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成就最杰出的人物，就是汉武帝。这位君主享受了一段超长的统治期；在十六岁时，他登上了皇位，并执政了五十三年（前140—前87）。他天生具有惊人的能量及超凡的活力，并且从未想过保留自己的精力。有人发现，就像早先亚述的国王们一样，他曾在大草原上将野兽困住穷追，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在乎带给随从们的巨大惊恐。汉武帝是个智力非凡之人，满脑子都是大胆且独创的想法，以及对独裁统治的钟爱。不过，他也懂得明智地倾听他人的观点。因此，在其统治初期，汉武帝就将一批儒家文士拉拢到自己身边，并开诚布公地征求他们的建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专治统治，学者文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一种高傲的反对立场，这种态度导致了秦始皇的“禁书”，也激起了刘邦的嘲讽。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汉武帝给予他们的偏爱呢？武帝此人，似乎整合了秦始皇强烈的专制主义脾性和汉代缔造者的政治现实主义了？当然，没人不太可能被文人学士们孜孜不倦捍卫的乌托邦理论所吸引。答案在于，他们不知不觉地为反对贵族制度的政策效力。文人学者阶层，开始呈现出了未来官僚阶层的雏形，使皇帝有可能在与地主贵族及由皇族构成的新兴封建阶层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者是长久以来朝廷许可发展的。为了将这些贵族降低成完全名义上的荣誉职位，汉武帝用一个文官政府取代了这些人，这个政府的组成人员，是那些因其知识而出名之人的子弟。以同样的方式，他又在军队中用出身卑微的军官取代了他们。通过这些变革，未来的官僚阶层，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能够实现其“平天下”之重任。而且，武帝采取了激进措施，志在削减封建领地的重要性。他装出关心年幼孩子的姿态，迫使诸王将自己的封地不加区别地传给所有的儿子，对长子并不给予特别照顾。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这种平均主义法规，像拿破仑法典一样，打破、削弱甚至根除了强大的封建领地。
汉武帝
在其外交政策上，武帝采用的手段，是征服他那个时代亚洲为人所知的地区。行动首先从占领上亚细亚的开始。
从汉朝的长城到西伯利亚森林，上亚细亚在匈奴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是我们中世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其多个部落分享了蒙古高原，既包括位于东部戈壁北面的蒙古地区——被称为“外蒙古”，也包含沿戈壁南部边缘伸展的大草原——以“内蒙古”而闻名。畜群是游牧民族的唯一财富，他们带着自己的牲畜不断迁移，以寻找新的牧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要扎营，支起圆顶帐篷作为临时住所，正如五世纪的拉丁文作者描述的那样，他们已经出现在了古老的中国史书之中，并以类似的方式被解读为纯粹的野蛮人：他们的头大得离谱，他们的特征模糊，但眼睛却如烧红的黑炭；他们有宽阔的胸膛，以便抵御戈壁冰冷的夜晚及灼热的白昼，因为长时间骑马，他们的双腿成了罗圈；他们生来就是无与伦比的骑手和弓箭手，对北部边陲——河北、山西和陕西三省北部——的汉人农夫来说，这些人是最可怕的邻居。当干旱耗竭了水窖，晒干了草原的牧草，匈奴人的牲畜面临死亡，他们就会袭击汉人的农田。匈奴人会意想不到地出现，抢劫杀戮，并在汉朝卫戍部队有时间集结兵力之前，沿着广阔的沙漠空地再次消失。
在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之前，汉武帝筹划了一个“天下”策略。中亚的另一端，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高原上，生活着另一些游牧民族，他们可能是斯基台人（Scythian）。在早期时候，匈奴人将他们赶出了戈壁。武帝派出了一个使节，在索格狄那亚（Sogdiana）和大夏（Bactria）的边界处，也就是说，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希腊人于这一地区建立的诸王国之入口上。武帝建议斯基台人可以从西部进攻匈奴，而他自己则经由蒙古发动攻势。当这一提议被拒绝之后，武帝开始单独行动。公元前128年，他的将军卫青——一位昔日的马夫，作为弓箭手和骑手，他可以与匈奴人本身一较高下——沿着蒙古戈壁实施了一次“反袭击”，最远渗透到了翁金（Ongun）河，令敌人大为震惊，“斩首”七百余人。这种“逆袭”战术，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有军事殖民地的创造作为补充。这些驻屯士兵的营地，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军事前哨，同样是为了保护边界——同时也以牺牲匈奴草原为前提，保护汉人的可耕地。这些屯驻点为黄河的大河套充当了警戒，如此一来，就把被河套圈进帝国边缘的戈壁地区，包含在了汉朝本土的自然边境之内。这就是鄂尔多斯高原，在中原衰落之时，这里一直充当了游牧民族的兵力汇聚点，供他们从此侵略北方各省。
卫青
卫青的外甥霍去病，是一位甚至比舅舅更了不起的英雄。当大概仅有二十岁之时，他就仿照匈奴模式重组了汉朝的轻骑兵。公元前121年，他率领一万骑兵，将匈奴赶出了甘肃东部，此地为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公元前119年，他和卫青一道，带着五万骑兵，完成了一次对外蒙古势不可当的攻击。卫青率领左路纵队，直插翁金河下游，通过突然袭击抓获了匈奴单于。在戈壁的一场风暴里，大风将沙子吹入蛮族军队的眼中，导致了他们的溃败。霍去病率领右路军，穿过整个东戈壁，到达了吐拉（Tola）河上游，直抵杭爱（Khangai）山脉。在这里俘虏八十名匈奴将领之后，他举行了庄严的祭神仪式，以象征汉人用武力占领外蒙古。回到中国之后不久（公元前117），这位年轻将军就去世了。他的坟墓位于长安附近的咸阳，在坟茔上方竖立着一尊巨大的雕像，表现的是一匹中国战马，将一个蛮夷踩在脚下。
霍去病墓
但是，汉朝对上蒙古未开化荒地的远征，只不过是一些惩罚或预防性的攻势。而在中亚方向，中国人更为偏爱。那里，即今天的新疆，民众过的是定居生活，正如最近一次考古发现所显示的，他们属于印欧语系。沿着塔里木盆地南北两弧分布的绿洲，是骆驼商队的天然必经之地，正是这些线路将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联系起来了。早在公元前108年，武帝的将军们，就将汉朝的宗主权强加给了这一地区的两处主要绿洲，即罗布泊和吐鲁番。公元前102年，一位中国将领李广利，在一次空前大胆的行军中，率领六万人一直打到了费尔干纳（Ferghana，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来到了今天土库曼斯坦的门户。这次远征的目标有重大意义。尽管霍去病、卫青等都取得了显赫的功绩，但面对令人生畏的匈奴骑兵，汉军还是处于下风。匈奴人天生就是骑手，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战斗力及耐性都独特超群的小蒙古马。汉人中没有这样优秀的骑手，而且不得不依靠一种高度类似，但强壮程度却差得多的马匹。如今，波斯、河中（Transoxiana）与费尔干纳都是这种阿拉伯战马的产地，此马类似当今的英国阿拉伯马，就是其品质被希腊历史学家赞不绝口的“尼西亚牡马”（Nicaean stallions）。正是为了得到这种战马，并在马背上赢得对匈奴人的压倒性优势，公元前102年，汉朝强迫费尔干纳每年献上一定数量的种马作为岁贡。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一事件在艺术史上也留下了痕迹。因为，汉代墓葬中的浅浮雕，主要描绘的就是古代矮小肥壮的中原马，这是一种小型的佩尔什马，有着肥大的臀部和胸部。而在中国和韩国发现的同一时期的赤陶雕像，展示了一种有更精致线条、更接近希腊风格的骏马，毫无疑问，它们正是公元前102年从河中引进的。
与此同时，在蒙古地区，匈奴人依然没有被打垮，到了武帝统治的末期，汉朝人有理由为他们在这方面的过度自信而懊悔。公元前99年，一位年轻的汉人将军李陵，率领一支五千人的步兵纵队从长城出发，深入到了蒙古的心脏地带。他离开中原，取道额济纳河，深入戈壁，向北行军直抵翁金河与杭爱山脉。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被匈奴骑兵包围，环骑的弓箭手把他的小股士兵射得千疮百孔。李陵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他斩杀了士兵们藏匿在运货车中、拖慢了行军步伐的所有女子，并开始撤退。他们被追赶的骑兵一再骚扰。在损失了三分之一有效力量，用光了所有箭支，并抛弃了辎重之后，在距离边境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他们被困在了一处峡谷中。当天夜里，匈奴人滚下了无数石块，砸向他的手下。只有四千汉人设法逃出。剩下的所有人，包括不谨慎的李陵本人，都被俘虏。
尽管武帝听到这些消息时感到震惊和愤怒，但这无论如何也无法同降临到罗马大将瓦卢斯（Varus）头上的灾难相提并论。边境的安全并没有危如累卵。最坏的也不过是眼下放弃了在蒙古的反袭击举措。这一插曲最严重的后果是，它充当了儒家文人反对军备扩张政策的一个口实。“国虽大，好战必亡……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毙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纵观中国历史，我们能发现中国文士不少这样的慷慨陈词，它们代表了官僚阶层千古不变的信念，这些教条最终压倒了古代中国的尚武气质。军职被视为下等职业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因为它被文士所轻视，这些人的乌托邦和平主义，将无法使任何先发制人的战争成为可能。
对诸如汉武帝这样的统治者来讲，这些滔滔雄辩几无作用。这位皇帝并不仅仅满足于在中亚描绘汉人扩张的图景，而是要完成一项甚至更加重要的工作，即最终吞并华南。
我们已经看到，在古时候，中国的领土仅限于华北和华中，也就是黄河谷地，以及长江流域的北部。华南依旧与印度支那处在同一个类别，是一处化外之地，一个山岭之国，或者至少是遍布森林的丘陵，与远古中国那低洼的冲积平原和黄土高原反差强烈。正如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秦始皇是这方面的先驱，是第一个对南进运动给予明确推动的人。他发起的巡视之旅，向南最远到达了长沙（今天湖南的中心城市），随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占领广东地区。不过，始皇死后，军队首领宣布了他们的独立，在广东建立了一个汉人王国，并将今天东京湾的安南人纳入其控制之下。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中止了这种分裂，广东从此明确地纳入了中国版图，在历史进程中，这一事件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在次年，他同样取得了对浙江省（在上海以南）的控制权。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片新的但依旧处于殖民期的中原，在许久之后，即大入侵时期，将成为真正的中原，这个帝国最后的堡垒，那么，这起兼并的意义就丝毫不逊于前者。最后，在东北，汉武帝于韩国部分地区确立了中国的支配权，在东南，他控制了安南国，在当时，该国包括东京湾及北部诸省，向南最远到达了顺化。
汉武帝的成就可以总结如下。在国内，文人学士之支持，以及最后的封建地主之没落，给中国的专制统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本土的边界得以确定，它们向南延伸到了浙江和广东的港口。在国外，中华帝国的历史版图同样穿过中亚，划到了突厥西部，穿过朝鲜半岛直到首尔的高地，并穿过印度支那到达顺化近郊。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依旧为“大汉之子”的名号而自豪的话，这确实是因为这位伟大皇帝，他从公元前140年到前87年在位。正是在这一时期，马略（Marius）和苏拉（Sulla）确立了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支配权。武帝的军队在中亚和东亚建立了“中国治下的和平”，这是“罗马治下的和平”在远东之对等物。
汉宣帝
重启这位伟大君主工作的下一位皇帝，是武帝的曾孙宣帝，他于公元前73到前49年在位。这位头脑清楚的皇子有机会认识到文士的颠覆性倾向——他们是专业的和平主义者，汉人扩张暗地里的反对者。
“汉家，”宣帝有一次曾宣告，“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对中亚的征服仍在继续。在宣帝统治下，中原军队占领了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战略据点，包括吐鲁番、焉耆和莎车。在北方，汉朝的政策获得了决定性胜利。通过煽动两位相互竞争的王位觊觎者之争斗，汉朝设法挑起了匈奴帝国的一场分裂。其中一位竞争者，注定会获得蒙古的控制权，他试图寻求汉朝的帮助。此人成了一名诸侯，在公元前51年（尤利乌斯·恺撒在此年最终征服了高卢），来到长安的皇宫，在宣帝面前“磕头”（将脑袋磕在地面上，以显示屈服和尊重）。被他赶走的竞争对手，跑到了西突厥斯坦的大草原上，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建立了一个新的匈奴王国。但是在公元前35年，一支中原军队搜寻到了此人，奇袭了他的营地，并砍下了其首级。这一大胆举措阻止了西部匈奴人的扩张，而且，顺便说一下，这无疑挽救了欧洲四百多年。直到公元437年，同样的匈奴人才在阿提拉（Attila）家族周围重新集结，再一次开始了他们横贯日尔曼和罗马世界的征服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