说明，我们的参谋长们认为这件事对于“霸王”和“铁砧”战役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提议延期到发动“霸王”和“铁砧”战役以后再把意大利舰只移交给他，你认为这样做是否明智？鉴于英国目前指挥地中海战场，同时为了使我们在准备采取的行动方面，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我特别渴望听取你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任何一方要采取单独的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你会同意这一点，即我们不应当推翻我们对约大叔讲过的话。
这封电报的含意不十分清楚。我同意我们在10月的协定中所提到的舰只，但是不同意“三分之一”这种比较笼统的措辞，因此，我答复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9日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就是关于舰只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对斯大林失去信用。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同艾登就这个问题交换信件，并且希望在一两天内，能向你提出一项建议，以便你我二人联名发出电报。
我本人完全同意大西洋两岸的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我认为立即移交这些意大利舰只，对于意大利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会产生非常有害的结果，因为这些舰只曾经坚决地驶往马耳他岛，主动地听候我们处理。在整个1943年中，我的目的不仅要使意大利投降，而且要使它在战争的进行方面以及将来解决欧洲问题方面，都能参加我们这一边。因此，我准备敦促战时内阁和海军部让英国作出重大的牺牲，把若干艘英国舰只提供给俄国，而不要在目前这个时刻刺伤意大利人的心，因为根据我的看法，现在刺伤意大利人将会给未来造成不良后果。我和国内函电往来频繁，我确实非常高兴地了解到，我在国内的同僚和三军参谋长们对于我的意见完全同意。由于美国承担了太平洋战争的全部重担，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作出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这时无论在地中海，或者由于击沉了“沙恩霍斯特”号而在国内和北极的海域，都有充分的海军力量。我和国内的朋友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立即将下列建议送达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16日
我记得很清楚，在德黑兰时，丝毫没有提到“三分之一”，而只是答允接受俄国人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将战列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和商船四万吨移交给他们。
2．另一方面，三军参谋长们提到的主要困难，也是确凿的，我想斯大林一旦相信了我们的意图和诚意以后，就很可能让我们以最圆满和最迅速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
3．因此，我建议我们现在联名对他说明下列事实。
“（1）……联合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如果目前要实际执行移交，或者对意大利人透露此事，那将危及我们三国的利益。但是，倘若你经过充分的考虑以后仍然希望我们继续进行，我们将同巴多格利奥进行秘密交涉，以便完成必要的安排。……这些安排必须根据这样的原则，即选定的意大利舰只，应当驶往适当的盟国港口，然后由俄国的船员接收，驶往俄国北方的港口，因为现在只有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而且只有在那里才能进行任何必要的装备。
“（2）然而，我们深刻了解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因此决定提出下列变通办法：
“英国战列舰‘皇家君主’号，最近已在美国重新装备完毕。它装有可供各种大炮使用的雷达。英国还有一艘巡洋舰可供使用。英王陛下政府方面同意苏联船员于2月间在英国港口接收这些舰只，驶往俄国北部港口。然后，你们可以进行必要的改装以适应北极的情况。这些舰只暂时作为租借而移交给苏联政府，并且悬挂苏联旗帜，直到在不影响军事行动的情况下，能够安排意大利舰只的移交事宜时为止。
“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们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好转，而且达达尼尔海峡能够开放，这些舰只，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黑海驶行。我们希望你们能很仔细地考虑这个变通办法，我们认为这个办法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第一个建议要优越得多。”
4．如果你们能提供巡洋舰而不要我们做法，那么我们就感到轻松了。关于八艘驱逐舰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也许你们能满足这个需要。否则，我们只好说，在进行“霸王”和“铁砧”战役以前，我们绝对无法供应。至于四万吨商船，我认为由于你们有大量的储备，而且船舶沉没的情况又大为好转，也许你们能满足这些要求，但是我们愿意承担一半的负担。
5．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能考虑所有这些可能性，并且让我了解你的意见。据我看，斯大林会因为这种慷慨的建议而留下良好的印象。无论如何，这表示我们的信用和善意。我怀疑在我们向他提出这个变通办法以后，他还会坚持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提出意大利舰只的问题，但是我们总算采取了正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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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个变通办法。美国人负责提供一艘巡洋舰，于是，我们就按照我所建议的方式，在1月23日，由罗斯福总统和我联名发出电报，将整个问题基本上按照我的建议提交斯大林。我们后来收到了斯大林的复电，内容如下：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29日
由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两位签署的、关于移交意大利舰只以便苏联使用的联合电文，已于1月23日收到。
我必须说明，自从我在德黑兰提出将意大利舰只于1944年1月底移交苏联的这一问题，获得你们共同的肯定答复以后，我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并且从来没有想到事后还要重新考虑我们三人共同作出、并已同意的决定。同时因为我们当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只需同意大利人谈定，我就更以为毫无问题了。现在我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甚至根本没有向意大利人提到这一问题。
为了不把这个问题弄得复杂化（在我们反对德国人的共同斗争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苏联政府准备接受你们的建议：
在英国的港口派遣战列舰“皇家君主”号及巡洋舰一艘前往苏联；由苏联海军最高指挥部暂时使用这些舰只，直到适当的意大利舰只能够移交给苏联时为止。同样，我们也准备从美英两国接收四万吨的商船，供我们使用，直到相等吨位的意大利船只移交给我们时为止。此事不应再有拖延，所有上述舰只都应在2月份移交给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你们的复文中，并没有提到将意大利的驱逐舰八艘和潜艇四艘于1月底移交苏联的问题，而这项移交是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两位在德黑兰同意了的。现在对于苏联来说，驱逐舰和潜艇的问题极端重要，没有驱逐舰和潜艇，移交战列舰一艘和巡洋舰一艘就没有什么意义。你们自己都很了解，没有驱逐舰护送，巡洋舰和战列舰都是无能为力的。现在意大利的全部舰队既然都在你们控制之下，要执行德黑兰所采取的决定，从舰队中选出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供苏联使用，应该是没有困难的。我也同意用同样数目的英美驱逐舰和潜艇代替意大利的驱逐舰和潜艇，移交苏联使用。还有，移交驱逐舰和潜艇的问题也不能拖延，而必须与移交战列舰和巡洋舰同时一并解决，这是我们在德黑兰已经具体决定了的。
最后，这个问题还是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了，尽管我们和我们的苏联盟国交换了不少函电，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是令人不甚愉快的。“皇家君主”号和美国巡洋舰按照原来的建议移交给苏联了。关于驱逐舰，不可避免地必须延期到“霸王”战役完成后才能移交。为了使俄国人容易接受这种安排，海军部从我们现代化的潜艇中拨出四艘借给他们使用。正如人们所了解的，苏联人在战后很守信用，把这些舰只归还了我们，然后我们又作好安排，按照有关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式，将意大利舰队的一部分舰只移交给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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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很希望在这个愉快的休养所中再休息两个星期，而且大家也极力劝说，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在对安齐奥展开突击以前赶回国内。我于1月14日，在十分理想的气候条件下，飞到直布罗陀，“英王乔治五世”号正在那里等着我。当天下午，我很早就到了，再度前往女修道院。①已经就任地中海最高统帅的威尔逊将军和海军总司令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都从阿尔及尔乘飞机到达那里。我们对于大家共同为之努力的重大军事行动，进行了焦急的然而却很乐观的谈话。15日，我就同我们一行中的其他人士会合，他们已经登上了“英王乔治五世”号。这艘军舰驶出阿尔赫西拉斯湾，进入辽阔的大西洋，然后前往普利茅斯。这次安适的航行结束后，我们受到了战时内阁阁员和三军参谋长们的欢迎，他们见我归来，确实十分高兴。我离开英国两个多月了，他们为了我的病和我的活动，经常担心着急。现在真的到家了。我对于所有这些忠实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都非常感激。
①参阅第四卷，第7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