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man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老样子过下去；我们按照一定的钟点就寝和起床，还住在那些房间里；早点、晚茶、午饭、晚饭，都照往常的时间开；桌椅都摆在原来的地方，家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她不在了……
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不幸，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对她的悼念的一种侮辱，它清清楚楚地提醒我她不在了。
出殡的前一天，吃过午饭，我困了，于是到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房间里去，打算躺在她那柔软的羽毛床垫上，钻进暖和的绗过的被子。我进去时，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躺在床上，大概是睡着了；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微微欠起身来，掀开她盖在头上防苍蝇的羊毛披巾，扶正包发帽，坐到床边。
以前我常到她的房里午睡，所以她猜到我的来意，她一面从床边站起来，一面说：
“怎么样，我的宝贝，你大概是来休息的吧？躺下吧！”
“您怎么啦，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拉住她的胳膊，“我根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我是来……您自己也很累呀，快躺下吧。”
“不，少爷，我已经睡够了，”她对我说（我知道，她三昼夜没有睡了），“况且，现在也睡不着。”她长叹了一声补充说。
我想跟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谈谈我们的不幸：我知道她那份真诚和爱，因此同她抱头大哭一场对我会是一种安慰。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沉默了一会儿，坐在她的床上，“您料到这事了吗？”
老妇人带着莫名其妙和好奇的神色望了望我，大概不明白我为什么问她这个。
“谁会料到这事呢？”我重复了一句。
“噢，我的少爷，”她说着，投给我一个最温柔的同情的目光，“不但没有料到，就是现在我也不能设想啊！像我这样的老太婆，老早就该让我这把老骨头歇歇了；我何必还活着呢？我的老主人，——你的外祖父，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他的两个兄弟、他的妹妹安娜，全都逝世了，他们都比我年轻，我的少爷，现在，显然因为我罪孽深重，她也比我先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她带走，是因为她配得上，上帝那里也需要好人呀。”
这种纯朴的想法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我更移近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一些。她把手交叉在胸前，向上望了一眼；她那深陷的潮润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沉而平静的悲哀。她坚信上帝不会使她同她全心全意地爱了多年的人分离多久了。
“是的，我的少爷，好像不久以前我还抚育她，用襁褓包住她，她管我叫‘娜莎’。她常常跑到我跟前，用小胳膊搂住我，开始吻我，说：
“‘我的娜莎，我的美人儿，你是我的母火鸡！’
“我就开玩笑说：‘不对，小姐，您并不爱我；等您长大了，结了婚，您就会忘了您的娜莎。’她想了一阵说：‘不，要是不能把娜莎带去，我宁愿不结婚；我永远也不离开娜莎。’现在她离开我，不等我了。您故去的妈妈，她多么爱我呀！说真的，她谁不爱呢？是的，少爷，千万不要忘记您的母亲；她不是凡人，而是天使。等她的灵魂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她还会爱您，为您高兴。”
“为什么您说，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呢？”我问，“我想，她现在已经在那里了。”
“不，少爷，”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压低声音说，在床上坐得更挨近我，“她的灵魂现在就在这儿。”
她指指上面。她几乎是用耳语声说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和确信。我不由自主地抬起眼来，望望檐板，在那里寻找什么东西。
“我的少爷，一个正直的灵魂必须经过四十道苦难，过了四十天，才能升到天堂，因此可能还留在自己家里……”
她这样继续说了好久，说得那么朴实，那样满怀信心，好像在说她亲眼看见的、谁都不会发生丝毫怀疑的、十分平常的事情一样。我屏息凝神地听着她讲，虽然对她的话并不十分懂，却完全相信她。
“是的，少爷，现在她就在这儿，望着我们，也许还在听我们谈话呢。”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结束说。
接着，她低下头，默不作声了。她需要一块手帕擦干落下的眼泪；她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
“通过这件事，上帝使我更接近他好几步。现在，这儿还给我留下什么呢？我为谁活着呢？我爱谁呢？”
“难道您不爱我们吗？”我责备说，几乎忍不住掉下泪来。
“天知道我多么爱你们这些宝贝，但是我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像爱她那样爱任何一个人。”
她说不下去了，转过身去，痛哭起来。
我再也不想睡了；我们面对面不声不响地坐着流泪。
福卡走进屋来；他看见我们这种情景，大概不愿意惊动我们，就停在门口，默默地，怯生生地张望着。
“你有什么事，福卡？”纳塔利娅·萨维什娜问道，用手帕揩着眼泪。
“要一磅半葡萄干，四磅糖，三磅黍米，做八宝供饭[96]。”
“就来，就来，亲爱的。”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说着，连忙吸了一撮鼻烟，快步走到箱子那边。当她在尽自己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职责时，由我们的谈话所引起的悲哀连最后一点点痕迹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四磅？”她唠叨说，拿出糖在天平上称一称，“三磅半就够了。”
于是她从天平上取下几小块。
“昨天我刚给了他们八磅黍米，现在又来要，真不像话！随你的便，福卡·杰米德奇，但是这个万卡就高兴家里现在乱糟糟的，我再也不给黍米了：也许他想这样就可以浑水摸鱼了。不，凡是主人的财产，我都不会马马虎虎。谁见过这样的事啊？要八磅！”
“怎么办呢？他说都用完了。”
“哦，好吧，在这儿，拿去！给他吧！”
她从同我谈话时那样令人感动的样子转变到埋怨唠叨和斤斤计较，当时使我大为吃惊。以后我考虑这一点时，才理解到，不管她心里多么难受，她还有足够的精力去料理自己的事务，习惯的力量使她去完成日常的工作。悲哀对她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使她不觉得有必要来掩饰她能从事其他事情的事实；她甚至不会理解，怎么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虚荣心同真正的悲哀是完全矛盾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人类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连最沉痛的悲哀都难得把它排除掉。在悲哀的时刻，虚荣心表现为希望显得伤心、不幸、或者坚强；我们并不承认这种卑鄙的愿望，但是它们从来，甚至在最沉痛的悲哀中，也不离开我们，它削弱了悲哀的力量、美德和真诚。但是纳塔利娅·萨维什娜遭到的不幸使她悲痛万分，所以她的心灵中没有剩下半点私心杂念，她只是照习惯行事。
给了福卡所要的粮食，又提醒他要做馅饼来款待神父以后，她就把他打发走，自己拿起编织的袜子，又在我旁边坐下来。
我们又谈起那些事情来，又哭了一阵，又擦眼抹泪。
我同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谈话每天都要重复；她那沉静的眼泪和温和而虔诚的言语，使我得到安慰，使我轻松。
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离别了。丧礼后三天，我们全家搬到莫斯科，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们到了莫斯科，外祖母才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悲痛欲绝。我们不能去见她，因为她整整一个星期都人事不省；医生们为她的生命担忧，尤其是因为她不但不肯服药，而且不同任何人讲话，不睡觉，不吃任何东西。有时候，她孤单单地坐在房里的安乐椅上，突然笑起来，随后又干哭一阵，她抽风，用疯狂的声音喊出一些荒谬或者可怕的话。这是损害了她的健康的第一个巨大的悲哀，这种悲哀使她陷入绝望。为了自己的不幸她需要把气出在别人身上，于是就说些吓人的话，异常严厉地恐吓什么人，从椅子上跳起来，迅速地迈着大步在房里踱来踱去，随后就昏倒在地上。
有一次我到她的房里去，见她像往常一样坐在安乐椅上，显得很平静；但是，她的眼神使我大吃一惊。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茫然若失，毫无生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我，然而大概并没有看见我。她的嘴唇慢慢露出一丝微笑，她用动人的、温柔的声调说：“到这儿来，我的好孩子；来呀，我的宝贝！”我以为她是对我说的，于是走近些，但是她并不望着我。“啊，要是你知道，我的心肝，我有多么痛苦，现在你来了我又多么高兴……”我明白她是在想象中见到了妈妈，于是我停住了。“人家对我说你不在了，”她接着说，皱皱眉头，“简直是胡说！难道你会死在我前头吗？”于是她又发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大笑声来。
只有会爱得强烈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强烈的痛苦；但是，那种对于爱的强烈要求正可以用作她们抵抗悲伤的药剂，可以治愈他们。因此，人的精神力量比体力更富于生命力。悲伤从来也折磨不死人。
过了一个星期，外祖母能哭出来了，好些了。她清醒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她对我们更加慈爱了。我们一直不离开她的安乐椅；她轻轻地哭泣，谈着妈妈的事情，温存地爱抚我们。
看见外祖母这么伤心，没有人会认为她是夸大了她的悲伤，那种悲伤的表现是猛烈而动人的；但是我，不知什么缘故，却更同情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至今依然确信，没有人像那个心地纯洁、富于感情的人那样真挚而朴实地爱着妈妈，那么沉痛地哀悼她。
随着妈妈的逝世，我的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少年时期；但是由于我对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再也见不到她，她对我的个性和感情的发展和方向有过那么强有力的好影响——的回忆是属于第一个时期的，关于她和她的逝世我想再说几句。
我们离开以后，后来听留在乡下的人们对我讲，她因为没有事干，感到十分寂寞。虽然所有的箱子还由她掌管，她不断地翻箱倒柜，清理，晾晒，放好；但是她觉得缺少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老爷们的乡间宅邸里的那种喧哗和忙乱。悲伤，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事干，不久就发展成一种在她身上早有苗头的老年病。我母亲死后整整一年，她就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了。
我想，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孤零零地、举目无亲地生活在彼得罗夫斯科耶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固然很难过，而在那里死去就会更加难过了。家里的人都很敬爱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但是她同任何人都没有交情，而且以此自豪。她认为，以她这种管家的地位，享有主人的信任，掌管着那么多装满各种各样物品的箱子，如果同任何人有交情，一定会使她徇私，迁就姑息，为了这个缘故，或者因为她同其他的仆人们毫无共同之处，她避开所有的人，总说她在家里跟谁都不沾亲带故，为了主人的财物她对谁都是铁面无私。
她用热诚的祈祷向上帝述说自己的感情，从中寻求，并且找到了安慰；但是有时，在我们大家都容易遇到的感情脆弱的时刻，生物的眼泪和同情能令人获得最好的慰藉，她就把她的小哈巴狗放到床上（它的黄眼睛盯着她，舐她的手），跟它说话，一边爱抚它，一边轻轻地哭泣。当那只哈巴狗可怜地吠叫时，她就极力使它平静下来，说：“够了，不用你叫，我也知道我快死了！”
她临死前一个月，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了些白棉布、白纱布和粉红丝带；靠着她的使女的帮助，给自己做了一件白衣服和一顶白帽子，把她丧礼上需要的一切最细小的东西都准备好。她把主人的箱子也都清理好，一丝不苟地照着清单点交给管家的妻子。随后，她拿出以前我外祖母给她的两件绸衣服、一条古色古香的披巾，还有一件我外祖父的绣金军服，也是交给她随意处置的。由于她小心保存，军服上的绣花和金带仍旧是崭新的，呢子也没有被虫蛀。
临死前她表示了这样一个愿望：把这些衣服中的一件，粉红色的那件，给沃洛佳做睡衣或者棉袄；另一件，棕色方格的，给我派作同样用场；披巾给柳博奇卡。我们中间谁先做了军官，她就把那件军服遗赠给哪个。她的其余的东西和金钱，除了四十卢布留作她的丧礼和超度灵魂之用外，她都给了自己的弟弟。她弟弟是个早就被解放了的农奴，住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生活十分放荡，因此她活着的时候同他一直没有任何来往。
当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弟弟来接受遗产时，结果死者的全部财产只值二十五个卢布票，他不相信这点，而且说，一个老太婆在有钱人家待了六十年，而且掌管着一切，省吃俭用了一辈子，连破布烂片都爱惜，居然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被病魔缠磨了两个月，她以真正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忍受着痛苦，既不抱怨，也不诉苦，仅仅按照她的习惯，不住地呼唤上帝。在临死前一个钟头，她怀着平静的喜悦心情做了忏悔，领了圣餐，举行了临终涂油礼。
她请求家里所有的人饶恕她可能使他们受到的委屈，请求接受她忏悔的瓦西里神父转告我们大家，说她不知道如何感激我们的恩典，并且说，如果由于她愚昧无知得罪了什么人的话，请求我们饶恕她。“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贼，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偷过我主人一针一线！”这是她最重视的自己身上的美德。
她穿戴上她准备好的衣服和帽子，把胳膊肘支在枕头上，同神父一直谈到最后，当她想到她没有给穷人留下什么的时候，她掏出十个卢布，请求神父在教区分给他们；随后她画了个十字，躺下来，最后又长叹了一声，带着愉快的笑容，呼唤了一声上帝。
她毫无悔恨地离开了人间，她不怕死，把死当作一种天惠。人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么想的却是多么少啊！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能够不怕死，是因为她是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了福音书上的训诫死去的。她一生都怀着纯洁、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如果她的信念能够更高尚，她的生命能够献给更远大的目标，结果会怎样呢？难道这个纯洁的灵魂就因此受到较少的敬爱和赞美吗？
她在这一生完成了最美好、最伟大的事业，毫无悔恨、毫无畏惧地死去了。
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埋葬在离我母亲坟墓前的小礼拜堂不远的地方。她长眠在一个长满荨麻和荆棘的小土墩下，四周围着黑色栏杆。当我走出小礼拜堂的时候，我从来不忘记走到栏杆跟前，叩个头。
有时我在小礼拜堂和黑栏杆之间默默地站着。沉痛的回忆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难道上天把我同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使我终身为她们惋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