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一年二月二十日罗兰作为特别代表从里昂来到巴黎，他的任务是为吃不上饭的两万人案件作辩护。
罗兰来巴黎五个月后，爆发了可怕的瓦兰纳事件。这个事件对本书主人公的命运和法兰西的前途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应该大书特书，写上一大卷。
当时，从六月二十五日国王回到巴黎，一直到七月十六日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人人都嚷着：“国王逃跑了！”人人都去追捕国王，人人都参加把国王带回巴黎，而国王一旦回来以后，国王一旦到了巴黎，国王一旦到了杜伊勒里宫，大家都不晓得对他该怎么办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意见从四面八方传出来，可以说像暴风雨中的狂飙，对正在一场风暴中航行的船只来说确是一场灾难！
六月二十一日，国王逃跑的那一天，科尔德利俱乐部张贴布告，署名为勒让德尔，王后认为这个法国屠夫和英国屠夫哈里森正好是一对。
布告上有这样几句诗作为题词：
法国人中一叛徒，
有愧于先王先祖，
让他因背信弃义而苦恼地丧命，
让他的骨灰被狂风扬弃。
这首诗是伏尔泰写的，写得并不高明，也不太押韵，但它很能表达张贴这份布告的革命党人用它来做题词的思想。这份布告宣称科尔德利俱乐部全体成员宣誓要手刃这个竟敢侵犯领土、自由和宪法的暴君。
至于马拉，一直喜欢单独行动，他的离群行动的托词是：老鹰过的是孤独生活，火鸡才要群居。马拉提议要有一个独裁者。
“请您选择，”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请您选择一个优秀的法兰西人，一个优秀的革命党人，选择一个自大革命并始以来才替最为出众、最为热情和最为大公无私的公民，赶快选择他，不然就是大革命事业的失败！”
这就是说：“选择马拉。”
至于普律多姆，他既不建议选择人，也不提议成立新政府，他只是憎恨过去的国王和他的后代，我们来听听他说些什么。
“后天是星期一，”他说，“要让王储沿着河边的杜伊勒里宫平台作室外散步。在瞧见一大群公民时，一个雇用的卫士手中抱着孩子，让他坐在平台的边缘上，这个王家的娃娃牢记早上教给他的话，向民众送吻，这是在为他的爸爸和妈妈乞怜。有几个围观者可耻地嚷着‘主储万岁！’公民们，要警惕朝廷在力量不足时，对民众的这种俯首帖耳的甜言蜜语。”
然后，他接着上面的话，又说了这几句话：
“一六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英国议院判决意图扩大王室特权和维护他的父亲詹姆士一世篡得的王位的查理一世斩首，同月三十日他因犯下重罪而付出了代价。这些罪按照惯例几乎是合法的，而且被许许多多政党所惯用，但是民众的呼声引起重视，议院宣告国王是逃亡者、阴险分子、公敌，查理·斯图亚特在白厅王宫的宴会厅前被砍掉了脑袋。”
妙极了！普律多姆公民，至少您没有讲得太晚。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轮到路易十六被砍头时，您是有权宣称自己是个倡议者，早在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就提出过这个建议。
的确，普律多姆先生——别把他和我们那位诙谐的朋友莫尼埃笔下的普律多姆混淆起来，那位很蠢，但很有教养——的确．普律多姆先生后来成了保王派和反革命分子，他以后发表了《大革命中的犯罪史》。
良心是多么高尚啊！
《铁嘴》中的文章很坦率，一点也没有虚伪，一点也没有带歧义的话语，一点也没有骗人的意图。它是年轻的博纳维尔编写的，这个博纳维尔是个令人赞美的弄臣，为人正直，笔下豪放，他在通常情况下可能胡言乱语，但对大事情从来不糊涂，《铁嘴》开设在旧剧院路上，就在奥德翁附近，离开科尔德利俱乐部很近，只有几步路。
“人们把宣誓，”他说，“即国王的令人厌恶的那些话抛在一边，再也没有国王！再也没有吃人的人！当时人们一直在变换着对他的称呼和始终坚持一件事：不要摄政，不要独裁者，不要护国公，不要奥尔良公爵，不要拉法埃特。我不喜欢这个菲利浦·德·奥尔良的儿子，当时他正好为了登上看守杜伊勒里宫的位子而起作用，我也不喜欢他的父亲，他从来没有到过议会，倒是一直看到他在斐扬俱乐部门口的平台上。难道一个民族总是需要有人来监护吗？让我们各省联合起来，宣告他们不要暴君，不要君王，不要护国公，不要摄政王，也不要任何这种国王的影子，这种对国家来说足以致命的荫影和那种该死的含有毒汁的大树的荫影一样致命。
“但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共和国’，威尼斯宣告同样也是个共和国。应该是一个国民组成的共同体，是一个国民的政府。公然把民众聚合在一起，宣告法律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宣誓保证它是唯一的执政。世界上凡是自由的拥护者都会宣读这个誓言。”
至于卡米尔·德穆兰，他站在旧王宫的一把椅子上，这是他登上了通常发表已取得很大成功的演说的讲台，他说：“先生们，把这个背信弃义的人带回来是不适当的。我们对他怎么处置呢？他会像荷马笔下所说的泰西特①那样向我们洒下大量的眼泪。如果把他带到我们这里来，我建议，让他连续三天头上戴着红手帕，接受众人嘲笑，随后把他一站一站地送到边境去。”
从种种建议来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大家叫他卡米尔·德穆兰的可怕的孩子提出的并不见得最为荒唐。
还有一种言论，它较好地描绘出当时人的普遍着法。那是迪蒙说的，他是一个在英国享有养老金的日内瓦人，因而不会令人怀疑他对法国怀有偏爱。
“民众似乎受到一个有最高才智的人的影响。瞧，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主意，”他高兴地说，“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没有国王，国家却依然存在，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国王，但是一个国王却不能没有国家。”
在这些说法中，还只有博纳维尔提到过“共和”这个词，布里索、丹东、罗伯斯庇尔，甚至佩蒂翁都不敢赞扬这个词，科尔德利派害怕这个词，雅各宾派则对这个词感到愤概。
①泰西特：史祷《伊利亚特》中人物，代表丑恶和卑鄙，最后被阿喀琉斯一拳击碎脑壳而死。
七月十三日，罗伯斯庇尔在演说中大声疾呼：“我不是共和主义者，也不是君主主义者。”
这可把罗伯斯庇尔给难住了，因为大家看到，他要表明自己是什么主张已经是够为难的了。
好吧，除了博纳维尔和这个正在盖内戈路四层楼上面对着丈夫誊写抗议书的女人外，大家都彼此彼此。
六月二十二日，在国王动身的第二天，她写道：
“对共和的观念，对路易十六的愤慨，对国王的仇恨，使这里一片情绪激昂。”
观念，共和的观念，大家看到，这些人的心里都有的，但是，要说提出共和这个名称的还只有几个人。
特别是议会对它怀有敌意。
议会最大的不幸总是在议员当选后就停止不前，一点不考虑当前那些事件，完全脱离国家当时精神面貌，不肯跟着民众前进，而且不再认为自己是民众代表。
议会说：
“法兰西的国情一点也不适宜实行共和制。，
议会跟德·拉帕利瑟先生展开辩论，而且，根据我们的看法，他们战胜了那位著名的爱说真话的人。符合共和制的法兰西国情是怎样形成的呢？是君主制度吗？不是，君主制度不会这么傻。君主制度需要顺从、奴性、腐化堕落，而在它下面所形成的国情是腐化堕落、奴性、顺从。应该是共和国培育共和国情。首先要建立共和国，随后来的是共和国情。
当时有一个时机是很容易宣告共和国成立的，这就是人们知道国王和王太子出走的那个时机。不要去追踪他们，而且把他们带回来，应该向他们供应邮递马厩中最佳的驿马，提供身强力壮、手执马鞭、足带马刺的驿站马车夫，应该迫使那批廷巨在他们之后也跟着出走，迫使神甫、教士在廷臣之后出走，把这些人都赶出去。
拉法埃特有时在思想上能灵机一动，但很少有什么主意，这时，他的思想上又动了一动。
在早上六点钟，有人来对他说国王、王后和王室一家出走了，他正睡着，人家花了好大的劲去唤醒他，在凡尔赛已经有人谴责他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睡觉。
“出走？”他说，“不会的，我让古维翁靠着他们卧室的门睡在那里。”
但是，他还是起身，穿好衣服和下楼。在门前，他遇到巴黎市长巴伊、议会的议长博阿尔内：巴伊还从来没有这样板着脸，脸色这样蜡黄，博阿尔内则神色沮丧。
若斯菲娜的丈夫自己在断头台送了命，却丢下他的寡妇走向王座，现在他为路易十六出走而感到沮丧，真是怪事一桩，对不对？
“多么糟糕，”巴伊嚷道，“但愿议会还没有召开！”
“啊！对！”博何尔内说，“这是很大的不幸。”
“喂，”拉法埃特说，“他真的走了？”
“唉！是这样，”两位政治家同声回答。
“为什么要哀声叹气？”拉法埃特问。
“怎么！您难道不明白？”巴伊大声说，“因为他将要和普鲁士人、奥地利人、流亡者一起回来，这将给我们带来一场内外战争。”
“那么，”拉法埃特不太有把握地说，“你们认为公安委员会会要求国王回来？”
“对，”巴伊和博阿尔内一致高声说。
“这样的话，”拉法埃特说，“赶上他去。”
同时，他写下了这一便条：
“祖国的敌人绑架了国王，兹令国民自卫军予以截获。”
请注意这一点。因而一七九一年的整个政治情况、国民议会的结束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既然法兰西还需要国王，既然应该把他送回来，那么就应该认为他是遭到了绑架而不是自己逃遁。
对这一提法拉法埃特并没有把握，而且当他看到罗默夫时，他命令后者不要操之过急。年轻的副官所走的路线正好和追赶路易十六的路线相反，以便确保不会抓到路易十六。
很遗憾，比约却走对了路。
议会得到消息后很恐惧。说实话，国王在出逃时留下一封具有很大威胁性的信，这封信内明明白白地写着他是去求援于敌国的，在他回来时，将要迫使法国人就范。
至于保王派这一方面，他们趾高气扬，他们中有一个人，我想絮洛是这样写的：
“凡是愿意列在我们以孔代亲王名义提交给敌方的大赦名单上的，从现在起到八月止，可以向我们的办事处登记。为了方便群众，我们将设立一千五百个登记处。”
这些人中间最害怕的人要数罗伯斯庇尔，他趁三点半到五点休会期间跑到佩蒂翁家去，弱者总是要求助于强者的。根据他的看法，拉法埃特是宫廷的帮凶，后者想搞一次议员的圣巴特罗缪之夜。
“我将是第一批被害者，”他悲惨地嚷道，“我的时间己经不足二十四小时了。”
完全相反，佩蒂翁为人冷静沉着，性情迟钝，对这些事有不同的看法。
“好啊！”他说，“现在大家认清国王这个人了，会相应地作出反应的。”
布里索来了，这是当时最进步的人士之一，他在为《爱国者报》撰稿。
“有人创办了一份我参加编辑的报纸，”他说。
“什么报？”佩蒂翁问道。
“《共和主义者报》。”
罗伯斯庇尔装出一副笑容。
“《共和主义者报》？”他说，“我很想听听您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共和国。”
他们正在朋友佩蒂翁家里时，罗兰家两个人也来了，丈夫一直是那么严峻而果断，妻子显得镇静，与其说嘴角带笑不如说是有点惊恐，她的双眼明净而富有表情。他们看到了科尔德利俱乐部的布告，从盖内戈路的家里来到这里。他们也像科尔德利分子甲祥、一点也不相信国王对一个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对夫妻的胆量给罗伯斯庇尔壮了胆，，他小心翼翼地去参加会议，正如狐狸理伏在自己的巢穴口一样，从他的议席上注意着周围一切。到了晚上九点钟，他看到议会向温情主义转化，他看到人们在鼓吹博爱，他看到为了使实际行动和理论给合起来，他们大批地倾向于跟他们关系很不好，而且称之为一伙杀人犯的雅各宾俱乐部。
这时，他悄悄地离开了席位，潜行到门口，在无人发觉下溜走了，他跑到雅各宾俱乐部，登上讲台，指控国王，指控内阁，指控巴伊，指控拉法埃特，指控整个议会，重复了上午的传闻，展示出一次想象中的圣巴特罗缪，最后，在祖国祭台上表示愿意贡献出他的生命。
当罗伯斯庇尔讲到自己的时候，显示出他的一定的口才，当人们想到有道德而且严肃刻苦的罗伯斯庇尔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不禁鸣咽哭泣起来。“如果你遭到不幸，我们也不想活了！”有一个人喊了起来。“对！对！要死大家一起死！”与会者异口同声地反复说，而一部分人举手宣誓，另一部分人拔剑，还有一些人则跪在地上，哀求上帝。这时有很多人对天高举手臂，这是当时盛行的手势。还是请看看达维德网球场誓言吧。
罗兰夫人也在那里，她不太明白罗伯斯庇尔会遭到什么风险。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女人，所以也容易动感情。感情是如此强烈，她自己承认，很激动。
正在这个时候，丹东进来了。这是他的正在提高的名望要来打击拉法埃特的虚弱的名望？
为什么大家都要仇恨拉法埃特？
可能因为他是一个上流社会中有教养的人，而且为了使各派认为他是宽容大度，一直愚弄这些派别。
因此，当有人通报议会时，当拉梅特和拉法埃特这两个死对头表示友爱、手拉手进来时，各方面响起了这一呼声：“丹东到讲坛上来！到讲坛上去，丹东！”
罗伯斯庇尔巴不得让位给别人，我们已经讲过，罗伯斯庇尔是一头狐狸而不是一条守门狗。它追踪心不在焉的敌人，从背后扑到他的身上，抓住他的双肩，咬他的头颅直到脑子，但是很少从正面发动攻击。
因此，讲坛上没有人，正等着丹东前去。
不过，丹东要登上讲坛也不是一件易事。
即使他是唯一攻击拉法埃特的人，但拉法埃特可能是唯一丹东攻击不了的人。
为什么？
啊！我们马上要告诉您为什么。在丹东身上有许多地方很像米拉波，正如在米拉波身上有很多像丹东的地方：相同的性格，都需要逸乐，对钱有同好，因此也一样容易堕落。
可以肯定，丹东和米拉波一样拿过宫廷的钱。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手段？拿了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曾经收受了这笔钱，那是可以完全肯定的。至少大家是这样说的。
下面就是真实情况的全部过程：
丹东不久前把他的国王顾问律师职位卖给了内阁，人们说他从内阁得到的钱四倍于那个职位的代价。
这一点也不假。不过，这个秘密只有三个人知道，就是出让人丹东、购买人德·蒙莫兰先生、中介人拉法埃特先生。
如果丹东指责拉法埃特，拉法埃特可能把这件四倍于原来价格出售职务的麻烦事当场回敬。
换一个人很可能会退缩不前。
丹东却相反向前进。他了解拉法埃特，这个人心地“宽厚大度，这种心地有时会转化为愚蠢，这使我们想起了一八三〇年。丹东暗忖德·蒙莫兰先生是拉法埃特的朋友，他暗忖德，蒙莫兰先生因曾经签署国王的护照，在这个时刻正受到重大的牵累。因此，拉法埃特不会再给他多惹麻烦。
他登上了主席台。
他讲话的时间并不长。
“主席先生，”他说，“我谴责拉法埃特，叛徒就要来了，请竖起两座断头台。如果他不应该登上这一架，我同意自己上那一架。”
叛徒不是就要来了，而是来了，他可以听到从丹东嘴里讲出来的可怕的谴责。但是，正如丹东所预料的那样，他是那么宽厚大度，不予置辩。
拉梅特挑起给他解脱的担子，他在丹东那块熔岩石上洒上点温水，他以传教士守则之一，大肆鼓吹博爱。
随后是西厄耶，他也宣传博爱。
之后是巴纳夫，他再度鼓吹博爱。
这三个人的名望战胜了丹东的名望。大家可能感谢丹东攻击拉法埃特，但大家可能更感谢拉梅特、西厄耶和巴纳夫为他辩护。而且当拉法埃特和丹东离开雅各宾俱乐部时，人们点着火把陪着的是拉法埃特，人们用欢呼声送回家的是拉法埃特。宫廷派刚刚在这场对拉法埃特的欢呼声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当时两大势力的领袖自身都吃了败仗；
雅各宾派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吃了败仗；
科尔德利派在丹东身上吃了败仗。
我认为还是应该用另一章来讲一讲，在不列颠旅馆四层楼的小客厅里罗兰夫人当着丈夫的面抄写的是什么样的抗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