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在讨论中将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一章的每句话，都要在某些方面刺痛使我国分裂的各个政党。尽管如此，我还要说出我的全部想法。
在欧洲，我们很难判断民主的真理性和不变性，因为欧洲有两个互相对立的主义在斗争，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哪些争论是来自主义本身，而哪些争论又是来自争论所引起的激情。
这与美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在那里，人民毫无阻碍地统治着国家，他们既没有什么危险需要担心，又没有什么损害需要报复。
因此，在美国，民主是任其所好而行事的。它的表现合乎自然，它的一切活动不受限制。只有在美国，才能对民主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项研究对我国比对任何国家都有用有益，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的驱动下盲目地前进。我们在向何处走呢？也许是在走向专制，也许是在走向共和，但社会情况必定要走向民主。
普选权我在前面说过，全美国都承认普选权。不管社会地位高低，人人都有这项权利。我在一些不同的地区，在因语言、宗教和风习的差异而彼此形同外国人的一些种族之间，在路易斯安那和新英格兰，在佐治亚和加拿大，都有机会看到普选权的实施效果。我曾说过，普选权在美国远未产生人们期望它在欧洲产生的一切善和一切恶，它在美国的实施效果一般也与想象的不同。
人民的选择和美国民主在这种选择中的本能在美国，一些最出名的人很少出任公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法国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所怀的嫉妒心不是法国人特有的感情，而是一种渴望民主的感情——在美国，为什么一些最优秀的人往往本人远离政界在欧洲，许多人不是口上不说而心里相信，就是心里本不相信而口上却说：普选权的最大好处之一，在于吁请最受公众信任的人出任公职。他们认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但人民衷心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的爱好决不妨害他们推选同他们怀有同样愿望和最能胜任的人去主持政务。
至于我，必须说我在美国看到的，使我无权认为他们也是如此。我到美国后，就吃惊地发现，被治者中间真正人才荟萃，而统治者当中却很少有名流。今天，在美国，最卓越的人士很少去当官，乃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而且必须承认，这也是随着民主超出其原来的一切界限而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家世家大大减少了。
可以指出这个现象的数个成因。
尽管做了许多工作，但仍未能使人民的文化高达一定的水平。简化人们的学习内容，改进教育方法，使学习走上正确道路，这些都好办；但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够，人们仍不能学到知识和发挥学到的知识。
因此，人们不需劳动而能生活的空闲时间的长短，就决定着他们获得知识的必要时间。在某些国家，这个时间比较宽裕；而在另些国家，这个时间就不够宽裕。而如果完全没有这个时间，人们就不得不尽为生活的物质方面而操劳，即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同样，既难于想象在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博学多闻，又难于想象在同一个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家财万贯。这两种不可能是彼此相关的。我欣然承认，广大公民都衷心希望国家富强；我还愿意更进一步承认并曾讲过，社会的下层阶级在这个愿望中掺杂的私念，一般说来少于上层阶级。但是，他们却总是不同程度地没有本领去判断达到他们衷心希望的目的所用的手段是好是坏。为了彻底认识一个人的性格，必须进行长期观察和各种分析。一些伟大的天才在这方面都有失误，而普通人就能办到吗？人民没有时间和办法去做这项工作。他们的判断总是匆匆忙忙做出的，并且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特点。因此，各种骗子能够施用他们取悦于人民的花招，而人民的最忠实友人却不能取信于人民。
另外，人们并不是总能按民主方式去选择值得他们信任的人，有时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和不想这样做。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使人们心中的嫉妒感情发展到了最高点。这与其说是因为民主制度给每个人提供了使自己与他人拉平的手段，不如说是因为人们总是觉得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手段。民主制度唤醒和怂恿了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这种完全的平等，总是在人们以为得到它的瞬间，便从他们的手中溜走和消逝了。用帕斯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永远消逝了。人们经常热中于追求那种近得足以使人摸到，而远得又使人取不到的重大利益。成功的可能性大时，人们高兴；成边的不确性大时，人们懊丧。他们有时高兴，有时灰心，有时发怒。凡是在某一点上超过他们能力的东西，都被他们视为使他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的障碍。因此，不管上司如何合法，他们都一概不理。
许多人认为，这种引导下层阶级把上司从领导公务的职位上拉下来的隐秘本能，只见于我们法国。但这是一个误解。我所说的这个本能，不是法国人所固有的，而是一种民主的本能。特殊的政治环境虽然可以使这种本能带有使人感到严厉的特点，但它不能创造这种本能。
在美国，人民并不憎恨社会的高层阶级，只是对他们不太欢迎，设法不让他们当权。人民不怕人们有天才，但对这种人不够器重。一般说来，凡是没有天才而发迹的人，都难于得到人民的好评。
一方面是这种天然本能在使人民排斥卓越人物当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力量也不亚于这种本能地在使这些人远离政界，因为他们在政界的竞技中难以保全自己和免于堕落。衡平法院首席法官肯特就十分坦率地流露过这种思想。我提到的这位著名作家在盛赞联邦宪法授权总统提名法官的条款之后说：“最称职的人，也许为了不在普选中当选，而在行动上不十分积极，在精神上保持十分严肃。”〔肯特：《美国法释义》第1卷第273页〕。这是在1830年发表于美国而且没有人反对的见解。
我只想用这些话证明，那些认为普选权能够保证人们做出最佳选择的人，完全是在幻想。尽管普选权有许多优点，但并不在这里。
能够部分纠正民主的这种本能的因素巨大的危险对国家和人民产生的不良效果——为什么50年前美国有那么多卓越人物主持政务——教育和民情对人民的选择发生的影响——新英格兰的例子——西南部各州——某些法律是怎样影响人民的选择的——两级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对参议院的结构的影响当巨大的危险威胁国家的时候，人民往往能成功地选出最能拯救国家的公民。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很少能保持常态，他不是居于常态的水平之上，就是居于这个水平之下。国家的情形也是如此。极端的危险不但没有使一个国家振奋，有时反而把它吓倒。这种危险虽能荡起人民的激情，但没有对激情加以引导。它虽能触及人民的头脑，但没有使之清醒。犹太人就曾经在他们的硝烟弥漫的神殿废墟上互相厮杀。但最常见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在危险临头的时候，反而能格外冷静，做出非凡的克服危险的行动。这时，一些伟大的人物突起，就象耸立在黑夜中的大厦，顿时被一场大火照亮。天才不再犹豫，挺身而出；苦于灾难的人民，也会暂时忘却他们的嫉妒感情。这时，从选票箱里检出伟人名士的名字，并不罕见。我在前面说过，今天的美国国务活动家，远远不如50年前主政的人物。其原因不仅来自法律，而且来自环境。当美国在为独立这一正义的事业而斗争时，它是一个要摆脱另一个国家的奴役的国家；而当它以一个新国家的身分进入世界时，它的全体人民的精神品质已经达到他们的努力目标所要求的高度。在这样的举国欢腾声中，卓越的人物走到人民的前面，而人民也举手欢迎他们，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但是，这样的事情毕竟少见，还必须从事物的另一侧面去做判断。
转瞬即逝的事件有时会抑制民主的激情；而人们的知识水平，特别是民情，将对激情的发展趋势发生不仅强大而且持久的影响。在美国，就常见这种情况。
在新英格兰，教育和自由完全从属于道德和宗教，很早以前就建立的长期存在下来的社会，已形成一套道德准则和习惯，所以人民在轻视财富和门第向来可以在人们中间造成的优势的同时，却习惯于尊重知识和道德的优势，并毫无怨言地加以服从。因此，民主在新英格兰比在其他各处可做出最佳的选择。
但是，往南一走，就看到不同的情况。在南方的各州，社会纽带形成得较晚和不够牢固，教育不够普及，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则还结合得不够令人满意。因此，在那些州的政府里，有德，有才或德才兼备的人极为罕见。
当进入不久以前才建立社会组织的西南部各州，人们看到的全是冒险家和投机家的庄园。在这里，我们深为管理社会的大权被几个人所控制而大吃一惊，并在心中思忖：除了立法机构和人的独立以外，有什么力量能使国家发达和社会繁荣呢？有些法律具有民主的性质，但它们也曾部分地纠正了民主的危险本能。
当你进入华盛顿的众议院大厅时，你会为这个大会议厅里的粗俗举止感到吃惊。尽管你在大厅里一再环顾，依然看不到一个著名人士。几乎全部议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姓名没有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任何印象。他们大部分是乡村律师和商人，甚至是属于最下层阶级的人士。在这个教育几乎普及的国家，据说人民的代表并非都是能够写字无讹的。
仅隔几步，就是参议院大厅的大门。但在这个不大的会议厅里，却聚集了大部分美国名人。你在这里见到的每个人，都会使你想其他最近的声望。他们当中有善于雄辩的大律师、著名的将军、贤明的行政官和出名的国务活动家。这个会议厅里的一切发言，可与欧洲各国国会的最出色辩论媲美。
这两种场面的奇异对照是怎样形成的呢？全国的精华为什么只见于参议院而不见于众议院？为什么后者只会集了一些大老粗，而前者却为天才和名人所垄断？但是，这两个议院都来自人民，均经普选产生，而且至今没有听到在美国有人指责参议院敌视人民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惊人的差异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个原因，那就是：众议院是由人民直接选举，而参议院则经两级选举产生。每个州的全体公民选举本州的立法机构，而联邦宪法又规定各州的立法机构为选举团，由这些选举团选举参议员。当然，参议员也能代表（尽管是间接地代表）普选的结果，这是因为：选举参议员的各州立法机构，并不是贵族团体或本身拥有选举权的特权团体，它实质上服从各州的全体公民；各州的立法机构一般每二年或一年改选一次，全体公民通过改选立法机构更新其成员，从而能对参议员的选举进行控制。但是，人民的意志通过这个选举团来表达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使自己带有更加庄重和严肃的形式。因此，选举团选出的参议员也能经常切实地代表治理国家的多数。但是，他们只代表流行于国内的高尚思想和引导国家前进的国家精神，而不代表往往会使国家动乱的局部激情和使国家名誉扫地的邪念。
不难看到，将来总有一天，美国的各共和州因在选举制度中采用两级选举而强大起来。否则，它们便有掉进民主的陷阱而受苦的危险。
对于这一点，我始终确信不疑。我认为两级选举是使各阶层人民都得以享用政治自由的唯一手段。不管是希望把这个手段变成政党的专有武器的人，还是害怕这一手段的人，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
美国民主对选举法产生的影响选举稀少会对国家造成重大危险——选举频繁会使全国处于激动不已的状态——美国人从这两种弊端中选择了后者——法律常常改变——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斐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选举的间隔期长时，每次选举都有使国家发生动乱的危险。
这时，所有的政党都将全力以赴，设法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于候选人来说，选举的失败几乎是不可救治的创伤，所以他们可能气急败坏，什么都干得出来。但是，如果这种合法的斗争不久就能重新举行一次，则失败的政党便可以忍耐一下了。
当选举接踵而来时，选举的频繁会使社会动荡不安，使政务处于连续不断的常变状态。
因此，一方是使国家有小病缠身的危险，另一方是使国家有生一场大病即爆发革命的可能。第一种制度在损害政府的美好形象，第二种制度在威胁政府的生存。
美国人宁愿忍受第二种弊端，而不愿忍受第一种弊端。在这里，指导他们行动的，主要是本能，而很少是理性，因为民主将他们对变化的爱好发展成为激情。结果，美国的立法出奇地多变。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法律的多变性是一种总的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的必然结果。但我确信，没有一个美国人会硬说这种多变性没有缺点或认为它不是一大弊端。
汉密尔顿在论证一项可能防止或推迟颁布不良法律的权力后，补充说：“或许有人会说，防止颁行不良法律的权力亦包含防止颁行良好法律的力量。〔既可用于这个目的，又可用于另一目的〕但这个反对意见，对于能够正确评价法律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的坏处的人来说，并不怎么重要。法律的不稳定性已构成我国政府的性质和宗旨方面的最大污点。”（《联邦党人文集》第73篇，重点是托克维尔加的。）麦迪逊说：“立法的方便和漫无节制，似乎是我国政府的最有害的病症。”（《联邦党人文集》第62篇）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迄今出现的最伟大民主主义者杰斐逊本人，也指出过这样的危险。
他说：“我国法律的不稳定性确实是一大弊端。我觉得我们应当除掉它，即应规定在一项法案被提出之后，允许在一年内批准实施。法案应交付讨论，没有更改意见后再表决。如果情况要求迅速通过该法案，亦不得根据简单多数决定，而应以两院各自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美国民主治下的公务人员美国公务人员的简朴——没有公务人员制服——对所有公务人员均付酬——这样做的政治后果——美国没有终身公职——它的后果美国的公务人员，同公民大众没有什么区别，既无宫殿和卫士，又不着制服。统治者的这种简朴作风，不仅与美国人的品质有关，而且与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有关。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建立政府并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个必然的灾难。这要授予官员们以一定的权力，因为没有这种权力他们还有什么用呢！但是，作为权力外表的制服，决非工作之不可缺少，而且让公众看着也不舒服。
公务人员自己十分清楚，让他们有权向其他人发号施令，是以他们的举止不得高人一等为条件的。
我想象不出哪个国家的官员会象美国公务人员那样作风朴实，平易近人，问话时亲切，答话时和蔼。
我喜欢民主政府的这种自然作风，我在这种重视职责甚于重视职位、重视人品甚于重视权力外表的内务官员身上，看到了我所钦佩的男子汉工作作风。
关于制服可以发生的影响，我觉得我国一百多年以来把它的作用夸大了。我在美国从来没有见到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因穿着不合身分而被轻视或不被尊敬的情形。
另外，我也十分怀疑在公务人员装模作样地穿上制服时就能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我不相信他们之受人尊敬是来自衣着而不是来自人品。
当我看到我国的一些官老爷粗暴待人或挖苦人，耸一耸肩膀表示反对，或以得意的微笑下达指示时，我真想剥下他们的制服，一直剥到露出他们作为一个公民的真正模样，看这能不能使他们想起人类应当受到尊敬。
美国的公务人员均不着制服，但却领取薪俸。
这一点比上述各点更自然是来自民主原则。民主制度亦准许官员摆阔，用丝绸和金银打扮自己，但不得直接破坏民主的原则。这样的特权只是暂时的，而且是属于职位，并不属于个人。但是，如果公务人员不拿薪俸，就会产生一个富有和独立的公务人员阶级，就会形成一个贵族核心。这时，即使人民还保留有选举权，它的行使也必然受到限制。
如果一个民主共和国把公务人员的薪俸制改为无偿制，我可以十拿九稳地推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君主政体。而在一个君主国开始实行公务人员的无偿制时，这一行动无疑是在走向专制政体或走向共和政体。
因此，在我看来，用薪俸制公务人员代替无偿制公务人员，这本身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把美国全无不付薪的职位这件事，看成是民主在该国发生绝对统治作用的最明显标志之一。为公共服务，不管属于什么性质，都领报酬。因此，每个人不仅有权为公共服务，而且服务时有生活保证。
在民主国家，虽然每个公民都能出任公职，但也不是全体公民都有希望出任。这不是因为候选人的资格不够，而是因为候选人的人数和当选条件，在选举时总是有限制的。
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半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当每年进行一次选举时，情况尤譬如此。因此，在平安无事时期，公职对野心的诱惑力不大。在美国，混迹于政治圈子里的人，都是抱负不大的人。怀有大才和大志的人，一般都远离政治而去追求财富。由于觉得办不好自家的事业而去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倒是大有人在。
平庸人士之所以有很多人担任了公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和民主的不良选择。在美国，即使卓绝的人士希望当选，我也不知道人民会不会选举他们，但我肯定他们不会出来竞选。
美国民主治下的行政官的专权为什么行政官的专权在专制君主国和民主共和国比在立宪君主国强大——新英格兰行政官的专权有两种政府对行政官授予很多专权。这两种政府是：只由一个人统治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
这个同样的结果，来自一些几乎相同的原因。
在专制国家，人们的命运没有保障，官员的命运并不比私人的命运有保障。君主掌握着他所雇用的人们的生命财产，有时还有他们的荣誉。他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可怕的，还让他们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确信他们不会滥用这种自由来反对他。
在专制国家，君主甚爱自己的政权，以致害怕自己规定的制度给政权带来麻烦；他喜欢把他的臣民的轻微越轨行为看成是出于偶然，相信这不是出于存心反抗他的愿望。
在民主国家，多数每年都能从他们以前委托的人们手里收回权力，所以他们决不害怕那些人滥用职权。多数每时每刻都能使执政者知道他们对政府的意见，所以他们喜欢让执政者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不愿意用一套死规矩去束缚执政者，因为这样的死规矩既限制执政者又限制他们自己。
但是，只要稍微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的专权还要大于专制国家。
在专制的国家，君主可以立即惩治他所发现的一切犯法行为，但他不能确信自己可以随时发现应予惩治的一切犯法行为。而在民主制度下，执政者的权力不仅极高，而且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公务人员在法律为他们规定的范围内，其行动的自由比欧洲的任何官员都广泛得多。
一般只向他们指出应当完成的任务，而方法则由他们自己选择。
比如，在新英格兰，规定由各乡镇的行政委员负责提出陪审员名单。但应当指出，他要从享有选举权和名誉良好的公民中选择陪审员。
在法国，如对一个公务人员授予如此可怕的权力，不管他怎样去执行，人们必定认为老百姓的生命和自由处于危险之中了。
在新英格兰，乡镇的行政委员还有权把酗酒者的名字张贴在酒店里，禁止居民向他们提供酒类，违者罚款。
这样的查禁权限，在最专制的君主国，也会激起人民的反对；但在新英格兰，却毫不费力地被人服从了。
没有一个地方的法律，象在民主共和国那样使行政官享有如此大的专权，因为这种专权没有可怕之处。甚至可以说，随着选举权日益扩及底层，行政官的任期日益缩短，行政官更加自由了。因此，要想把一个民主共和国改变为君主国，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行政官不再由人民选举，但他们仍保留着民选的行政官的权限和习惯，那就会导致专制。
只有在立宪君主国，法律在为官员的行动划定范围的同时，还能想到指导官员的每一行动的问题。能够如此的原因，是不难说明的。
在立宪君主国，权力由国王和人民分享，两者都希望行政官的职位保持稳定。
国王不愿意将行政官的命运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因为怕行政官出卖王权的利益；而在人民方面，则怕行政官完全依附国王，从而压制自由。因此，既不要让行政官依附国王，又不要让行政官依附人民。
使国王和人民准许官员保持独立的同一原因，也在使国王和人民寻找不让官员滥用这种独立的保证，以防官员侵犯王权的利益和人民的自由。因此，双方一致认为必须事先为官员划定行动范围，并发现为官员制定一套不得违犯的守则也是有好处的。
美国行政的不稳定性在美国，人们在社会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往往不如他们在家庭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报纸是唯一的历史文献——行政的不稳定性为什么对施政艺术有害在美国，掌权的人在台上的时间很短，不久便回到每天都在改变面貌的群众中去，所以他们在社会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往往不如他们在家庭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美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差不多全凭口述和传统进行。没有成文的规定，即使写出过一些，也象古代女巫写在棕榈树叶的预言，遇上一阵微风，就被吹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国的唯一历史文献是报纸。如果报纸短了一期，时间的锁链就会断裂，现在和过去就接连不上了。我毫不怀疑，50年后再收集有关今天美国社会详情的确凿文件，将比寻找法国中世纪行政管理的文件还要困难。如果美国有一天遭到蛮族入侵，要想了解今天住在这里的人民的某些事情，那就只得依靠其他国家的史料了。
行政管理的不稳定性，已开始渗入人民的习惯。我甚至可以说，今天每个美国人都觉得这样合乎口味。谁也不打听在他以前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研究管理方法，没有人总结经验。收集文献本来十分容易，但也没有人收集。偶然落到人们手里的文件很少被保存下来。我手头的几份原始材料，还是一些行政部门为答复我对某些官员的提问而给我的。在美国，社会每天就象一支战斗中的军队在生活。然而，行政管理技术无疑是一门科学，而且所有的科学为了不断进步，都必须逐代总结前代的经验。人们在短促的一生中，有的人笃行，有的人立言；前者在发明方法，后者在创造理论。人类就是这样一边前进，一边收集个人的不同经验果实，而逐渐建立起各门科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根本不互相学习，是美国的最大难题。而且，他们在指导社会工作时，只凭自己积累的经验知识，而没有指导该项工作所必备的科学知识。因此，推广到行政管理工作的民主，反而阻碍了管理人员的技术进步。就这一点来说，民主对于已经完成行政管理教育的国家，比对于缺乏这方面经验的国家更为适合。
而且，这个论断并不只适用于行政科学。但是，有按如此简单和自然的思想建立的民主政府，就必须有非常开化和文明的社会。最初，人们还以为只是在遥远的古代才存在过这种政府；但是，随着后来的深入考察，才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政府只能出现于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
美国民主治下的公共开支在任何社会，公民都被分为几个阶级——每个阶级要求管理国家财政的本能——为什么人民主政时公共开支必然增加——在美国，使民主制度造成浪费的事情并不可怕——民主治下的国库收入的使用民主政府是节约的政府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规定一个比较的标准。
如果我们拿一个民主共和国与一个专制君主国作对比，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这时，我们将会发现，前者的公共开支比后者大得多。而且，一切自由国家与不自由国家相比，情形也是如此。不错，专制制度使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是它妨碍人民发展生产，而不是它夺去人民的生产成果。它使财源枯竭，却始终重视既得的财产。自由与此相反，它生产出来的财富比它所毁掉的多千百倍。了解自由好处的国家，其财源总比税收增长迅速。
我现在要说明的主题，是对各种自由国家进行对比，指出民主对各国财政的影响。
社会同有机体一样，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其不可须臾离开的固定规则。社会是由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的一定成分组成的。
在科学上，常把一个民族分为三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由富人组成。第二个阶级的成员，是那些虽然不是富人但生活优裕的人。属于第三个阶级的人，只有很少财产或根本没有财产，全靠为前两个阶级劳动维持生活。
这三类人的人数，可能因社会情况而有多有少，但你不能否认每个社会里都有这三类人。
显而易见，每个阶级都对国家财政的管理有其自己的要求。
假如国家的法律都是由第一个阶级制定的。这时，他们大概很少考虑节省国库开支，因为对大额财产的课税只不过是动了一根毫毛，对它无关紧要。
再假如国家的法律全是由中间阶级制定的。这时，它准考虑不要挥霍国家的税收，因为最大的灾难莫如对小额财产课收高额税金。
我认为中间阶级的政府应当是自由政府，但我不说它是自由政府中最有知识和最慷慨的政府，但它却是最节约的政府。
现在，我假设第三个阶级总揽了制定法律的大权。我认为这是为公共开支的有增无减提供了良机，其理由有二：首先，制定法律的人大部分没有应当课税的财产，国家的公共开支似乎只能使他们受益，而决不会使他们受害；其次，稍微有钱的人不难找到办法，把赋税的负担转嫁给富人，而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当政时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因此，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有显著节省。这项开支经常是很大的，这是因为立法抽税的人可能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赋税的负担落到自己身上。换一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使立法抽税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
你反对也没有用，人民的真正利益就是要引导人民去保护富人的财产，否则，人民很快就会感受到自找麻烦的痛苦。
而且，国王的利益不也是人民幸福的所在吗？贵族的利益不也是时时在向人民开放吗？如果长远的利益能够克制目前的激情和要求，那就永远不会有暴君统治或专横的贵族制度。
可能有人反问我：不是有人主张由穷人独揽立法大权吗？他们是谁？他们是建立了普选制度的人。制定法律的是多数还是少数？无疑是多数。如果能够证明穷人经常构成多数，那不是也可以补充一句说：在实行选举制度的国家，穷人将独揽立法大权吗？不错，至今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财产的，或者只有少数财产而得以在不劳动时维持生活的。因此，普选制度事实上是使穷人管理社会。
民权有时可能对国家财政发生灾难性影响，这在古代的一些民主共和国已属常见。在这些共和国，为救济贫困的公民或为人民提供游戏娱乐设施，几乎耗尽了国库。
老实说，代议制在古代还鲜为人知。而在今天，人民的激情很难在公共事务方面表露，但可以断定，久而久之，代表们总会按照选民的要求行事，照顾他们的爱好和利益。
再者，随着人民日益富有，民主造成的浪费将按比例地减少其可怕性，因为人民富有以后，一方面不再需要富人出钱，另一方面如要增加赋税，自己难免不受损失。从这一点来说，普选制度在法国将比在英国较少产生危险，因为在英国，几乎所有的应当课税的财产，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美国，绝大多数人都有财产，其社会地位亦比法国人有利得多。
还有一些原因可能增加民主国家的公共开支。
在贵族统治国家时，主持国务的人由于自己的地位而可以免于匮乏。他们自以为生来有福，总是向社会要求权力和名誉；他们高踞于芸芸众生之上，从来看不到人民大众的安宁幸福是怎样促进他们的荣华富贵的。不错，他们对穷人的苦难也不是毫无恻隐之心，但他们对于这种苦难的感受并不如穷人那样切身。只要人民能够安贫知命，他们便心满意足，除了保住统治地位以外，便再无所求。贵族政体关心维持现状胜于关心改进现状。
反之，当人民掌握国家大权时，主政者便会到处兴利除弊，因为他们受过痛苦。
这时，改革的精神将会波及百行百业，深入到最末的细节，特别会在需要花钱的事业上得到发挥，因为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改善穷人无力自己改进的生活条件。
而且，在民主社会，还有一种目标并不明确的奋进精神，和一股不断追求几乎总是要花钱的各种革新的热情。
在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下，野心家们为了迎合主政者的好大喜功的自然心理，经常促使主政者去办一些劳民伤财的事业。
在穷人主政的民主国家，主政者只会在增进社会福利的事业上表示慷慨，而这种事业几乎总是要耗资的。
另外，当人民自己开始考虑本身的处境时，总会产生许许多多起初并未意识到的需要，而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就不得不依靠国家的资助。因此，一般说来，公共开支总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赋税则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加。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常使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为可贵。
即民主政府虽然有时打算节省开支，但它却办不到，因为它没有节约之术。
由于民主政府经常改变自己的目标和频仍更换它的人员，所以它的事业缺乏首尾一贯性或经常半途而废：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花了钱，但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相称；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花了钱，但毫无所得。
美国民主在规定公务人员薪俸方面表现的本性在民主制度下，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并无机会牟利——美国民主的趋势是增加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和降低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这样做的原因——美国和法国公务人员薪俸的对比通常有一个重大原因能使民主制度撙节公务人员的薪俸开支。
在民主制度下，规定薪俸制度的人很多，但其中却很少有人有机会从中牟利。
反之，在贵族制度下，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几乎总有从中牟利的隐约希望。这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或至少是为其子女准备的财源。
但是应当承认，民主国家对其主要公务人员也是过于吝啬了。
在美国，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高于其他国家，但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却远远不如其他国家。
这两个相反的现象，来自同一个原因。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务人员的薪俸都是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比下级公务人员和高级公务人员的贡献而规定的。由于人民自己生活宽裕，所以他们觉得公务人员也应分享这种宽裕生活，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规定国家的高级公务人员薪俸时，这个想法便不起作用了，而完全是出于随意。
穷人对社会的高层阶级的生活需要认识不清。在富人看来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在穷人看来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因为后者觉得能够满足日常需要就不错了。他们认为，一个州长每年收入两千埃居（6000法郎），就算得上幸福和值得羡慕的人了。
假如你要设法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应在外国人面前显出一定的气派，他们起初可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简陋住所和辛勤劳动的微薄收入，看到用你以为是微不足道的款项他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时，他就会对这样一笔财富感到吃惊，甚至会被吓倒。
另外，当下级公务人员与人民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而另一些人却在这个水平之上时，前者还能激其他们的同情，而后者则会引起他们的嫉妒。
这种情形，在薪俸看来是随公务人员的权限的加大而减少的美国，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贵族统治的帝国，情况与此相反，高级官员均获得极高的薪金，而小官员的收入只能糊口，其原因不难从我们上面指出的类似原因中找到。
如果说民主制度不会承认富人应当享乐和穷人应对富人嫉妒，那末贵族制度则不会理解穷人的困苦，或者无宁说它根本不知穷困为何物。确切地说，穷人是另一种人，与富人非属同类。因此，贵族制度很少关心下级官员的命运，只有在下级官员因为薪金过少而拒绝为它服务的时候，它才略微提高他们的薪金。
民主制度虽然没有节约的爱好，但它对高级公务人员却采取了节省开支的态度，以致对他们有亏待和吝啬的倾向。
不错，民主制度也使主政者能够过上差强人意的生活，但它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和便于人民安居乐业，却可以不惜耗费巨资。这些开支主要来自税收，但没有被浪费。
一般说来，民主制度用于统治者方面的费用少，而用于被治者方面的费用多。贵族制度与此相反，它把国家的收入主要用于主持国务的阶级身上了。
难于识别促使美国政府厉行节约的原因凡是寻找法律对人类命运发生真正的影响事实的人，都犯过重大错误，因为再没有比识别这种事实更难的事情了。
一个民族天生轻松活泼和热情洋溢，另一个民族喜欢深思熟虑和善于精打细算。这些特点来源于他们的身体素质或一些我们尚不清楚的古老原因。
有些民族喜欢排场、热闹和游兴，花费万金求一时之乐亦不后悔。另些民族喜欢独善其身，耻于表现自己富有。
有些国家热中于建筑之美，另些国家毫不重视艺术，轻视一切没有实效的东西。最后，有些国家爱好名誉，另些国家崇拜金钱。
除了法律以外，所有这一切表现都各自对国家的财政发生强有力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人决不把国家的钱花在公共庆典上，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税收要由人民投票决定，而且是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隆重的庆祝。如果说美国人不追求建筑物上的装饰，不重视虚有其表的华丽，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讲究民主的民族，而且是因为他们是重商的民族。
私人生活的习惯也被公共生活所接受。但是我们应当把美国的来自制度本身的节约，与来自人们的习惯和社会风气的节约区别开来。
可否拿美国的公共开支与法国的对比要衡量公共开支的多寡，必须确定两点：国富和税收——我们无法确知法国的财富和开支——为什么也无望知悉美国的财富和开支——作者为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的税收总额所做的调查——可以表示一个国家的开支多寡的总指标——对美国进行的这项调查的结果最近，人们对于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但均未获得满意的结果，而且我认为用几句话就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
为了能够查明一个国家的公共开支有多少，有两项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第一，必须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财富；第二，必须知道它把多少财富用于公共开支。只调查税收的总额而不研究应当课税的财源，将是一件徒劳无功的工作，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并不只是开支，而且还有开支与收入的关系。
一个富人可以轻易缴纳的一笔税款，如由穷人去交付，可使这个穷人倾家荡产。
人民的财富由许多成分构成，其中主要的是不动产，其次是动产。
一个国家的可耕地面积及其天然价值和增益价值，是很难精确计算出来的。而要计算人民拥有的动产的价值，尤其困难。由于财产的种类繁多和数量庞大，所以即使你算出了总数，也几乎无法使你进行正确的分析。
因此，我们发现，欧洲的一些文明悠久的国家，甚至包括行政集权的国家，至今都未能精确地算出它们的财富总额。
在美国，人们甚至没有计算财富总额的打算。在这个新兴国家，社会还没有安定下来，全国政府还没有象我国这样拥有大批调遣自如的下属人员，统计资料由于无人收集或无时间研究而不齐备，你怎样能相信会得出正确的计算结果呢？
因此，我们不会获得计算所需的资料。我们无法拿法国的财富与美国的财富进行对比。法国的财富还没有精确计算出来，而美国的财富则根本无法进行这种计算。
但是，我宁愿暂时不用“对比”这个必要的字眼，先不去考察税收与税源的关系，而只想计算税收的实际金额。
读者将会看到，我的研究范围虽然缩小了，但我的任务并未由此减轻。
我毫不怀疑，法国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制度虽有大批官员的努力，也无法精确算出课自公民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总额。而且，这项并非个人所能承担的工作，法国政府本身也没有完成，或至少尚未公布其结果。现在，我们虽然可以知道国家的支出总额，知道各省的支出总额，但尚不了解乡镇的开支情况，所以还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法国的整个公共开支情况。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研究美国的公共收支，则会发现困难更多，而且更无法克服。美国使我知道了它的开支总额的确切数字，我也得以看到它的二十四个州的预算，但是谁能使我了解美国公民向他们所在的县和乡镇提供了多少行政开支呢？
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各州政府向我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而且即使各州政府全都愿意帮助我，我也怀疑它们能否使我满意。抛开这项工作的自然困难不管，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在妨碍各州政府的努力获得成功。乡镇和县的行政委员不是由州长任命的，不受州长的管辖。因此可以断定，即使各州政府愿意向我提供所需的资料，也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本应当向州政府服务的下级官员可能敷衍塞责。
总之，比较美国和法国的社会开支很难得到成果，而比较两国的财富亦然。我再补充一句，试图这样做也同样危险。
当统计资料不是以确实可靠的计算为基础时，不但不能指导工作，反而会把你引入歧途。人们的头脑容易被貌似正确而实际上却有出入的事物所迷惑，对披着数学真理外衣的错误置信不疑。
因此，让我们放弃数字而设法另找证明吧！
在缺乏确实可靠的资料的情况下，要想查明人民的公共开支负担是否与他们的财富相称，只能观察这个国家在物质上是否繁荣，观察人民在向国家缴纳税款之后穷人是否还能维持生计，富人是否更加富有，双方是否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双方是否每天又在继续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资本是否缺乏投资的场所，而需要投资的产业是否需要资本。
按这些标志进行观察的人，无疑会断定美国人民的收入给予国家的部分远远低于法国人民收入的这一付出部分。
但是，怎样才能断定两者之间的不同呢？
法国的一部分债务，是两次受侵略的结果，而美国不必担忧入侵。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不得不经常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美国孤悬于大西洋彼岸，使它只拥有六千名士兵就可以了。我们有300艘军舰，而美国只有52艘。因此，美国居民怎么能比法国居民负担多呢！
由此可见，在如此不同的两国财政之间是不能进行对比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断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真正节俭的制度，是基于对美国的实际情况的考察，而非基于美国同法国的对比。
我考察了联邦的各个州，发现各州政府常常没有首尾一贯的计划，对雇用的人员也不进行经常监督。因此，我自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它们必然要浪费纳税人的金钱，或在一些事业上花费了不必要的金钱。
可是我看到，忠实于选民的政府，却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满足社会下层阶级的需要，为他们敞开监督政府的大门，在他们中间普及幸福和知识。它使穷人温饱，每年拨付巨款创办学校，对每项服务均付报酬，使小人物也能得到良好的待遇。虽然我认为这样的治国方式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又不得不说它是耗费过大的。
我看到这里是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和掌握国家的财源，而且我相信这里的国家支出有利于穷人，所以国家经常增加新的开支。
因此，我不依靠不完整的统计数字，也不想进行没有把握的对比，便敢于断言美国人的民主政府并非象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吝啬的政府；我也不怕预言美国人民一旦遇到严重困难，美国的税收也将达到与大多数欧洲贵族国家或君主国家一样的高度。
民主国家统治者的贪污腐化及其对公共道德的影响在贵族政体下，统治者偶而试图学坏——在民主政体下，统治者经常自动变坏——前者的败坏行为直接影响人民的道德——后者对人民道德的影响虽是间接的，但其危害更大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互相指责对方容易贪污腐化。对此要做辩析。
在贵族政府，政务工作人员都是富人，他们只贪图权势。
在民主政府，国家工作人员都是穷人，他们希望发迹高升。
结果，在贵族国家，统治者很少贪污，对金钱的欲望不大；而在民主国家，情况与此相反。
但在贵族制度下，想当头目的人都有很多金钱，而能够当上头目的人，又由于职位有限而为数不多，所以可以说政府是待价而沽的政府。反之，在民主制度下，渴望当权的人几乎一文不名，而竞争当权的人又为数甚多。因此，在民主制度下，卖主可能不少，但几乎找不到买主。而且，一次就得收买很多人才能达到目的。
四十年来在法国掌权的人，有许多被指控为了发财而曾牺牲本国和盟国的利益，而旧君主制度的官员则很少有人受到这种谴责。但在法国，几乎没有贿选的例子；而在英国，这种事情则是司空见惯的。
我在美国从未听说有人用钱去买官做，但我总是对公务人员的廉洁表示怀疑。尤有甚者，是我经常听说他们是依靠卑鄙的阴谋和应受谴责的手段而获得成功的。
因此，如果说贵族政体的主政者偶而试图学坏，那末民主政府的首长则自动变坏。在前一种情况下，学坏的官员使人民的道德受到直接打击；在后一种情况下，变坏的官员对人民的思想意识发生的影响必将更为可怕。
在民主国家，当上国家首脑的人差不多总要受到使他感到不快的怀疑，所以他会利用某种办法由政府来保护他被指控的罪行。这样，他就为尚在同恶进行斗争的善提供了危险的榜样，使被掩盖的恶披上了光荣的外衣。
有人会说，邪恶的感情各阶层都有，王位往往是凭生来具有的权力而登上的，无论是贵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有非常可鄙的人物当上国家首脑。但是，这种辩解也是徒劳的。
这种答辩不会使我满意，因为在偶然掌权的人物的腐化行为中有一种粗野庸俗的东西在把腐化行为传染给大众，而在一些大阔老的堕落生活中反倒有某种贵族的文雅风度和高大气派使堕落生活往往不致于外传。
人民永远不会理解宫庭内部斗争的秘密，而且往往难于察觉被文雅的举止、高尚的爱好和美丽的言词所掩盖的卑劣行径。但是，偷盗国库或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能看得出来，而且他们自己也可能跃跃欲试。
另外，值得害怕的倒不是大人物的缺德，而是缺德使人成了大人物。在民主制度下，一些普通公民看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没有几年就从无名小卒爬到有钱有势的地位后，必定吃惊和眼红，并在心里琢磨昨天还与自己一样的人为什么今天有权领导他们了。要把这个人的发迹归因于他的才德，那是令人不痛快的，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的才德不如人家。因此，他们便到这个人的某一劣行中去找主要原因，并且经常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结果，在卑鄙和权势之间，在下贱和成功之间，在丢脸和实惠之间，便出现了可悲的概念混乱。
民主能够做出哪些努力联邦只为自己的生存做过一次斗争——战争开始时的热情——战争将近尾声时热情减退——在美国难于建立征兵制和海员强迫服役制——为什么民主国家不如任何其他国家能做出不懈的努力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我在这里讲的是遵循人民的真正意愿的政府，而不是仅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
没有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抗拒的了，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
很难说一个民主政府在国家发生危机时能够做出多大的努力。
至今还未出现过强大的民主共和国。用共和去称呼1793年统治过法国的寡头政治，那是对共和政体的侮辱。只有美国是共和政体的新的光辉榜样。
联邦政府至今已经存在50多年，但它的生存只遇到过一次危险，那就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在这场长期战争开始时，人们曾以罕见的热情为祖国效劳。但是，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昔日的自私自利心理又重新抬头：人们不再向国库交款，不应募去当兵；人民仍想获得独立，但在争取独立的手段面前却步。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篇）中写道：“我们徒然增加了许多税目，我们徒然试行了一些新的征税办法。公众的期望已一律化为失望，国库空空如也。我们的民主政府的性质所固有的民主行政制度，面临着硬通货奇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导致贸易陷入萧条不振状态。民主行政当局至今虽一再试图努力扩大税收，但不见成效，以致各州的立法机构也终于认识到这样做是愚蠢的。”〔万人文库版第55页〕从此以后，美国再没有进行过一次需要坚持到底的严重战争。
因此，要想知道哪些牺牲是民主制度能够忍受的，必须等到美国人民也象英国人民那样不得不把收入的一半交由政府处理的时候，或者等到也象法国人民那样必须把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送上战场的时候。
在美国，人们不承认征兵制，招我去当兵就得给我钱。强制征兵的办法与美国人民的思想格格不入，为美国人民的习惯所不容，以致我不相信有人敢于把它写进法律里去。法国所谓的征兵制，无疑是我国人民的最沉重负担。但是，没有征兵制我们怎么能支持一场陆上大战呢？
美国人也不接受英国的那种强制海员服役的办法，他们也没有我们法国那样的海军征兵制。美国的海军同商船的海员一样，都是根据自愿参加的办法应募的。
但是，很难想象一个能够支持一场大海战的国家不求助于上述两种办法中之一种。因此，曾在海上进行过光荣战斗的合众国，就未有过一支大舰队，可是它为装备为数不多的几只舰艇，也曾花了很多钱。
我曾听到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承认，美国如不采用海员强制服役制或海军征兵制，将难于维持它在海上的地位，但是要让行使国家主权的人民忍受这种制度那是困难的。
无需证明，自由国家在危机时期一般能比非自由国家表现出更大的坚强毅力；但我偏于相信，在贵族成分占优势的自由国家，这种情形尤为真实。在我看来，用民主制度治理承平的社会，或在必要时用它作为鼓舞人心的突击力量，要比用它去长期抵制威胁国家政治生活的大风暴合适得多。这个理由很简单：热情虽能使人不畏艰险，但不如深思冷静能使人长期顶住艰险。所谓自发的天生勇敢，也比不假思索的行动具有心计。虽然只靠激情一般就能鼓起最初的干劲，但最终的结果全凭把最初的干劲坚持下去。人们用一部分珍贵的东西去冒险，是为了拯救其余的部分。
但是，民主所经常缺乏的，正是这种建立在知识和经验之上的对未来的清晰认识。人们运用感情多于运用理智。眼前的苦难虽然很大，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不去考虑因为顶不住苦难而造成的更大苦难。
还有一种原因可使民主政府的努力不如贵族政府的坚定持久。
人民不仅不如高层阶级能够看清未来的祸福，而且也要比高层阶级更多地忍受目前的灾祸。贵族虽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但他们获得荣誉的机会与遭受损害的机会相等。贵族将其大部分收入交给国家时，只是暂时使其失去对某些富裕的享受。但是，对穷人来说，死的光荣并没有诱惑力，而使富人也讨厌的赋税负担，却经常威胁着他们的生活来源。
民主共和国在危机时期的这种相对弱点，也许是阻止在欧洲建立这样的共和国的最大障碍。要使民主共和国容易在欧洲的一个国家存在下去，就得同时在其他所有国家建立这种制度。
我相信，民主政府经过时间的推移，一定能增加社会的实力，但它不能象贵族政府或专制君主国那样立即把力量集中于一点和一个时刻。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末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加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但在这一个世纪内，它也会多次遭受这些专制国家入侵的危险。
美国民主通常显示的自制能力美国人民经过很长时期才接受了对他们的幸福生活有利的东西，有时还曾拒绝接受——美国人能够补救他们的失误民主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暂时克服激情和压制需求的困难，在美国的一些小事情上有所表现。
爱受奉承的人，难于自我克制，当有人请求他们解决困难或救助时，即使目的他们也认为合理，他们最初也几乎总是加以拒绝。美国人对法律的服从，得到人们的公正赞许。但必须补充一句，美国的法律是由人民和为了人民而制定的。因此，美国的法律对于那些到处都想逃避法律的人有利。由此可以设想，一项在大多数人看来对自己没有实际效益的令人讨厌的法律，不是难于通过，就是通过以后也不会被遵守。
在美国，没有惩治虚报破产的法律。这是不是因为美国没有破产者呢？不是，恰恰相反，而是因为破产者太多了。大多数人害怕被指控为破产者，甚于害怕因他人破产而使自己遭殃，而且公众对私人告发的犯罪抱有一种错误的原谅心理。
在新成立的西南各州，司法权几乎全都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谋杀案件不断发生。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那片荒漠上的居民作风粗野和无知，他们认为与起诉诸法律，不如彼此进行决斗。
有一天，在费城有人对我说，美国的几乎所有犯罪全是由酗酒造成的；下层人民可以放怀畅饮，因为酒很便宜。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对烧酒抽税呢？”他回答说：“我们的立法者倒是常想这样做，但是难于做到，害怕人民反对，而且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议员，肯定不会再次当选。”
我接着说：“这样看来，嗜酒者在你们国家是多数，而禁酒在你们国家就不得人心了。”
当你向美国的国务活动家提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只会回答你说：“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吧；痛苦的体验会使人民清醒，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需要。”
事实往往真是如此。民主制度失误的机会虽多于一个国王或一群贵族，但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一般没有与大多数人对抗和反对理性的利益。但是，民主制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被人承认为真理，而且许多国家在没有看到失误的后果时就可能灭亡了。
因此，美国人的巨大优越性，不仅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明智，而且在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能够改正。
还应补充一点：为了容易从过去的经验吸取教训，民主制度应当事先使人民达到一定的文明和教育水平。
有些国家的初等教育很差，人民的性格是激情、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识的大杂烩，以致自己找不到不幸的根源，被迫不了解的灾难压倒。
我曾从几处原先是强悍的印第安人的家乡，而现已不见他们踪迹的广大地区通过；我曾在目睹自己的人口日益减少和勇猛的光荣逐渐消失，而现在苟延残喘的印第安部落里住过数日；我曾听到这些印第安人预测，他们种族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不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使他们免于灭亡。但是，他们自己毫无作为。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加在他们的头上，但是毁灭到只剩下一个人，他们也不肯接受救助。将来只有采取强制办法，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看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25年来一直处于革命的烽火之中，真使人感到吃惊。人们每天都在等待，希望早日看到这些国家回到所谓自然状态。但是，谁能断言革命在目前不是南美西班牙人的最自然状态呢？在这一地区，社会正在一个深渊的底部挣扎，而社会本身的努力却无法使自己走出这个深渊。
居住在占西半球二分之一的美丽土地上的这些人民，好象一心要互相消灭，毫无回心转意的模样。筋疲力竭时，他们暂时休战；休战后不久，他们又要发疯。当我看到他们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犯罪作孽的情景时，我不得不相信专制对他们可能还是一种恩泽。
但是，专制和恩泽这两个词，在我的思想中是无法统一起来的。
美国民主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方法华盛顿和杰斐逊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在对外事务的指导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几乎全都表露出来，而其优点则很少使人觉察我们已经看到，联邦宪法把经常指导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了总统和参议院，而总统和参议院却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总的对外政策摆脱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监督。因此，绝对不能说美国的对外事务的管理是民主的。
有两个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至今还在发生影响：第一个人是华盛顿，第二个人是杰斐逊。
华盛顿有一封致其同胞的值得赞美的信，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位伟人的政治遗嘱。他在这封信里写道：“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主要的处事守则是：扩大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尽量少同它们发生政治关系。就我们已经签订的条约来说，我们要尽量信守它们。但是，我们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各国有其互相牵涉的一套根本利益，这些利益不是与我们根本无关，就是关系极为疏远。因此，它们必然要陷入经常不断的纠纷之中，而纠纷的根源本质上与我们无涉。所以今后要用人为的纽带把我们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与欧洲各国的时而为友时而为敌的分合牵连起来，那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的远离它国和独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许我们能够采取与众不同的路线。假如我们在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治理下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那末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致因外国入侵而遭到物质损失，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的中立受到尊重的立场，可以使各交战国因为不能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而不敢轻举妄动向我们挑衅，可以根据我们的利益和正义的原则而选择是和是战。
“为什么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而跑到外国的基地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的某一部分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同欧洲人的野心、对抗、利害、任性或妄为纠缠在一起呢？“我们的真正政策，是避免同任何外国永远结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象目前这样不受束缚地行动下去；请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我主张不遵守现有的条约。诚实向来是最好的方策，我在公务上信守这个箴言不亚于在私事上信守它。因此，我再重复说一次，我们要按条约的本义信守条约。但我认为，扩充原来的条约或另订新约，都是没有必要的和不明智的。
“要始终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使自己保持受人尊重的防御态势，在遇到意外的危险时亦可安全地利用暂时的联盟。”〔见马歇尔：《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8和以下几页〕在这段话的前面，华盛顿说过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见《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5页〕华盛顿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以这些箴言为指南的。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卷入战争的时候，他使自己的国家保持292了和平。他认为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是决不介入欧洲内部的纠纷，并把这一点作为他的行动准则。
杰斐逊走得更远，他在对外政策上信守的箴言是：“美国人决不向外国要求特权，以免自己被迫向外国出让特权。”这两项原则的公正性一目了然，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它们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大为简化。
严格说来，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对外利益，因为在美洲还没有与它对抗的强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没有发生旧大陆的那种动乱。它既不袒护动乱，又不支持动乱。至于新大陆的动乱，还隐藏在未来之中。
联邦政府不受旧条约的约束。因此，它既得益于欧洲的一些旧国家的经验，但又不象它们那样不得不利用过去和使过去适应现在。这样，它也就可以不象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大堆遗产。在这堆遗产里，既有光荣，又有苦难，既有国家间的相互友好，又有国家间的相互憎恶。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种执行得很好的观望政策。这种政策的要求是有所不为，而不是有所为。
因此，目前人们还很难断定，美国的民主在国家的对外事务的处理上将会表现得如何成熟。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它的朋友，还是它的敌人，都只能暂时存疑。
至于我本人，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在我看来，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民主政府绝对不如其他政府。但是，经验、习惯和教育，几乎经常在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日常的实用知识，以及称之为常识的关于生活小事的学问。常识足以指导人们的一般行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在国内事务方面应用民主的自由，经常要比民主政府因失误而造成灾难好得多。但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但是，一个国家经过长期的治理，也能象一个个人那样养成这种素质。
反之，如果你考察一下贵族制度的天然缺陷，你就会发现这些缺陷可能造成的后果几乎不会对国家的对外事务的指导发生显著影响。使贵族制度受到非难的主要缺点，是它只为自己工作，而不为人民大众工作。在对外政策方面，贵族制度很少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区别开来，它认为自己就代表人民。
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当时，也象现在一样，只是那些头脑清晰的人去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利益所在，是不介入正在血洗欧洲的战争，使美国不受任何损害。
但是，人民支持法国的心情极为热烈，若不是华盛顿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定性格和为人民所爱戴，恐怕无法阻止美国向英国宣战。但是，这位伟人以其严密的理智去抵制同胞的慷慨然而轻率的激情所做的努力，还险些使他失去他唯一希望保存的报赏：他的国家对他的爱戴。有许多人曾责备他的政策，但现在全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策。
假如宪法当初不把指导国家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华盛顿和人民不支持他，那末美国当时一定会采取它今天所谴责的措施。
从罗马人开始到今天的英国人，凡是对世界起过重大影响，拟出过、遵循过和执行过伟大计划的民族，几乎都是用贵族制度治理的。对此怎么能感到惊奇呢？其实，在这些国家看来，世界上最牢固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人民大众可能因无知或冲动而被迷惑，国王可能因意志不坚而在执行计划时犹豫不决。另外，国王也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一个贵族集体既可因为人多而不致陷入迷途，又可因为人强而不容易被轻率的激情所驱使。一个贵族集体，就象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明智的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