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常态-特征、挑战与转型.doc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常态：特征、挑战与转型 摘要:在我国经济正在步入增长换挡、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的新常态下，新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共同作用将促使体育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文在分析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与体育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归纳出新常态下体育产业发展的四个新特征，指出体育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推动新常态下的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体育服务业；产业结构服务化；体育消费；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产业融合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习近平主席在ＡＰＥＣ会议上首次详细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分别从增长速度、结构优化以及增长动力三个方面将新常态概括为中高速增长、第三产业和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以及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新常态也将给我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如何进一步认识新常态下体育产业发展阶段的新特征，认清发展环境，把握发展机遇，发掘改革红利，推动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体育产业发展态势，已成为当务之急。 1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新变化共同促成体育产业发展新常态 自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对体育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多维度、全方位的影响，这些影响足以构成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常态。在新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体育产业将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导向和发展态势，从而促使体育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1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经济环境变化对体育产业发展新常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体育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消费需求的大力培育。 首先，我国作为体育产业的后发国家，制造业大国的背景造就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体育服务业受制于国家经济结构的影响，发展受限，整体实力较弱，所创造的增加值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只有２０％左右。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近年在国家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导向下，体育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逐步加快，特别是２００８年以来，体育服务业在体育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见表１）［１］。其次，经过数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国家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居民收入水平大幅 提高，享受型、服务型、付费型的体育消费需求快速上升，２０１２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３１３５．９５亿元，占ＧＤＰ比重大约０．６％，远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２％的平均水平［２］，这说明未来体育市场将会十分广阔，在大力促进体育消费的新政下，体育消费需求必然会快速上扬。 1.2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 政治环境变化对体育产业发展新常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体育产业发展政策性文件的再度出台和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所取得的突破。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４〕４６号）。这是继２０１０年３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０〕２２号）之后，再一次在国家层面对我国体育产业进行规划梳理并提出目标任务的专项政策性文件，这充分表明在国家层面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积极态度，进一步明确了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７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更是触及了足球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如足协改革、联赛改革等内容，其所塑造的足球改革推动体育改革的示范效应必将提速释放未来体育产业改革的政策红利。而中央巡视组对国家体育总局所反馈的认真解决行政、事业、社团、企业不分问题，实现政事、政社、政企分离以及管办分离以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则为未来体育产业发展提速和改革设计提供了制度保障，直接影响体育产业活动的组织、运作、管理等多个方面。 作为关联度极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体育产业可带动国民经济中诸多产业的发展，诸如与旅游业、服装业、交通通信、建材业、食品业、机械业、文化创意、会展等多个产业的融合渗透［３］，其“上游产业”的融合效应在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促创新的“新常态”中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体育产业的市场培育、行业管理和公共服务则需要政府部门的有效引导和大力扶持。因此，体育产业发展和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如图１）。 2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特征 2.1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由政府主体转向企业主体 我国体育产业孕育于政府主导的体育事业，长期以来体育产业发展主要以政府为主体，政府对体育产业发展的作用十分突出，其直接资金投入和优惠政策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为体育产业规模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体育产业发展方式导致了体育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体育产业并未完全摆脱对于政府的依赖。具体表现在：（１）体育产业资金政府投入比例过高，据《中国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２００８）》显示，体育场馆经营企业资本构成中，２００６年国有资本占４４．４４％，２００７年上升到５４．８９％［４］，体育产业资金投入的政府主导化不仅会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损害体育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会阻碍体育产业资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２）体育产业存在着高度的行政性垄断，以体育赛事资源为例，由于《体育法》第３１条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包括足协、篮协在内的全国各项体育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获得了管理各项运动的排他性权力，各级赛事的组织、管理权，以及联赛的所有权及收益权等资源都收归政府之手。有学者指出尽管我国试图改善竞技体育资源的垄断化，但是本质上国家体育总局还是已经垄断国内主要的主体项目资源市场，几乎控制国内主要的体育赛事资源等核心产业要素［５］。职业体育赛事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在于不同程度地侵害联赛投资者的权益，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不利于联赛正常运作以及联赛质量的提高，阻碍联赛的长远发展；权力过度集中，容易导致寻租与腐败。 因此，新常态下转变体育产业发展方式，从现实情况看，不靠政府不行，但是政府与企业应进行“换位”，即由政府为主体转向企业为主体，在新常态下政府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职责应转变为各类体育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市场、研究人们的体育消费需求，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体育产品，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同时通过树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体育产业发展方式，可以为解决体育产业发展的资金供给，以及如何通过提高治理效率和创新绩效为整个体育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思路。 2.2体育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主导向服务化的转型趋势初显 产业结构服务化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三次产业的构成中，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人数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６］（厉无畏、王慧敏，２００５）。根据产业结构服务化理论，由于受到劳动力结构、需求结构、知识与技术以及产业政策、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由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趋势不可逆转，我国体育产业结构转型在新常态下的服务化成长会越来越快。 据统计，在“十一五”期间，我国体育产业产值结构中，体育服务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体育产业总体增加值最高为１９．４７％，而体育用品业占体育产业总体增加值一直停留在７８％左右；而从就业结构来看，体育服务业从业人数最高为２１．４５％，体育用品业从业人数始终保持在７９％上下。从产值和就业人数来看，体 育服务业与体育用品业的差距较大，欧美日体育产业强国的体育服务业产值均已达到体育产业总值的５０％－６０％，超过了体育用品业。一方面，我国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及程度相较于体育用品业，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偏低，是体育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但这与当前制造业大国的背景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化的水平较低完全吻合；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期间，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用品业在产值和就业人数的发展不是交替增减，而是展现出体育服务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而体育用品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的势头，尽管体育用品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向体育服务业的转移速度缓慢，但是体育产业服务化的成长已初步显现（见表２）。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两个重要特点都将在体育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中得以体现，一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主体，会加快体育产业的服务化成长，因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化的趋势会直接影响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体育服务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在体育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则是国民经济服务化成长的直接体现；二是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依赖于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率、贡献率和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由于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发展由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驱动的转变过程，因此体育产业必须借力于创新驱动，促使其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的提高。２．３体育消费结构从以物质产品消费为主转变为以服务消费为主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消费需求成为主体，未来居民消费结构将随着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以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为以服务消费为主，而体育消费也将在体育产业结构服务化过程中呈现出去物化的态势。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服务产品消费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就已经明显高于体育物质产品的消费，体育消费结构的去物化态势明显。据学者统计，上世纪９０年代德国、西班牙、法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产品消费在体育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６２％、７８％、６２％、８３．０３％、５８．２５％、５１％［７，８］，这表明发达国家体育服务消费的支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去物化的体育消费明显。我国早在２００８年人均ＧＤＰ就已突破３０００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居民消费结构将日益多元化和定制化，社会主导消费链将从物质消费需求转向服务消费需求，进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阶段，但是由于受到体育产业结构失衡，体育用品业比重偏大，体育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影响，我国的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体育物质消费，有效的体育服务产品供给不足导致体育服务消费难以扩大。因此，在新常态下，体育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成长以及消费需求成为主体势必将解决我国体育服务消费不足的难题，一方面，２０１４年我国人均ＧＤＰ已达到７５７５美元［９］，人们对享受型、发展型的消费需求会急剧上升，居民消费将会从以体育用品为标志的产品消费的“硬件”逐步转向以体育健身休闲和体育竞赛表演等服务消费的“软件”，居民将越来越偏重与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提高密切相关的体育服务消费；另一方面，体育产业结构的服务化会带动体育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有助于改善体育服务产品的供求失衡，扩大体育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在大力促进体育消费的新政下，体育服务消费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２．４体育产业的业态由单一形态转变为多产业融合体育的产业化本质是体育产业与其它相关产业融合的产物［１０］。在我国２０年的体育产业化过程中，体育用品、体育赛事、体育旅游、体育传媒、体育会展等业态的发展无一不体现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和渗透，但是目前的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深层次互动匮乏，产业融合度低，企业在体育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缺乏动力、障碍较多等问题。 由于我国体育产业政府主导的特征明显，单纯为体育而发展体育产业的现象突出，政府在体育产业活动的管理和组织方面，趋向于强化体育产业活动的社会效应为体育事业服务，对体育产业活动的成本投入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联系却较少考虑，人为割裂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联系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体育产业融合过程中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基本动力。另外，在我国体育产业活动的管理中，政府或者是事业单位不仅要进行宏观的管理，甚至微观事务也要层层审批，特别是被诟病已久的体育赛事的审批和管理，这种以政府导向的体 育产业发展模式对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制度性的障碍，因此，企业在体育产业融合的过程中缺乏基本的动力。 在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取消赛事审批、创新服务方式等简政放权的措施将会有力促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例如国家体育总局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实现负面清单管理的改革，就意味着不再直接参与体育产业活动的管理，而转为事中事后的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通过体育产业融合获得经济效益的动力，为企业进行体育产业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企业通过市场调研，了解消费需求，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导向，以体育为载体和平台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和渗透，也有助于其获得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3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 3.1体制机制障碍 从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效益来看，纵然在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已经下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但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正如国办发〔２０１４〕４６号文所指出的那样，“体育产业总体规模依然不大、活力不强，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问题”，这无疑指出了新常态下体育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举国体制”作为我国体育管理的基本体育体制，反映在体育产业管理活动中，就是政府垄断体育产业发展的大部分资源，体育产业的发展不是由市场主体和消费主体来决定，而是由政府的行政计划和财政资金进行推动和调控。这种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管理体制容易导致政企不分、管办不分，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体育市场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的形成，政府规制的无效或失灵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造成更惊人的资源浪费［１１］，相反，在市场经济秩序建设上，我们看到政府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发挥的管理作用十分有限，时至今日，我国仍然没有专门的体育产业相关的法律出台。管理体制上的落后必然会直接导致运行机制的滞后，国外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管理主要是市场和非营利体育组织在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主导型的体育产业管理体制集宏观调控与指导，微观运行与管理于一身，在运行方式上是行政集权、管办一体，政府对体育社团组织和项目协会直接领导，限制了体育社会力量的崛起，社会力量对投资体育产业的积极性不高，大部分体育产业的产品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供给。要实现２０２５年体育产业总产值５万亿元的目标和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政府必须做到真正的职能转变，大幅简政放权，让市场机制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价格、供求关系、技术创新等逐渐成为影响体育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体育产业管理的政策法规渐趋完善的前提下，政府由“主导”向“监管”的角色转变。 3.2技术创新体系与创新能力不足 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和优化体育产业结构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凸显了体育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必须更加重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体育用品制造业作为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中占据份额最大的主导产业，尽管过去２０多年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但企业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足，与国外体育用品领先企业相比，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用于Ｒ＆Ｄ（研发）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投入较低，缺乏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核心技术。学者王德平等（２００９）以最能代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的福建、浙江、广东三省为例，对三省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研发）投入强度（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２．１０％、２．１１％、２．０３％，新产品开发投入强度（新产品开发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３．８８％、３．５８％、３．５２％［１２］，而依据国际经验，研发经费投入占企业销售收入１％以下的企业是难以维持生存的，占销售收入２％的企业只能勉 强维持，占销售收入５％～１０％的企业才有竞争力［１３］，可见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研发）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和比例明显过低，这种状况严重制约我国体育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3.3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与低端锁定障碍 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后发国家，我国体育产业无论是在宏观的管理体制运行模式，还是微观的企业组织和行为上，都存在着路径依赖障碍。以体育用品制造业为例，受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以及财税政策支持的刺激，我国的体育用品企业依靠技术采购和技术模仿在较长的时期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对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和品牌营销等获取核心竞争力的行为缺乏动力，企业经营者自主创新意识不足，其结果导致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被锁定，所生产的产品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反观体育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