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西于1376年4月到达英格兰，正值由王室大臣组成的议会发起第一次弹劾，英格兰人的不满达到危急关头。在这个被称为“善良议会”（Good Parliament）的历史时期，君主政体发现，它已经榨干了民众对一个既不能在战争中获胜也不能终止战争的政府的最后一点儿信任。
在布鲁日未能达成和平协议之举将民众对腐败的王室官员、一场无利可图的战争、军事上的处置失当、对百姓缴纳的税金的浪费或挪用的憎恨带至了巅峰。20年前导致法国第三等级向君主政体发起挑战的也正是这些弊端。当英格兰王室需要一笔新的援助资金来为一年后休战协议结束时的预期结果做准备时，这些弊端找到了同样的机会来呈现自己。议会将于4月举行会议，随着议会成员的聚集，伦敦四处回响着“民众沸沸扬扬的抱怨之声”。
库西之主及夫人到达时，在宫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环绕着王室家族的愤怒与危机之中，其焦点是伊莎贝拉的兄弟冈特的约翰（又名兰开斯特公爵）。由于太子重病缠身，国王年老体衰，他便取代了他们，成为王室政府的关键人物，如今则成了诸事都在走下坡路的众矢之的。
74名各郡骑士和60名城镇议会成员组成了善良议会的下议院。他们在得到了领主们的某种支持的情况下行事，要求只有在修正了146种不平状况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提供新的援助资金。他们最主要的要求是解雇贪赃枉法的大臣，并摒弃国王的情妇，人们普遍认为她既贪赃枉法，同时还是个女巫。除此之外，他们还希望议会每年都召开一次，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而非由国王任命，并且列出长长的对专横行径和不良政府的制约清单。他们的两种最强烈的不满不是直接针对政府，而是针对外国教会等级制度的滥用，以及一个日益不顺从和无秩序的劳工阶层的要求。这两个问题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将导致与罗马的最终决裂，一个则将很快地导致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
库西所知道的那个在普瓦捷会战后名声大振、意气风发而又喜气洋洋的英格兰已经令人悲哀地变得心怀不满。征服的快乐和赎金带来的财富如同过眼云烟，旺健的精力和自信沉入了争吵与轻佻之中，曾经得到扩展的帝国大幅萎缩，英格兰舰队被可耻地扫出了英吉利海峡，边境上好斗的苏格兰人（爱德华与他们的作战时间甚至比与法国人的作战时间还要长）一如既往地未得到抑制。英格兰的英雄们——兰开斯特的亨利、尚多斯、威尔士亲王——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行将死去；善良的王后被一个妓女所取代，人们相信，此女通过一位擅长妖术的行乞修道士的魔法恢复了国王的性能力，并借此树立了自己对国王的驾驭权。曾经在克雷西从风车处俯瞰胜利的精力充沛的爱德华现在成了个呆头呆脑、糊里糊涂的老朽之人，“头脑还赶不上一个8岁孩童”。成功的高潮已转向衰落，而每种损失都要以中断的贸易和重复的赋税为代价。一个由50年无休止的战争构成的王朝，在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枉费努力和治理不当的感觉中走向了终点。
英格兰现在也感染了战争曾在欧洲大陆传播的那种无法无天。带着掠夺之习性而不再有掠夺之果实的士兵重返家园，形成了小团伙，以打家劫舍为生，或是充当起领主和骑士的仆人，而这些领主和骑士发现，自己的领地因为黑死病而变得赤贫。从爱德华初次登陆时对卡昂的掠夺到在阿尔高的袭击，整整一代人都已经对抢劫习以为常，在家乡极易旧病复发。根据议会中的一种抱怨，有时，以一名骑士为首的由士兵和弓箭手构成的连队“在英格兰各处纵横驰骋”，夺取庄园和土地的所有权，强奸妇女和少女，并将她们带入陌生的国家，“因为人们拥有妻子和财产而痛打、殴伤和杀死他们”，将他们抓为俘虏索要赎金，“有时因犯事而来到法官面前，却一副派头十足的模样，借此恐吓法官，使他们没有胆量依法办事”。他们寻衅滋事，“为非作歹，令人生畏”，从而使王国陷入极大的困境，“给百姓带来极大的伤害和苦况”。王室法官没有严肃努力地管束他们，因为国王所依靠的军事力量正是要为此混乱负责的上述贵族们。
由此带来的司法的破坏是令下议院感到愤慨的一个主因。在最早于1377年出现的《农夫皮尔斯之幻想》（The Vision of Piers Plowman）中，“和平”（Peace）形象向化身为国王的一个官员的“不义”（Wrong）发出反对请愿，这个官员抢走了“和平”的马匹和谷物，让国王的国库去付账，“和平”抱怨说，他不能起诉此人，因为“他豢养着自己的手下，以便来杀我本人”。秘而不宣的违法行为同样与日俱增。同情下议院的罗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Rochester）问道：“告诉我，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杀人犯和盗贼通常都要被处以绞刑，而在英格兰，却有那么多的强盗逍遥法外？在英格兰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杀人犯，到处都是嗜血成性者的足迹。”
由于人口的减少，自由农民提出了更高的工资要求，而由此导致的他们的非法化使他们不断与法律产生冲突。在一个因循守旧的世界中，“劳工法令”依然牢牢地抓着瘟疫前的工资水平不放，无视供求关系的现实。由于不允许为更好的待遇而更换雇主的条款不可能得到实施，所以处罚不断加重。抓不到的违反者被宣布为逃犯——并被判决为违法。自由农民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背井离乡，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对他们的处决便无法执行。他们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若能找到工钱高的日常工作就工作，若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便重新变成盗贼或乞丐，打破了社会的束缚，生活在对权威的传统憎恨中，就如罗宾汉（Robin Hood）对诺丁汉司法长官的那种憎恨。
正是在这个时候，罗宾汉的传奇故事在民众中广为流传，但下议院的乡绅和强硬的商人除外，他们愤愤不平地抱怨劳工和仆人如何“出于极大的恶意”随意跑路，“若是他们的主人因为服务不周而责备他们或根据既有的状态付给他们工钱，他们便如何突然扔下职责跑掉，或是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过一种不道德的生活，两三个人一伙地去抢劫朴实乡村中的穷人”。
为了让他们留在土地上，领主们做出了许多让步，城镇也欢迎流浪者来填补工匠的短缺，所以他们变得好斗而独立。在朗兰看来，当他们家财兴旺时，他们最义愤填膺，最具煽动性，对待食物最傲慢骄横。“他们不会屈尊地吃隔夜的蔬菜……不值钱的麦芽酒入不了他们的尊口，一片培根也不成”，他们更喜欢吃刚出锅的肉食和炸鱼，“让他们冰冷的胃变得热乎乎的”。他们与农奴和工匠联合起来，学会了结盟与罢工的策略，联手对抗雇主，捐钱进行“共同防御”，“聚集起来举行大规模非法集会，一致达成这样的共识：人人都应该为其他人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使他们反对自己的领主。”准备反抗压迫的一代人正在形成。
黑死病于1374年至1375年以曾加速了库西离开伦巴第的同一种流行病形式的回归更使户口稀少，税收锐减。这次复发开始对人口的减少产生累积效应，正如它们对该世纪日益加深的阴郁产生的累积效应一样。在1379年的人头税中，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4个村庄被记录为无人回应；在诺福克郡（Norfolk），在6个世纪以后，5座可在一日之内相互探访的教堂仍旧阒无人迹地默默伫立在14世纪被抛弃的村庄所在地。可是，像以前一样，死亡率是不稳定的，也不乏渴求土地的次子、穷亲戚和没有土地的租客准备接管无主的财产，使土地得到耕种。
宗教方面的不安定也在扰乱公众的头脑，在一位牛津神学专家和传教士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从历史的望远镜望去，他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英格兰人。对于整个欧洲而言，教会的物质主义及其代表的庸俗世故已是种见怪不怪的古老抱怨，但它们在英格兰却因对一位外国教皇的敌意而锐化。像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人们深切地渴望脱离与教会的关系，廓清被所有那些金钱、费用、捐助和贡献搅得一团混乱的通向上帝的道路。在威克利夫看来，英格兰新教教义的政治和精神世系走到了一起，并被融合成了一种哲学和一种程序。
威克利夫在36岁时是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的一名教师，他通过其鼓动人心的讲道挑起了反教权主义，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世俗对精神权威的问题上，他将帕多瓦的马西略和奥卡姆的威廉的危险思想更推进一步，在英格兰与凌驾于国王宫廷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教廷法律的抗争中，以及与向教廷纳税的抗争中，都占了上风。作为国王在14世纪60年代的专职教士，他在教会与国家之关系问题上形成了对政府很有吸引力的观念。1374年，他充当了国王的使节，试图与教皇达成一种解决方案。
在库西来访的那一年，威克利夫将自己的论点以一篇名为“De Civili Dominio”（《论民权》）的论文的形式隐喻性地钉在了门上，该论文提出的观点简直就是要剥夺教会的世俗财产，将神职人员排除在俗世政府之外。他认为，所有的权威都源于上帝，而世俗事务只属于公民政权。通过符合逻辑的主次关系，凭借处处提及行乞修道士那“令人作呕的教团”和等级制度那“头上长角的魔鬼”的声色俱厉的慷慨陈词，他的理论很快便使他走向了一种激进的命题：神职人员不应当再充当人与上帝之间的必要中介。
威克利夫的特殊成就将是对国家利益和民众情感的共同表达。数十年来，议会一直在苦恼地抱怨如傲慢的红衣主教塔列朗·德佩里戈尔之流的富裕的有俸圣职的外国把持者从英格兰收取的收入。其数额据说是王室收入的两倍，而教会在英格兰的财产据估计占了该王国1/3的土地。冒充者出售教皇授权信的行为泛滥成灾，它因一种伪造教皇封印的常规业务而得到扩展。神职人员可免于民事审判的特权使世俗原告得不到赔偿，这是另一个憎恨原因。最为重要的是，人们会留意不胜任的教士。如果一个牧师可以从管区主教处获得纳妾的许可，那么他又怎么能够比普通罪犯更易接近上帝呢？教士的脆弱易感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当一个男子承认通奸时，忏悔牧师不得询问其通奸者的姓名，以免他本人有可能会利用她的弱点。
教区牧师的唯利是图（如果不是好色的话）通常是他报酬不高的结果，这导致了他出售自己服务的必要性，就连领圣餐仪式都有可能被扣住不举行，除非领圣餐者出价购买，这成了此仪式的一个笑柄。据说犹大为了30个银币出卖了基督的肉体，现在，牧师们每天都在这么做，只为了换取一个便士。人们还抱怨教士们举止轻浮：主教申斥教区牧师，因为他们从上层唱诗班座位上将滴下的蜡烛油洒在下一层牧师的头上，或是对神圣的宗教仪式进行“令人生厌的”拙劣模仿，“目的是激起笑声，也许还想造成不和”。1367年，在俗的神职人员因穿着带有皮毛或丝绸衬里的长袖短款紧身上衣，戴价格不菲的戒指和腰带，拿刺绣钱包，佩类似于剑的刀子，穿色彩鲜艳的靴子，甚至穿那种有长切口的、翘曲的尖头鞋子这一魔鬼的标志而受到指责。
贵族家庭出身的重要的高级教士像他们的世俗同伴一样不可一世，让自己的随从人员穿统一的制服，带着侍卫、书记、猎鹰管理员、马夫、信使、听差、厨子、运货马车夫和搬运工出行。朗兰写道，慈善离他们而去；神圣教会的主教曾经把基督的遗产分发给穷困者，“可现在贪婪在负责掌管钥匙”；慈善曾经见诸“一个行乞修道士的僧衣之上，但那要远远地追溯到圣方济各活着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诗人约翰·高尔（John Gower）代表“所有基督徒民众”说话，揭发缺席的牧师、通过收取有钱的通奸者的贿赂来增加自己的高收入的主教，以及戴着红帽子的傲慢无礼的红衣主教，他们的帽子“好似向阳开放的深红色玫瑰，但那种红是令人感到羞愧的骄傲的颜色”。
当威克利夫从公然抨击这样的牧师达到否定神职人员本身对于救赎之必要性的程度时，他就会动摇教会的基础及其作为基督的阐释者的角色。从那个意义上看，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否定圣餐变体的异端邪说，因为若是没有了那种非凡的力量，牧师们就不能将面包和葡萄酒变成基督的真身和血液。从那一点开始，其他问题接踵而至——无必要的教皇，对开除教籍的抵制，忏悔，朝圣，对神圣遗物和圣徒的崇拜，特赦，积德行善。这一切都将被威克利夫的扫帚一扫而光。
作为替代，他提供了由其弟子翻译成英语的《圣经》，它也许能将宗教以一种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带给他们，而无须牧师及其毫无意义的拉丁语打油诗。宗教改革者的其他举动不可能比此举更深刻地切入了千年以来既有的基督教教会的核心部位，不过这还要等上几年。在70年代，被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y，源于适用于佛兰德神秘主义者的一个词语，意为“说话含糊不清的人”）的异议运动正蓄势待发。虽然罗拉德派在普通民众和下层教士中最为盛行，但它也会在骑士和一些憎恨教士执掌政治大权的大贵族中传播。索尔兹伯里伯爵将所有的圣徒塑像都从自己的礼拜堂中搬走，得到了“偶像的戏弄者、圣礼的嘲笑者”的名号，还有另外一些人被称为“戴帽骑士”，当圣餐用面包被人携带着穿过街道时，他们拒绝向其脱帽致敬。
威克利夫的观念与王室的需要如同剑与鞘般相契相合，这也解释了使他成为冈特的约翰的专宠的奇怪联盟。他的剥夺教会所获捐赠的理论坚持认为，贵族可以重新拥有其祖先遗赠给教会的土地，这一理论为冈特想要掠夺富裕教士集团的渴望奠定了教义基础。亨利八世在一个半世纪以后成功完成的事情，1376年时就已经出现在冈特的约翰的脑海中。与此同时，英格兰正在失去位于法国的领土，而身为教士的大臣、温彻斯特主教威克姆的威廉（William of Wykeham）及其同样在政府任职的教士同伴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法国领土之失也就成了将他们逐出政府部门的理由。议会中的领主们于1371年决定，从此以后，只有“能够在国王的法庭上为其不端行为负责的”世俗之人才可就任大臣、司库、财政部负责人和枢密院书记等职。
法国的逆流并未因这种改变而得到遏制。商人和拥有土地的贵族绅士不满于看到以税收的形式从自己手中挤出的钱财被兰开斯特公爵及其随员在布鲁日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大肆挥霍。据因兰开斯特的反教士政策而对其怀恨在心的圣奥尔本斯（St. Albans）的苛刻僧侣托马斯·沃尔辛厄姆所说，使节们将时间花在“狂欢……纵酒和跳舞上”，花去了两万英镑。如果沃尔辛厄姆的《英格兰编年史》（Chronicon Angliae）因其基本精神而受到怀疑的话，其有关一个纷乱时期的生动记述仍是弥足珍贵的。
人们的忠诚也因供食——即国王在旅行时占用道路任意一边方圆数英里之地的物资供应的权利，以及军队的物资供应——而遭遇了严峻的考验。供食者“抓捕正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人和马……正在犁地的阉牛”，使得在国王靠近时，“人们发出悲叹和抱怨之声”。负责军事组织的贵族从战争契约中牟取暴利，就如王室供食者和书记员从国库资金中支取报酬一样。驻扎在海岸城镇等待渡海的军队令这些城镇苦不堪言。贸易因船只的破坏而衰退，赎金不再源源不断地流入以滋养经济，而流入的赎金也为王室所控制，用以支付英格兰军队的费用和释放英格兰战俘。分期支付的法王让的赎金在查理国王因重启战争而停止支付时，只支付了总额的3/5，实际上，查理还要求退还这笔钱用作赔偿。到现在，英格兰因为战争而变得越来越贫穷，而非越来越富裕。
当议会于1376年开会时，只作为一种为批准税收而设的临时性机构的下议院自己团结起来采取了政治行动。它首先通过与封建领主的结盟来寻求力量，后者代表了长期议会，并且其内部出现了一场准备向兰开斯特公爵发起挑战的强劲的反兰开斯特内讧。一个由4位主教、4位伯爵和4位男爵组成的12人会议从领主中拔出，与下议院协调行动。这群人的世俗领袖是库西的前受监护人，年轻的马奇伯爵，他娶了兰开斯特的兄长、已故的克拉伦斯公爵的女儿菲莉帕为妻。菲莉帕是排在弥留之际的黑王子及其9岁的儿子理查德之后的王位继承人。因此，她丈夫相信，他有理由害怕兰开斯特公爵，人们普遍认为，兰开斯特是个意在王位的邪恶王叔。
兰开斯特的眼睛确实盯上了一顶王冠，但它是卡斯提尔的王冠，因为他娶了已故的“残酷的佩德罗”的女儿为妻。他已经将自己命名为卡斯提尔国王——或Monsieur d’Espagne——也许他并没有颠覆其侄子之权利的认真打算：他想要的是终止与法国的战争，以便他能够调动英格兰军队去夺取西班牙王位。作为御前会议的主席，他是政府的真正领导人；他通过与艾丽斯·佩勒斯的联手控制了自己的国王父亲，并因公开包养情妇而获得了浪子之名，他的情妇名叫凯瑟琳·斯温福德（Katherine Swynford），是一位在阿基坦阵亡的骑士的遗孀，他后来值得尊敬地娶了她，并通过她，成为都铎家族的创始者。他生活在位于泰晤士河岸边的富丽堂皇的萨伏伊宫中，享受着它的露台、玫瑰园、豪华的珠宝收藏，以及他首任妻子的父亲、第一位兰开斯特公爵的遗产的剩余部分；总之，他拥有必然会大失人心的权力和金钱的全部特性，被普遍认为是个恶棍。这个名声，就像他兄长作为骑士团模范的名声一样，有可能言过其实了。
由于议会的召集而导致的群情激昂因威尔士亲王的到来而达于高潮，他让人把自己从乡下庄园中带到威斯敏斯特，以便在此期间抛头露面。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他的目的是从领主和下议院处获得其忠实于自己儿子的保证，但公众相信，他来是为了支持下议院对抗自己的兄弟，即公爵，后者的狼子野心相信会令他生畏。事实上，王子的傲慢习性使他不大可能欢迎别人插手君主政体，但公众想象中的事实与实际上的事实总会有些出入。因为议会中的挑衅者们相信王子是自己的支持者，他们便会从他的出现中得到保证和力量。
充满喧嚣的集会在威斯敏斯特举行，其中下议院在修道院的礼拜堂中开会，而领主们则在附近宫殿的白色会议室开会。作为贝德福德伯爵，库西有可能在4月28日的开幕仪式上，在领主们之中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没有证据说明他这么做了。
采取了攻势的下议院历史上首次选出了一位发言人，他是赫里福郡（Herefordshire）的一位骑士，名叫彼得·德拉梅尔爵士（Sir Peter de la Mare），是马奇伯爵的总管（这并非一种巧合）。时势造英雄，事实证明，彼得爵士是位勇气十足、坚忍不拔的人，按照沃尔辛厄姆那带有偏袒性的评价，他是一个“受到上帝抬举的灵魂”。他代表整个议院向国王的两位大臣提出渎职指控，他们分别是宫廷大臣拉蒂默阁下（Lord Latimer）和理查德·里昂爵士（Sir Richard Lyons），后者是一位商人，御前会议成员，充当了国王在商业事宜方面的主要代理人。他还指控艾丽斯·佩勒斯，据说，她“每年要从国王的保险箱中拿走高达3000英镑。如是没有了她，王国将获益匪浅”。
拉蒂默是个大贵族，嘉德骑士团骑士，是参加过克雷西、欧赖会战的老兵，也是兰开斯特的老搭档，前多佛总督和五港同盟（Cinque Ports）的监督官。发言人指责他和里昂通过借助阴谋和欺骗手段来骗取税收的方式积聚财富，包括收取国王的两万英镑来支付一笔两万马克的贷款，而一马克相当于2/3英镑。
下议院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会议室中间的讲台，补充他们的指责和抱怨。他们说，国王的政务委员们以使国家贫穷为代价发财致富；他们欺骗国王，浪费他的税收，造成对新的援助资金的重复要求。人民太过贫穷和脆弱，无法承受更多的税赋。相反，应让议会来讨论国王该如何凭借自己的财力物力来维系战争。
兰开斯特被他眼中的“这些下等的碍事骑士”的放肆气得火冒三丈，在私下里威胁说“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让他们再也不敢向我发起挑衅”。一位顾问提醒他，下议院“有您的王子兄长的支持”，也得到了伦敦市民的支持，他们不会允许有人碰触下议院。等待时机的公爵于第二天拜访了下议院，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使得下议院成员都惊讶地盯着他看，但他们并未转移注意力，放弃对拉蒂默和里昂的指控。他们传唤了两个前司库和其他官员前来作证，要求检查公共账目，将诉讼当作一次正式的审判来进行。在听完所有的证据后，下议院异口同声地叫道：“公爵阁下，现在你可以看到并听到，拉蒂默阁下和理查·里昂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做出的错误行径，我们要求对此加以矫正和赔偿。”
当拉蒂默要求知道是谁凭借何种权威来指控他时，彼得·德拉梅尔爵士做出了那个历史性的回答：下议院作为一个机构，将共同维持其所有的指控。他一举创造了弹劾和罢免大臣的宪法手段。里昂为使此程序失效，将1000英镑封存在一只鲟鱼桶中，作为贿赂送给黑王子。王子将它送了回去，但国王以更为自在的讥诮形式接受了同样的贿赂，开玩笑地说，他只是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罢了。
议会发现，指控得到了证实。两名受指控的大臣及包括拉蒂默的女婿、国王的内务总管内维尔阁下（Lord Nevill）在内的4名下属都被判有罪，被解除职务，判以罚金和入狱，尽管拉蒂默不久便因自己的一群朋友提供的保释金而被释放。就连艾丽斯·佩勒斯也因干预司法的指控而被赶走，因为她坐在法官旁边的长凳上，威慑他们对其朋友所做的判决。国王不得不可怜巴巴地默许她被驱逐出宫廷。
改革诉状由冈特的约翰以国王之名接受下来，在当时，冈特的约翰认为自己没有来自领主的足够支持做出其他选择。除了每年召开议会外，下议院还要求由各郡的“更优秀的乡亲”来选举其成员，而非由郡长任命。要求加强“劳工法令”的陈情附上了逮捕和惩罚违犯者的条款，这反映了雇主与工人间日益强烈的对立情绪。同样，对教皇的敌意也出现在要求驱逐教皇的收税官和禁止金钱出口的诉状中。没有要求和平的陈情，这也许是因为，下议院认为近期战争中的厄运源于他们如今正在替代的无能而腐败的领导集团。
为了遏制冈特的约翰——它在兰朗的寓言中显示为“在险境中挺身而出”——为了在议会被解散后能够保持改革的继续，一个由9位领主和高级教士组成的新委员会得到提名，其中包括前总理大臣威克姆的威廉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Simon of Sudbury），后者非贵族出身，个性平庸。年轻是这个委员会的特征，成员都处在男子行使权利的早期阶段。除了威克姆和萨德伯里，其他7位成员中的6位，包括伦敦主教威廉·考特尼（William Courtenay）在内，都不到34岁，其中两人不到30岁，一人，即马奇伯爵，只有25岁。他们的对手兰开斯特大公爵是36岁，与库西同年。
就在议会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时，王子则陷入了疾病的致命阶段，其病情因痢疾而变得错综复杂。他变得虚弱不堪，好几次晕厥过去，让人以为他已经殒命。他的房间里挤满了内外科的医生，挤满了痛哭流涕、唉声叹气的追随者，以及前来作最后告别的王室成员。他的妹妹伊莎贝拉和库西之主也来到他的床边挥泪不已。冈特的约翰来了，前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一个是兰利的爱德蒙（Edmund of Langley），未来的约克公爵（Duke of York），是个多少有点儿可有可无的人物，另一个是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Thomas of Woodstock），他是个怏怏不乐、性情暴戾、命运多舛的人。白发人送黑发人，国王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前来，“在场的人莫不因当时的凄凉气氛以及国王将永辞爱子的悲伤情感而垂泪”。黑王子是先于国王去世的第五个成年孩子。[1]
王子房间的门敞开着，以便他的老伙伴和所有为他出过力的人都能够来探望即将离世的他，“人人都发自内心地呜咽不已，轻轻地抹着眼泪”。他对众人说：“我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你们，请求你们像为我出力一样，忠诚地为他出力。”他要求国王和兰开斯特发誓提供支持，他们则毫不犹豫地那么做了，而且所有的伯爵、男爵和低级爵士也发下了相同的誓言，“痛哭与叹息声、号啕和悲叹声响彻云霄”。
在王子去世的那一天，他完成了最后的遗嘱，加入了已经做好的细节安排。虽然死亡不过是灵魂飞离其躯体的牢笼，但依照风俗，它还伴随着对于遗产、葬礼、墓碑和世俗余物的其他方方面面最为周密的关照，仿佛对来世的焦虑使对离世的不甘变得更加强烈了。王子的指示异乎寻常的详细：他的卧具，包括绣有萨拉丁事迹的帐幔，都留给他的儿子，他的战马被做了专门的处置，他的葬礼过程被设计为最后的鼓吹宣扬，他的坟墓雕像进行了订制，带着令人好奇的矛盾情绪，要显得他“满怀战斗的豪情与骄傲之情，全副武装……我们的面容要谦恭柔和，我们的豹皮头盔要放置在头下”。
陪伴在他身边的主教们催促这位将死之人请求上帝以及所有他伤害过的人的宽恕。他怀着最后一丝傲慢拒绝了这一请求，随后，当死亡逼近时，他合起双手，祈祷上帝和世人的饶恕。但他无法保持谦恭温和。理查德·斯塔里爵士（Sir Richard Stury）是位罗拉德教派的骑士，是“善良议会”从国王家政中解职的人之一，显然在某个时刻与王子发生过冲突，当他前来“提出和解”时，王子愤愤地说：“来，理查德，来看看你长期以来一直想看到的情景。”当斯塔里申明自己的好意时，王子回答：“上帝会按照你的功过是非奖惩你。走开，别再让我看到你的脸。”他的忏悔牧师请求他不要在不宽恕的情况下离世，他保持沉默，直到最后才拗不过地咕哝着说：“我会那么做。”几个小时后，在1376年6月8日，他告别了人世，时年46岁。
库西作为贝德福德伯爵和家庭成员，与国王和王子的兄弟们一起骑马走在绵延一英里的送葬队伍中，走在由12匹马拉着的灵柩后面。王子渴望被埋葬在坎特伯雷教堂，在那里的纪念碑上刻着法语的诗句，表达的是有关世间荣华转瞬即逝的传统主题：死者在活着的时候是多么高贵荣华，土地广阔，宅第众多，珍宝无数，金银盈箧，但现在一切都已消失，美丽不再，肉身腐朽，他独孤地躺在那里，提醒着经过的人：
汝之现状即吾之过往，
吾之今日乃汝之未来。
包裹在铠甲之中的雕像表达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在下垂的胡须和紧闭的头盔之下，几乎看不到它的面容，人们看不到丝毫基督徒的谦卑。
国家被留在了步履蹒跚的老国王和童年继承者之间，只有心怀敌意的摄政王兰开斯特大权在握，于是举国都沉浸在因恐惧而被夸大的悲伤之中。当海上的失败恢复了人们对法国入侵的恐惧之时，英格兰觉得失去了自己的保护者，“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沃尔辛厄姆写道，“他们不惧怕任何敌人的入侵，只要有他在场，他们便不害怕任何的刀剑相向。”假如王子活着，并且身体健康，那么他可以避免在一个儿童国王的统治下出现的种种困境，但他无法避免社会的动荡，也无法避免胜利的衰落。尽管沃尔辛厄姆指责“你这个不合时宜、焦急太过的死神”，但死亡也许并非不合时宜，因为，王子与他的父亲不同，他死在仍以英雄形象出现之时。傅华萨称他为“全世界的骑士之花”，《瓦卢瓦四相编年史》的作者认为他是“世上最伟大的骑士之一，拥有超出一切世人的声誉”。查理五世在圣礼拜堂为其已故的敌人举办了一场安魂弥撒，他本人和法国各级贵族都出席了这一仪式。
在黑王子身上，大家所欣赏的是什么？骑士团的同伴们以他为傲，是因为他代表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利摩日大屠杀对他们而言无足轻重。英格兰民众哀悼他，是因为他在普瓦捷会战时神奇地俘获了一位国王，而他的其他征服活动让他们备感荣光。尽管他在西班牙的著名胜利被证明是转瞬即逝的，他在阿基坦的帝国已经土崩瓦解，他的威力在病中渐渐消失，但他代表了一个民族为满足其对一位领袖的渴望而做出的那种情感选择。
王子之死是个有利于冈特的约翰的转折点。仍旧在开会期间的议会采取了预防措施，让幼小的理查德亲自出现在他们面前，以确认他是表面上的继承人。在完成这件事情之后，这次令人难忘的会议于7月10日结束，它持续了74天，比当时的任何议会开得都要长。它的辉煌成就在它解散的那一刻烟消云散。由于没有永久性的组织或自动的聚集途径，下议院的成员一旦分散至各州郡和城镇，下议院便不再作为一个实体存在。它的改革未被当作法律条文来执行，并且像法国大宪章的改革一样，可以被重新获得有效权力之手化为乌有。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兰开斯特将反对方的负责领主争取了过来，或使他们保持了中立，只有马奇伯爵除外，他被迫辞去了元帅之职。他的职位由他以前的盟友亨利·珀西爵士担任，而珀西也倒向了公爵一边。
领主们未担任政治首脑是这次崩溃的关键。兰开斯特宣布整个议会会期无效，重新任命了拉蒂默阁下及其同伴，解散了新的御前会议，重新召集了过去的御前会议，逮捕了打算组织抗议活动的彼得·德拉梅尔爵士，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其监禁，将威克姆的威廉主教逐出宫廷，夺取了他的世俗财产。在明确了他的控制权后，他将艾丽斯·佩勒斯重新带回，让她对国王重施魔咒，这时，曾经与下议院共进退的主教们“就像哑巴狗一样，一声也叫不出来”。
除了弹劾，善良议会的工作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儿体质上的轨迹。不过，由于曾得到如此强有力的表达，也因为它卓有成效的短暂时刻，中产阶级的意愿、下议院的角色都给国民留下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教会了人们一种确立根基的政治行动的经验。
目睹了英格兰的骚乱之后，库西于1376年夏季或秋季回到法国。鉴于英格兰在他出访期间出现的危机，他不大可能获得有关英格兰打算接受的和平条款的清楚声明，但他无疑带回了有关一个四分五裂、不堪一击的国家的报告。傅华萨报告说，他已向查理五世建议，不要等英格兰国王在休战条约终结时宣战，而是要在英王自己的领土上挑战他，因为“英格兰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虚弱，或从未像现在这样可以手到擒来”。
在库西离开英格兰之前，英王爱德华患上了重疾，“他的所有医生都感到绝望，不知道该如何照料他，也不知道该给他开什么药”。尽管他不治自愈，但王朝的结束显然近在眼前，与之相伴的是，库西的决定时刻也迫在眉睫。我们无法确定伊莎贝拉是跟他一起回到了法国，还是留下来陪伴其垂垂老矣的父亲。出于对其岳父的尊重，库西此刻没有采取公然的行动，但他刚一回来，便接受了一项外交使命，前去拜访佛兰德斯伯爵，为了法兰西的利益而反对英格兰。到这时，库西已是御前会议的成员，查理五世显然十分依赖他的聪明智慧和外交手腕。王后让娜于1373年患上了精神疾病，“以致丧失了心智和记忆”，这也为国王的焦虑火上浇油。经过对她一往情深的丈夫的多次祈祷和朝圣，她恢复了健康和理智，被提名为国王死去后的皇太子的监护人。一个由50位高级教士、王室和议会大臣以及10位“最高尚且能干的”巴黎布尔乔亚组成的摄政委员会将会辅佐她。委员会中有12人将听候王后的随时调遣。作为委员会成员，库西收到了一份每年1000法郎的薪资，此外，在他每年6000法郎的年金的基础上，每个月又多出了五百法郎。大约就在此时，他的女儿玛丽，即他的领地的女继承人，加入了王后的内庭，王后会负责她以及太子和太子的兄弟姐妹的教育。记录显示，1377年4月，一笔2000法郎的付款从库西的年金中被扣除，用以为其几座城堡配备弓弩，以应对重新开战之事。
查理仍然试图避免那最后的灾难，所以再次委派库西充当外交使节，重新开启与英格兰的谈判，这一次没有王室公爵们的友情赞助，为的是免去他们代价高昂的出席。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从1377年1月到6月，会谈分别在布伦、加来和位于海岸边的蒙特勒伊的中途举行。作为一个教士团体中唯一一位世俗贵族，库西的主要同事包括宫廷大臣比罗·德拉里维埃尔，以及两个有僧职的大臣，即拉昂和巴约（Bayeux）的主教，还有御前会议的各位成员。
代表兰开斯特和已故王子两者的追随者的英格兰使节是库西很有可能在近期对英格兰的访问（如果不是以前的访问的话）中所熟悉的人。在一轮轮的会谈中，使团成员各有变化，他们包括：王位继承人的监护人吉夏尔·德安格尔（Guichard d’Angle），他是个英勇而受人敬仰的加斯科涅人，是长期与黑王子并肩作战的人；被兰开斯特复职的罗拉德派骑士理查德·斯塔里爵士；托马斯·珀西阁下（Lord Thomas Percy），法国战场的老兵，亨利·珀西爵士的兄弟；索尔兹伯里伯爵；与兰开斯特的随行人员过从甚密、最近颇受信任的宫廷官吏杰弗里·乔叟。
乔叟最近被任命为负责伦敦港口的报酬优渥、位高权重的羊毛海关检察官，是个成功的公务员，他作为诗人的另外一部分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变得欣欣向荣：1369年，他写了一首有关高尚爱情的长诗：《公爵夫人之书》（The Book of the Duchess），它不是用法语写就，而是用不那么咬文嚼字、仍然不大稳定的英语写成。尽管他对法语了如指掌，曾将《玫瑰传奇》翻译成英文，但他的时代氛围中的某种东西促使乔叟使用了与他那位憔悴不堪、不名一文的同时代人、自称“长愿”（Long Will）的街头牧师朗兰相同的语言。
与朗兰的环境截然不同，乔叟享用着国王批给他的每天一壶的葡萄酒，娶了凯瑟琳·斯温福德的姊妹菲莉帕为妻，这种关系将他们两人都带入了公爵的家庭之内。《公爵夫人之书》是给冈特的首任妻子布兰奇（Blanche）的优美挽歌，她是位深受宠爱的女士，在生了7个孩子后死去，时年27岁。尽管它的语言选择被认为是罕见的，但它的作者却未因此失宠。1373年，他被派往意大利执行一项外交使命，与热那亚总督商谈一项商业协议，并在佛罗伦萨执行“秘密任务”。就在那一年，薄伽丘在佛罗伦萨作了有关但丁的演说。乔叟返回时带来了大量的新材料，但他改编自薄伽丘的史诗《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则不得不等到他被派去与法国进行和平谈判之时。
诗人和作家时常会充当大使，是因为他们赋予精心构思的演说以出众特点的修辞力量正是这些场合所需要的。彼特拉克曾充当过维斯孔蒂的使节，至少充当过一个使团的装点性的领袖人物。薄伽丘曾为佛罗伦萨与教皇讨价还价，诗人德尚充当过查理五世及其继任者的使节。外交是种礼仪性的冗长过程，要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法律细节和与名誉攸关的事情上，这也许是它常常难以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
1377年拖延的会谈使库西谙熟了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复杂关系中的每个枢纽。提议、反提议以及复杂的讨价还价都在讨论之中，涉及苏格兰、卡斯提尔、加来，后者是一个被提议的新阿基坦王朝，由爱德华三世的一个儿子来统治，但他要宣布脱离与英格兰的关联，若是做不到这一点，就要有隔离，或封邑的交换，复杂得像一场稻草人游戏。像往常一样，自从开战起，教皇的特使便会增加其频繁的调解努力。尽管法国人占了上风，但一点儿也不软弱和优柔寡断的英格兰人不可能接受任何安排，甚至一个王子理查德与法王查理的7岁女儿玛丽之间的婚配提议。
第一次会谈在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中断，一个月后再次召开。4月1日到期的休战协议被两次延期，每次一个月，以便使谈判得以存续。使节们在长时间的工作会议期间进行着急切的磋商。库西的角色是什么？乔叟的角色是什么？他们的言论已消失不见；没有记录保留下来，因为讨论，尤其是涉及婚姻的讨论，是秘密进行的。查理给其使节的指示是：“国王不希望婚姻由他那一方首先提出，但假如英格兰人提起，你们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然后向国王汇报。”
法国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阿基坦12座城市的所有权（英格兰已经掌握了它们），条件是爱德华要归还加来和他在皮卡第占有的所有土地；他们说，要么这样，“要么什么也别想”。英格兰人固执地拒绝了这些建议，认为只要他们掌握法国北部的据点，他们就可以卷土重来，弥补损失。
在会谈期间，英格兰的国内情形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兰开斯特压制住了英格兰人的不满，但远未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足以由公爵召集起来选举其管家为发言人的新议会于1月顺从地批准了援助资金。主教们则没那么顺从，威克利夫是他们的靶子。他尚未说出他对圣餐和神职的否定，但他有关平民权力和剥夺教会所获捐赠的言论已足够异端。尽管他的改革教士之职的号召得到了教士们的支持，但他们不会被动地等着被剥夺财富。红衣主教萨德伯里和伦敦主教考特尼于2月传唤威克利夫来回应其异端的宣讲。王室与教会间长达数世纪的反复斗争这一次在圣保罗大教堂以一种令人捧腹的吵闹场景再次上演。
兰开斯特希望败坏主教们在普通信徒中的名声。他指派了4个神学方面的大学教师为威克利夫辩护，并在元帅亨利·珀西爵士以及他们全副武装的侍卫的陪伴下，亲自出席了圣保罗的听证会。一群被召集来的市民把大教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因为这样的谣言而义愤填膺：兰开斯特打算将元帅的权限扩展至城市的传统权利，以维持公共秩序。考特尼主教颇受伦敦人欢迎，而公爵则不。当全副武装的卫兵将人们推到一边，为公爵和元帅开路时，人们变得群情激愤，随后，当考特尼拒绝公爵为威克利夫提供一把椅子的要求时，又出现了一场大声的争论。年轻气盛的主教本身是一位伯爵之子，还是爱德华一世的后裔，他并不打算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接受命令。
“我要让你屈服，你还有其余的所有主教。”兰开斯特咆哮着说。人群骚动起来，发出大声的恫吓，兰开斯特威胁说要逮捕捣乱者，考特尼告诉他，如果他在大教堂中那么做，他就将被开除教籍。“还有一点”，有人听到公爵咕哝着说，“我要让人拽着你的头发把你揪出教堂。”人群的愤怒爆发了，公爵和元帅明智地判断应当撤退，而威克利夫甚至一句话还未说。兰开斯特成功地打断了进程，这是他的目的所在，但其代价是，将大众的情绪更多地转向对他本人的反对，而不是对主教的反对。
伦敦沸腾了，在听到珀西因为一个市民诽谤公爵而逮捕了他的消息后，更是群情激愤。一群乌合之众怀着打算处以私刑的情绪聚集起来，冲向萨伏伊宫，在半路上遇到一个说彼得·德拉梅尔坏话的牧师，将他痛打至死，就如20年前马塞尔的乌合之众在愤怒中杀死一个不幸的牺牲品一样。正在萨伏伊吃牡蛎的兰开斯特和珀西接到警告，借助泰晤士河上的小船逃脱，在威尔士王妃及其儿子的深受尊敬的高墙之内寻求庇护。在这里，没有人会冒险攻击他们。与此同时，考特尼主教也得到了警告，他由于害怕被人指责为灾难之本，已匆匆赶往萨伏伊宫，成功地安抚住了暴民。
在逃跑和羞辱之后，兰开斯特要求通过城市的正式道歉来恢复他的权威。王妃请求市民看在她的面子上与公爵和解，国王的君权被调用；伦敦的权威们要求以释放彼得·德拉梅尔为他们道歉的条件；教士重新掌握了总理大臣和司库之职。派系斗争加深，国家被此事件更进一步地分裂。
在圣保罗的兴奋骚动之中，威克利夫的问题没有得到查究。陷于神职人员利益和国民情感之间的英格兰高级教士也许很乐于让这一问题就此打住，但教廷不然。5月，格列高利十一世向英格兰主教管辖区、国王以及牛津大学发布了5份诏书，谴责威克利夫的错误，要求将他逮捕。有关他的异端教义的所有讨论都遭到遏制，所有支持它们的人都被解职。一个充满危险的问题被加入了所有其他冲突之源。新议会强烈反对教皇；宁肯唤鹰打猎而不愿关注其迫切的灵魂需求的国王处于了弥留之际。在那一刻，当英格兰局促地等待着改朝换代之际，主教们将反对威克利夫的进程搁置了起来。
在法国，谈判者于5月在蒙特勒伊的那座高墙环绕、西防护墙面朝大海的古城堡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两个国家的总理大臣都参加了会晤，代表法国的是皮埃尔·德奥格蒙特，代表英格兰的是圣大卫的主教（Bishop of St. David’s）。条款在公开会议上进行了详细讨论，这是查理想要的，以使他最后的提议被正式提出，并得到确定的回答。他没有得到这个回答。虽然对于留在英格兰人手上的东西显得慷慨大度，但他的提议拒绝给予英格兰人任何法国领土的主权，并且坚持要求得到加来。英格兰人以回避掩饰拒绝，说他们缺少最终的权威，要将这些条款提交给自己的国王。正如事情很快被证明的，法国人此刻一定已开始为交战行动作准备。在会谈临近结束时，小公主玛丽在巴黎死去，这也就解除了有关婚姻的提议。会谈中断，没有就举行另一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延长休战时间。
到英格兰使节回国时，国王爱德华也已于6月23日去世，那是休战结束的倒数第二日。他的当政周年纪念实际上已未加注意地过去了，而他的死亡也几乎未激起更多的关注。他死时，遭到了那些弄权的宠臣的抛弃，包括艾丽斯·佩勒斯，据说她在离开时从国王的手指上捋走了戒指。一个10岁的孩童登上了王位，开启了分裂时代，这个时代将会把自己的破坏传播至下个世纪，证实了兰朗得自《圣经》的警告：“悲痛的是，国家有个年幼的国王！”
伊莎贝拉·德·库西于4月被信使以“极其紧迫之事”为由从法国召回[2]，在父亲死时就陪在他身边。在父亲临终前不久，她派遣信使带着消息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去见库西。6月26日，甚至就在她父亲的葬礼之前，她请求并获得许可返回法国，显然有紧急事宜需要讨论。
库西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忠诚问题，它还因重大的税收、在当时极其重要的亲属关系之纽带以及嘉德骑士团的成员誓言而加重。放弃效忠、亲属关系和成员资格都非儿戏。其他领主，如德比什长官和克利松，都曾改变过其效忠立场，但他们一般而言是加斯科涅人、布列塔尼人或艾诺人，基本上不觉得自己是法兰西人或英格兰人。库西自己的总管，即那位英勇的沙努安·德罗伯萨特，在他于14世纪60年代与库西一起在英格兰时，倒向了英格兰。在向爱德华三世起誓表示效忠后，他冷酷无情地随着兰开斯特的军队重返皮卡第，对其大肆劫掠，而几年前，他曾热忱地捍卫过这里。不过，他是个土生土长的艾诺人。[3]
简单地说，如果库西像以前一样保持中立，他就不会在其国家事务中担当重要的角色。他不仅需要站队：他无疑想要站队。在法国复兴之际，民族情感大为膨胀。作者们以皮卡第、诺曼底和被查理五世重新夺回的阿基坦的许多城市为荣。1376的一部政治寓言Songe du Vergier（《樵夫之梦》）中的骑士呼喊道：“罗兰、亚瑟或奥利弗都不曾像你这样凭借自己的智慧、威力和祈祷做出如许的丰功伟绩！”（通过查理有说服力的金钱的运用，作者也许还会有所补充。）“当你登上王位，你敌人的号角声和骄傲之情都直冲云霄。感谢上帝，你折断了他们的号角，深深地羞辱了他们。”
由于战争的两极性，与英格兰的溃败形成对照的是，法国人的国家感正在形成。在未来的红衣主教皮埃尔·德阿伊利（Pierre d’Ailly）于1370年前后所写的一篇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格兰人之间的对话中，英格兰人宣称，至少诺曼底应当属于英格兰，他们有权就此问题发话。“住嘴！”法国人喊道，“那不是事实。除非通过暴政，否则你们拿不到海这一边的一寸土地；大海是也应当是你们的边界。”这是种新理念。宣誓效忠与王朝婚姻依旧是忠诚的表现形式，但国家正在变得具有决定性。一个法国贵族不再能够像德阿尔古那样毫无愧疚地加入英军，并引导他们入侵自己的祖国。库西再也不能同时效忠于海峡两边。
英王爱德华死后的两个月，库西向理查二世表示正式放弃“我对您做出的全部保证和誓言”。这封日期为1377年8月26日、由库西派出的几位领主和侍卫作为递送证人呈交给理查德的信件回忆了他曾与“我最尊重、最可敬的领主和父亲，新近故亡的国王（上帝怜悯他）”的“同盟”，然后继续写道：
现在，适逢战争在我土生土长的国度之君主与您之间爆发，这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令我悲伤的事情，真希望它仍有挽回的余地，但我的君主已经命令并要求我为他效劳，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如我必须做的那样；您清楚地知道，我不应当违抗他的命令；所以我将尽我所能为其效犬马之劳。
因此，最可敬和最强大的主人，为了避免予人口实，让他们对我有任何微词，或诋毁我的荣誉，我告知您上述事宜，并收回我对您做出的全部保证和誓言。
另外，最可敬的陛下，我上述的最可敬的主人和父亲曾心怀喜悦地颁布命令，置我于最高贵的部队和嘉德骑士团中；就让它来取悦您最高贵和最强大的贵族权力，将我的位置提供给您乐于授予的任何人，并就此解除我的职位。
一仆二主的局面被打破。为了变成“一个善良而真正的法国人”，库西选择了国籍，即使这个词当时尚不存在。有关这一选择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他在放弃自己的英格兰土地和效忠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妻子。普遍的说法是，他觉得有责任与她分开，以便自由地选择法兰西，但只有当伊莎贝拉拒绝心甘情愿地失去他们的英格兰庄园时，这种做法才是必要的。由于放弃了效忠誓言，财产就必须被没收。有关伊莎贝拉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她的强迫性的奢侈浪费，她对娘家、对父亲的溺爱的神经不健全的依赖——她也许希望将此传至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们身上——她在法国的不安全感，都让人觉得，离婚有可能是她的选择，而不管它是否也是她丈夫的选择。
没有证据告诉我们，库西对自己虚荣、娇纵、自私、任性的妻子有何感觉——是爱，是恨，还是漠不关心。从她众所周知的脾性来判断，她不是个可爱的金雀花，历史上几乎没有对她的记载。不管怎样，她回到了英格兰，并留在了那里，与一直在那里生活的年幼的女儿菲莉帕一起生活。她丈夫在英格兰的所有产业，“庄园、村庄、荣誉、领地、城镇、土地、住宅、动物、秣料、商品和动产”都被王室没收，并谨慎地转给了伊莎贝拉的托管机构，它由约克大主教、两位主教和其他4位专员组成。因为妇女并未被禁止拥有其自己的财产，这项安排表明，她的兄弟们不相信她的习性。条款规定，“只要她留在英格兰”，税收便将由托管人支付给她。
伊莎贝拉的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的不确定状态只持续了两年。1379年4月，她在未知的情形下死去，时年47岁。库西在英格兰的全部土地最终都落在了他女儿菲莉帕的名下。
法国一等休战协议过期，便恢复了交战状态。他们与西班牙舰队联合起来，甚至在得知英王爱德华逝世的消息之前，便向英格兰南部海岸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击。为了在权力交接期间尽力使那一事件不外泄，英格兰人已经“仓促地切断了王国内的一切通路，不让一点儿消息从王国中流出”。要求关闭所有出口的组织活动必定十分可观，但事实证明它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法国人已经发起了进攻。
在海军上将让·德维耶纳的指挥下，法国和西班牙人于6月29日在布伦对岸的拉伊登陆，使它屈从于24个小时的残暴行径——放火，劫掠，杀死男人、女人和孩子，将少女抢至船上，故意仿效英格兰人对法国城镇施加的暴行。在熊熊火焰中，一座“精美绝伦的”（用沃尔辛厄姆的话来说）教堂被摧毁。尽管一群骑士坚决要求占据拉伊，将它作为一个永久基地——类似于英格兰的加来——但遭到海军上将的拒绝。法国人的目标不是占领，而是破坏和恐怖，以便将英格兰人带向和平谈判，阻止他们增援加来，而法国人正计划将加来作为主要进攻点。
法国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顺着南部海岸一路向下，攻击了福克斯通（Folkestone）、朴次茅斯、韦茅斯、普利茅斯、达特茅斯（Dartmouth），并深入内陆10英里，为的是烧毁刘易斯（Lewes）。在那里，他们分散开来，屠杀了一支由当地行政长官和两名骑士带领的200人的守卫部队。在坐船驶离之后，他们于一个月后卷土重来，目的是摧毁南安普敦附近的怀特岛（Isle of Wight）。盘踞在英格兰人心头的对古代丹麦侵略者和攻城略地的日尔曼人的那反祖性的黑色恐怖的畏惧变成了可怕的现实。
防御的弱点不应归于任何错误的安全感。这些正是法国此前袭击所攻击的城市。再者，随着休战期的结束，在最近6个月中，王室法令对法国侵略的最黑暗的幽灵的恐惧节节攀升，但在一片混乱之时，却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当侵略者到来时，城镇的命运并未极大地激起贵族们的保护努力。一位后来声名狼藉的骑士约翰·阿伦德尔爵士（Sir John Arundel）带领400名枪矛手成功地保卫了汉普顿（Hampton），但直到市民按照他的要求交出金币形式的钱财来雇用他们时，他才采取了行动。
当兰开斯特位于苏塞克斯（Sussex）海岸的佩文西（Pevensey）城堡危在旦夕之时，一向怀有敌意的沃尔辛厄姆报告说，公爵拒绝派出守卫者，并冷漠地评说道：“让法国人烧掉它。我有的是钱，可以再造它。”这番言论听上去像是虚构的，就像另一位担任神职的编年史作者让·德韦内特所栩栩如生地描绘的那样，对贵族充满了同样的怨恨口吻——其理由是相同的：骑士们未能保卫领土和人民不受其敌人的攻击。农民起义即将在这些被侵略的郡县——肯特和苏塞克斯——到来，并非出于偶然。
[1] 其他几个人是死于意大利的莱昂内尔（Lionel）、死于黑死病的乔安娜以及他的两个女儿：嫁给彭布鲁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的玛格丽特和嫁给布列塔尼公爵的玛丽。
[2] 人们不是很清楚，信使是派至法国来向她报信的，还是由她从英格兰派至法国向她丈夫报信的。
[3] 罗伯萨特带着3个儿子定居在英格兰，建立了一支血脉，它终结于大约200年后的艾米·罗伯萨特（Amy Robsart），她是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的命运多舛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