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作者：边芹 有一些名词本身便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被大张旗鼓地传播以后，就更是从神话蜕变成宗教。既然是宗教，没理可讲，也无须真实，大家闭起眼睛膜拜就是了。 西方近现代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所谓“不仰权贵鼻息的”、“有独立意识和存在”、“对政权起监督作用”、“民主的基石和保障”等代表一系列现代价值观的精英群体，是上述神话和宗教的起因。很久以来我们就相信了这些奇迹般美好的价值观，而既看不清实际操作是怎么回事，也意识不到“理想”的实现代价是什么。相信理想的人和兜售理想的人从来想的不是一回事，但这个界线总是被理想的正义感所模糊。 这个群体只因“独立”二字便有了凌驾一切的道德依据，却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而这“独立”是否真实存在？它的真实作用究竟是什么？它缘何而来又为何扩散到全世界？这些问题也几乎无人发出疑问，因为神话完美到有一丝怀疑都是罪过。 自“五四运动”以后，传自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与神话，从根上彻底打碎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被斩了脑袋，这颗脑袋从此嫁接在异文明的血管上。总而言之，这个被斩了头的社会总是凄凄哀哀，在幸福中不知福，在危机中不知险，在欺诈中看不见陷阱。 既然断头源自一个概念和神话，那么探究神话的真实与虚假，就是解救这颗痛苦的脑袋的唯一办法。因为这个“独立”群体的“存在”，奠定了西方“话语权”乃至“文化霸权”的合法性，也是促使中国人自觉抛弃儒家知识分子理想而欣然接受新信仰的致幻药。由于从不怀疑“独立”的真实，所有代表西方“话语权”的“国际”机构，从“国际”电影节到各类“国际”奖，都自动戴上了中立、公正的桂冠，让中国人“赢”得狂喜，“输”得服贴；哪怕从来不给好脸，针刺刀斩不歇手，也激不起任何反抗。 一个民族的尊严，被外部权力以子虚乌有的权威如此彻底地交换走，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独立”这两个字绑架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毫不足惜地割断头与身体之间剩下的几根筋脉，时时刻刻自贱着那具只恨冷却得速度不够快的身体。 “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从何而来？首先必须澄清的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在西方并非古已有之，不但没有，连相对独立的类似中国古代闲士的群体也不存在。欧洲古代就根本没有秀才、举人这一介于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分子阶层。 工业革命前的西方是三头一体的社会，哪三头？国王、贵族和教士。国王和贵族类似狼与猎犬的结盟，主要功能是对外打仗、抢劫。一般国库一空，就发动一场战争，打赢了靠赔款过好日子。这种模式到如今也没有真正改变，没钱了就开始找冤大头。由于长年处于战争动员状态，民众的凝聚力很强，即便今天真刀实枪的战争大大减少，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却不见一日停歇。教士则主要用来圈管民众，但方法不是教育他们知书达理，而是恐吓他们不信教就下地狱。这种靠恐怖绑架民意的手法传承至今，只不过不再用《圣经》里的地狱吓唬了，而是靠抹黑地球邻居。 欧洲古代根本没有平民教育，文字与书本对百姓是禁物，平民子弟只有通过进入僧侣阶层才能获得识字读书的权利。文艺复兴前文化就集中于一本《圣经》，且只有教士有解释权，百姓自己无权阅读和理解。 教士这个阶层勉强可以算作“知识分子”，是贵族以下唯一识文断字的群体，但与中国古代的文人相去甚远，教士既不写文亦不作赋，只能为教义活着，唯一的作为就是到处搭火刑架，信仰不坚定灭得你尸骨不存。 信仰从古至今都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因为始终都有一个“我信你怎么能不信”的问题，征服也就浸透在血管里，不是武器的征战，就是思想的征战，永不停息。现今火刑架的实体已不复存在，但其精髓却被“独立知识分子”汤汁不漏地全盘继承，也爱在全世界搭“火刑架”，今天萨达姆，明天内贾德，杀起来也是绝不手软。 在欧洲古代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人群中的“有识之士”，只留下抄的经书和画的圣像，哪里象中国文人给后世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文艺作品。贵族阶层偶然出几个不爱打仗也不喜狩猎的异类，有点象中国的才子佳人，如法国的贵妇作家拉法耶特夫人、斯塔埃尔夫人，但人数极少，构不成中国古代那样庞大的文人群体。 所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只是近代出现的，但并不是平白无故横空出世，而是与金融资本手牵手一起走上舞台。说白了是那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为在各国夺权设计的一件暗器，为扫清任何阻力起到吠犬和清道夫的作用。这个后来已势不可当的征服集团，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渗透甚至操纵出版业、报业和影像业开始。在能直接插手的地方他们出钱自己办，以此为基地驯养“独立知识分子”。 要想把“话语权”从国家及其代表人物国王或总统手里夺下来，就得设计一个美好概念，而只有把概念变成神话，才能起到信仰的作用。在读书人的梦想深处阴谋家们找到了两个字“独立”，别小看这两个字，这可是属于为数不多的终极信仰的词，一旦搬出来，像蜜饯吸引蚂蚁一样，再也挡不住狂热的信徒。从此影子帝国向世界各个角落伸出触角，有使用不完的自愿军团。这个帝国并没有看得见的边界或指挥中心，而是靠着信仰的向心力，扩大着它的权力和疆域。 应该承认，在概念变成神话之前，概念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吻合的。在18、19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由于控制还没有到高度垄断的阶段，还真涌现了一批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相对于欧洲古代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 但“独立”二字用于知识分子，永远都只是相对的，从内、外不同角度看，或从长线、短线看，结论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举一个例子，伏尔泰应该是“独立”典型了，至今为人讴歌。从内看，他可是三头都反：反王室、反贵族、反教会；但从外看，那英雄气概便有所减损，他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围剿法兰西王国的“马前卒”。只不过外面这条线长久以来一直是秘而不宣的，骗得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腾云驾雾，跑到“独立花园”寻花觅草。当时波旁王室不愿像英国王室那样受金融资本操控，那帮人就策动“革命”将其推翻。 让书生信仰“独立”，是不费分文就能收获果子的天才设计，而那些为国家利益想阻止“独立”漫延的人，则也被设计了大帽：“专制”，这两个名词是天生要斗下去的，自残而永无止息。成为攻击目标的各国就这样被事先安插了一枚几乎没有可能拔掉的“钉子”。 其实仔细想想，欧洲自古就没有夹在权势与百姓间以头脑存世的中间阶层，近代突然闯出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究竟有什么基础？在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长河里，夹在国王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