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西万年县教师转岗,看教育与人口的变奏曲
近日,江西省万年县政府办在“问政江西”平台的一则回复引发了广泛关注。在答复网友关于今年是否招聘英语教师的问题时,万年县披露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因人口出生率下降,学生规模将逐年缩减,教师规模产生剩余。
数据显示,万年县出生人口从2008年的7934人锐减到2024年的2478人。经科学测算,截至今年,学生人数将会以年平均4000多人的规模递减,按照师生比测算,教师也要以230多名的规模产生剩余,且主要集中在语数英教师。为妥善应对这一情况,万年县正拟着手研究制定教师转岗分流、调节教师结构性均衡方面的相关政策,对有富余的相关专业教师短期内不再考虑招聘。
对于教师而言,转岗分流政策的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他们的切身利益与职业发展。这一政策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教师群体中激起了层层涟漪,引发了诸多担忧。
首当其冲的便是转岗方向的不确定性。教师们在教育领域深耕多年,早已熟悉了校园环境与教学工作模式,一旦面临转岗,新岗位的工作内容、工作强度以及工作环境都充满了未知。有的老师担心会被分配到与教育毫无关联的岗位,多年积累的教育教学经验与专业知识将无用武之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职业挫败感。比如,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语文老师,可能会被转岗到行政部门负责繁琐的文件整理与接待工作,这对其专业发展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编制问题也是教师们关注的核心。编制对于教师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的保障,更意味着稳定的职业发展和福利待遇。若转岗后编制发生变化,甚至失去编制,教师们的内心会极度缺乏安全感。他们可能会担心收入不稳定、未来的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毕竟,编制的变动往往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工资待遇、社保福利、退休保障等方面的改变。
专业与职业发展的矛盾同样突出。教师们经过多年的专业学习与实践,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与专业能力。转岗后,新岗位可能无法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导致专业能力的退化。而且,在新的工作领域,他们需要重新学习和适应,职业晋升的通道也可能变得模糊不清。这对于那些渴望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教师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养老金问题也让教师们忧心忡忡。教师的养老金计算与工作年限、职称、工资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转岗后,这些因素都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尤其是对于即将退休的教师来说,养老金是他们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任何可能影响养老金的政策变动都会让他们倍感焦虑。
在这场关于教师转岗分流的讨论中,“尊严”与“专业”成为教师群体的核心诉求。他们希望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自身的专业价值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不希望被随意调配,就像物品一样被安置到不适合的岗位。他们期待能够有尊严地度过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在教学岗位还是在可能的转岗岗位上。
在网络的舆论场中,万年县的这一政策调整就像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公众质疑声此起彼伏。其中,公共资源分配双标和政策短视风险成为了质疑的焦点。
“学生少了减教师,那派出所、民政局要不要同步缩编?”这样的灵魂拷问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万年县在面对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教师过剩的问题时,采取转岗分流政策,却未提及其他公共服务部门是否也应进行相应调整,这难免让人产生厚此薄彼的感觉。从公共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都是公共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资源配置上理应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如果仅仅因为教育领域的学生数量减少就对教师进行转岗分流,而忽视其他部门可能存在的人员冗余或需求变化,会让公众觉得公共资源分配存在双标现象,进而引发对政策公平性的质疑。
再者,人口波动存在周期性,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在历史上,东北某地区就曾因为盲目削减教师编制、撤并学校,后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又不得不重新重建学校、招聘教师,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给当地教育发展带来了诸多困扰。万年县若盲目推行教师转岗分流政策,削减教师编制,极有可能重蹈覆辙。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如果人口出生率回升,或者当地经济发展吸引大量人口流入,对教师的需求必然会增加。到那时,重新招聘和培养教师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还可能因为师资短缺影响教育质量。
这些质疑背后,反映出的是公众对体制痛点的深刻洞察和对政策长远考量的期望。在资源分配上,人们希望看到更加公平、合理、全面的规划,而不是仅仅针对某个群体或某个领域进行单方面的调整。在政策制定上,人们期待决策者能够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变化和影响,避免因短视行为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必要的阻碍。
面对教师过剩这一复杂且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从多个维度探寻解决之道,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推行小班化教学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中小学班额相对较大,若能将班额降低至30人甚至25人以下,不仅可以让教师更有精力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实现个性化教育,还能自然吸纳部分过剩教师,缓解转岗分流压力。浙江、江苏等地的实践已经证明,小班化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当然,实施小班化教学需要配套生均经费增长机制,确保学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教学活动的开展,避免因财政压力而导致“财政卸责式减员”。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工智能、跨学科教育、心理健康指导等新兴领域逐渐成为教育的新赛道,这些领域对专业师资的需求巨大。教师可以通过参加相关培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实现能力再生,转型成为这些领域的专业人才。例如,上海启动的“教师数字化转型培训”,帮助教师掌握数字化教学工具和方法,提升教学效果;杭州试点的“学科教师向项目导师转型”,让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开展项目式学习,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通过这样的转型,教师不仅能够在新的领域中发挥自身价值,还能推动教育的升级迭代。
编制动态改革是解决教师过剩问题的关键一环。借鉴陕西“县管校聘”的经验,将教师编制从学校剥离,由县级进行统筹管理,建立“待岗培训-跨校任教-阶段性休岗”的流动机制。这样可以打破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固定关系,实现教师资源在县域内的优化配置,解决乡村学校结构性缺编问题。同时,对于暂时无法安置的教师,可以进行待岗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其重新上岗做好准备;对于有意愿的教师,还可以安排阶段性休岗,让他们有时间进行自我调整和学习。
打破体制内的壁垒,探索教师向社区教育、乡村振兴等岗位的有序流动,不仅可以缓解教师过剩的压力,还能为基层公共服务注入新的活力。教师在社区教育中,可以发挥自身的教育优势,开展各类文化、技能培训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乡村振兴中,教师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资源,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促进农村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
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不能仅仅依据当下人口数量的起伏和教师的供需关系来做出短视的决策。教师,作为教育的核心力量,他们承载着无数学生的未来,其专业价值与尊严不容忽视。在制定政策时,我们需要将目光放得更远,充分考虑到教育的长远发展,以及政策对社会、对教育事业的深远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口结构变化的浪潮中,找到教育发展的稳定航向,让教育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