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

“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 作者：边芹 （改变历史观不但涂抹了记忆，而且让人再也看不见真实。所以改变你的历史观，就能篡改你的历史，进而不费一兵一卒夺走你的国与民。） 不洞悉基督教政教合一的本质，很难看到这一层。即使了解政教合一的历史，若不摸透西人深藏的本性，也难以参悟“合一”是怎样的一种结合，它是怎样改头换面、瞒天过海在几百年的革命风暴中潜行至今。这道西方各类“自由”的底线为绝大多数信仰者所不知，如同秘方的底方，是深锁保险柜的。 我们知道“历史基因”不易改造，但名词的变换往往让人忘记这一点。教民与教士、教会与王权的关系，与中国古代百姓和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和皇权的关系截然不同。然而近代以来，我们恰恰是以中国式的关系模式去理解、想象、模仿西方向我们推销的民主、自由、独立之理想，这就使得我们的努力充满悲剧。这份错爱在中国几乎无人意识到，而那一边则乐得给你一个假药方，只把“说的一套”呈现，“做的一套”却潜心收藏。人家悉心掩藏的“做的一套”，如果中国人自己有类似的做法，那么三下五除二也就发现了，可那“做的一套”——西人的真正传统，恰与我们的传统背道而驰，两种文明不光进化程度不同，语言和思维方式也鲜少相通之处。 西方是从贵族分封制直接跃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若挪到中国就是从春秋战国一步跨入19世纪，这一飞跃并非自然演变或者西方文明得天独厚，而是跨国金融资本介入的结果。西方的“民主”体制也不是文明的自然进化，而是跨国金融财团渗入后，为掌控一国政权通过大规模洗脑或顺势或强行嵌入的，保守势力强大的国家为此不知多少人头落地，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抗，决斗之惨烈及战后的严酷清洗和深入骨髓的洗脑，才翻过历史的一页。但历史的这条脉络被胜利者刻意掩藏了。 近两百年的战乱欺辱使中国人没有底气、甚至没有时间和条件透析对方历史 的虚实，而只能病急乱投医。病人碰到只想你卧床不起却让你相信是救命恩人的医生，这是中国知识群体百多年来悲剧之所在，是心理创伤久治不愈发展成精神分裂症的根源，并且他们中很多人至今依然是身处你死我活的战国却满怀汉唐的想象。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百姓的关系是一种教育基础上的管理关系，教育是通过书本、私塾、科举维系的，虽有洗脑驯服的意图，但关系松散，控制力弱；而古代欧洲介于王权贵族与百姓间的唯一知识群体是教会，教士与教民的关系是一种以驯化为本的管理关系，与中国书、学、考的教学体制比，它是以诱惑、恐吓为主要驯服工具的传教体制。欧洲是到了近代才发展出中国自古就有的教学体制，并且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助发展出普及教育，但并未因此而抛弃原有的传教体制，换掉的只是教义。 为什么说那只是一种驯化而非教育关系？首先教育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由下而上的循环关系，尽管也有上灌下之嫌，但被灌输者有咀嚼的余地，上下是互动的；驯化则是单向的自上而下，欧洲古代教民(其实就是全体百姓，因为不信教是要被烧死的)无权识字念书，严禁他们自己读《圣经》的目的就是怕他们独自理解，而解释权只能在教士手里。 统一行动莫如统一头脑啊！这一手很绝，统治阶级不但垄断知识炉灶，还垄断炉灶的热力。纸和印刷术发明于中国看来不是偶然的，西方历史和传统的这一关键细节在近现代的庞大宣传战中被有意抹去了，不光外人知之甚少，连他们自己也忘了本文明这至关重要的特征，尽管分毫不差地继承了精髓。 远隔重洋的中国人想象打败我们的西方一定自古就比我们高明，以为我们看到的19世纪最后25年发展起来的普及教育源自他们的传统，其实就似看到一个人先发了财(很大一部分是抢了我们发的)，他用得来的钱把住房装得很漂亮、让自己穿得很体面，然后我们就把他那漂亮、体面当成了他的天赋美德。 而严把解释权是理解西方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钥匙，是西式“民主”稳如泰山的秘诀，也是其他无此传统的文明照搬必败的原因，更是西人诸多优点如守序循规、一致对外的真正源头。 其次教育形成的是教与学的关系，双方有相对的自主空间；而驯化则是听与服从的关系，不存在自主性。前者维系的并非绝对真理，这就给思想的客观、真实、宽容、自由辟出些许空间；后者是信仰的纽带，中间只有终极真理，客观、真实、宽容、自由便被挤压至无。这就是为什么宽容、自由的理想没有在中国土地上出现，因为人们不会孜孜以求本来就有的东西；而它们成为西方人的不懈追求，是因为在那个文明中没有，没有的东西才会变成理想被追逐。当然近代以后随着文明的碰撞，理想在多数情况下已蜕变成模仿，失去原本的意义。 由此可见整个近现代史，他们用一个伪造的面目对我们进行了反向的灌输，把他们追求的东西说成天生就有，而把我们因为有而不追求解释为天生就无。改变历史观不但涂抹了记忆，而且让人再也看不见真实。所以改变你的历史观，就能篡改你的历史，进而不费一兵一卒夺走你的国与民。一个民族被篡改历史自古都是被奴役后才落到头上的不幸，然而这种不幸却悄然落在表面没有奴役者的中国人头上。这是中华在近代以前从未遭遇过的毁灭性精神入侵，是看不见占领军的被占领，恐怕也是我们漫长的文明史上一次最大的劫掠，甚至已敲响了文明的丧钟。 中国古代对皇帝的忠诚不等于对整个体制的绝对维护，也不是一种利益互绑的关系，士大夫阶层并没有与皇权建立由统治者共同利益构建的攻守同盟(秘密社团形态的不成文契约)，而是皇权与社稷之间的仲裁者，他们为皇帝管理国家，国才是他们心之所系。后世用西方历史观解释他们，既然生杀大权都在皇帝手里便完全没有独立性，是忽略了正是由于他们与皇权的上下关系，双方才不存在利益捆绑。攻守同盟意味着要共同对付什么人，士大夫与君权是从属关系，他们反而要挟社稷以自重，甚至为社稷而站到皇权的对立面。反之，西方教会与王权的关系则是一体二头，教会的最高统帅并非一国国君，而是有着跨国统治权的教皇。二头的互相制衡止于上层权力分配，对下层则共同进退。这种一体二头的关系，一直被中国读书人误读为一种独立性，殊不知此“独立性”非彼“独立性”也，严格说应为一种自治性。 欧洲古代由于思想严密控制，近代以前就没有产生真正对立于权力的知识群体，这使得贫民造反缺乏统治阶层内部力量策应，孤立无援，成不了气候，最多小范围地做些劫富济贫的匪事，翻不了天。欧洲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鲜少王朝更迭，就是统治集团内部保持了猛兽之间互不吞噬、联手对付群羊的原则，以及由此形成的保持思想高度统一的统治术。这一传统绵延至今，近现代所谓“进步理念”只是让统治阶层修改了一些名词、去除了一眼可见的粗暴方法而已。猛兽之间互不吞噬乃西人自由的底片。换句话说，没有“自由”猛兽之间也就无法结盟了。深到这一层看，这种统治模式其实至今并未脱离出王权、教会、贵族三头一体串通一气的封建制，近代革命只是撤换了三头的成员。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不得不抛弃自己的文明向西看，至今已将近两百年，但始终没有看到或者说刚刚开始瞥见西方历史被有意隐去的核心部分，即新三头一体。新三头——金权(跨国金融寡头与本国财阀的结合体)、舆论权(知识体系)、政权(立法、司法、行政)——替换了老三头，但权力关系模式没有变。 这一权力转移主要靠潜移默化的篡变，即便在抵抗顽强终至砍掉国王脑袋的国度，也不是一朝废君换新朝的公开方式，而是历经逾百年的暗中夺权，是用金钱控制舆论、以舆论移变思想、再透过控制思想(通过对潜意识的操纵统一意识形态)以夺取政权的兵不血刃之战。这场暗战是以漫长的接力分阶段进行的，旷日持久，一步步达到目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功告成。 这个新的权力金字塔还是以“教”统一思想，与旧三头一样也有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即另一种表面看不见的“政教合一”。只是传统基督教已不占统治地位，站统治地位的新教义是如今风靡于世的“普世价值”。蛋糕的上层是“进步”下层是解构，终极目的不是进步而是解构。这是新权力的道义基础，也是夺权战 的武器，更是言论自由不可触及的底线。 不可触碰的是统领三头之意识形态，政权不过是其中可敲打的一头，三头分而不散的黏合剂就是统一的意识形态。我们看到的那些台面上的左派右派，都是在统一意识形态底线之上的，破底线的不是灭于襁褓就是封得根本看不见，一如古代异教必诛，到了思想底线前，宽容依旧是不存在的，只不过不再有看得见的火刑架。 知识群体作为金权雇佣来维护“真神”(统一意识形态)的实权派，就像古代捍卫“教义”的教士，地位自然不在政客之下。所以我们在这些看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只要丢掉陈见，就能清晰地看到，三头(金权、舆论权、政权)一体(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只有一头——政权——是可触碰的(可批可换)，也就是说这 件家具的四只脚中，只有一只脚可以拆卸，其余三只脚不是隐身在后，就是已披着仲裁者的外衣，或者作为道义高高在上，有这么稳固的三只脚，几年折腾一下第四只脚，家具当然稳稳地扒着地。何况第四只脚所代表的各种权力，也只有一个脚指头(总统)可替换，其他权力是终身制或变相的终身制。在美国，不管哪个党执政，财长永远来自同一个私人银行家集团，最高法官是终身制，情报特务系统也是终身制，中情局局长胡佛一干40多年，经历八届不同党派的总统，对这些所谓最高领导人实行监听监控，其效忠的不是总统也是显而易见的。 剖开看毫无共通之处的中西统治模式，一个面暗实明，一个面明实暗，二者本无所谓对错，而是不同本性的人聚在一起形成的相处之道，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喜欢要个第四只脚的脚指头折腾折腾的人也没什么罪过，只是别自欺欺人，先得接受另三只脚的牢牢束缚。比较一只脚的统治和四只脚的统治，从稳定性来看，前者不如后者；从被统治者钻空子或翻盘的便利看，后者远逊于前者；从对上层和下层谁合算看，后者显然对上层有利。拿到一张选票(一次性购物券)的民众就这么被历史遣散了，真是妙不可言。如果真能搞出暗地里精诚团结的四只脚，扔一个脚指头给百姓玩玩平衡，岂不皆大欢喜？如果没有政教合一的传统，以及由之打下的牢固社会基础，人人争抢解释权，脚与脚要打得肝脑涂地。 近代以后教会与王权的关系模式换了名词，又全盘挪入西方现代社会，从两党轮流执政从不翻脸到政权与上层知识分子惺惺相惜，及至国际关系中的联盟与对手，都是此一传统的延续。而中国人既无此传统，也就看不见底牌，看到的只是浪漫，把两党的客气轮换当成西方文明甚至人种的优越，而忽略产生风度的基础是两党为同一意识形态联盟的两副面孔，并非势不两立的对头（例如美国共和党代表大资产阶级，民主党代表小资产阶级，所谓大萝卜小萝卜都是萝卜，本质并无不同）；把政权与笔杆子斗而不散简单视为上面宽容下面自由，甚至以中国古代明君与书生们的琴瑟和谐来理想化这种关系，而完全不懂“政教合一”才是人家宽容与自由的基础。 上层内部的分权与分到权力的各种力量之间抱团是互为条件的，说穿了是分权与攻守同盟缺一不可，根本没有理想插足的余地。何况到了现代，两党也好，政权与笔杆子也好，都已沦落为一个更大权力的卒子。 当然不能将整个知识群体都比对成以往的教士阶层，但这个群体的领军——传媒业——及大部分为之提供思想基础的研究、教育、出版、文艺领域，彻头彻尾地继承了教会的衣钵，其角色继承之惊人的相似性，让人对社会变革的实际结果产生莫大的怀疑。他们与政权也是一体二头，互相制衡，教士后面是可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教皇，而新教士身后是权倾天下的金权。注意:这个“金权”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孤立的有钱人，而是近代以来图谋以资本统治世界的一个跨国集团。同时新老教会都拥有道义权(统一意识形态的忠诚卫士)，新老宗教的教义掌握在他们手里，前者拥有宇宙的解释权，后者握有世界的解释权，前者有权指认围绕上帝的天堂和地狱，后者有权裁定关乎金权的民主与专制，前者有教士作上帝的代表，后者以“独立”知识分子为金权代言。 单从这一角度看，这个群体的确是独立的，在金权、舆论权、政权三足鼎立的社会，具体执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相对金权是从属关系，相对政权就要独立得多，金权关停媒体、撤换主编、封掉作者，天经地义，牙齿打掉肚里吞；政权如此行事却要遭骂，哪怕对国有媒体。这是因为从三足的权力排序看，舆论权排在金权之后，但在政权之前，权大的怎么会服权小的呢？此三权才是西方社会的真正三权分立，这只鼎的三足来自统治者内部的分权，分而不散的前提是统一意识形态同进共退，三足久立不倒取决于如何导演三者之间不伤筋动骨的对立制衡。 我举一个普遍而具体的例子，让因为自己看不见或难以想象便满腹狐疑的读者从中体会教民与教士的关系模式在现代社会是怎样的根深蒂固，并由此一窥三头统治的深层社会基础。在法国，病人就像古代不可自读《圣经》的教民，不要说自己保管病历，就是看一眼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医生对你的书面诊断，属于医生对病人的权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