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理和
今天，我在报上剪下两则启事，一是订婚的，一是结婚的。两则启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新郎和新娘都是——同姓！
这也便是我之所以剪它的理由。我预备带回给妻看。这看来平凡无奇的东西，是能帮我不少忙的，它会给妻带来几许生活的信心，把她的脊梁撑起来。
提起我妻，便使我难过。她自和我「结婚」以后，就一直陷在迷惑、疑惧和烦恼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我想再不会有人一边在生活着，一边却不敢承认和正视那生活，像她一样的了。
我们的结合，不但跳出了社会认为必须的手续和仪式，并且跳出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我们是同姓结婚的！
在当时台湾的社会，这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对此，我们所得到的快乐之少，和所付出的代价——眼泪和叹息——之巨，至今还思之心痛。
但是，我们应该后悔吗？
当我十八岁时，我家搬到邻郡（相当于现在的区），去经营在很早以前便已买下的山地的造林事业。农场的工人，都是由近处的村子来，女多男少，多半都是年轻人。他们做完一天活，傍晚领取工单，每半月结算一次。我哥哥带工；他不在时就由我代理，但工单则经常由我填写和发给。
起初，我和工人们不相识，发工单时只好一个一个唤着单上的名字，像点名似的。在呼唤时，为了礼节我在男工名下加个「哥」，女工名下加个「姐」。随即我就发觉这办法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每个人听了之后，脸上都挂着和谐与融洽的喜气，似乎我们之间亲热了许多。
「阿福哥、玉英姐、贞妹姐、新喜哥、桂香姐‥‥」
随着我的呼唤声，工人一个个分开扰嚷的人群，出来把自己的单子接去。男工活泼大方，女工柔顺腼腼，羞人答答。对于我附加的称呼，男工还无所谓；有些女人则含笑提出抗议，仿佛是蒙受了冤屈。
「哟，你看这人，」她们尖叫着：「也不怕雷打呢！」
但是我不理，继续喊下去：「瑞金姐——」
工人群中扬起一阵喧笑，接着我发现自己面前走出一个小姑娘来。看上去，她的年龄至多不会超过十七岁。
「你这人真讨厌，没老没小的！」小姑娘含羞地说，蹶着小嘴把单子领去。
我看着她那稚气的脸孔，也不禁好笑。
「平妹姐——」我又喊，一边还浸在快乐的气氛中。
蓦的由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来，抢去了我手里的那张单子。我大吃一惊，定神细看，原来是一个苗条身段的女人，这时已转过身子，坚定地走了。她那傲慢不驯的举措，使我大大地感到意外，因而在第二天发工单时，我便特别关心她。
「平妹姐——！」我着重语气叫，并把尾音拖长。
平妹出现在我面前了：约摸二十左右的年纪，瓜子脸儿，直直的鼻梁，亮亮的眼神，眉宇间有着一份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
我奇怪自己为何昨天竟没有留心到如此标致的一个女人。
「平妹姐，」我说，一边把单子交给她：「不要再抢了，我会给妳的。」
平妹嫣然，露出一排洁白好看的牙齿。
「平妹姐，」我又说，无话找话：「妳家在村头？村尾？改天过路时，我可以进去喝杯茶吗？」
「水是有的，」平妹笑笑说道：「就请你进来喝杯水。」
工单发完，我小立庭边，目送工人们走下小坡。在一群女工之中，我觉得平妹的后姿特别的娉婷而优美。内心不期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轻微的骚动。
以后我每天特别关心她，发工单时，总设法和她聊上几句话。有时，我们的眼睛互视一下，她就向我静静地笑笑，那细碎的牙齿闪得我的心脏几乎停止鼓动。
我发觉自己是在爱着她了。
但也就在这时，我发觉她和我是同姓。这事最初使我很失望。就如一个小孩在街上看见心爱的东西，而被父母强制拉开时的感到不满和不乐。
随后的一段时间，我陷在从未有过的彷徨和迷惘中，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这时候我还没有明白的打算，但是同姓的意识苦苦缠着我不放。当我和平妹说得高兴时，它会像一条蛇，不声不响地爬进我的知觉中，使我在瞬间由快乐的顶点一下跌进苦闷的深渊。有时我非常生气。但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向谁生气。有时烦恼和懊丧，仿佛生命失去了最珍贵的一部份。有时我又满不在乎，以为谁也阻挠不了我的意志。
然而这一切苦闷都是短暂的，经不起平妹的一笑一颦，便去得无影无踪。她那娟秀苗条的容姿，已整个的占据了我的心。那里面除开对她的爱恋和渴望之外，便不再有什么疑惧了。
我发觉平妹对我也有好感，并且这好感随着日子正在渐渐变成别种性质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这某种东西应不应该称之为「爱」。然而无论如何，这发现使我欢喜若狂，因而对她也就更大胆更热烈了。
当时，我的双亲正在为我的婚事张罗，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议亲，每天我都去「看女人」。我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应酬这些的。我一口气看了不下一、二十个女人，但每次母亲来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祗有微笑。
「难道说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吗？」母亲不乐地问我。
我歉然地摇摇头。有时一种奇异的冲动，使我几乎把自己的心事和盘说出。我看着母亲的脸在想：如果让她知道我中意的人是谁将怎样呢？母亲是不是要大大地吃惊？或者骂我是发疯了？
但是我和平妹相爱的事情，终于吹进父亲的耳中。父亲大发雷霆；他说他不愿意自己有这么个羞辱门第的儿子，在盛怒之下把我赶出家庭——一次、二次、三次。我就像游魂般在朋友亲戚家飘来荡去。但是母亲舍不得。每次都由她作好作歹的领我回去。母亲的慈爱愁叹和哀诉虽也使我难过得心里有如刀割，可是我却出奇的冷酷、倔强。好像在里面另有一个人在支使我，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母亲眼看说我不动，于是迁怒到平妹身上去。她骂她是淫邪无耻的女人；是一个专会迷惑男人的狐狸精，将一切过错统统往她身上推，显得自己的儿子是无辜受骗的牺牲者。这实在是冤枉的。然而我又不能替她分说。由是以后，平妹便给我负起了十字架。她是赔了多少眼泪的呵！我常常看见她那咬紧下唇，泪流满面地忍受着一切的绝望的姿态。
平妹劝我离开她，回到父母身边去安分守己的做一个好儿子。但我祗能冷冷地听着，一种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意识，使我在自己的行为中甚至感到无限骄傲和快感。它作成了我的意志力的最大泉源。
「求你做做好事，离开我吧！」有一天，平妹又如此向我哀求，一半也是为了可怜我像丧家之犬的四处彷徨。
「我求你，」她又说：「你听他们的话去娶个媳妇，他们还是会喜欢你的，我也可以少受点儿骂！」
「妳呢？」我反问。
「你就不要管我！」
「妳也嫁人吗？」
「请你放心，我是不会嫁人的，」她带着讽刺和自暴的口气说：「不嫁人，也照样可以活下去的！」
「我不娶！」我说得很坚决。
「你不娶，我也不嫁给你！」平妹也说得很坚决；仿佛我们在赌气似的。但是像线一样的眼泪却由她的双颊流下来了。
我们坐在小溪旁，溪水幽咽，像伴她哭。紫色的布鹜花，低低的垂覆在水面上，静静地。
我拿起她的手来抚摸着，心像飞到一千里以外去了一般感到空虚、寂寞和怅惘。
我凝视着流动的溪水，有很大的功夫，在心里盘算着一件事情，最后，我开口对她说：
「我到一个地方去，妳在家里等我，只一、二年的工夫，我就回来领妳走，远远的离开这里！」
「你到哪里去？」她抬起头来，泪眼盈盈地望着我。
「满洲！」
实际在很久以前，我便计画着这件事了，但总踌躇不决。到了此际，我才充分觉悟到我必须这样做，除此别无他途可循。我想：假使我们要结婚，便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脱离家庭；第二，经济自立！
其后不久，我便只身跑得东北沈阳去。第一年，我弄了一份汽车驾驶执照；努力建设起一个小小的立足点来。第三年，我回来领她走，如此结束了我们那坎坷不平、艰难悲苦的恋爱。
那是民国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八月三日的事。
在外面，虽然不再有人来干涉和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应该可以完全领有我们的日子和我们自身，而舒展一下数年来郁结的胸怀和紧张的神经了。然而妻总还忘不了对世人的顾忌。仿佛随时随地可能由一个角落伸出一只可怕的手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随时都有被破坏和拆散的可能。她那过份踌躇和疑虑，使我做丈夫的非常苦恼。
然而，那一段时间，在我们却还是最平静、最幸福、最甜蜜的。
台湾光复的翌年夏初，我们敌不过乡心的引诱，于是回到久别的台湾，起初依照预定计画留在高雄——那时我一个最小的兄弟便住在那里。然后，又搬到我做事的任所去。但是多么不幸，不到一年，我生病了。为了以后的生活着想，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回到故乡家里去。那里有我一份应得的产业，可资一家四口人的生计。这是当初我们没有料到的一着。我们怀着受难者的心情，登上火车。
家里，父亲已于前几年病故，兄弟也分散了，只有大兄一房人守着老屋。家人，包括母亲在内，对平妹的态度，是颇微妙的。他们虽说过去已曾相识，然而却有如对一个外国人似的处处表示应酬。在他们的言语和仪态中都带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成分。
——但是大致说来，大家尚能平静相处，不快的事件，还是由外面来的。
不多几天，光复后的第一次户口总检查届临，乡公所来了几个人预查户口。我们的户籍，在接收时不知为何竟给脱漏了，不消说孩子的出生，就是我们的结婚手续都需重新申报。他们问我妻的姓名。
「钟平妹。」我说。
其实，他们都认识我和平妹，特别其中之一，过去有一段时间和我玩得还算不错。何况我和平妹的事，周围几十里都哄传过，因此，他们是应该一切都很明白的了。不过我以为人家既然是公事公办，那么我也只好照实说出。
「什么？」他们重问了一遍。
「钟平妹！」我又重说了一遍；心里有点不耐烦。
「钟？」他们仿佛吃惊的样子。眼睛向我注视：「同姓呀？」
我非常生气了；我认为他们存心与我为难，我粗暴地反问道：
「同姓又怎么样？」
此时，一直就坐在我旁边的我的大兄，似乎感到场面有点僵，连忙站出来给我们圆场：「是的，是的，钟平妹！」他说。
他们冷冷的看着我，却也不再多问什么了。
为了这事，一整天，我都不好过。这些人的卑劣和虚伪，令我愤懑。
从这件事，我清楚地看出世人还未能忘怀于我和平妹的事情，这是一个警告，我们此后的日子，不会是很平静的。我很为平妹担心。她是否经得起来自周围的岐视和指摘呢？她从前的朋友，即使是最亲密的，现在都远远的避开她了。仿佛我们已经变成了毒蛇，不可亲近和不可触摸了。我为怕平妹伤心，曾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去邀请、甚至哀求她的朋友到我家来玩；但没有成功过一次。
有一天，我到附近一个山寺去散步，不期遇到妻的一位旧日的好友。我欢欣而雀跃，如获至宝。这次无论如何总得把她留住，请到家里去。︱︱我这样想；我打算让平妹高兴高兴。经过我一番歪缠和坚请，于是她和我约定：只需再耽搁一会儿就去，叫我先行。我飞奔回家，把这消息告诉妻。她此时正在预备午膳，听了满心欢喜。她请我给她找找家里所能找到的可口的东西，她准备留她的朋友吃午饭。我给她翻出几只鸡蛋和两尾鱿鱼。夫妻两个，兴奋得在家里转来转去，等待贵宾驾临。
饭菜已经烧好了，而她——妻的朋友，还不见到来。妻开始不安起来，殷切的问我是否真的看见她？真的她在寺里？于是我不得不将方才的邂逅，从头再说一遍。
我们等了再等，桌上的菜肴在慢慢的凉下来。妻万分焦急，吩咐我在家看着，她自己则匆匆的向寺里跑去。我也有点动摇，不时由窗口往外张望。不大的工夫，我看见那条通往山寺去的，有着茂密的龙眼树的小径上，有人影在幌动。
妻回来了，可是只有她一个人！由她的失望而沮丧的表情，我察知事情已经出了岔子。我迎上去，忍不住问她：
「她不来吗？」
「她走了！」她答得很低，红着眼圈，就像受了很大的委屈。
「她走了？」
我好像挨了一个重重的耳光。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极力让自己镇静，并且拿好话安慰妻，像哄小孩子。我觉得她是够可怜的。
「我想是临时有什么急事先回去了，」我说：「大概过一两天就会来的！」
「不！」妻摇摇头：「她讨厌我们！」
讨厌我们。平妹说得丝毫不差。这一句话，道破了周围和我们的关系，使我无话可说。外边，明晃晃的太阳照亮了每个角落。我意识了这是强有力的世界，虽然它不是理想的世界。我茫然站着，感到自己这样孤独无援。
而事情还不止此，还有更难堪的侮辱，——更高的试链，在等候我们，需要我们更大的忍耐。
在很早以前，我就发觉我们的孩子也成为人们取笑和寻开心的对象了。我已无数次听到过他们指着我们的孩子说：「牛，畜牲养的。」这样的话了。我只希望这些话不会落到平妹的耳朵才好。我想像她听见这些话后的痛苦，而感到寒心。
有一天，傍晚时分，平妹在猪栏喂猪，两个孩子在庭院前玩着，这时来了几个女人——来坡下做活的，她们常常到这里来歇息，在凉亭下聊天。
其中一个女人忽然叫着我们的孩子说：
「小孩子，你有几条腿？四条是不是？四条腿？」
另一个女人，马上加了进来。她给孩子指着系在庭边一棵树下的牛，说：
「小孩子，那是你爸爸，是吧？你爸爸是牛公，你妈妈是牛母，你是小牛子！」
宪儿——我们的大儿子，不解其意，莫名其妙的看看她们，又看看牛。她们都大声哄笑起来。
「你看，你爸爸在倒草（反刍）哪！」
她们说着又大声笑起来。
我——在屋里，恰似被兜头冲了盆凉水，浑身毛骨悚然，我往猪栏那边望去；在苍茫的暮色中，只见平妹靠着齐腰高的竹栏立着，脸向着那边。我不知道妻是否也已听见，我祷天祷地，希望那话声不致送进她的耳朵，或者猪的咀嚼声大些，把话声压下去。
但是，她已经听见了！
她挑着两只空水桶，一进入屋里，眼泪便潸潸地流下来。当晚她哭得很悲惨。她告诉我，外边人们是怎样的在奚落我们的孩子。
我想不起适当的话来向她劝解，只好让她尽情哭去。我觉得很对不起她，这些都是我的不好。我们是不应该回来的。
我想想我们以后的生活，不禁迷惘起来。
日子在烦恼中滚流着，转瞬间，半年过去了，而我的病，却没有丝毫进展。长此下去，何时痊愈，颇难预料。因此，我打算入院治疗，平妹也同意我这样做。半个多月前，我曾给台北的朋友去信，请他打听医院的状况，和办理登记手续。而今，朋友的回信到了，说是一切都已弄妥，叫我即可动身北上。可是教我如何忍心抛下她们母子呢？我把朋友来信的事情搁下来，不向平妹提起。
我怀着烦闷的心情走到埤头去。近来，我差不多天天都要到那里去坐一会儿的，那里有绝好的眺望。
我在一块眠床大小的石板上，枕着掌心仰卧着，潺潺的流水声，只在头下，我看着在异常辽阔的天空中徐缓地移动着、舒展着的流云，哀愁像石块似的压在心上。
我想起我们自从回家，一直到今天所遭遇到的种种事情，实在不能放心走路。自己走后，她们——平妹母子会安静的活下去吗？人们不会像历来那样残忍的对待她们吗？如果再遇到横逆，她们能够安稳地度过吗？我这样一层一层地想下去，这些思想使我忐忑不安，黯然心痛。
但是次一瞬间，我又打消了这些念头。也许她们会活得更好些！——我如此安慰自己，于是站起身来：我不该想得太多！
我很晚才回家。在屋角边，我碰见了正由大兄那边出来的两三个农夫模样的年轻男子。闪身而过时，他们全用了那种令人不快的眼光向我扫视。
妻的口角边，噙着久已不见的微笑，并且频频向我眨。我发觉这眼睛有异样的光芒。我怔怔的看着她，有点纳闷，也有点惶惑。
待孩子都睡定了，我们相对喝茶。平妹开口了：
「他们说起我们的孩子——」
我微微一颤；又是他们！而且又是我们的孩子！然而妻却一本正经的说下去：
「他们说，我们同姓结婚，怎么会生出这样好的孩子呢？」
「哦！」
「他们说，」她又说：「我们的孩子生得又聪明、又好看——」
原来如此！我不禁愕然；继而又苦笑起来。
这和自己的预料是相差得太远了。我们久已不敢有这样的期待、这样的恭维。偶一听着，反而觉得有些生疏，而且刺耳。
妻说着，十分得意。她是最乐意听人家称赞她的孩子的。她像十四、五岁的少女那样，笑得天真、娇憨；眼睛在幽暗的煤油灯下，更觉迷人了。于是我不觉的也高兴起来。
我们夫妻头一次这样欢喜。前此，特别是这半年来，我们原祗有眼泪和叹息的。
我忽然想起朋友的信。而也就在这时候，平妹静静地仰首看我，脸上的笑容，已经收起来了。
「阿铮，」她轻轻地说：「台北还没有来信吗？那天来的那一封，不是呀？」
「来了，」我说：「就是那封！朋友说，一切都办妥了，叫我接信就————」
「就去吗？那你为什么还不走？你不放心，是不是？」
「妳能住下去？」
「能！」
「妳哭过呢？」
「哭过！那是因为有你在着，心里有委屈，哭哭，有人心疼。你尽管放心走；我能哭，也能不哭！你不在家，我守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宏儿也会跟我笑了。」
「妳不怕日子会更难过？」
「我知道！我能忍耐！祗要你病好，我吃点苦，值得！」
「我这一去，最快也得一年才能回来呢？」
「都不要紧；我等着你！我说过了：我能忍耐！反正他们不能把我宰了。他们理我，陪他们说几句；不理我，我逗宏儿笑！祗要你病好回家，我们母子还是一样快快乐乐的，要不‥‥那你早点儿走吧，只管放心，我会过得很好的！」
第三天，我离别了她们母子，来到北部。当天清晨，她们伫立在庭前龙眼树下；妻怀中抱着刚满周岁的宏儿，宪儿则紧紧偎依在她脚边。三对依依难舍的眼睛，送着我走下斜坡，将到坡尽处时，我回过头去，只见妻在向我微笑，那比哭还要使人难受的藏着泪水的笑。我一气走完坡崁，转入田垄。再回头过去。但这回我仅能看见在空中摇曳着的一段龙眼树梢，在殷勤的向我挥别。
‥‥‥‥
现在，三年了，就一直没有回去过。天天，她们母子那冷冷清清相依为命的影子，不断地在我眼前浮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