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的的确确，说得很高明。我觉得他德语说得比我好许多，便瞬间改变了作战方法，决定不说德语了。
“如果您回到支那，有像样的房子吧？”我问了他一个很俗的问题。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脸微微有些发红，笑着说：“今后，我们好好相处吧！您讨厌支那人吗？”
“还可以。”现在想起来，为什么自己当时会做出那样毫无诚意、那样轻薄的回答呢？我想当时周先生一定实在难以忍受自己身上的那种孤独寂寥，于是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与家乡附近的西湖风景相似的松岛，但还是不能解除忧愁，便自暴自弃地大声唱起难听的歌来，在这里，又无意间遇到了愚蠢的日本医专的学生，就真诚地想结交朋友。
可是，我原本就对这个并非内心没有追求的貌似东京人的人毫无顾忌，而且一下遇到这么合适的朋友，实在太兴奋了，所以，丝毫也没有体谅别人的心情，便乘兴说：“还可以。”最后我竟然还对他说了“我十分喜欢支那人。”这样平时自己想都没想过的话。
“谢谢。这样说似乎很失礼，但您很像我弟弟。”
“是我的荣幸。”我表现出一种像地道的城里人那样很浅薄的社交姿态，说：“您弟弟一定和您一样聪明吧？这点似乎与我不同。”
“是吗？”他无所顾忌地说，“您是有钱人，我弟弟是穷光蛋。这点你们也不同。”
“啊。”即使是外交家，对他的话也毫无应对之法。
“的确是这样。我父亲去世后，全家各奔东西。虽说故乡仍在，但宛如没有。在相当不错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家，就必须要看到‘人世’的根本面目。我寄居在亲戚家，被说成是要饭的。可是，我没有服输，不，说不定已经服输了。Der Bettler（德语，“乞丐”之意）。”周先生小声说着，并把烟扔在地上，一边用鞋尖碾，一边又说：“在支那，要饭的人被称作：ホワツ，写作：花子。那些人一面讨饭，一面又anmassen（德语，“认为自己有权利”之意）喝Blume（德语，“啤酒的泡沫”之意），这在支这并不是Humor（德语，“幽默”之意）。这就是Eitelkeit（德语，“纯粹的”之意）愚蠢。没错。在我的体内也许也正流淌着这种虚荣的Blut（德语，“血液”之意）。不，现在支那的风貌，ganz（德语，“完全的”之意）是这样。当今世界上每天无所事事、醉生梦死地活着的人，只有支那的那些Dame(德语，“女士、夫人”之意)和那些Gans(德语，“蠢女人”之意)。”
他激动起来，连续说着德语，即便是专业社交家也会无法应对。和东京话比起来，我的德语更糟。感到很困窘，便说：“看来，比起您本国的语言，您似乎更擅长德语呀。”我回敬了他一句，反正总要想办法，让他不说德语。
“那倒不是。”对方好像不太明白我的讽刺意味，认真地摇头说：“我认为我讲的日语不大好懂。”
“不，不。”我抓住这句话，赶紧说：“您的日语非常好，无论如何，请完全讲日语吧！我的德语不行，对不起。”
“别那么说。”对方突然变得腼腆起来，换成了一副很平稳的语调说，“刚才说了一些愚蠢的话，不过，我今后想认真学习德语。日本医学的先驱杉田玄白也是先从语学开始学习的。藤野先生在第一堂课时，就给我们讲了杉田玄白学习兰学的苦心，您，那时……”他话说到一半，看着我的脸，奇怪地笑了。
“那时我缺席了。”
“是吧！总觉得那时没有见到您。不过，在开学典礼那天，我就认得您了，您那天没戴制帽就来了。”
“唉，总觉得戴那顶角帽很害羞。”
“我就知道您一定是那么想的。那天没戴帽子的新生有两个人，一个是您，另一个，是我。”说着，他抿嘴笑了。
“是吗？”我笑了：“那么说，您也，是这样――”
“是的，实在不好意思，因为那帽子很像乐队的帽子。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学校，都在找您。今天早上看到与您同乘一条船，感到很高兴。但您一直都在回避我，从船上下来之后，就找不到您了。不过，总算在这里遇到了。”
“风冷起来了，咱们下山吧。”我不禁害羞起来，于是，转变了话题。
“是啊。”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静静地跟在周先生的后面下了山。觉得这个人很像自己的亲人。后面响起了阵阵松涛声。
“啊。”周先生回过头来说：“这是一种完美。如果还想要什么，听听这吹动松枝的风声，松岛就完美了。不愧是日本第一呀。”
“您这么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可是我总觉得还有一点不足之处。据说有棵‘西行返回松’就在这一带的山上。所说的‘返回松’，并不是西行感叹某棵松树的雄姿，而返回来再次欣赏那棵松树的姿态，而是来到松岛，总觉得有些缺憾，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去的途中，觉得似乎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有看，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在那棵返回松之处，又回到了松岛。”
“那是因为您太爱国了，才会有这种不满吧。我生于浙江绍兴，那一带被称为东方威尼斯，附近有著名的西湖，许多外国人经常来这儿，对美景赞不绝口，但在我们看来，西湖的景色经过人工雕琢的地方太多，不能令人感动。可以说西湖完全是人类历史的雕琢。西湖是清政府的园林，像西湖十景啦、三十六名迹啦、七十二胜啦，这些地方都是经过人类雕琢以后才出名的。松岛却完全没有这些，它是与人类历史隔绝的，文人墨客们也不能污染这里，就连天才芭蕉似乎也不能做出关于松岛的诗。”
“不过，芭蕉好像曾把松岛比做了西湖。”
“那是因为芭蕉没有看到过西湖的风景，如果真看到了，就不会那样说了。西湖和松岛完全不一样。相比之下，松岛也许更像舟山列岛。可是，浙江的海却不像松岛的海这样平静。”
“是吗，日本的文人墨客从古代开始就相当仰慕贵国的西湖，因为松岛酷似西湖，所以人们才会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参观。”
“我也是听说如此，才来这里看看的。但的确一点儿也不像。贵国的文人要早一点儿从西湖之梦中醒来才好呀。”
“可是，西湖一定有其独到之处吧，您也正是因为过于热爱自己的家乡，所以评价的标准才会这样严格吧！”
“也许是吧，真正的爱国者，反而会经常说国家的坏话。可是，比起所谓西湖十景，我却更喜爱浙江乡下普通运河的景色。我国的文人墨客大肆称道的名胜，我一个也不能认同。钱塘江大潮或许还能让我有些兴奋吧，其他的就不行了。我不相信我国的那些文人墨客，那些人和贵国的浪荡子弟一样，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而且很堕落。”
我们从山上下来，来到了海边。大海在夕阳的照射下，波光粼粼。
“这里不错！”周先生微笑着，把两手背在后面又接着说道：“您觉得这月夜如何，今天应该是阴历十三，您马上就要回仙台吗？”
“还没决定呢，学校明天不是也休息嘛。”
“是啊。我想看看月色中的松岛。一起看吧！”
“好。”我暗暗想：我是怎么样都可以的，学校即使不休息，我也经常说缺席就缺席。利用这两天连休日出来旅游也是碍于我借宿的那家人的情面，如果他们认为我是个懒惰的学生，总是不太好，所以我才规规矩矩地选择了连休日出来，实际上，对我来说，两天的连休日还是三天的连休日都是没所谓的。
由于我过于唯唯诺诺，周先生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于是提高了声音，笑着说：“但是，后天到了学校，要和我一块儿记讲义的笔记啊！虽然，我的笔记记得很差，但笔记是我们学生的……”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像Preiszettel（德语，“价格卡片”之意）一样的东西。”他又用了我不擅长的德语。“是几块或是几十块钱的标志。没有了这个，别人便不会相信我们。这是学生的宿命。即使是索然无味的课，也不能不记笔记。不过，藤野先生的课是很有趣的。”
从我们初次交谈的那天起，周先生就多次提到藤野先生的名字。
那天，我和周先生一起住在了松岛的海滨旅馆。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对周先生的毫无戒备似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正直的人总是给人一种安全感。我已经对这个清国留学生感到完全放心了。周先生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在语言方面，他的东京话似乎也在我之上，只是他对旅馆的女佣人所使用的诸如“就请那样做好了”、“真是有些冷呀”之类的近乎女性用语的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
实在无法忍受的我噘着嘴抗议说：“别用那样的口吻说话了。”
周先生露出十分诧异的表情：“在日本，对小孩子讲话要用小孩子的语言：おてて、だの、あんよだの、さうでチュカ、さうでチュカ，要这样说话吧。那么跟女性说话时也应该用女性用语吧。”
“但那些只是装腔作势的，要真的听起来可让人受不了。”
听我这样一说，周先生对“装腔作势”这个词十分感慨：“日本的美学实际上十分严格。‘装腔作势’这种戒律，世界上大概哪儿都没有，而现在清国的文明却是极其装腔作势的。”
那天夜里，我们在旅馆里喝了点儿酒，一直谈笑到深夜，几乎忘了欣赏月色下的松岛了。
周先生后来也说：“来日本以后，还从没有过这样畅所欲言的夜晚。”那天晚上，周先生以惊人的热情跟我谈了他生平的志向、希望以及清国的现状。他曾多次重复说：对于东方各国而言，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说日本的飞跃也是由一群兰医拉开了序幕。如果不早日吸收西洋科学的精粹，以对抗列强，支那尽管无知地醉心于老大帝国的自赞,也只能渐渐地重蹈邻国印度命运的覆辙了。东方自古以来，在精神领域就领先于西方。听说西方最优秀的哲学家也暗自为之折服。但西方把在精神领域的匮乏用科学加以补充。科学的应用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好处。执着关注现世生命的红毛人，取得了异常的进步，这些进步也渗透到了东方的精神世界。
日本很早就意识到了科学的力量，并率先学习了科学，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这不但没有使日本的国风混乱，还使日本成功地消化了科学之后，成为了东洋最先进的独立国家。科学未必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珍宝，但如果一个国家一只手握有玄妙的思想之玉，另一只手又持有先进的科学之剑，那么任何国家都无法碰这个国家的一根手指，这个国家将会成为举世无双的理想国家。
清国政府面对科学的力量无能为力。一面受着列国的侵略，一面装出大川不在意细流污染的自信，不肯面对失败，一味地只是急于弥补老大国的面子，完全没有正视并研究西洋文明的本质即科学的勇气，仍然奖励学生学习八股文之类的繁文缛节，已经到了被列国暗自嘲笑为沐猴而冠的滑稽的自尊国的状态。
我的爱国之情绝不逊色于任何人。正因为喜爱，所以不满也很强烈。现在的清国，若以一言蔽之，那便是怠惰。沉醉于不明就里的自负心之中。不止是支那才有古代文明，印度拥有，埃及也拥有，但是那些国家的现状又怎么样呢？支那应该为此感到不寒而栗。得过且过的这种自负心一定会导致支那自取灭亡。支那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必须抛弃自我沉醉，同西方的科学和暴力作战。进行此种作战，他除了毅然投身虎穴，早日掌握其知识精华之外别无他途。我听说是称之为“兰学”的西方科学首先向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敲响警钟。我想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科学之中，我最想学的是西洋医学，为什么在西洋科学之中，自己特别关注医学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幼年时的悲伤体验：
我们家原来有一些土地，日子过得也称得上是殷实富足。我十三岁的时候，祖父就因为一些比较麻烦的事被捕入狱了。一家人因此而受到亲戚邻居的欺辱。而且父亲因重病而卧床不起，家庭生活突然陷入困境。无奈之下自己和弟弟被送到亲戚家收养。可是亲戚家的人却说我是要饭的。我一气之下，回到了原来自己的家里。
从那以后，连续三年，我每天都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而父亲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药店柜台的高度和我大致相同，而当铺的柜台比我要高一倍。每当自己往当铺的高台上放上衣物首饰时，总是被当铺的人嘲弄：“怎么有这么多破烂东西。”但换了一点儿钱之后，我马上就跑去药店了。一回到家，立刻又要忙于别的事情。
给父亲看病的医生是当地的一位名医，其处方甚为奇怪，必须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我每天早晨都要去河边挖芦根，还要去找经霜三年的甘蔗。这位医生治了两年，我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于是换了医生，是位更有名的大先生。这次，不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了，取而代之的是要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还有败鼓皮丸等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我们家后院有个百草园，是个杂草丛生的大园子，是我儿时的乐园，那里，能找到许多蟋蟀的穴，我自作主张地断定同在一个穴里的两只就是所谓的“原配”，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药罐的沸汤中完事。
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我紧张起来，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这样，这个“平地木十株”就也解决了。
另外，难找的是“败鼓皮丸”。据说这味药是先生引以为自豪的处方，特别是对父亲这种水肿病人很有效。可惜这种神药，全城只有一家出售，而且，离我家有五里路远。听说这神药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水肿一名鼓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他。尽管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也不能相信打破的大鼓皮能奏效，但还是往返五里路去买了那味药。令我十分痛苦的是：自己的那些努力全部白费了。父亲的病日渐加重，几乎奄奄一息了。
那位大先生泰然自若，在濒临死亡的父亲枕边说：“这是前世的冤愆，古语有云：‘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但是，还有一个办法，那是我的祖传秘方，把一种灵丹放在病人的舌头上，古语有云：‘舌乃心之灵苗’，这种灵丹现在很难得到，如果你想要的话，那就以特别便宜的价格让给你好了，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感到很困惑，没有立即回答，躺在病榻上的父亲看着我的脸，微微摇摇头。看来父亲也同我一样，对这位大先生的处方绝望了。我感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能坐在父亲枕边，眼睁睁地等着父亲的死。一天早晨，父亲眼看不行了，邻居的一位精通礼节的衍太太来到我家，看到父亲的样子，大吃一惊，严厉地训斥我说：“发什么呆呢？你父亲的魂儿要去鬼界了，快叫回来，大声叫‘父亲、父亲’，如果不叫的话，你父亲会死掉的。”
我实际并不相信咒语一类的东西，但现在宛如落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叫着“爸爸”。衍太太说：“要再大点儿声才行。”我于是用更大的声音连着喊“爸爸，爸爸。”
“再大声、再大声。”衍太太在旁边催促着。我叫得喉咙几乎出血，可是终归没有叫回父亲的灵魂。我一边叫着父亲，父亲一边变冷了。那是我父亲三十七岁，我十六岁那年初秋的事儿。我至今仍然记着自己当时的喊声。我实在无法忘记。每当想起自己当时的声音，我就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既是对自己年少时的无知感到气愤，更对支那的现状感到愤懑。
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败鼓皮丸，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完全是恶毒的欺诈。另外，大声喊叫就能唤回垂死病人的灵魂，真是可耻的思想。还有，“医能医病，不能医命”，是什么暴论？恐怕不过是一些不知羞耻之人的搪塞之辞吧。“舌乃心之灵苗”，不知是哪一位正人君子的高论，也不知是从何谈起的，但完全是废话。支那的圣贤们所说的话，已经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我们从小就是一边被迫背诵着圣贤的话，一边成长起来的。东方引以为荣的所谓的“古人之言”，已经堕落成了社交的诡辩辞令。完全是令人憎恶的伪善和愚蠢的迷信。这些思想产生时的内涵业已面目全非了。无论是多么伟大的思想，一旦成为客厅里人们欢谈的装饰，它的生命就结束了，那便不是思想了，而是语言游戏。西方无法企及的东方精神界多年来沉醉于怠惰的自我迷恋之中，裹足不前，原本丰富的思想已经开始干枯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父亲死后，我渐渐对周围的生活开始抱有一种怀疑和反感。我感到懊恼焦虑，终于抛开了家乡去了南京。学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新学问就行。母亲哭着与我惜别，把东拼西凑的八块大洋给了我。我拿着这八块大洋，走上了异路，逃到了异地，探索别样的人生。
到了南京，我想：究竟去什么样的学校呢？最重要的是不要学费的学校，江南水师学堂符合这个条件，我便先到了那所学校。那是一所海军学校。进了那所学校，我立即被命令练习登船帆，可是几乎不教什么新学问，仅仅教一些“It is a cat.Is it a rat?”（英语，“它是只猫。它是只鼠吗？”之意）之类的初级英语。
正好那时，有个叫康有为的人,提出要：“学习日本维新，打破旧体制，探求新世界，以谋求国力恢复之策”。他向皇帝建议“以变法求自强”，皇帝同意后，他们就开始着手改革国政，但很快遭到了以叶赫那拉氏Dame（德语，“女士，夫人”之意）为首的旧势力的反对，新政推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免遭杀害而逃亡到了日本。抛开这个戊戌变法的悲剧不提，即使光是每天大声朗读“It is a cat.”（英语，“它是只猫”之意），我也是厌烦透顶，心情完全不能平静。我已经十八岁了，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我想尽早接触到新知识的核心，便决定转校。这次选的是南京矿路学堂，这里也不用交学费。因为是矿山学校，所以除了地质学、金石学之外，还开设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新的洋学科目，所以总算心情平静了一些。语言方面，也不再教英语“It is a cat.”（“它是只猫”之意）了，而是开始教德语“der Man,die Frau,das Kind”(“他是男人，她是女人，它是小孩”之意)等等。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德语比英语更接近于洋学的核心，因此，这里教德语也是令我愉快的事。
校长也是一名新党，似乎很喜欢读梁启超主笔的杂志《时务报》，也暗暗赞成“变法自强说”。语文考试也不像其他儒者先生那样考古代圣贤们说的话，而是经常出些像“华盛顿论”这样的时髦的问题。儒者先生们看了那些问题，反而悄悄地向学生打听：“什么是华盛顿啊？”同学中间也很流行读新书。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受大家的喜爱，那是大博物学家Thomas Huxley（人名，“托马斯·赫胥黎”）著的Evolution and Ethics（书名，“《进化与伦理》”）的汉译本。有个星期天，我也去城南买了一本。那是个厚厚的印刷本，正好是五百文钱。我一口气读完了它，现在仍然能一字不落地背诵文章开头几页的内容。各种译本陆续出版。我们的外语还没有达到能读原著的水平，因此只能读新出版的汉译本。后来又出版了《物竞》，还出版了《天择》，通过这些，我们知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还知道了斯多噶。我们读了一切能弄到手的书。当时，读这种新书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一种极其不知羞耻的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强烈的侮蔑和排斥。但我们完全坦然地继续探索“恶魔”之穴。在学校，没有生理课，我们便读了木板印刷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我渐渐明确地知道了：支那的医术不过是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骗术。就像自己心中起了波澜一样，这时支那的知识界同样受到了维新救国思想的冲击。
那时候，德国已经租借了胶州湾，俄国租借了大连，英国租借了对岸的威海，法兰西租借了南方的广州。渐渐这些国家在支那又获得了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美国也从很早开始就伺机入侵东方，那时已经得到了夏威夷，又加紧了侵略东方的步伐，与西班牙作战，占领了菲律宾。此后，便以此为开端，开始了对支那无休止的干涉。现在支那的独立性已如风中残烛，救国的呼声当然也响彻全国。然而对于支那，不幸还接踵而至，首先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更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支那的无能。
第二年的十二月，我从矿路学堂毕业了，可却没有当一名矿山技师寻找金银铜铁等矿脉的信心。而且自己也不是因为想当一名矿山技师才进这所学校的。为了使现在的支那能更富强一些，我想研究一些新学问。因此我在这所学校的三年里，与其说是学习矿业，不如说更致力于了解西洋科学的本质。那时的自己只是空有毕业之名，事实上并不具备当一名矿山技师的资格。
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必须尽早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义和团的叛乱，使列强各国，甚至支那民众都把清政府的无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保持支那的独立性，当务之急是进行灭清兴汉的革命，这种思想澎湃而起，先前流亡海外的孙文业已完成其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并以此作为支那革命的旗帜来指导国内同志。我们洋学派的学生也多半成为“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奉者，高呼：“打倒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汉民族的新支那，抵抗列强侵略，保全民族独立。”
放弃学业，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刺激，为了挽救支那的危急，感到必须果断地进行某种革命。可是我又想到此时最紧要的莫过于更深层地探究各国文明的本质，而自己现有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可以说近乎无知。我很理解放弃学业立即投身于政治运动的青年们的忧国热情，可是，尽管我跟他们的终极目标相同，但我现在的热情比起实际的政治运动，更燃烧在探究列国富强的根源上。
当时我还没能清楚地断定那就是科学，但我知道如果去德国就能确实地把握西方文明的精粹。有了这种模糊的判断，我想也许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通过去德国留学实现。然而我是贫穷的，离别故乡、来到南京都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要去万里之外的德国留学，简直就像天方夜谈一样。如果不能去德国留学，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日本。那时，政府出资，每年都送一小部分留学生去日本。二、三年前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极力推崇去日本留学。日本只是个小国，为什么能够如此兴盛呢？伊藤、山县、夏本、陆奥等许多人都是二十年前留洋的学生，他们愤慨于西方的威胁，百余人奋起分赴德国、法国、英国。他们或者学习政治工商、或者学习水陆兵法，学成归来以后成为了治国中坚。世人用“政事变迁，雄视东方”等论调来赞美日本，于是得出结论“出国留学，西洋不如日本”。其理由是：
一、路途近、费用低，适于派遣大批学生
二、日文与汉文接近，易通晓
三、西学甚繁，西学中不重要的东西已由日本人删减并斟酌修改
四、日本与支那风俗相近，易于习惯，可事半功倍，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去日本留学，绝非仰慕日本固有的国风，说到底应该学习的还是西方文明，只因为日本已经成功地将西洋文明去粗取精，并归为己用，所以才不特意远赴西洋学习，而是通过在邻国日本学习，直接吸收西洋文明这种一时的便宜主义出发才鼓励去日本留学的。我认为这样说也并不为过。当时赴日本留学的学生逐年增加，可几乎全部是持有与《劝学篇》中所表现的思想大同小异的歪曲意图赴日本留学的。我得承认自己也不例外地认为赴德国留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才取而代之，期望赴日本留学，并通过了政府举行的留学考试。
但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对此我一点儿预备知识都没有。于是我向曾经去过日本矿路学堂的师兄们了解情况，问他们去日本留学的心得。师兄说，去日本最难以忍受的是穿布袜，日本的布袜根本没法儿穿，还是下狠心多带些支那的布袜去好些。此外有时候用纸币不方便，最好全部换成日本现银带去。于是我立即买了十双支那布袜，然后把所有的钱全部兑换成了日本的一元银币，小心翼翼地带着沉沉的钱袋，从上海乘船远赴横滨。
不过那位前辈的留学心得已经有些过时了。在日本，学生必须穿统一的制服和鞋袜，因此布袜完全没有用了。而且，让人发窘的是大的一元银币日本很久以前就作废了，于是还得再把它们换成日本纸币，费了我不少工夫。那是后话了。
我本人在明治三十五年、二十二岁那年二月，平安地从横滨港上岸。日本！这就是日本！想到自己即将能够在这个先进国家钻研新学问，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表的温暖的喜悦涌上心头，甚至去德国的愿望之类的都消失净尽，我想，确确实实，那种不可思议的解放般的喜悦在我今后的人生中，除了支那完成重建的日子之外，恐怕不会再体验到了。
我上了开往新桥的火车，抬眼窗外，直觉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日本独特的清洁感。田地，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自然和谐、井然有序。与之相连的工厂街，尽管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却能感到从一座座场房中间吹过的凉爽清风。那种井然而又紧张的气氛，在支那是全然看不到的。每当清晨在东京街头散步，看到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头上顶着崭新的白毛巾、扎着袖口忙忙碌碌地用掸子掸纸拉门的样子，觉得那沐浴着朝阳、可爱、紧张的姿态才是日本的象征，甚至觉得突然间理解了神国的精神本质。借助于最初在横滨通往新桥的火车上瞥见的风景，我轻易地理解了与其相似的刚健的清洁感，要言之，恰到好处。无论在哪儿，你都找不到倦怠的身影。我心中高喊着：来日本真好，由于兴奋，我坐都坐不住，尽管车上有许多空座，但从横滨到新桥的一个小时，我几乎一直是站着的。
到了东京，在前辈留学生的关照下找到了住处，而后我去了上野公园、浅草公园、芝公园、隅田堤、飞鸟山公园、帝室博物馆、东京教育博物馆、动物园、帝国大学植物园、帝国图书馆，简直忘我一般，我带着像你所说的那种初到仙台般的兴奋，不，恐怕是那十倍的欢天喜地之情，尽情地逛遍了整个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