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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外部环境：英美冲突

2024-09-03 09:53 美国内战史：1861—1865 来源：365文库

第1节　国会

布尔溪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861年7月23日，国会照常开例会处理日常事务。与会人员至少表面上是冷静的。在只有四票反对的情况下，众议院通过了1861年7月21日提出的《克里滕登妥协法案》，体现了全国人民对战争目标的态度。《克里滕登妥协法案》声明，发动战争不是为了征服或镇压南方，也不是为了推翻或干涉南方各州的权利或相关机构，而是为了维护联邦《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维护联邦众合国。1861年7月26日，参议院以三十票比五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克里滕登妥协法案》[1]。为了支持林肯“速战速决”的计划，1861年7月4日，国会召开大会，同意林肯征用五十万志愿兵，并授权财政部长“以联邦名义借贷”两亿五千万美元。志愿兵的服役期为三年，除非提前解散。国会虽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有效利用税收权力，但在支援战争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譬如提高关税税率，向各州和地区征收两千万美元的直接税[2]和3%的所得税，八百美元起征。

国会对林肯非常有信心，竭尽所能支持他。正如一位国会成员后来写道，会议期间，国会只是“一个庞大的筹款委员会”。但国会对林肯的两部独裁法案犹豫不决。两部法案分别是宣布征募服役期三年的志愿兵，扩大陆军和海军及为了公共安全，命令陆军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必要时亲自或派人在费城至华盛顿沿线的任何地点取消人身保护令[3]特权[4]。1861年8月6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独裁法案中关于提高士兵薪资的附文通过，扩大陆军和海军也正当化，但对暂时取消人身保护令的问题，参议员们意见不合，无法达成一致。一些参议员认为，必须由国会法案通过暂时取消人身保护令的决议，因为人身保护令是约翰·马歇尔大法官的提议，是约瑟夫·斯托里和罗杰·塔尼的意见，更是英国坚守了两个世纪的惯例。一部分参议员同意将联邦《宪法》权力仅授予国会，赞成林肯暂时取消人身保护令的提议。其他参议员并不关心采取何种行动，认为林肯作为陆军和海军总司令，完全有权取消人身保护令，不希望用一纸确认书质疑总统的权力。

林肯和国会的态度鼓舞了所有人。人们很快从布尔溪战役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发起了新的战斗。许多北方人响应号召参军入伍，服役期为三年。乔治·B.麦克莱伦在西弗吉尼亚州数次获胜。1861年7月27日，他受命统领华盛顿的军队。很快，他命名自己的军队为波托马克军[5]。

第2节　战事起因——奴隶制

林肯和杰斐逊·戴维斯都想掩盖冲突的真正原因。林肯不希望边境州、北方民主党和保守的共和党人知道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即废除奴隶制。杰斐逊·戴维斯知道南方人支持奴隶制，但如果表现得太明显，可能会影响欧洲各国对南方邦联的认可。北方联邦军向南方进军时，遇到了一些黑人，打算保护他们。弗吉尼亚人投票通过分裂法案的第二天，三名黑人来到门罗堡。黑人的主人派人前来认领他们。北方联邦军指挥官本杰明·巴特勒将军拒绝交出三名黑人，因为他们是反对联邦州的公民，曾被雇佣来建炮台，是“战时违禁品”。本杰明·巴特勒将军承认，使用“违禁品”一词并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然而，约翰·T.莫尔斯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违禁品’一词虽然不太准确，但并未影响本杰明·巴特勒将军表达联邦的原则。”[6]很快，通过“违禁品”一词，人们理解了对黑人应有的态度。但一个词并不能解决当前的难题。北方联邦军的阵线内不断出现“违禁品”或逃亡奴隶。如何处理他们成了林肯最头疼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林肯想出了一个对策，并向本杰明·巴特勒将军发出了指示，称：“关于是否召回从联邦奴隶州主人手中逃脱的奴隶的问题，将军不应该干涉。但依据《充公法令》[7]，总统无权干预曾在南方邦联军中服役的黑人的归属问题。”虽然废奴主义者和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私下抱怨林肯的指示，但在密苏里州的宣言中，当约翰·C.弗里蒙特将军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大多数北方人已经默认林肯的权宜之计[8]。

本杰明·巴特勒（1818—1893）

约翰·C.弗里蒙特（1813—1890）

第3节　约翰·C.弗里蒙特

后来，林肯将约翰·C.弗里蒙特称作布莱尔兄弟[9]的门徒和红人。在布莱尔兄弟的提携下，约翰·C.弗里蒙特成了一名少将，并受命管理包括密苏里州在内的西部地区。约翰·C.弗里蒙特是一位富有浪漫精神的英雄，也是“勇敢的探路者”，曾在落基山脉的高峰上插下了美国国旗，并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排名第一，获得了很多民众的支持。在第一次竞选中，林肯对约翰·C.弗里蒙特的出色表现记忆犹新，非常赞赏他，想要任命他为驻法兰西大使。据说，约翰·C.弗里蒙特是天生的将才。早在1856前，共和党人就将他视为神圣事业的捍卫者，非常支持他担任指挥官。但竞选结果令林肯和布莱尔兄弟大失所望。在圣路易斯司令部，约翰·C.弗里蒙特第一个月的表现说明他根本不能胜任指挥官一职。约翰·C.弗里蒙特非常喜欢炫耀，希望自己像欧洲君主一样受万人瞩目，身边围绕的都是一些谄媚小人。高级军官、文职官员及联邦名流如果想要见约翰·C.弗里蒙特，一般需要等上几天，因为他们心中唯一的目标是打败南方的支持者和邦联军队，争论焦点也是密苏里州归属问题。其他人更关心如何捍卫利益丰厚的合同，这正是约翰·C.弗里蒙特喜欢听的。联邦的有识之士请求约翰·C.弗里蒙特下派一名得力干将，他却对此充耳不闻[10]。密苏里州有影响力的富人不再信任联邦政府。投机者阿谀奉承。密苏里州政府被指控谋取私利，忽视了国家利益。1861年8月29日夜晚，约翰·C.弗里蒙特睡觉前，一直在想如何将北方高涨的反奴热情化为己用。忽然，他脑海中闪过了一道灵光[11]。不管怎样，他决定解放奴隶。1861年8月30日，他发表了宣言，宣布密苏里州所有奴隶获得自由，有权拿起武器反抗邦联政府。头脑冷静的人都知道，约翰·C.弗里蒙特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演了一出戏。蒙哥马利·布莱尔在写给查尔斯·萨姆纳的信中说：“事实上，约翰·C.弗里蒙特受到身边一帮小人的操控，发表了违反法律准则的宣言，就像风尘女子念诵经文一样。”

约翰·C.弗里蒙特在落基山脉高峰上插下美国国旗

林肯在报纸上看到了约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及约翰·C.弗里蒙特为实现奴隶解放设立的“废奴局”消息。任职只有两个月的约翰·C.弗里蒙特并没有仔细研究全局，也没有考虑多方利益，冲动地解决了林肯、内阁和国会一直谨慎对待的问题。1861年9月2日，林肯写给约翰·C.弗里蒙特的信充满善意和智慧。他写道：“从叛变的奴隶主手中解放奴隶可能会吓到南方邦联的朋友，使他们转而反抗我们，甚至毁掉肯塔基州的未来。因此，请允许我要求你根据自己的意向修改宣言[12]，以符合”国会的《充公法令》。”这封信是本着警示而不是责难的态度写的。但约翰·C.弗里蒙特不愿撤销自己的宣言，除非林肯公开下命令。为了维持公共秩序，林肯很乐意这么做。

蒙哥马利·布莱尔（1813—1883）

查尔斯·萨姆纳（1811—1874）

约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激发了北方人反对奴隶制的热情，许多州频频称赞他。查尔斯·萨姆纳写道：“现在，我们的总统是独裁者，是最高统治者。然而，拥有上帝的力量却不像上帝那样使用它是多么徒劳啊！”俄亥俄州人非常愤怒，他们在一位杰出的律师和法官的言论中找到了合适的表达：“由于约翰·C.弗里蒙特和政府争执不下，我们的人民处在极度惊愕和愤怒中。民众完全站在约翰·C.弗里蒙特将军一边……如果明年秋天举行选举，让约翰·C.弗里蒙特离职反而意味着让他成为总统。”伊利诺伊州的威廉·赫恩登是林肯以前的律师合伙人，后来，他写了关于林肯的传记。他说：“约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是正确的，林肯对此的修改是错误的。”艾奥瓦州参议院的詹姆斯·格兰姆斯写道：“民众与约翰·C.弗里蒙特战线统一，与他‘风雨同舟’……在西北地区，所有人，不分教派、党派、性别和肤色，都赞成他的宣言，绝不允许联邦政府毫无理由地处置令人钦佩的、有道德、有理想的宣言发布者。”[13]

威廉·赫恩登（1818—1891）

詹姆斯·格兰姆斯（1816—1872）

上述私人信件说明，当时的人民是理智的。但林肯依然对此感到困扰，他写给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维尔·H.布朗宁的秘密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奥维尔·H.布朗宁虽然被认为是保守派人士，但他也赞成约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1861年9月22日，林肯写道：“肯塔基州岌岌可危，我认为失去肯塔基州相当于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一旦失去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马里兰州也就保不住了。到时，我们无法应对反叛者，也无法处理手头事务。只能被迫同意分裂，失去华盛顿。”林肯在人民心中有一定影响力，公众舆论一直支持他。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了下一步行动。他从未想过因为一个宣言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但他认为必须改变密苏里州的管理不善和腐败现状。他行事谨慎，先后派出蒙哥马利·布莱尔和陆军总军需官蒙哥马利·C.梅格斯及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及其副将洛伦佐·托马斯，前往圣路易斯进行彻底、真实的调查。

蒙哥马利·C.梅格斯听到了一个传言，称约翰·C.弗里蒙特有一个类似阿伦·伯尔[14]阴谋的计划。1863年，林肯曾向私人秘书和两位朋友说过在1861年9月的某一天，约翰·C.弗里蒙特太太带着一封信，信中是约翰·C.弗里蒙特将军为自己的宣言做的辩解，她说了很多事，让我大费脑筋，只能尴尬地应对，避免与她争吵……她不止一次地暗示，约翰·C.弗里蒙特如果想和我做个了结，定会亲自前来。对此，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的老朋友、现任美国驻普鲁士大使回应道：“很明显，约翰·C.弗里蒙特认为联邦必然灭亡，并认为只要自己攻克孟菲斯，组建军队，就能建立独立政府。”[15]林肯认为，驻普鲁士大使的报告有一定依据。约翰·尼古拉在一封密封中留下的文件表明了这一点。信封背面写着“私人文件，1861年10月2日与总统的对话”，其中一个标题是“约翰·C.弗里蒙特准备反叛”[16]。尽管如此，林肯依然不会因一份报告感到不安，或影响自己的行动。此外，蒙哥马利·布莱尔建议以效率低下为由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西蒙·卡梅伦和洛伦佐·托马斯的调查结果也让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势在必行。西蒙·卡梅伦和洛伦佐·托马斯汇报说，约翰·C.弗里蒙特“无法胜任也不适合处理重要的指挥工作”，而且他“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会多多少少将物资供给作为考虑因素。”1861年10月24日，林肯下令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罢免令生效前，林肯的好朋友伊莱休·B.沃什伯恩任众议院政府契约小组委员会负责人。他在圣路易斯待了两周，收集了控告约翰·C.弗里蒙特及其朋友的大量证据，并写信给萨蒙·P.蔡斯[17]说：“无法想象，在约翰·C.弗里蒙特的管理下，西部地区抢掠、欺诈、奢侈、贪污之风盛行。一个有组织的抢掠体系在他的眼皮底下形成……他确实组建了一个高于政府的权力机构，而且蔑视联邦政府的指令。如果联邦政府不打压他及其强盗团伙，就得承认自己失败了。”林肯一定看了这封信。如果必须进一步解释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的原因，伊莱休·B.沃什伯恩的信已经足够。

奥维尔·H.布朗宁（1806—1881）

蒙哥马利·C.梅格斯（1816—1892）

孟菲斯

洛伦佐·托马斯（1804—1875）

西蒙·卡梅伦（1799—1889）

伊莱休·B.沃什伯恩（1816—1887）

萨蒙·P.蔡斯（1808—1873）

虽然美国人无法看到机密信件和报告，但林肯的举动已经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然而，一些人依然将约翰·C.弗里蒙特视为反奴事业中的英雄。许多富人被骗入了歧途，因为骗子知道如何利用他们心中所想。譬如，亨利·沃德·比彻[18]在教堂里说：“我必须严肃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政府对密苏里州的事业及对高贵的约翰·C.弗里蒙特将军的处理都极其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公众也是如此。”再如，著名的共和党杂志《辛辛那提公报》的编辑理查德·史密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联邦政府知道西部受到了革命的威胁吗？一直忠心耿耿、坚决支持战争的人烧毁总统肖像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突然核对入伍名单……人们认为约翰·C.弗里蒙特已经成为一名烈士……结果，欧洲也认为他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人。约翰·C.弗里蒙特之于美国相当于拿破仑之于法兰西帝国，总统却失去了人民的信任。”[19]

第4节　乔治·B.麦克莱伦

与此同时，乔治·B.麦克莱伦显得精力充沛，准备一展身手。他在华盛顿周围建筑了防御工事，并组建了波托马克军。乔治·B.麦克莱伦执行力很强，做事有条不紊，全身心投入备战工作，恪尽职守。他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团旅之间，十分了解自己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他是一位高尚的绅士，带着对士兵的尊敬和钦佩来到华盛顿，很快因人格魅力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除了乔治·B.麦克莱伦，没有任何一个北方将军能获得北方联邦军的绝对忠诚。人们高度赞扬他在弗吉尼亚州西部的胜利，称他为“年轻的拿破仑”。因此，军队、政府和国家都相信他的军事天赋。起初，乔治·B.麦克莱伦似乎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1861年8月4日，他写信给林肯说：“政府的军事行动刻不容缓。叛军选择弗吉尼亚州作为战场。同时，弗吉尼亚州也适合我们展开第一场伟大战斗。”

乔治·B.麦克莱伦勤勉尽责，加上其他人的积极配合，他的组织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林肯、财政部、陆军部、国务卿和北方各州的州长都鼎力协助他。军官们饱含热情，对他忠心耿耿。乔治·B.麦克莱伦拥有君主一般的影响力。一开始，这种和谐局面是鼓舞人心的。随着北方人民日趋高涨的热情，北方联邦军的人数迅速增加。1861年7月27日，北方联邦军人数已达五万两千人，三个月后扩至十六万八千人。

然而，乔治·B.麦克莱伦很快暴露了一个缺点。他虽然很勇敢，但担心战士们会退缩。此外，他获取的南方邦联军的情报并不准确，或者他从掌握的准确信息中得出的推论并不可靠。1861年8月，乔治·B.麦克莱伦一直担心南方邦联军人数会超过自己的军队及南方邦联军会攻击波托马克河弗吉尼亚州一侧的地区，并渡过华盛顿北边的河流。然而，此时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并不打算行动。他因兵力薄弱、食物和弹药缺乏、军纪涣散及疾病蔓延苦恼。1861年9月至1861年10月，约瑟夫·E.约翰斯顿在费尔法克斯郡法院大楼内扎营，并在距华盛顿六英里半的山丘上建了牢固的岗哨。林肯和联邦将军可以清楚看到山丘上的南方邦联旗帜。1861年10月19日，约瑟夫·E.约翰斯顿率军撤到森特维尔和马纳萨斯中转站。虽然远离了华盛顿，但占据了地理优势。

1861年10月27日过后不久，乔治·B.麦克莱伦在写给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的信中说：“现在，我们需要实现的伟大目标是彻底击败马纳萨斯的叛军。”[20]北方联邦军人数充足，战斗力旺盛，足以击败南方邦联军。联邦当局一致认为，乔治·B.麦克莱伦凭一己之力组建波托马克军有点儿不可思议。新兵满足现役要求一般需要六个月时间，但乔治·B.麦克莱伦只用了三个月就做到了。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认为，从布尔溪战役前的“大军”到乔治·B.麦克莱伦的波托马克军，称得上是一个奇迹。他认为，1861年7月，北方联邦军被人数只有其三分之一的英国常规军打败，也许在1861年9月，他们可以像曾经“被世间某种力量集结起来”时那样，拥有“钢筋铁骨”[21]。

费尔法克斯郡法院大楼

当乔治·B.麦克莱伦和欧文·麦克道尔一起穿梭在波托马克河南边的各个营地的时候，乔治·B.麦克莱伦常指着马纳萨斯说：“我们将从那儿进攻。”毋庸置疑，猜测战事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猜测生活中的琐事一样。但重要的是，1861年秋季，林肯和国民开始质疑乔治·B.麦克莱伦的军事能力，质疑的理由也合情合理。1863年8月4日，乔治·B.麦克莱伦在报告中致歉，并在自传中致歉[22]。但当代的相关文献和研究资料很少佐证这一点。根据乔治·B.麦克莱伦的叙述，1861年10月27日，他的可用兵力是十三万四千人，“可随时行军的士兵”有七万六千人。与此同时，约瑟夫·E.约翰斯顿只有四万一千人。北方联邦军的大炮非常先进[23]，步兵的武器装备也十分精良，而且士兵们个个身体强健，但南方邦联军的士兵们身体状况很不好。天气晴朗干燥，道路也适宜行军。然而，布尔溪战役和李斯堡战役的胜利使南方邦联军士气大振[24]。尽管如此，波托马克军的军官和士兵们依然忠诚于乔治·B.麦克莱伦，渴望战斗。如果乔治·B.麦克莱伦愿意率领他们作战，他们很乐意追随他。

南方邦联军的纪律性比北方联邦军稍强一些。他们的将军谨慎小心，愿意采取攻势。1861年10月1日，约瑟夫·E.约翰斯顿向杰斐逊·戴维斯报告说，希望邦联政府再派出一万九千名强健的士兵，并配上必要的“运输工具和武器装备”，他将“渡过波托马克河，让敌方领地燃起战火”[25]。当时，约瑟夫·E.约翰斯顿非常清楚北方联邦军的兵力优势。

乔治·B.麦克莱伦在军事评论中含蓄自省了自己作为指挥官的不作为。1861年8月8日，他写信给华盛顿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说：“我断定前方的南方邦联军至少有十万人。我如果是手握军队指挥权的皮埃尔·博勒加德[26]，一定会攻击波托马克河另一岸的阵地，同时率军渡过华盛顿市区的河流。”[27]然而，实际情况是，乔治·B.麦克莱伦率军七万六千人，对抗南方邦联军四万一千人。但直到1861年11月，他一直按兵不动，并未按之前的部署行动。他对林肯说：“我没有蠢到在敌人指定的地点进攻马纳萨斯。”[28]

从乔治·B.麦克莱伦当时的私人信件判断，他似乎认为联邦的政府官员有意加大任务难度。他写道：“我处处遭到无能者的阻挠和欺骗。”[29]事实上，“从林肯到站在门外的勤务兵”[30]，每个人都在按照他的部署协助他。李斯堡战役的惨败并不是林肯、内阁、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或参议员们的错，而是乔治·B.麦克莱伦的错。乔治·B.麦克莱伦妄想南方邦联军有十五万人，以此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约翰·海伊与乔治·B.麦克莱伦夜谈后，“失望地意识到，乔治·B.麦克莱伦毫无计划”[31]。

林肯与乔治·B.麦克莱伦严肃讨论了李斯堡战役的惨败。谈到爱德华·D.贝克的牺牲时，乔治·B.麦克莱伦说：“在战役结束前，会有许多戴着肩章的优秀战士战死沙场。所有损失都是可以弥补的。总统先生，如果我倒下了，您会立即派人坐上我的位置。”林肯回复道：“我希望你多珍重。”[32]

约翰·海伊写道，1861年10月26日晚，“由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撒迦利亚·钱德勒和本杰明·韦德代表的雅各宾派站了出来，不希望政府卷入战争。”“1861年的夏天，骚乱卷土重来。林肯辩护说，乔治·B.麦克莱伦只是太过谨慎。”在前往乔治·B.麦克莱伦司令部的路上，雅各宾派的代表受到了人们的议论。“林肯不希望民众太心急，但也承认这是事实，应予以考虑。他说：‘同时，将军，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再战。’乔治·B.麦克莱伦回答：‘如果败了，我将无颜再见您或任何人。’林肯说，‘我打算和你一起并肩作战。’”[33]

李斯堡战役

在李斯堡战役中，爱德华·D.贝克上校战死

莱曼·特朗布尔（1813—1896）

本杰明·韦德（1800—1878）

撒迦利亚·钱德勒（1813—1879）

1861年10月31日，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自愿离职。乔治·B.麦克莱伦接替了他，统领北方所有联邦军队。1861年11月1日夜晚，在司令部，林肯命约翰·海伊宣读任命书，宣布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卸任，由乔治·B.麦克莱伦掌管军队指挥权。乔治·B.麦克莱伦和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之间曾有摩擦。林肯说：“我由衷希望这份重任不会让你感到不安。”乔治·B.麦克莱伦回答道：“总统先生，真是太好了！今天，我觉得有好几吨重物从我肩上卸了下来。现在，我能与您和威廉·H.苏厄德国务卿交流了，我没有因新的重任感到不安。”林肯又说：“那好，我拭目以待，静候佳音。除了指挥现在的军队，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也是一份重担。”乔治·B.麦克莱伦自信地说：“我可以做到的。”[34]

联邦政府有权要求乔治·B.麦克莱伦进攻。乔治·B.麦克莱伦容易低估自己军队人数和战斗力。七万六千名“可随时行军的士兵”很有可能扩充到十万人。乔治·B.麦克莱伦应该向约瑟夫·E.约翰斯顿开战，或用计谋诱使约瑟夫·E.约翰斯顿离开马纳萨斯，抑或加强波托马克河下游的封锁或占领诺福克[35]。1861年秋天，乔治·B.麦克莱伦的任何举动都可以振奋民心，重获人民和林肯的信任，而且意义重大。但他毫无作战计划，根本没有能力统领十万大军。此外，当时北方联邦军中是否有可以胜任统帅的其他将军还不确定。战争结束很久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谈到乔治·B.麦克莱伦最初承担的“重大而残酷的责任”时，说：“如果乔治·B.麦克莱伦像威廉·T.谢尔曼、洛伦佐·托马斯或乔治·米德将军一样，积极开战，一路奋勇杀敌，他的荣誉将和他们一样高。”[36]现在，威廉·T.谢尔曼是乔治·B.麦克莱伦军队中的一员。1864年，威廉·T.谢尔曼以出众的军事才能率领着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但当时，他告诉林肯，自己的“最大愿望”是“以下属身份参战，绝不参与任何上级指挥”[37]。为了使进军、演习、供给和战斗达到最佳效果，十万北方联邦军几乎挖掘了人类的潜能极限[38]。约瑟夫·E.约翰斯顿显得“平静而悲伤”[39]，认为自己最多率领六万人发起进攻。布尔溪战役中，他指挥着三万兵力，作战经验丰富。

约翰·海伊（1838—1905）

乔治·米德（1815—1872）

乔治·B.麦克莱伦如果能像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那样谦逊，可能就不会受到众人的批评了。但功名富贵来得太快，他逐渐自负膨胀了起来。从他对林肯的无礼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次，乔治·B.麦克莱伦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描述林肯道：“他诚实、善良。”[40]1861年11月13日夜晚，林肯、威廉·H.苏厄德和约翰·海伊来到乔治·B.麦克莱伦家。门口的仆人说乔治·B.麦克莱伦去参加一名军官的婚礼了，很快会回来。约翰·海伊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我们进去等了一个小时，乔治·B.麦克莱伦回来了。他根本没有在意门卫的话，走过林肯总统和威廉·H.苏厄德等候的房间，径直上了楼。林肯总统和威廉·H.苏厄德又等了约半个小时，再次让一个仆人告诉乔治·B.麦克莱伦，他们还在，得到的回复却是他已经上床睡觉。我只叙述前所未有的军权带给他的傲慢，不做任何评论。”约翰·海伊还写道：“我第一次看到具有威胁性的至高军权。回家后，我与林肯总统谈起这件事，但他似乎没有特别在意，说现在最好不要太过注重礼节和个人尊严。”[41]还有一次，乔治·B.麦克莱伦没有守约来见林肯。林肯说：“没关系，只要乔治·B.麦克莱伦能为我们赢得战争，我愿为他牵马。”[42]

1861年12月，乔治·B.麦克莱伦得了伤寒。林肯、波托马克军和全国人民都在等他康复。

第5节　英国的态度

英国官方认为，美国南北“确实爆发了战争”[43]。杰斐逊·戴维斯申请捕拿特许证[44]。林肯宣布封锁美国附近海域。上述两种行为只在战时才被允许，表明美国南北冲突将会扩至其他国家的海域。1861年5月13日，英国发布了《中立声明》，但北方据不接受，因为《中立声明》承认南方邦联是一个交战国。联邦政府认为南方人是叛国者。因此，一旦欧洲国家将反叛者视为交战国，联邦政府的立场就会被误解[45]。因此，威廉·H.苏厄德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对《中立声明》的谴责符合外交惯例。此外，约翰·洛斯罗普·莫特利关于波士顿民心的报道也不足为奇。他写道：“约翰·拉塞尔伯爵[46]宣布南方的私掠者是战士，引起了热爱英国的美国人的极大愤慨。”[47]在不热爱英国的北方地区，人们的愤慨情绪空前高涨。1862年，在反对英国认可南方邦联的运动中，北方人的所有不满可能起了一定作用。然而，经过客观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认可南方邦联诸州的交战权是合理的。发布《中立声明》的英国外交大臣说了一句令人信服的话。在一封写给爱德华·埃弗雷特的私人信件中，约翰·拉塞尔伯爵写道：“超过五百万自由人公开反抗美国总统和国会，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联邦政府试图拦截英国商人，我们也没有理由将五百多万自由人视为海盗，逮捕他们的水手。但如果不将他们视为海盗，我们便不能否认他们的交战权。”[48]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1807—1886）

约翰·洛斯罗普·莫特利（1814—1877）

英国承认南方邦联的交战权并非恶意。英国通过公开和私人途径，一再解释自己的立场。北方人逐渐明白，英国认可南方的交战权与认可南方邦联独立是两回事，因此，怒气慢慢消退。林肯表示理解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并相信联邦政府得到了各国的支持。1861年5月31日，驻伦敦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美国的高层人士对联邦的态度开始转变，但大部分人态度依旧。”[49]

约翰·拉塞尔（1792—1878）

亨利·约翰·坦普尔（1784—1865）

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恰当描述了英国人的观点：“我们不喜欢奴隶制，但我们想要棉花，而且我们不赞成你们的莫勒尔关税。”[50]庞奇声明支持北方，但也坦言：“连接我们与美国南方的强大纽带是棉花……没有黑奴的辛劳，何来我们的印花布？”

当时，“北方制约着美国的商业贸易”。因此，人们意识到了“责任的划分”，必须在“自由贸易和兄弟情谊”[51]中做出选择。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毕竟美国人非常赞同伏尔泰的观点，即‘上帝总会站在大炮的一边’”[52]。

就联邦政府在英国的处境来说，没有赢得布尔溪战役是不幸的，因为北方的战败引起了英国强烈的反感。英国贵族和上中产阶级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说道：“美国的民主泡沫破了。”1861年秋天，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英国人逐渐意识到，布尔溪战役的结果也影响到了他们，因为联邦政府切断了棉花的供应。通常，他们在初秋时节就能收到新棉花，但现在什么也没有。棉花库存迅速减少。《泰晤士报》说：“制造业养活了英国五分之一的人口，但现在正在走向终结。”[53]英国工厂缩短了工时，制造商降低了工资。面对即将到来的棉花荒。棉纺织业主和劳工们都很沮丧，横在他们和棉花供应之间的封锁线阻断了正常贸易，劳工们忍饥挨饿。英国制造商的个人利益和贵族的情感偏好时而融合，时而对抗，两大阶层都希望美国北方战败。对英国来说，最好的结局是美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尤其是南方邦联可以为英国提供自由贸易，使英国的制成品获得一个广阔市场，从而支付原料棉的成本。有了愿望，才会有想法。如果研究一下布尔溪战役，就会发现已有定论。英国贵族和上中产阶级得出的结论是：北方无法征服南方，美国必然分裂。《泰晤士报》和《星期六评论》支持这一观点。许多报道的言辞具有讽刺意味，刺到了美国北方读者的痛处。查尔斯·萨姆纳呼吁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帮助我们博得英国的同情”。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回复道：“不要忘记，我祈祷国内真的迎来光明主义和共和主义。”保守的报纸有意打击美国，“美国就是抵抗打击的盾牌。”[54]

黑奴在棉花种植园劳作

英国的劳苦大众认为，英国《宪法》和政府不仅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好的[55]。他们以“一种轻蔑和侮辱的口气”[56]随意批判美国北方。战斗在生死线上的北方人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嘲笑北方联邦军在布尔溪战役中的怯懦恐慌是一个民族打压国民独立意向的常用手段，但这种嘲笑令人难以忍受。在美国时，爱德华·戴西[57]与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讨论什么是“对英国无礼的敌意”。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回答道，可能自己的感受被过分夸大了。他指着一位英俊青年的画像问道：“你如何解读这名青年献身悲壮事业的做法？像他这样的美国军官怎么会是懦夫呢？”画像上的青年是他的一位近亲，也是马萨诸塞州第二十团的上尉，在李斯堡战役中阵亡。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写信给爱德华·戴西说：“美国内战与我息息相关，我非常不安，无法忍受南北方之间的矛盾。我有一个优秀的孩子，任某军团的上尉，他的军团因战斗和疾病折损惨重，他自己也受过两次枪伤，九死一生。”[58]

尽管如此，一些人认为，1859年的意奥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和公众都支持意大利。意大利人为自由而战，取得的所有进展使英国人坚信，他们应该摆脱可憎的专制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府，并得到文明世界的美好祝愿。有英国人问，我们既然曾支持意大利对抗奥地利，那么现在不应该支持抵抗北方镇压的南方邦联吗？这种观点影响了思想开放的亚瑟·格罗特，也影响了考虑到等级或商业和制造业的人的观点[59]。

但能力出众的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清楚，美国北方发动战争是为了反对奴隶制。他们担心的是，北方人从事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会大失所望。但他们一直支持联邦大业。饥肠辘辘的工人是英国政治家和作家的追随者，但和英国上层阶级一样，工人们也意识到联邦大业是英国的民主大业。

1861年11月下旬前，英国一直保持绝对中立。在对美政策中，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虽然并未表达法兰西人的立场，但正式要求英国与其联手认可南方邦联，打破封锁线。约翰·拉塞尔伯爵在给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一封信中指出，“英国和法兰西帝国打破封锁线不是为了得到棉花”，但两国可能会调解美国南北之间的冲突，警告拒绝调解的一方[60]将会成为英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敌人。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回信说：“最好的政策是保持初心，看清楚美国南北之间的冲突。”[61]后来，他在市长晚宴的讲话中“清楚表明，英国绝不会为了棉花干涉美国南北冲突。”[62]

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人显得没有责任感，正在与英国媒体展开论战。在激烈的反驳中，他们发泄了对伦敦报刊狭隘评论的愤慨情绪。首当其冲的报刊是《纽约先驱报》，报道说：“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应该好好审视自己的行为，否则我们可能会找他们算账。”1861年11月20日，约翰·布莱特在写给查尔斯·萨姆纳的信中说：“遗憾的是，你们的《纽约先驱报》言辞鲁莽，而且毫无悔意。《泰晤士报》和《纽约先驱报》对英美两国都造成了伤害。”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09—1894）

亚瑟·格罗特（1814—1886）

拿破仑三世（1808—1873）

虽然英美两国的媒体之间摩擦不断，但两国政府依然互相理解。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威廉·H.苏厄德和林肯耗时六个月争取到了有利条件，却在短短一小时内，被一位莽撞的、“野心勃勃和自负任性的”[63]海军上尉破坏，甚至将英美两国带到了战火边缘。

第6节　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

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是南方邦联派到英国和法兰西帝国的特使。他们乘一艘小型邦联轮船从查尔斯顿出发，一路躲过封锁，抵达古巴的一个港口，从古巴港口前往哈瓦那，乘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前往加拿大的圣托马斯。圣托马斯有直接前往英国南安普敦的轮船。1861年11月8日，离开哈瓦那后的第二天，在巴拿马运河上，查尔斯·威尔克斯指挥的美国军舰“圣哈辛托”号发现了“特伦特”号。查尔斯·威尔克斯开了一枪，子弹从“特伦特”号的船首上空飞过，并没有击中目标。紧接着，查尔斯·威尔克斯又开了一枪，击中了目标。他命令一名中尉率一些军官和海军陆战队员上船搜查，并下令一旦发现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立即监禁他们。英方船长不允许美军的任何搜查行为，也不同意出示相关文件或旅客名单。但约翰·斯莱德尔和詹姆斯·M.梅森自证身份，从而被捕。他们虽然进行了反抗，“特伦特”号的船长和负责邮轮的皇家海军指挥官也表示抗议，但仍然被强行带到了“圣哈辛托”号上。

詹姆斯·M.梅森（1798—1871）

约翰·斯莱德尔（1793—1871）

1861年11月15日，查尔斯·威尔克斯抵达门罗堡。1861年11月16日，美国人得知了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北方人完全被抓捕行动冲昏了头脑，像大战胜利一样欢庆。他们渴望胜利。现在，他们手中有两名南方人[64]。他们对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的痛恨仅次于对杰斐逊·戴维斯和约翰·B.弗洛伊德[65]的痛恨。英国可能会支持南方，因为这次抓捕也打击了英国。除了蒙哥马利·布莱尔，林肯内阁的其他成员都为抓捕感到高兴。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向办公室工作人员大声念出关于此次抓捕的电报，和大家一起欢呼雀跃。约翰·安德鲁和其他人也非常开心。约翰·安德鲁认为，与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相比，“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算得上一位圣人”。波士顿举办查尔斯·威尔克斯的庆功宴时，约翰·安德鲁说，在这次“著名的南北战争事件”中，查尔斯·威尔克斯做出了“明智的判断”，他还说：“今晚我们齐聚一堂，为勇敢的查尔斯·威尔克斯庆功，他举起了联邦的国旗，向插着英国国旗的船头开了一枪。”[66]海军部长在一封写给查尔斯·威尔克斯的祝贺信中写道：“感谢你在抓捕行动中做出的伟大贡献”[67]。会议第一天，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感谢查尔斯·威尔克斯“做出勇敢、机敏、爱国的举动”[68]。

“圣哈辛托”号拦截“特伦特”号，拘捕两名邦联外交官

林肯内阁：从左到右依次是战争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财政部长萨蒙·蔡斯、亚伯拉罕·林肯、海军部长吉迪恩·威尔斯、内政部长卡勒布·布拉德·史密斯、国务卿威廉·H.苏厄德、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司法部长贝茨

蒙哥马利·布莱尔谴责查尔斯·威尔克斯的行动是“未经授权的、不正规的、非法的”[69]。当时，波士顿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立刻回应道：“我们必须放了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70]林肯也反对庆功情绪的扩散。消息传到华盛顿时，他说：“我担心两个叛国者根本没有价值。我们必须坚持美国关于中立者权力的原则。我们与英国据以力争，从理论和实践上坚持认为查尔斯·威尔克斯有权逮捕叛国者。”[71]当时，林肯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与查尔斯·萨姆纳进行磋商，确定此次抓捕行动是否有法可依，有史可鉴。从一封私人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查尔斯·萨姆纳的建议是“立即采取行动，并按照先例放人”[72]。威廉·H.苏厄德后来的行动表明，如果林肯催促他，他会赞成在南方邦联提出要求前放了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林肯也许采纳了蒙哥马利·布莱尔的建议，即派查尔斯·威尔克斯将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带到前往英国的美国军舰上，并将他们交给英国政府[73]。这样做会显得有风度、机智、可敬。与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时表现出的勇气相比，此刻的林肯并不需要太多勇气面对公众舆论，因为他有查尔斯·萨姆纳、威廉·H.苏厄德、蒙哥马利·布莱尔和乔治·B.麦克莱伦做后盾[74]。如果许多律师和政治家宣称，根据国际法，联邦政府应该行为正当，在引起民众骚乱前立即放人，联邦政府一定会默认之前收到的简洁报告，即坚持一直据以力争的原则。然而，林肯虽然意识到，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在监狱里说的话比联邦代表在伦敦和巴黎说的话更有说服力，但依然害怕放了他们。实际上，作为一个政策问题，联邦政府应该让《逃奴法》的作者[75]去伦敦，让阻挠奴隶制议案通过的拥护者[76]去巴黎，因为他们的请求绝不可能影响联邦大业。至少在英国，他们代表了奴隶制。林肯行动迟缓，犹豫不决，错过了最佳时机。实际上，他的一句话可能相当于在战场上赢得一场战役。林肯是民意的引领者和代表者，但在关键时刻，他更像一个代表，而不是引领者。他和美国的普通民众都认为，与英国发生争端时，单方面考虑会使他无法做出明智决策。因为林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所以他的沉默被民众误解了。相关报道说他“固执己见”，并宣称他曾说：“我宁愿死，也不会放了他们。”[77]

查尔斯·威尔克斯（1798—1877）

由于还没有铺设大西洋电缆，直到1861年11月27日，英国才收到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英国人认为这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约翰·布莱特在写给伦敦的查尔斯·萨姆纳的信中说：“在英国，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引起了巨大轰动。粗鲁的、易怒的‘大不列颠统治’阶层非常愤怒。”[78]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写给威廉·H.苏厄德的一封急件中说：“局势非常紧张。在英国，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甚至盖过了其他所有热点话题。”[79]威廉·H.苏厄德的朋友查尔斯·麦凯[80]写信告诉他和林肯：“英国人非常愤怒，如果全民投票，我担心一千人中会有九百九十九人赞成立刻开战。即使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愿意，也无法抑制人民的怒火。如果他被迫承认缉捕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联邦当局必定会在两周内垮台。”[81]

英国内阁决定将扣押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一事定性为“一种侮辱英国国旗和违反国际法的暴力行为”，要求联邦政府释放南方邦联特使并“正式道歉”。根据英国内阁的决定，1861年11月30日，约翰·拉塞尔伯爵准备给理查德·莱昂勋爵发一封急件。他在信中语气柔和，使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指令听起来亲切友好。虽然阿尔伯特亲王直言不讳，不太符合女王和亲王应有的和蔼可亲，但约翰·拉塞尔伯爵的言辞依然是礼貌的外交用语，而且没有改变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本意。1861年12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信使奉命前往华盛顿。

查尔斯·麦凯（1814—1889）

英国开始备战，并将维多利亚女王的指令派送给了理查德·莱昂勋爵和驻美国水域的英国舰队指挥官。与此同时，八千名英国士兵[82]被派往加拿大。维多利亚女王宣布，禁止英国出口武器弹药。英国政府禁运了三千吨硝石。这些硝石是最近市场上能购买到的、可以立刻运往美国的所有储量。

第7节　维多利亚女王的指令

奇怪的是，和美国政府一样，英国政府虽然回应了民意，但并未依据法律和先例做出解释。1861年11月12日，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后的第四天，也就是消息传到英国前十五天，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应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邀请，在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书房与他会面。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认为，当时，南方邦联特使乘英国邮轮前往英国，南安普敦的一艘美国战船监视着这艘邮轮，试图强行带走南方邦联特使。他说：“我不会质疑你们是否有权这么做。也许你们能为此辩解……或许不能……但你们的做法非常荒唐……如果查尔斯·威尔克斯……在英国人可以看到的海域内做出侮辱英国国旗的举动，一定会引起英国人的厌恶。从中，我没有看到可以作为补偿的好处。当然，也不认为乘英国邮轮前往伦敦的美国人增加一二，可以改变联邦政府已定的政策。”[83]

《约翰·T.德莱恩传》出版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曾友好地提醒约翰·T.德莱恩。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美国作家都不知道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提醒内容。约翰·T.德莱恩是《泰晤士报》的编辑，在政治上与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建立了深厚友谊。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会见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前一天，曾写信给约翰·T.德莱恩说：“亲爱的约翰·T.德莱恩，我想以下内容可能对你有用。今天，我和史蒂芬·勒欣顿法官[84]、三名检察官、乔治·格雷爵士[85]及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86]在财政部会面。毫无疑问，我们是为了商讨怎样妥善处理美国巡洋舰搜查载有南方邦联特使的英国邮轮一事。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根据斯托厄尔爵士威廉·斯科特[87]制定的、我们一直践行的国际法原则，交战国有权拦截并搜查任何非战船，或出现在公海海域、携带敌方急件的中立船只。因此，根据国际法原则，美国巡洋舰可以拦截英国邮轮，并对英国邮轮进行搜查。如果美国海军在英国邮轮上发现了南方邦联的人及其信件和证件，就可以带走他们或扣下英国邮轮，并将其带回纽约进行审判。”[88]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因此，根据国际法原则，‘圣哈辛托’号可以拦截‘特伦特’号，并对其进行搜查。如果‘特伦特’号上有南方邦联的人，‘圣哈辛托’号上的军官可以和查尔斯·威尔克斯一样行事，将南方邦联的人带走，然后让‘特伦特’号继续航行。”[89]1861年11月11日，在假设情境下，英国政府官员提出了上述意见。但在1861年11月29日，当英国检察官确定“特伦特”号事件是一起真实的扣押事件时，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惯例，他们改变了之前的决定，宣布“依据国际法”，查尔斯·威尔克斯的行为“是不正当且非法的”[90]。换句话说，英国检察官并没有遵循英国的先例，而是借鉴了一些美国人的论点。这一论点更多的是依据蒸汽时代和19世纪后半叶的海上条约提出的。英国民众愤怒地指出，英国政府官员在1861年11月11日提出的意见已经陈旧过时，必须阐明法律依据。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政府必须加强其论点。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

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

史蒂芬·勒欣顿（1782—1873）

乔治·格雷爵士（1812—1898）

爱德华·西摩（1804—1885）

威廉·斯科特（1745—1836）

人们普遍认为，驻英国的外交大臣和大使流连于奢靡的英国上层社会，参加伦敦贵妇的晚宴，拜访名流权贵等各色人物，灵魂很容易受到腐蚀。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显得与众不同。他深入伦敦社会，经常接受名流的邀请，前去乡间府邸参加宴会。事实上，当他听到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时，正在约克郡霍顿爵士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的家里。但他参加晚宴、招待会和乡间聚会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力所能及地协助联邦政府。在英国的处理结果未出来前，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虽然深知“特伦特”号事件的严重性，但一直显得心平气和。1861年12月6日，他在给威廉·H.苏厄德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英国人非常激动，如果联邦政府袒护查尔斯·威尔克斯，英美冲突在所难免。”[91]我们可以从他的私人信件中明显看出，如果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是联邦政府的国务卿，他会建议政府立即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他写信给约翰·洛斯罗普·莫特利说：“在强调中立权力，尽可能减少‘特伦特’号事件的影响方面，我们的政策趋向统一。我认为，在当前的诱惑面前，让英美两国改变立场并非对局势有利。”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对理查德·H.达纳说：“最让我恼火的是，我们竟然同意收下并穿上英国扔掉的破衣服。”[92]

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1809—1885）

理查德·H.达纳（1815—1882）

1861年12月18日晚11时30分，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使将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急件和两封私人信件交给了理查德·莱昂勋爵。信中是维多利亚女王经过深思熟虑后下达的详细指令。1861年12月19日，理查德·莱昂勋爵拜访了威廉·H.苏厄德，向威廉·H.苏厄德解释说明了维多利亚女王官方急件的要旨。威廉·H.苏厄德问理查德·莱昂勋爵：“指令中是否规定了美国政府必须回复的时间期限？”理查德·莱昂勋爵回答道：“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尽量避免一切冲突。”威廉·H.苏厄德迫切想知道一些私密信息。理查德·莱昂勋爵清楚威廉·H.苏厄德的意图，回答道：“我会告诉您的。根据我接到的指令，我必须在七天内得到您的回复。”然后，威廉·H.苏厄德“私下很随意地”向理查德·莱昂勋爵要了一份急件副本，因为“做出决定前，他必须阅读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件，仔细研究其措辞。”对此，理查德·莱昂勋爵回答道，如果自己正式提供了信件副本，“七日之约必须立即生效”。威廉·H.苏厄德说，提供副本只是为了让林肯总统和他知道，急件已经送到。理查德·莱昂欣然同意了威廉·H.苏厄德的要求，回到大使馆后立即将副本装在了写有“私密”字样的信封内，并寄给了威廉·H.苏厄德。威廉·H.苏厄德立即回复道他很高兴，“这封急件诚恳友善，毫无专断和威胁之意”。现在，他信心满满地问道：“如果我在七天内回绝你，或提出商讨‘特伦特’号事件的建议会怎样？”理查德·莱昂勋爵回答道：“我接到的指令非常明确。我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如果回复不符合信件提出的要求，尤其是不能立即释放扣押人犯，我拒绝接受。”[93]1861年12月23日上午，因为威廉·H.苏厄德公务繁忙，而且想了解详情，所以他一直拖着没有回复理查德·莱昂勋爵。理查德·莱昂勋爵再次来访，读了急件内容，并给威廉·H.苏厄德留了一份副本。1861年12月23日起，七天漫长的等待开启。

英国人要求英国政府就“特伦特”号事件给出最后结论，在措辞中没有过多考虑美国人的痛处，在私人信件中亦是如此。理查德·莱昂勋爵贯彻了维多利亚女王信件中的精神，并执行了信中的指令。毫无疑问，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人们支持他体恤威廉·H.苏厄德的困境。公布关于扣押的消息时，理查德·莱昂勋爵写信给约翰·拉塞尔伯爵，说：“我无法隐藏自己的悲痛”。在消息未得到证实前，保持缄默并没有错。他写道：“我尽可能避免谈论‘特伦特’号事件。只能说这是一起不幸事件，我对此深感遗憾。”[94]

第8节　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的处理方式

显然，林肯将“特伦特”号事件交给了威廉·H.苏厄德处理。只要威廉·H.苏厄德不同意查尔斯·萨姆纳、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蒙哥马利·布莱尔的观点，并建议立即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就做到了以身作则。威廉·H.苏厄德沉默寡言，善于听取国内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95]。1861年11月27日，在与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通信中，他解释说，查尔斯·威尔克斯没有得到任何指令便采取了行动，而且联邦政府在“听到英国政府谈及此事”[96]前，也没有行动意向。毫无疑问，在与理查德·莱昂勋爵的两次会面中，威廉·H.苏厄德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释放南方邦联的两位特使。随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着手解决此事。做出决定后，他必须首先请示林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请教当权者”[97]。林肯对威廉·H.苏厄德说：“你当然可以继续准备对英国的答复。按照我的理解，你的答复中应该说明释放南方邦联特使的理由。现在，我想说一说不应该释放他们的理由。我们来对比一下各自的观点。”[98]林肯起草了一份急件，表示他不相信英国“迫切地想要一个明确答复”，并说希望搁置问题，留待以后讨论，以便美国充分解释自己的处境。此外，联邦政府愿意通过“友好仲裁”处理“特伦特”号事件。但如果英国不同意仲裁，听完联邦政府的解释后依旧要求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那么联邦政府会释放他们，前提是处理此事的方式应该成为两国将来行事的准则。林肯急件中的关键点是：“和英国一样，我们的权利也受到一群人的觊觎。”[99]显然，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林肯对自己起草的急件并不满意，因此并未呈交内阁。

1861年12月20日，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在日记中写道：“威廉·H.苏厄德将控制局势。”最终的结果证实了他的说法。1861年12月19日，查尔斯·艾略特·诺顿从纽约写信给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说：“显然，战争并不会因民愤或政府缺乏立场和判断爆发。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威廉·H.苏厄德已经重获多数人的信任。他足够强大，而且不狂热、不暴力。”[100]

1861年12月25日上午10时，联邦内阁举行了会议。会上，只有威廉·H.苏厄德和蒙哥马利·布莱尔赞成释放南方邦联特使。威廉·H.苏厄德派人给理查德·莱昂勋爵送去了回信。他的回复符合英国的要求。查尔斯·萨姆纳应邀前来开会，并读了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的信。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是北方联邦忠实的朋友，他们在信中转述了英国的民意，提出了一些建议。约翰·布赖特总结道：“即使不惜一切代价，也绝不能让此事演变成英美之间的战争。”[101]如果有人问查尔斯·萨姆纳的态度，他肯定会说自己非常赞成威廉·H.苏厄德的决定。会议一直持续到1861年12月25日下午2时，第二天继续。威廉·H.苏厄德认为，英国政府的主张是正当的，没有“表现出无礼”[102]。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表示赞成威廉·H.苏厄德的观点，认为与英国开战会导致联邦的毁灭[103]，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内阁的一些成员，甚至林肯总统，都非常不愿意释放南方邦联特使。”然而，由于考虑到查尔斯·威尔克斯的做法违背了先例，违反了国际法，而且联邦政府没有能力与英国开战，因此，所有人都站到了威廉·H.苏厄德一边。1861年12月26日，内阁批准了威廉·H.苏厄德的回复。威廉·H.苏厄德在给理查德·莱昂勋爵的长信中说，南方邦联的特使“将如愿获得自由”[104]。否定查尔斯·威尔克斯的做法被视为联邦政府最真诚的道歉。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1827—1908）

约翰·布赖特（1811—1889）

第9节　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

威廉·H.苏厄德担心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会引起北方人的民愤。与理查德·莱昂勋爵商议后，他认为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不能乘波士顿港口的英国船只离开。因此，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乘一艘美国蒸汽拖船到达了普罗温斯敦，然后登上一艘英国战舰，立即前往英国的哈利法克斯。

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离开沃伦堡时，波士顿及其他北方地区都没有爆发骚乱。爱德华·贝茨解释说，林肯和一些内阁成员并不支持威廉·H.苏厄德，因为担心“引起北方人的不满，受到人民的指责”[105]。林肯和内阁成员误解了民意。在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到释放的四十天里，北方人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团结一致支持”联邦政府的决定[106]。这似乎表明，如果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早一点做出最后决定，北方人会立即将联邦政府作为坚强的后盾，而且英国与美国北方后来的关系也会大不相同。事实证明，联邦政府的拖延划开了一道溃烂的伤口。许多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被迫接受了英国的专断要求，让国家蒙羞。在内阁会议期间，萨蒙·P.蔡斯表达了上述观点。他虽然“支持威廉·H.苏厄德的决定”，但他说：“对我来说，这就是苦胆和茵陈，痛苦至极。我宁愿付出自己拥有的一切，也不愿同意释放南方邦联的特使。”[107]处理“特伦特”号事件期间，英美两国彻底误解了彼此。其他国家普遍认为，美国北方“决心挑衅英国”[108]。然而，美国人普遍认为，英国只是在找借口挑衅美国。在写给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信中，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说：“我不相信英国政府试图开战。如果真的是这样，开战只会自食其果。”其他国家认为，英美两国盲目的爱国者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误解由此产生。事实上，英国和美国北方的大多数人都很乐意和平解决“特伦特”号事件，但美国南方邦联显得非常失望。

* * *

[1]关于《充公法令》和《邦联镇压法令》，参见《美国史》，第3卷，第463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美国南部邦联》、（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第111页到120页，约翰·C.施瓦布著。——原注

[2]直接税指直接向纳税人征收的税，与商品税、服务税等间接税不同。——译者注

[3]人身保护令是法官签发的手令，命令将拘押人员交送至法庭，决定其拘押是否合法。人身保护令是通过法律程序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被拘押的人可以质疑拘押的合法性，并迅速获得法庭裁决。紧急情况下，一些地方可以暂时取消人身保护令。——译者注

[4]《林肯全集》，第2卷，第39页，第45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美国国会议事录》，第393页。——原注

[5]《美国史》，第3卷，第4卷，第22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林肯传》，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美国国会议事录》。《罗杰·托尼回忆录》（Memoir of Taney），塞缪尔·泰勒著。《詹姆斯·格兰姆斯传》（Life of Grimes），威廉·索尔特著。《美国金融史》（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戴维斯·R.杜威著。——原注

[6]《林肯传》（Life of Lincoln），第2卷，第6页，约翰·T.莫尔斯著。——原注

[7]1861年8月6日通过。——原注

[8]《美国史》，第3卷，第466页到第468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9]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和其弟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原注。除了蒙哥马利·布莱尔和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在马里兰州的银泉，他们的父亲老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的影响力依然很大。托马斯·杰克逊当局以来，布莱尔家族一直是美国政界的一股力量，内战期间也是如此。——编者注

[10]约翰·C.弗里蒙特在密苏里州的指挥权问题仍有待讨论。毫无疑问，他不会或不能杜绝机构内的各种不光彩行为，而且他本人也不够诚实。有人说，约翰·C.弗里蒙特的主要目的不是为北方联邦服务，也不是为他人创造私人财富，而是为了在西部“建立一个自己的”独裁政权。也有人认为，约翰·C.弗里蒙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组织者，对他的批评有些言过其实。1861年8月，位于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附近的纳撒尼尔·莱昂准将正面对一支兵力强盛的密苏里州南方邦联军。1861年8月10日，威尔逊溪战役爆发，北方联邦军战败，纳撒尼尔·莱昂准将阵亡。约翰·C.弗里蒙特声称，他曾试图增援纳撒尼尔·莱昂。但其他人指控他不够重视威尔逊溪战役。——编者注

[11]约翰·C.弗里蒙特的夫人记叙他在密苏里州的职业生涯时，认为解放奴隶的命令是一夜之间想出来的。但一些人则认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与约翰·C.弗里蒙特关系密切，解放奴隶的想法可能已经酝酿了很久。参见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中的《约翰·C.弗里蒙特文稿》（Fremont Papers）。《约翰·C.弗里蒙特著西部先驱》，第499页到第502页，艾伦·内文斯著。——编者注

[12]约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规定，将密苏里州邦联人民的动产和不动产充公。但因为关于奴隶的规定更重要，所以我只关注了这一部分。《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卷，第466页，第469页。——原注

[13]除了威廉·赫恩登的信，其他信件均写于1861年9月。——原注

[14]阿伦·伯尔（Aaron Burr，1755—1836），美国第三届副总统。在1800年的选举中，他与托马斯·杰斐逊的票数相当，但众议院投票选举托马斯·杰斐逊为总统，阿伦·伯尔为副总统。后来，阿伦·伯尔与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图谋在自俄亥俄河流域至墨西哥的广大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帝国。1806年，由于有人告密，他被批捕，以叛国罪起诉，但法院宣布他无罪。——译者注

[15]《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133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16]《林肯个人特质》，第177页，海伦·尼古拉著。——原注

[17]萨蒙·P.蔡斯（Salmon P. Chase，1808—1873），美国财政部长。这封信写于1861年10月31日。伊莱休·B.沃什伯恩并不知道约翰·C.弗里蒙特的罢免令已经发布。1861年11月2日，约翰·C.弗里蒙特将指挥权移交给了戴维·亨特。——原注

[18]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1813—1887），美国牧师，当时最雄辩的演说家之一。他强烈反对奴隶制，在南北战争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呼吁群众支持北方。——译者注

[19]《美国史》，第3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林肯传》，第4卷，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卷。《作战联合委员会报告》，第3册。《书信与日记》，第1卷，约翰·海伊著。《林肯的个人特质》，海伦·尼古拉著。《查尔斯·萨姆纳传》（Life of Sumner），爱德华·L.皮尔斯著。《詹姆斯·格兰姆斯传》，威廉·索尔特著。——原注

[20]《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卷，第11页。——原注

[21]《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卷，第5页。——原注

[22]《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卷，第493页。——原注

[23]《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卷，第10页。——原注

[24]1861年10月21日，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附近爆发李斯堡战役。其间，由于指挥不善，北方联邦军大败，但伤亡人数并不多。林肯的好朋友、受人爱戴的军官爱德华·D.贝克上校在战斗中牺牲。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失去了一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北方人民万分沮丧。虽然这次惨败发生在乔治·B.麦克莱伦率领的军队中，但很少有人将这次失败归咎于他。《美国史》，第3卷，第49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布尔溪战役是一场小规模战役，但极具争议性。北方联邦指挥官查尔斯·P.斯通被撤职收监。在李斯堡战役中，查尔斯·P.斯通的属下爱德华·D.贝克似乎非常鲁莽。波托马克河陡岸上的战斗对内战影响很小，但由于爱德华·D.贝克阵亡，南方邦联军直逼北方联邦军，趟过了波托马克河。爱德华·D.贝克的军队伤亡惨重。因此，李斯堡战役轰动一时。此外，李斯堡战役也促使联邦国会成立了作战联合委员会。——编者注

[25]《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卷，第884页。——原注

[26]乔治·麦克莱伦以为皮埃尔·博勒加德指挥南方邦联军，但实际上，皮埃尔·博勒加德只指挥南方邦联军第一军团。——原注

[27]《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3册，第3页。——原注

[28]《书信与日记》，第1卷，1861年10月17日，第45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29]《乔治·麦克莱伦自传》，第177页，乔治·麦克莱伦著。——原注

[30]《林肯传》，第4卷，第444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31]《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46页，1861年10月22日，约翰·海伊著。——原注

[32]《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46页，1861年10月22日，约翰·海伊著。——原注

[33]《书信与日记》，第1卷，1861年10月22日，第48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34]《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50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35]1861年10月，南方邦联“封锁了波托马克河的航线，在弗吉尼亚州沿河建了二三十英里的炮台。”《半岛：1862年麦克莱伦的作战》，第13页，第168页等，亚历山大·S.韦勃著。《美国内战史》，第1卷，第181页，第222页，约翰·C.罗普斯著。《林肯传》，第4卷，第450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36]《与格兰特将军走遍世界》（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第2卷，第217页，约翰·R.扬著。——原注

[37]《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93页，威廉·T.谢尔曼著。——原注

[38]写于1914年欧洲战争前。——原注

[39]《乔治·麦克莱伦自传》，第85页，乔治·麦克莱伦著。雅各布·D.考克斯写道：“约瑟夫·E.约翰斯顿被公认为仅次于南方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的将军。”——原注

[40]《乔治·B.麦克莱伦自传》，第176页，乔治·B.麦克莱伦著。——原注

[41]《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52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42]《林肯传》，第4卷，第468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43]《约翰·拉塞尔伯爵传》（Life of Lord John Russell），第3卷，第418页，注释二，斯宾塞·沃波尔著。——原注

[44]习语letters of marque，汉译为捕拿特许证，来自古法语marcar，即投名状，用抓捕或抢劫证明忠心。捕拿特许证源于中世纪，西欧各国通过官方文件鼓励本国海盗进行抢劫，抢劫所得一部分上交政府，一部分留作己用。——译者注

[45]“其他海上强国都以英国为效仿对象，因为英国在北美的权利和商业涉及范围很广，南北开战对其影响最大。数周内，法兰西帝国、西班牙、荷兰、普鲁士和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国。”《威廉·H.苏厄德传》，第2卷，第176页，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著。——原注

[46]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1792—1878），第一代拉塞尔伯爵，19世纪中期的英国辉格党及自由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47]《美国史》，第3卷，第42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48]《威廉·H.苏厄德传》，第2卷，第178页，注释，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著。《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77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49]《美国史》，第3卷，第42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0]1861年3月2日，《莫勒尔关税法案》通过，英国人视其为高度保护措施。——原注

[51]《美国史》，第3卷，第433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2]《美国史》，第3卷，第434页注释，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3]《美国史》，第3卷，第503页，注释一，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4]《美国史》，第3卷，第508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5]《民主与自由》（Democracy and Liberty），第1卷，第21页，威廉·莱基著。——原注

[56]《美国史》，第3卷，第575页，注释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7]爱德华·戴西（Edward Dicey，1832—1911），英国作家、记者和编辑。1862年来到美国，曾在《观察者》等出版物上发表关于美国内战的文章。——译者注

[58]《美国史》，第3卷，第514页注释，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9]《美国史》，第3卷，第7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民主与自由》，第1卷，第488页，第490页，威廉·莱基著。——原注

[60]即北方联邦，因为南方会积极接受他们的提议。——原注

[61]《约翰·拉塞尔伯爵传》，第2卷，第344页，斯宾塞·沃波尔著。《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传》（Life of Lord Palmerston），第2卷，第218页，伊夫琳·M.阿什利著。——原注

[62]《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53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63]《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87页。——原注

[64]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监禁在波士顿海港的沃伦堡。——原注

[65]约翰·B.弗洛伊德（John B. Floyd，1806—1863），弗吉尼亚州第三十一任州长，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将军。——译者注

[66]《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49页，第94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约翰·安德鲁传》，第1卷，第319页，注释一，亨利·皮尔森著。——原注

[67]《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109页。——原注

[68]《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Lincoln and Seward），第186页，吉迪恩·韦尔斯著。——原注

[69]《美国国会议事录》，第5页。——原注

[70]《查尔斯·萨姆纳传》，第4卷，第52页，爱德华·皮尔斯著。——原注

[71]《美国内战》（Civil War of America），第2卷，第156页，本森·J.洛辛著。——原注

[72]《查尔斯·萨姆纳传》，第4卷，第61页，爱德华·皮尔斯著。——原注

[73]《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第186页，吉迪恩·韦尔斯著。——原注

[74]《威廉·H.苏厄德传》（Life of Seward），第327页，桑顿·K.洛斯罗普著。《乔治·B.麦克莱伦自传》，第175页，乔治·B.麦克莱伦著。《我的南北记事》，第575页，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著，1863年。——原注

[75]指詹姆斯·M.梅森。——译者注

[76]指约翰·斯莱德尔。——译者注

[77]《我的南北记事》，第588页，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著，1863年。——原注

[78]《美国史》，第3卷，第525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79]《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1106页。——原注

[80]1857年，查尔斯·麦凯去了美国，并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在美国期间，他受到威廉·H.苏厄德的款待，两人于1859年在伦敦再次见面。威廉·H.苏厄德很尊重查尔斯·麦凯，两人友谊深厚。1862年2月，查尔斯·麦凯被派往纽约成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威廉·亨廷顿·拉塞尔传》（Life of William H. Russell），第2卷，第92页，约翰·阿特金斯著。——原注

[81]《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107页。——原注

[82]《二十五年的历史》（History of Twenty-five Years），第2卷，第44页，斯宾塞·沃波尔著。《英国议会议事录》（Hansard），第168卷。——原注

[83]《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078页。《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53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84]史蒂芬·勒欣顿（Stephen Lushington，1782—1873），英国海事高级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院长，著名法学家。——原注

[85]乔治·格雷（George Grey，1812—1898），英国内政大臣。——原注

[86]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1804—1885），萨默塞特公爵，英国海军大臣。——原注

[87]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1745—1836），斯托厄尔爵士，英国法官、法学家。——译者注

[88]《约翰·T.德莱恩传》，第2卷，第36页，乔治·W.达森特著。《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54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89]《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56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90]《阿尔伯特亲王传》（Life of the Prince Consort），第5卷，第419页，西奥多·马丁著。《约翰·拉塞尔伯爵传》，第2卷，第354页，斯宾塞·沃波尔著。——原注

[91]《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119页。——原注

[92]《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93页，第95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