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所了解的集体形态学中回想起，在集体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对不同的集体和它们的不同面进行区分。在这些集体中，有存在非常短暂的，也有存在极其长久的；有由同类个体构成的同种集体，也有由不同个体构成的同种集体；有自然形成的集体，也有需要外力来联结的伪集体；有本原状态的集体，也有具有清晰结构的高组织性的集体。但谈到还未说明的种种情况，我们应该特别提到一个差别，这是研究此课题的作者很少关注的一点，那就是有领导的集体和无领导的集体之间的差别。而且，与惯例完全不同的是，我们不应该从相对简单的集体入手，而应该从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存在时间长的伪集体入手。这种结构最有趣的例子是教派——由信徒组成的集体——和军队。
教派和军队是伪集体——即需要某种外力去防止它们解体和检查结构变化的集体。通常，对于是否想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集体，一个人是无法获得任何建议或被给予任何选择的。任何想要脱离该集体的尝试，通常都会遭遇迫害或严惩或者面临非常严重的处罚。要想知道为什么这些集体需要这些特殊的防护不在我们现在的兴趣之内。我们只对一种情况感兴趣，即那些在其他集体中隐藏得很深的某些东西，在那些具有高组织性的集体中却能够被清晰地观察到，正如上文中所说的，这些集体受到外力的阻止，无法产生瓦解。
在教派（我们可以有力地以天主教为例）和军队中，不管这两者在其他方面有多么地不同，但对拥有一个领导者的幻想却是一样的——在天主教中这个领导者是耶稣，而在军队里，这个领导者是总司令——他平等地爱着集体里的每一分子。所有的一切都与这个幻想有关，如果这个幻想遗落了，只要外力允许，那么教派和军队都会解体。这种平等的爱专门被耶稣阐明了出来：“对我同胞之犯，便是对我之犯。”他坚持信教集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应是一种友善的兄长之情，而他就如他们的父亲。所有对个体的要求都源于这种耶稣之爱。在教派中流淌着一种民主的血缘，因此在耶稣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他平等的爱。教派集体与家庭的相似性的出现并不是没有深层次原因的。在基督教里，信教者们称自己为兄弟，也就是沐浴着耶稣之爱的兄弟。毫无疑问，将个体与耶稣联结起来的纽带同时也是联结个体彼此的纽带。这对军队来说也一样。总司令就如父亲一样平等地爱着所有士兵，因此他们彼此之间便是同伴关系。军队与教派结构上的不同在于它是由一连串这样的集体组成的。每一个指挥长就如同他连队的总司令和父亲一样，每个军士跟他的分队也是这样。事实上，类似的结构也在教派里被建立了起来，但它并未在里面经济地发挥作用；因为对个体更多的了解和关爱来自神话存在的耶稣而不是一个人类总司令。
在谈到军队的欲望结构这个概念时，有反对意见正好提了出来，因为与那些将军队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国家和国家荣誉等重要概念不同，欲望结构并不存在于军队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军队是一种不同的集体纽带，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集体；因为那些像恺撒、华伦斯坦（Wallenstein）或拿破仑之类的伟大军事统帅告诉我们这些概念并不是一个军队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人们对领袖的期盼通过一个主导性观念来实现的可能性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军队中欲望因素的缺失看起来似乎并不仅仅只是理论遗漏，还是实际威胁，即使是在它并不是唯一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时。与德国科学一样不具有任何心理意义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或许就不得不在世界大战中遭受此类影响。我们知道摧毁德国军队的战争后遗症就是军队中的个体对自己在军队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抗议的表现；根据齐美尔（Simmel）交流学（1918），上司对下属的恶劣对待可能是使他们患上这种疾病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欲望在此方面的重要性能够更好地被意识到的话，人们就不会如此轻信美国总统十四点计划的美好诺言，这一伟大的外交手段就不会在德国领导者的手中瓦解。
我们发现在这两种伪集体中每个成员都是靠欲望纽带一边与领导者（耶稣、总司令），一边与集体的其他成员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种纽带之间又是怎样联结的呢？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种类型、具有相同的价值？从心理学上又应该怎样来描述它们？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留在后面探讨。但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可以稍微地指责早期的作者并没有足够地重视领导者在集体心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我们做出的将此作为调查主题首选的决定已经将我们带至了一个更有利的地位。看起来我们似乎正在前往关于集体心理学主要现象的解释的正确道路上——这个解释便是个体在集体中自由的缺失。如果每个成员在这种紧张的情感纽带之下只能做出两个极端的选择，我们会轻易地发现这种情况是他性格所表现出来的改变和限制。
还有一个相同的暗示是，一个集体的实质存在于它身上的欲望纽带中，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惊慌的现象之中，而军队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此类集体一旦发生解体便会引起恐慌。它的特点就是上司给出的任何命令都不再被听从，每个个体都只一心想着自己，丝毫不顾及他人。他们共同的纽带已不再存在，一种不易察觉的巨大的恐慌被释放了出来，肆意蔓延。这时，再一次地，又会有反对意见自然而然地冒出来，它们认为事实正好相反：这种恐惧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超越一切纽带和对他人的感受。麦克道格尔（1920年a，第24页）甚至用恐慌（但不是军队那种恐慌）作为他大力强调的传染引起情感加强的典型例子。然而这种理性解释在这里却非常不充分。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何这种恐慌会变得如此强大。危险的严重程度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因为牺牲在恐慌之下的这个军队也许之前面临过同样严重或比这个更严重的危险，但它们都完全克服了；真正的凶手其实是通常爆发在最不重要的情况下的与所面临的危险并无关系的恐慌的实质。如果一个遭受恐慌的个体开始慢慢地只一心想着自己，他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一直以来使危险在他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既然是他自己在面临着危险，他可以理所当然地把这个危险放大。因此，事实是，恐慌预料到了集体欲望结构中的松散然后适当地对其做出反应——而这个相反观点，集体的欲望纽带是被危险所带来的恐慌所摧毁的，并不成立。
关于恐惧在集体中会通过感应（传染）被放大无限倍的言论并不是毫无争议的。麦克道格尔的观点刚好完全正确——如当面临的危险极其巨大时，集体会失去牢固的情感纽带——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恐惧便会产生），就像爆发在剧院或游乐场的一场大火一样。但真正对我们有利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有极大帮助的还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那种情况，即军队陷入了恐慌，尽管它们所面临的危险并没有超出正常难度或者以前就经常遇到过。“恐慌”这个词的用法并不是清楚明了、毫无歧义的。有时候它会被用来描述任何一种类型的集体恐惧，有时候也被用来描述摆脱了所有束缚的个人恐惧，通常这个名字都会留给一些不大可能会产生恐慌的情况。如果从集体恐惧的层面来理解“恐慌”这个词，我们可以形成更深刻的类比。个体恐惧的产生不是由危险的巨大程度就是由情感纽带的中止（欲望投注）引起的；后者跟神经质恐慌或焦虑差不多。(2)同样地，恐慌的产生不是由共同危险的增强就是由团结集体的情感纽带的消失引起的；后者跟神经质焦虑类似。(3)
任何一个像麦克道格尔（1920年a）一样将恐慌描述为“集体心理”最简单功能的人都会到达一个矛盾的境地，那就是这种集体心理会在其最震撼的一种表现中使自己灭亡。我们不能怀疑恐慌意味着集体的解体这一说法，它使集体中成员之间所有互有的感情都消失了。恐慌爆发的典型场面就跟内斯特罗伊所模仿的黑贝尔的《朱迪斯与赫罗弗尼斯》的滑稽剧中所表现的差不多。一个士兵大叫：“将军的头被砍了！”接着所有的亚述人纷纷仓皇而逃。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的失去，对他所产生的疑虑，引起了恐慌的爆发，尽管他们面临的危险是一样的；集体成员之间的共同纽带消失了，通常此时他们与领导之间的纽带也消失了。这个集体如尘土一样化为灰烬，就像断了尾巴的“鲁铂特之泪”。
对于宗教集体的解体却不是这么容易观察的。不久之前，我得到一本英文小说，讲述的是天主教的起源，这本小说是伦敦大主教推荐给我的，名字叫作“当黑暗降临”（When It Was Dark）。对我来说，它机智并有说服力地塑造了一种可能性和它将产生的结果。这本应该与当今时代有关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与基督和基督信仰为敌的阴谋团体怎样成功地在耶路撒冷安排了一个未被发现的圣体安置所。在这个圣体安置所内有一个铭文，里面记录了亚利马太人约瑟（Joseph of Arimathaea）的忏悔，出于虔诚他偷偷地在耶稣下葬后的第三天将他的尸体挖了出来，然后重新埋葬在这个安置所内，耶稣的复活和他的神性便因此不复存在了，这个考古发现的结果给欧洲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动荡，大大增加了犯罪行为和暴力行为的发生，只有在伪造者的阴谋被揭发时这些情况才停止。
在这里伴随宗教集体的解体所产生的现象不是恐惧，因为这正是他们想要的。对他人无情的恶意相向的冲动反而不断地出现，这是因为耶稣平等的爱所引起的，因为这些人之前无法获得这种爱。(4)但那些不属于信仰者集体的，不爱耶稣同时也不被耶稣所关爱的人，即使是在基督时期也被排除在这个纽带之外。因此一个宗教，即使它称自己为爱的宗教，也会对那些不属于这个集体的人冷眼相待、毫无关怀。从根本上来看，其实每个宗教对它的所有成员来讲都是爱的宗教；而对宗教之外的人的残酷和狭隘是每个宗教的本性。不管我们自己发现它有多难对付，我们都不应该因此过多地去责备这些信徒；那些不轻易相信别人或处世冷漠的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心理状态要比别人好得多。如果现在那种狭隘不再像前几个世纪时那样凶猛残忍地表现出来，我们就无法推断出人类的行为曾经发生过缓和。这个原因在于宗教情感和依赖于宗教情感的欲望纽带的无可否认的弱化。如果有另一个集体的纽带代替了宗教的集体纽带——社会主义纽带似乎就有这种功能——也同样会有对圈外人狭隘相待，就像宗教战争时期一样；如果科学见解之间的差别也可以对集体产生同样的意义，那么同一种结果便可以在新的动机下被再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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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集体中，“稳定”和“伪”的属性似乎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紧密相连的。
(2) 见我《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的第二十五章（1916—1917）。
(3) 见贝拉·冯·费尔采齐（Bela von Felszeghy）有趣但想象力过于丰富的论文“Panik und Pankomplex”（1920）。
(4) 见保尔·费德恩（Paul Federn）的《革命的心理学：没有父亲的社会》（Psychologie der Revolution：Die Vaterlose Gesellschaft）所说的父权主权废除后的相似现象为说明（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