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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戊戌变法中的历史真相 　　摘要：在长期的历史教学中，学生接受的往往是以前史学界的陈旧观点，历史教学未能与历史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试图从几个为人熟知的观点出发来探究戊戌变法中部分细节的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戊戌变法时代。  　　关键词：公车上书康有为慈禧太后  　　长期的历史教学中，学生接受的都是传统的戊戌变法，于是在我们记住了它是一场伟大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在看到戊戌年间举子们的“公车上书”运动时我们澎湃不已，我们对康有为敢做《孔子改制考》称赞不止，我们钦佩光绪帝奋发图强的意志，在这场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我们也对清王朝的振兴抱了些许期望，然而当这场运动以失败淡出历史舞台时，我们的抨击矛头直指袁世凯、慈禧等辈，于是袁世凯成了出卖维新派的不义之人，慈禧成了顽固派守旧势力的代表，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怎样，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窥探一下逝去的史实。  　　（一）“公车上书”其实没“上”  　　关于“戊戌变法”的所有“定论”中，“公车上书”都是一个重要情节。对于公车上书概念的界定，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1]。一般我们接触到的是第二种观点，这一观点认为：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康有为壮怀激烈，热血沸腾连夜起草了一份长达1.8万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并提出了他的主张：“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但是对于这个言之凿凿的事件对照许多档案材料就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  　　对于“万言书”确有其事，康有为召集举人在松筠庵会议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个万言书是否上呈至清廷？是否遭到了都察院的拒绝？参照当年5月24日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其实5月2日那天，举子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2]。再加之第二天传来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此万言书也就没有上呈。没有上呈也就不存在被拒绝的事实了，再参考《翁同龢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再据宫廷档案证明“被拒”之不存在。当时上书反对签订条约的远不止公车们，先是大批现职官员从4月14日就开始接连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因此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公车拟上书”而已。”由此观之，康有为在其自传年谱中描述的发动十八省1200多举人联名上书被拒与其说是康有为的虚构之笔不如说是他的一个神话理想。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虽不存在，但是历史却记下了在那一天多达十五起的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各地举人在这一天纷纷上书，据考证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他们一样充满爱国热情。  　　（二）康有为并非维新“领袖”  　　传统观点通常认为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是通过特别恩准，可以随意出入宫禁，也可以随时向光绪皇帝上书言事，而实际上史料表明，终其一生，光绪皇帝只召见了康有为一次，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召见后，皇上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作为一个六品官员，在红顶如云、等级森严的晚清政坛，他再也无法面见皇上，再者如果他真的拥有“专折奏事”权，为什么召见之后，他的大多数奏折还要通过宋伯鲁、徐致靖等高官代递呢？这样何以能成为是维新变法的领袖呢？同时关于康有为所上书的奏折数量以及被采纳的数量实际上远远少于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然而康有为却在我们传统的意识中留下了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我想这与现存的许多“史料”对其的夸大赞美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些史料的真伪很多学者提出了质疑，披在“康圣人”身上的种种不符事实的光环也在慢慢地散去。否认“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之说，并不是否定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的独特贡献，特别是他为宣传变法思想所做出的功劳。正如梁启超在评价的那样：“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我想这是一种十分中肯的评价，从伪作“公车上书”的史实到后面一系列夸大事实的“史料”伪作，他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试图把这种理想中的个人价值变为现实力量挽救清王朝的统治，而现实是残酷的，于是新的“伪造”又出现了，我认为那时的康先生是孤独的，是无助的，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