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松
心智观察所：我们先从美国的贸易保护问题开始聊起。在这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之前，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的推动者和全球化的吹鼓手，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在过去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其实一直在隐蔽的存在。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在关税削减的同时，为了自身利益采取过哪些贸易保护举措？
王孝松：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工业霸主地位最终确立后，开始实施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为基础的贸易自由化策略，但贸易保护主义却从未从美国的政策体系中消失，尤其是在美国陷入经济困境时，贸易保护主义总会浮出水面。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欧共体和日本为代表的地区和国家产业实力不断增强，对美国的制造业构成了强有力挑战，美国通过多种类型贸易保护措施保护本国夕阳产业。
这一阶段，在GATT框架下，非关税壁垒代替关税壁垒，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特征，例如资源出口约束、进口产品配额、产品保护和补贴；同时，各种临时性、制裁性和报复性关税等单边贸易制裁手段开始使用，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欧共体与美国围绕农产品和钢铁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美国针对欧共体对农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向GATT组织申诉并两次强制收取惩罚性关税；针对相对弱势的钢铁产业对进口钢材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并提起诉讼。针对美日之间在纺织产品、钢铁、彩电等产品领域发生的贸易摩擦，美国通过向日本施压，胁迫其签订“自愿”出口限制协议，为日本对美出口相关产品设置了配额。
除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美国政府还通过财政补贴、加大军工投入和促进军民融合来扶植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实现本国产业转型升级。美国政府持续的科技投入提升了其国防科技实力，并通过军民融合发展推动了高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正是一系列国防重大项目带动了美国计算机、通信设备等核心技术突破并塑造了美国相关产业竞争力，同时带动了高科技产业区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在GATT/WTO框架下实施，但运用单边主义对本国产业实施强制保护的次数越来越多。以301条款调查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前后总计向日本实施了24例案件调查。此外，美国政府通过支持性、保护性政策，确保本国高科技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产业的挑战，美国对外高举贸易战大棒保护本国产业，并遏制这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保护本国弱势产业；另一方面，对内继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以确保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数控机床和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崛起，冲击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里根政府针对日本实施贸易战，通过惩罚性关税、汇率、进口限制等多维手段打击对手，并通过《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增加“超级301”、“特别301”条款，并多次运用来震慑竞争对手。
进入90年代，克林顿政府以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对外贸易实践的理论指导，在寻求国际多边合作基础上，运用单边主义对本国产业实施强制保护。进入新世纪，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继续实施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国逐渐成为美国保护政策的主要目标。特朗普上任后，更是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企图通过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实施惩罚性关税、设置技术壁垒、产品禁售等贸易保护手段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心智观察所：美国总统里根于1981年入主白宫，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旗手，他应该坚持自由贸易立场，但这一时期美日贸易摩擦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在不断升级，汽车、半导体等领域都成为摩擦激烈的重点。里根本人也提出过不少针对日本，旨在保护美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和知识产权的法案。如何理解这背后的原因？以史为鉴，在特朗普之后，民主党政府基本延续了他对华贸易战的主要举措，甚至还有升级和加码，是否也说明了相同的问题？
王孝松：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美日贸易摩擦升级的原因如下：
首先，全球处于经济动荡后的恢复时期。里根总统上台之际，正是石油危机结束后全球经济恢复调整的时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第二，这与美国历史上的传统相关。美国有贸易保护主义传统，一旦对外经济地位下降，特别是贸易赤字恶化后，会通过挑起贸易摩擦转嫁国内矛盾。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促进作用减弱，社会消费和就业水平降低，政策调整空间严重不足，而此时日本经济异军突起，二战后的日本实行“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出口规模迅速扩大。1955年后的30年里，日本出口额增长近87倍，于是美国将矛头指向日本，试图利用贸易救济保护国内产业。
综上可见，美国贸易政策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主要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执政党派别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日渐式微，而总统个人的理念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特朗普上台后，实施宽松财政政策，通胀预期增强，财政、货币政策调整空间面临瓶颈，试图通过发动贸易摩擦解决巨额贸易赤字问题。拜登政府则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同里根执政时期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的原因一致。
心智观察所：美日贸易战有一些与当下相似的演进过程，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比如日本减少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与今天中国的处境有相似之处。而日本选择与美国达成一系列协议，进行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扩大赴美投资设厂，以日元升值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些做法又不同于今天中美贸易战的发展结果。您如何评价日本政府的应对举措？
王孝松：总体来说，日本的应对举措比较得当。美日贸易摩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和三种解决模式：
一是 20世纪70年代在纤维、电器、钢铁等产品上的设置自愿出口限制模式，二是 20世纪80年代汽车业在美投资设厂的产业链融合模式，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日美势力范围划分模式。尽管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但贸易摩擦涉及的两个重要产业——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并没有被彻底摧毁，目前仍然是日本出口的两大支柱，也是海外投资的主力。可以说，日本通过审视对手和自身的发展特点，找到了化解摩擦的适当方式，确保了这些产业在世界市场上仍具有一席之地。
心智观察所：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从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果来看，特别是从抑制中国科技赶超的角度，美国的战略意图实现了吗？
王孝松：美国采用各种方式抑制中国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可以倒逼中国进行科技研发、实现突破性创新。
美国主要采取在关键零部件（特别是芯片）方面断供、将中国相关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进行限制，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等方式来抑制中国的科技赶超，在短期内，中国在一些领域确实被“卡住了脖子”，使得高科技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并使上下游相关行业受到负面影响。
然而，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愈发重视，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加大投入来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健康发展。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未来中国将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并列出了重点行业和领域。美国的断供反而增强了中国各界自主研发的决心，会加快技术攻关、成果应用的进程，并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科技自强，产出原创性领先技术。
心智观察所：特朗普反对“互惠”，明确主张“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如果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美国贸易保护程度会继续上升吗？如果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激化，中国有哪些应对之策？
王孝松：如果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贸易保护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因为特朗普一直以来推动“自由贸易”向所谓“公平贸易”转变。特朗普视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为美国国内分配不公平的根源。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都曾表示“美国是世界上贸易保护程度最低的国家，却承担了最大的贸易逆差。而制定公平的贸易政策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恢复美国工人和企业的首要地位。”
由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而且中国全面崛起、在诸多领域对美国形成赶超，因此中国成为特朗普所认为的首要威胁。特朗普及其内阁同时认为，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因此，特朗普团队主张将贸易赤字转移到其他国家，逐渐减少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以减轻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特朗普团队认为需要制定与中国战略脱钩的政策，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支持国内产业和就业。
未来，中国应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从2017年至2023年，中国对非洲地区和俄罗斯、菲律宾等国的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持续增长，对中东、中亚地区的出口比重稳中有升，而这些国家在美国进口中比重下降，表明我国未通过这些国家进行转口贸易，而是加强了同这些经济体的贸易联系。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开拓这些新市场、真正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另外，需要加深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202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19.47万亿元，同比增长2.8%，占进出口总值的46.6%，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达31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创下2016年以来涨幅新高。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已有较好发展，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工程、人文等各方面的合作。
未来还可以“出海配合转口”，在东盟和墨西哥寻找转口平台。从贸易顺差角度看，2018年后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趋势性下降，与此同时对东盟和墨西哥的贸易顺差趋势性扩大。美国在我国贸易顺差中的占比目前已经下降到40%以下，较2017年减少近30个百分点；而东盟和墨西哥占比分别达到近23%和8%，分别较2017年增加11.7和2.3个百分点。将产业转移和转口贸易结合起来，是未来应对特朗普回归、贸易摩擦升级的另一对策。
心智观察所：我们来谈谈欧洲的情况。有观点认为，欧洲国家的贸易保护是在为欧洲一体化服务的，欧盟在加强自身作为集团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欧盟的存在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结合历史和现实，特别是欧盟共同贸易政策的特点和实质，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王孝松：欧盟是高度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当然在政治一体化方面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这超出了我们探讨的范围，我们仅从经济角度来说），共同贸易政策只是其政策体系中的一项内容，因此欧盟的存在显然不是为了推行贸易保护，但其在实践过程中，欧盟的存在客观上对各成员国具有贸易保护的作用。
欧共体创立之初，实施贸易保护主要以保护域内生产者免受国际贸易竞争冲击为目标，欧共体保障措施条例、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等相关立法不断完善，构建了一套完善的贸易防御体系，为欧共内部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构建起坚固的“欧洲堡垒”。
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后，欧盟开始积极倡导将规范性协议纳入WTO框架，包括环境保护、劳动标准、有价证券与外国直接投资、知识产权、公共采购以及竞争政策等领域。《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获得了更为显著的贸易谈判优势以及在服务、知识产权和投资领域更广阔的专享权力后，“价值观至上”更促使大量规范性议题进一步介入欧盟贸易领域，技术性壁垒以及针对新业态与新形式的贸易保护方式涌现，并成为欧盟贸易保护最为鲜明的特点。
欧盟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和贸易投资的多边自由化为欧盟国家提升企业竞争力、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贸易和投资为欧盟生产商提供了实现规模经济和获得原材料和中间品的机会，欧盟公民也受益于低廉的产品价格和多样的产品种类，维持和改善欧盟进入第三国市场对实现经济增长水平越来越重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涉及最终消费品贸易，还涉及价值链和服务贸易的全球化。价值链日益全球化，中间货物和服务贸易、公司内部贸易和生产过程的离岸外包发挥着突出作用。打开他国市场且获得必要投入的供应，对欧盟在外部全球化与自身一体化进程中实现最大潜在收益具有重要意义。
心智观察所：英国脱欧会使得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吗，为什么？作为欧盟政治经济的核心国家，如何看待德国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传统？
王孝松：英国脱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英国脱欧不仅对其自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对欧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从直接影响来看，英国脱欧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使各国企业需要重新评估供应链战略以适应英国脱欧后的新形势。此外，英国脱欧后，各国企业可能需要面对更复杂的贸易壁垒和关税，这将对全球贸易发展产生影响，从而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从间接影响来看，英国脱欧后，欧盟内部的稳定性受到一定冲击，这可能导致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减少，从而增加了贸易保护的可能性。此外，英国脱欧还可能导致欧盟其他国家对欧盟的质疑，从而进一步影响欧盟决策。各国之间的协调成本增加，也将能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从英国脱欧后的实践来看，英国脱欧后，欧盟的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这会促使欧盟采取更加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以应对经济下滑的压力。从英国正式退出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税同盟以来，英欧双边贸易额出现明显下滑，这反映了脱欧后贸易壁垒的增加和贸易流量的减少。
所以，英国脱欧将导致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这不仅是因为英国脱欧本身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还因为这将促使欧盟采取更为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来应对内外压力。
德国的贸易保护传统根源于曲折的经济发展历程。
在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是崛起历程最为曲折的国家之一。19世纪中后期，德国才正式进入工业化时期，用当时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为进步的技术工艺时代拔得头筹，牢牢占据着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地位。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对市场的扩大不断提出新要求，因此德国工业发展的过程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变化。德国的贸易保护呈现出以下的特征与演进规律。
第一，贸易保护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点。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政策是寻求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因此与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德国贸易保护程度的变化遵循了这个规律。19世纪上半叶，德国刚刚通过建立关税同盟结束了国内贸易关卡林立的状态，政治和经济上多年的分裂使得德国的工商业发展较为落后，因此关税同盟的政策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而187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长期停滞，民族工业面临被国外廉价工业品挤出市场的威胁，因此俾斯麦政府制定了1879年关税法，对工业品和农业品进行高关税保护。
第二，贸易保护手段趋于隐蔽和多样化。在近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初，俾斯麦政府的主要手段是进口关税，保护手段较为单一，也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而到了卡普里维时期，德国改变了俾斯麦的单边自主关税政策，转而通过签订贸易协约的方式实行建立在双边贸易互惠基础上的协定关税，贸易条约国适用协定关税，非贸易条约国适用自主关税。
第三，贸易保护的重点对象是工业。德国贸易保护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发展情况及其竞争能力的变化。当德国的民族工业尚不足以与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竞争时，德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削弱外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当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已发展到超过国内市场需求且在国际上能与英法等国竞争后，德国政府调整贸易保护政策，降低保护程度，促进工业出口。
第四，贸易政策的转变与德国的政党力量对比关系密切。最初，各党内部的立场基本一致，而在1879年后慢慢地走向分裂。而1902年，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和左翼自由党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尽管大部分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支持高关税，大部分的左翼自由党反对高关税，少数党和中央党支持高关税，社会民主党反对高关税政策。综合来看，德国政党根据其代表的经济利益来调整关税策略，政党力量的对比反映出来就是议会席位的多少，而贸易政策就是不同政党间博弈的结果。
心智观察所：欧盟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采取了不少贸易保护做法，从过去近10年的中欧光伏贸易争端的经验看，这次围绕电动车的中欧贸易摩擦可能会怎样发展，中国该如何应对？
王孝松：其实，中欧光伏争端留给各界的是教训。2012年，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启动“双反”调查并决定征收关税，导致中国光伏企业的大批破产，而来自中国光伏产品的大幅减少也严重阻碍了欧洲太阳能的布局进度。与此同时，欧洲光伏制造业并未从中国进口减少的市场份额中获得优势，中国减少的份额主要由来自南亚国家的产品替代。
吸取光伏产业的教训，中国电动车行业需要考虑重新布局，以及同欧盟各国加强协商，争取双赢的局面。欧盟征收更高关税的实质还是希望中国车企在欧盟设厂，因为汽车工业对于欧盟来说至关重要，不仅贡献了大量的GDP，也有宝贵的就业机会。吸引中国车企在欧盟设厂，会给欧盟经济带来新的活力。此外，由于汽车产业链较长，中国整车企业在当地设厂，必然也能带动整个为其配套的汽车产业链在其附近设厂。所以，无论未来贸易摩擦如何发展，欧盟都会要求中国车企和零部件企业在欧盟更多设厂。
2024年7月5日生效的是临时关税，最长持续四个月，期间欧盟成员国将投票决定是否将临时关税升级为五年期的长期关税。中国政府和欧盟各个关键成员国的沟通将会对10月份的投票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欧之间还需要持续沟通，寻求较好的解决分歧的方法。特别是中国应该抓住德国、瑞典等国家，这些国家此次投了弃权票，并且中国市场对其汽车等行业十分重要。中国各界应本着互利共赢的态度同这些国家的政府、企业沟通协作，力争对自己有利的投票结果。
心智观察所：中国新能源产品具备价格竞争力，相关中国企业也在增加欧洲的投资设厂，哪些欧洲国家可能会更加欢迎中国产品，在投票中支持有利于中国的方案？
王孝松：从此次投票的情况来看，匈牙利等四国投了反对票。匈牙利多次发声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税，因为比亚迪在欧洲的乘用车和商用车工厂都建在匈牙利，宁德时代在欧洲最大的电池工厂也坐落在匈牙利。一旦后期欧盟对中国车企制裁加码，就会直接影响到匈牙利自身的利益。
从电动车进口量来看，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是进口量最多的欧盟国家。比利时：在欧盟国家中，比利时是购买中国汽车最多的国家。今年前四个月，比利时购买的中国轿车数量高达9.39万辆，位居第一。西班牙也是购买中国新能源汽车较多的欧盟国家之一，今年前4个月从中国进口的乘用车数量为3.61万辆。意大利排在第三，同期从中国进口的乘用车数量为3.36万辆。10月的投票，需要至少15个国家投反对票，临时关税才不会转变为长期关税，难度很大，但我们还要争取，而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都是我们争取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