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收入分配不公的重大举措.docx

克服收入分配不公的重大举措 在人事制度的改革中真正实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就有利于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实现以岗定薪和岗变薪变的目标。应该说，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改革是整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因此，在整个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的趋势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扩大的程度尚有不同的计算和估计。但是，对于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则尚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有两种倾向都需要防止。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我认为，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是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应该加以肯定。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例如，中国的改革只能采取双轨过渡的渐进方式，从而必然会出现利用双轨进行寻租等活动。在一定限度内，这可以说是改革所应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当然，第二层次同第三层次之间的界限是很不容易分清的，特别是难以量化，但我想从理论上讲是能成立的。过高的代价往往是同腐败、垄断、寻租和设租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体会，这也是党中央在强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特别强调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取缔非法收入的重要原因。只有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才能从根子上解决转型期的收入分配无序状态所带来的问题关于改进收入分配的途径，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下面，我也提出一点看法，供参考：首先，要抓住改革和发展两个环节。收入分配中的许多问题是同转型期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不正常收入乃至非法收入都同转型期的种种无序状态有关。像利用价格双轨制的寻租活动所获取的暴利，利用部门垄断、行业垄断的设租活动所获取的暴利，利用内部人控制对产权不清晰的国有资产所进行的侵蚀乃至侵吞，都同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有关。如上所述，我们决不能把这些问题归罪于改革本身，从而否定改革的大方向，甚至要求回到老体制去。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我国采取的是渐进改革而放慢改革的步伐，从而加大改革的成本，使改革付出过高的、不必要的代价。因此，只有深化改革，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才能从根子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改进收入分配状况的一个大思路。另外，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隐形收入的不平等，也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特别像住房和公车使用上的实物分配体制（供给制）所造成的不平等，都只能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应该说，这方面的改革任务也是相当繁重的。原因有二：第一，实物分配所涉及的面较广；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这种体制分配的实物是有增量的，其中有的项目如公车使用的增量还比较大。实物收入的货币化、市场化是改革的方向，但改革起来要涉及到许多人的既得利益，难度比较大。像公车使用货币化的改革，酝酿了那么多年，实施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对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我国国情，积极稳妥地逐步推进改革。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馅饼”做大了，才能为公平分配和减轻贫困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加速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换，才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创造必要的条件。其次，要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实行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发挥政府的有效功能。简而言之，市场能管的政府就不要管，市场管不了的，或者说，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就必须管起来。在收入分配领域，人们通常是这样说的：初次分配由市场来管，再分配由政府来管。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的。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发挥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通俗地说，起的是“抽肥补瘦”的作用。在收入再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防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逆向再分配”（即“抽瘦补肥”）的现象；同时要确立“适度再分配”的理念，防止再分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