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缺失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变化和进步

现在我们转到理论经济学的第三大分支，即对因为财货制造、又因为欲望的增加而引起的资源增加过程中资源利用的研究，以及在消费品制作过程中，对资源的使用所作抉择的研究。这三个理论问题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既复杂又含糊，所以一直是经济思想中大量错误的缘由。第一个问题是，在满足既定欲望的过程中，对给定财货的利用 （始于给定财货的分配及自由交换），以及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形成的市场价格理论。除了决定给定储存财货和过去生产的产品的分配以外，市场价格同时还表明，按照解决第二个问题时所指出的资源分配的条件，对不同财货相对重要性的社会评估。在理论的第一部分，我们还没有开始对生产品的研究，因为已经发生的成本并没有对价格产生影响，这正如杰文斯所说的：“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

第二个问题研究的是在满足既定欲望时，在所使用的物品的生产中（一直依据市场价格原理）对给定生产资源 的使用问题。这一问题现已作为静态社会或是“静态”问题（static state）而为人所知，并且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只与生产服务的价值相关；第二个方面则是特殊消费品的价值问题，其中涉及进入消费品的生产服务的价值，或生产服务的成本；这就是消费品的长期价格或规 范价格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正如马歇尔所说，这是相互交叉的两种分类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分类以消费品为基础，表示一个商品的价值等同于包含在商品中的一批生产服务的价值。第二个问题的分类以生产服务为基础，表示每单位生产服务的价值等同于在制作消费品时所使用的每种消费品的那部分相应价值。前一个问题是长期 “价值”问题，后一个则是短期 “分配”问题。被研究的消费品（价值）供给的变化 ，与生产的固定 条件相关，其中尤其包括了固定供给和生产资源的组织方法。

第三个问题通常也与这两类价值和分配现象有关。财货“供给与需求的基本条件”的变化，引起了马歇尔所谓的“规范价格的长期变化”。但是，容易发生变化的主要的“基本条件”是不同生产服务的供给，即生产服务的供给显然直接影响了生产服务的价格，即分配的份额。我们的讨论与马歇尔一样，实际上局限于这种更为简单和直接的结果，即分配条件的改变，以及趋向于均衡的趋势。 ［1］

首先，让我们试着清楚而准确地对进步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在我们的研究中要加入什么新的变量？什么是“供给与需求一般条件”的确切含义？或者，什么是我们先前分析所假设的“在满足给定欲望所使用的给定资源”的含义？最后，为了使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更接近于现实，我们需要加以考虑的这些要素有了 什么变化？马歇尔，这位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尤为注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的作者，即使不说是在逃避的话，似乎也是在避免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他一度已开始了对生产要素的逐一研究，但立刻又用上面所引用的综合性表述中断了这种研究。 ［2］ 一系列众所周知被排除在外不加考虑的静态或动态要素是由J. B. 克拉克教授提出来的，在美国，克拉克教授的名字尤其与静态和动态问题的对比联系在一起。克拉克教授提出了进步的五个要素： ［3］ （1）人口的增长；（2）新资本的积累；（3）技术的进步；（4）商业组织方式的改变；（5）新欲望的出现。西格教授对这一排列作了修改，按笔者的观点，西格教授的改动使之有了很大的提高，因为他将第三和第四要素合并起来，并增加了一个新的要素，即自然资源的减少或新的自然财富的发现。

如果我们首先分别考虑财货供给与需求的条件，将会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需求条件看来应该包括以下基本事实在内：

1．作为消费单位的人口；要对它的数目以及有关年龄、性别和种族等具体构成进行考虑。

2．人口的心理属性，即人口对所有种类的物品的消费行为态度，这一行为态度是指遗传的“本能”（无论何种意义上这种本能都存在）以及习惯、风俗、嗜好、标准、道德观念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社会传承”，当然，也包括对商品真实属性的实际知识或看法。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将任何制度因素包括在内，如某些人的消费是 由其他人所控制的，像父母的权威和节约法令，等等。

3．人口的货币收入与积累的量和分配 有直接的关系。在均衡调整中，收入以及收入的分配最终取决于财货供给与需求的全部条件，尤其是社会中生产资源的量和生产资源的分配。必须记住的是，竞争调整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所有这些方面的最初的情况。

4．为完美起见，考虑与作为消费单位的人口的地理分布相关的已知事实也是重要的；当然，人口的地理分布是由生产资源的分布和影响到居住的环境条件所决定的。这里的差异也会对整个组织产生出繁复多歧的结果。

给定的供给条件尤其包括生产诸要素的供给，但也存在其他重要的需加以考虑的因素。我们将这些因素分类如下：

1．人口的考虑，包括劳动力、劳动人数以及组成。

2．先天的或后天养成的对生产活动的心理或行为态度、嗜好、偏见等。

3．直接的货币收入及其分配，以及最终每种生产资源所有权的分配。在这一方面，个人能力和生产财产间不存在差别。很明显，收入影响到从事生产活动的意向，并且成为独立于嗜好的一种变量。

4．虽然本条在逻辑上置于第3条之后，或在很大程度上是第3条的必然结论，我们还是根据私人财产的意义和内容，分别说明制度的情况。这里的制度与以下所有事实有关，（a）对生产服务使用的控制，以及（b）对收入的有效控制和强制权利。但在个人权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间，仍然不加以区别。

5．现存物质生产要素的量和形式。迄今为止，在静态条件下 所讨论的这些要素仅仅包括狭义的自然要素，或无论何种同样的东西，即从上几辈传下来的工具，并且这些要素既没有过时不能用，也没有什么改进。

6．生产要素的地理分布。

7．技艺的状况；技术和商业组织的发展，等等。

将两组因素合并起来，并去掉重复的内容，我们就能发现下列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因素，即变化或变化的可能性等因素：

1．人口，数量和构成。

2．人口的嗜好和意向。

3．现有生产能力的量和种类，包括

a．人的各种力量；

b．物质诸要素；

i．天然的。 ［4］

ii．人工生产的。 ［4］

4．这些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包括人控制人或控制物的所有权利。（由法律或道德观念所实施的客观的控制很难与第2条中的嗜好和意向区别开来。）

5．人与物的地理分布，这种分布状态必然和技术状况有紧密的关联。

6．技艺的情况；关于科学、教育、技术和社会组织等等的全部情况。

为使体系完备，我们需要对这些要素中每一个要素的可能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价值和分配现象的关系，以及消费品和生产服务的价格进行全面考察（还要对它们与资本化率以及生产要素的销售价格进行考察）。然而，对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不能在这里多作考虑。我们只能指出这些变化的某些更重要的价格含义，并且作出对阐明理论之晦涩似乎具有特别意义的评论。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真正意义深远的变化结果不是变化本身的结果，而是这一变化中的世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的结果。如果任何一种变化或所有这些变化有规律地发生，那么，不管这种变化是渐进的或周期性的，还是按照无论什么已知的规律发生的，变化在价格体系和经济组织中的结果都可以进行简单的处理。通过现在价值与未来价值的交换机制，所有的变化在发生之前，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都不会充分加以“考虑”。这样，变化就不会扰乱人类的计算，也不会毁坏通常存在的可选择之物的完全均等。因此，如果可以预见的话，变化根本不会对生产服务的完全竞争前提有所妨碍，只是由于不存在利润，变化尤其会使成本与价值切实相等。

事实上，在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一般条件下，依据消费品价格而产生的变化的结果，既没有这么明显，也没有这么复杂，也无法对其进行实际预期，因此，我们似乎并不值当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的讨论差不多将完全局限于分配理论中。我们也要指出，在这一领域中，我们通常能对渐进的 变化进行充分的预测和考虑，在短期内，这种变化的结果通常也不重要。相对来说，这种变化在竞争性调整中产生的干扰也较少，也不是意义重大的利润来源。恰 恰相反，意义重大的干扰和利润的来源是短期的，是一种稳定的波动，是一种无规律可循的渐进变化，但不是变化本身。人口的增加和新资本的积累在任何可估量的范围内都不会是干扰因素，由发明和改良引起的干扰是由于发明和改良发端时的局部性（local）和爆发性，而不是由于一般的趋势。

在讨论短期分配理论时（生产要素固定供给条件下的分配），我们反复强调过，生产要素的一般性分类缺少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无论从传统的三要素分类法还是从其他任何方法来看，情况都是这样。这就是说，在需求方面，由于无数细微的程度差别，需求各有相似与不同，尽管从短期看，供给的条件——现有的已知的量——明显是相同的。然而，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供给中存在的真正的差异，会引出供给变化的新问题。供给条件中的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沿着三分法的思路，为合乎逻辑地进行分类提供了一个基础。从表面上看，我们也有理由承认这三种在类型上有差异的供给条件。首先，我们看这样一种要素，这种要素的供给在长期内永远都是既定的，这种要素具有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既不能改善也不会变质的属性。传统上对土地的定义符合这种描述。（在这里，我们不提是否有任何可以适用这一定义的东西存在的问题。）其次，在供给已成为供给服务价格的确定函数的条件下，某些生产物品可能、也明显可以用与生产消费品的同样方式随意地再生产。传统的资本观点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性。（至于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我们这里仍然不作评断。）最后，其他要素的供给或许是可变的，但不是价格的函数，或者，并不以直接的方式与价格产生联系。在这一方面，对劳动长期供给的传统分析（其中的优秀之处 留待稍后考察）也使劳动与其他诸种生产力量有了区别。这种传统分类，即使从长期观点看，也不能令人非常信服地接受，随着我们讨论的深入，我们将对其进行详尽评价。但是，传统分类表面上的一致以及它在人们的思想和科学术沿体系中已经得到确立这一事实，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拿它当作分析起点的正当理由。

任何特殊变化的结果所造成的支脉纷衍和相互联系，最终都会变得相当复杂，直到我们对调整的每个方面都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我们才能将这些支脉和联系弄个水落石出。这明显与所谓静态特性的第一条相符合。历史地看，人口问题的讨论，是通过人口与劳动供给的关系，再联系与工资理论相关的分配进行的。当然，人口的增长就是对财货的需求的增长，因此，也是包括劳动本身在内的任何生产服务的需求的增长。但对任何生产服务的需求最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行业的全部产业和相关服务在增加产出方面的相对重要程度。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及以此规律为基础的具体的生产力理论，劳动供给的相对增加将使这一行业产品的增加在比例上相对减少，而且还会降低相对的劳动生产力。这两种结果都趋向于降低人均工资。同样的推理适用于劳动，也适用于其他生产服务。

在经济学讨论中，由于对分配的份额给出了不同的含义，所以引起了许多混乱。比如，我们谈到了工资，如前文所说的人均工资，就与生产它们的具体要素相关的其他诸种收入相类似。根据坎南的观点，分配的问题应称为“伪分配论”（pseudo-distribution） ［5］ ，这似乎是一个不太恰当的用词，但这确实也是我们最感兴趣、最直接的 一个问题。由李嘉图领头的古典经济学家们，通常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讨论的“要素”所获得的全部社会产出这部分问题上。另外可能的含义显然是指，用绝对术语单位量度的一种“要素”的积累额。

一种要素的增加（指一组实际上可相互交换的生产单位），取决于该要素将获取的一部分社会收入，取决于该要素按已有的大致比例应用于其他要素时所实现的收益递减比例。如果总产量的增长接近于与要素的增长相称（请记住，不能等于或大于），那它的部分分配额将会增加；如果过分低于要素的增长，其分配额将会下降。除非产出的减少与要素的增加在比率上相等或更大，否则，相对于要素下降的总收入的绝对份额，将会增加。然而，这两点都与我们当前关注的问题相去甚远。如果每单位收入是已知的，那么，要素的相对份额和绝对份额当然就会间接确定下来。

显然，任何生产要素的量的变动，将通过它对收入的影响，在对财货的需求上反映出来，并且最终会影响到产业组织和价格体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消费品价格中的这一变化结果就是马歇尔所谓的规范价格的长期变化。如果这一变化确实可能发生，那么，在理论抽象中对这些变化进行讨论似乎没有什么益处。唯一值得一说的一般性看法是，在其生产中由任何具体要素占支配地位的物品的生产，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该要素供给的增加，该物品的价值趋向于下降。

进步理论中真正的难题并不与诸种具体变化的结果太过相关。这些结果虽然复杂，但也能借助于市场原理，即供需“法则”，勾画出来。困难来自于对变化本身的预测。什么是生产服务的供给条件？不同服务的供给中，哪种变化可以进行理性的预期？这些变化趋向 于什么目标或均衡点？这一问题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正是这些经典分配理论排除在外的终极均衡水平，才是我们要弄明白的事情。按照我们的看法，古典经济学对这些均衡条件的含义理解有误，均衡条件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被估计太高。早期作者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均衡条件视为是某种意义上与消费物品的生产和消费、成本和价值之间的规范价格均衡相类似的事情。它们的“静态状态”如果不是社会的实际状况，也是一种持续地接近于静态的状况。 ［6］ 正如实际情况所要求的，一旦我们认识到，均衡是一种不明确的东西，而且通常在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它在理论中的作用就非常不同了。均衡的条件只能视为是一种特殊趋势的理论性结果，它在任何程度上都能加以修正，或者由于其他趋势的影响而发生逆转，或是其条件在接近业已形成的均衡很久之前，由于不可预见的发展情况而完全被改变。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均衡实际上不是可预期的一种结果；对所有事情未来过程的具体预期，必须考虑到起作用的所有趋势，并估计出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另外，我们还必须一直为不可预见的各种影响留下宽松余地。事实上，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不同进步因素的相互关系是如此之复杂，对它们的作用我们了解得如此之不确，其作用又受到如此多的未知变量的影响，以致任何延续到未来的明确的预测，都是绝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转而研究影响进步诸种变量的条件，以及与每种进步相关的所预期的诸种变化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次从人口因素开始分析，并将前面所列内容从头到尾讨论一遍。当然，这一计划并 不是将理论前提随便地考察一番，而是要严谨地探究一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唯一武断而不现实的因素就是对明显占主导地位的特征的选择，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了确定其各自内在的趋势对这些特征的离析。这种研究所得的结果与所有的理论推论——所有一般性原理——一样，我们不能不加鉴别地运用局部真理，而必须根据情况对其进行组合，并补充一些经验数据。历史人口理论或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将劳动力描绘成等同于在固定成本条件下所供给的一种商品。相应地，工资也一直趋向等同于这一成本——即维持一个静态人口的（实物的或商品的，而非货币的）成本——的均衡水平。当然，其前提条件并不是指，劳动力的生产是以金钱利润为动机而发生的， ［7］ 而是指，这是人口生理一心理规律的结果，在这里，供给是以一种完全相似的方式发生变动。工资趋向于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实际上是根据人口不断感受到生活必需品供给的压力这一趋势而作出的自然而正确的推论。 ［8］

人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早期劳动成本理论的经不起推敲之处，因此该理论让位于生活水平理论，生活水平理论的正确性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当工资水平发生变化的时候，生活水平依然是固定不变的。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劳动供给的增加将引起食物供给的增加，但他们却坚持认为，食物供给的增加将以一种更小的比例增长（马尔萨斯的算术级数增长被后来的几何级数增长所替代，后来又被穆勒科学的收益递减原则所替代）。

穆勒也认识到，如果工资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不可能固定不变，但他却对工资的永久性提高非常悲观（事实上比马尔萨斯更悲观），因为，除非在实际工资和控制人口的心理水平之间产生出一个巨大的差距，并维持住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否则对工资永久性提高的说法，只能持悲观态度。实际情况似乎是这样，如果通过产业的综合改良或者大量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工资突然提高了，人口当然将会增加，但是，限制人口增加的心理水平线同时也会上升。因此，新的均衡由于工资水平高于旧有水平而得以确立。历史数据也具有这一特点。现代产业时代始于迈向欧洲文明的大量新区域的出现，尽管现在步伐已经放缓，但自那时以来，这一运动一直在持续进行。或许，技术的改良直到现在都在加速进行。当今世界的欧洲人口已经翻了四五倍，平均生活水平（如果我们能为这一概念给出确切含义的话）也提高了很多。相对而言，这两种变化的量都是无法量度的。笔者的观点偏向于马尔萨斯，认为他对自己假设所作的证明从整体上看是合理的。两种变化确实都还在蓬勃 向前发展。 ［9］

我们已经在前面谈到了古典经济学推论中最为严重的疏漏，就是在解决长期调整的时候，忽略了时间长短的讨论。这样，不仅是大量的“其他事情”（other things）会妨碍事物的逻辑进程，而且，在任何给定时间里都把均衡的条件看成是一种近似性描述，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产业社会中人口仍在继续急剧增长的事实证明，工资水平一直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远远高于心理最低水平。就算在其他事情仍然不变的条件下，对引起均衡调整所需要的时间长度进行考虑，也是毫无根据的。除非我们准确地知道当前工资水平和心理最低水平有多大的差异，否则，系统阐述均衡的条件，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再者，也不可能系统阐述两者的相对变化率，以及据此相对变化率两者之间日益减小的差异。

在本书简要的概观中，并不要求对人口的实际构成的变化进行详细的讨论。这里值得注意的主要事实是，人口增加和人口减 少之间的差异，以及由于向内移民、向外移民和国内人口流动而造成的诸种变化。如果我们并没有对在市场上有效地显示出来的所有人类利益进行抽象，并假设人们有完全的信息沟通和移动的自由，那人口迁徙的诸种因素很快将达于均衡。

第二个进步的变量是心理因素，即人们的倾向和嗜好。与人口的数量和构成一样，心理因素也对我们所讨论的消费和生产的条件产生影响。当然，变化和大的变化发生在对消费品的欲望以及对不同生产活动的态度上。 ［10］ 这些变化多数都不能作为价格函数进行分析，也不能对其均衡条件进行系统阐述。它们仍然属于外部干扰原因，很少能预测，尤其是在生产方面。有些趋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如“城市的诱惑”，就是以农业为代价而对工业生产的增长产生影响。在美国，对白领工作非理性的偏好使机械工人的工资高于需要更多能力和教育才能胜任的文员的工资。其他的偏好和风行一时的特定工种，因为我们仅仅指出它们是经济过程中的部分给定条件，它们的变化会产生出繁复多歧的后果，从而肯定被忽略了。所有这些考虑都适用于财产的使用和个人权力，尽管是在一个极低的程度上。

在消费方面，存在一个非常重要且更经得起科学分析检验的问题，尽管对此问题的研究仍然很不牢靠。我们这里谈到的是一个常见的事实，即凭借私人企业的开发、创造或引导消费欲望而产 生的对经济资源的使用，也就是广告这一现象。 ［11］ 通过发布广告，不论是传播信息还是仅仅是劝诱，其价值的增加都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生产，或者说“效用的创造”，有相当的相似之处。这种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他商品上转移过来的，但是，这种增加在一定范围内是对竞争商品的实质性诋毁的结果，也只被看成是广告商品中的附加效用而已。 ［12］

当然，创造欲望的企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或“风险”。但与其他诸种变化相比，其行为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显然是可以预见的，竞争将使收益与其他领域中的收益相等。因此，在整个体系范围之内，成本将等同于价值，无利润调整的情况将会出现。不论欲望的创造是否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都将会趋向于均衡，在均衡点上，将不再产生收益递减，或者不管欲望的创造是否是导致持续变化的恒久的内在缘由，都是一个我们不能 根据其是非曲直进行讨论的问题。笔者的推测偏向于后一种选择。

至于第三种进步的因素，即从供给变化的角度考虑的与这些资源的分类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现有生产资源的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按传统的三分法思路才能对差异有所认识，但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些差异被过分夸大了，因此，按传统思路，我们无法继续进行确切的分类。 ［13］

劳动供给的长期条件由两个因素组成：第一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人口。第二个是广义的教育因素。我们说，导致生产效率增长的训练，明显与物质生产要素、或者与通过资源从当前的消费性使用转而创造出的资本品相似。甚至人口本身，如我们上文所评述的，在社会各阶级主要通过劳动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对金钱利润的考虑。因此，劳动与资本的区别，显示出一种逐渐消失的趋势。实际上，一定程度的区别仍然存在。技术训练不能出售或租用而与其所有者分离开来，也不能在任何直接意义上超出其所有者的工作生命而长存下去。至少，资本更不会附着于其所有者身上（要知道从来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分离）并永远发挥作用。另外，教育投资也更多地受到逐利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的影响，因此，教育投资并不能通过有效竞争将其回报调节到与其他投资形式的回报接近相等的地步。 ［14］ 改善人的能力方面的投资更是一个长期的 问题，但它并不像其他许多形式的投资那样，能预见好前途；但从其他方面看，人力投资很容易受到极度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毕竟，就像在不同情况或种类的劳动生产之间，以及在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的创造之间存在那么多差异一样，两种类别的资源投资，也存在很多不同。在不存在不确定性而存在竞争的条件下，投资将在两个领域内进行分配，投资的所有方面以这样一种方式，不断平衡其净收益，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说（请记住，成本只能代表一种竞争性诱惑），由于不存在不确定性，整个体系内的成本和价值将会相等，即存在一种完全的、无利可图的生产和交换组织。

一旦涉及资源的投资，所有生产服务的供给条件都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在每种情况下，都存在生产力从制造当前消费品的使用，向创造新的消费品收入源泉的转移。因此，在我们能将所有的均衡条件放在一起讨论之前，对任何一个均衡条件的讨论，都将推后。事实上，在这一条件下，一般均衡理论就是长期利息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将土地或自然要素，作为一种既定的供给进行分析。这一假设为提出一个不同论据的地租理论奠定了基础，凭借这一假设，不仅其他分配份额得到了解释 ［15］ ，而且也在地租和成 本之间设定了一种特殊关系。对土地的定义要符合对这种固定供给的描述——原有的用之不竭的土壤之力——在一定范围内，确实有些极端。后来，这种无条件恒定供给的理论，又成了单一税宣传的基础。我们虽然不能详尽讨论这种观点，但我们必须拿出一定的篇幅对其绝对谬误之处进行简短的评论。不言而喻的是，一旦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占用和开发是一种公开的、竞争的活动，那么，资源在此一用途上获得的回报与资源在彼一用途上获得的回报，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差别。再者，任何差异的存在，要么就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且与其他事情一样，也是偏向一个领域，要么，就是由于在不同领域间存在的心理诉求上的某种差异；即，用他们的净收益去抵消某些其他差异。从总体上看，通过一些历史的过程，土地才被用来作为生产之用，人们一定会说，这一用途是“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人们赋予了它一种与任何别的可交换物品相同的效用。当然，这又是从不确定性因素中抽象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投机性因素，但一般来说，这一点不能被说成是土地与任何其他种类物品的区别，尽管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地上的结果相符。

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新形式的生产资源，不管它是申请了专利，还是处于保密阶段，或者只是“尚未”在整个生产领域拓展其使用，只要它形成了特别的生产方法或独有的技术制造程序，都会变得非常重要。这种制造程序与任何其他要素一样，都是收入的来源，都是首先以相同的方式，凭借当前资源的投入（投人于研究和实验）而产生出来的。然而，它们与多数资本品并不相同，它们的维持成本和多次再生产的成本是如此之 低廉 ［16］ ，以致大量增加这种程序的使用致使它成为自由财货都能有利可图，当然属于其拥有者个人所有的除外。这样，除非有某种程度的“垄断”，否则就要将它们归为增强的个人能力范畴。新的生产程序有些类似于在赌博因素较大的条件下被投入生产的自然资源，但其运作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见的，与其他领域的投资收益相比较，这种收益也趋向于均等。

因此，我们现在转向在新的生产能力的创造过程中普通而简单的资源投资问题，即转向资本品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适当地讨论一下一般性的情况，接着再回到上文已经提到过的人力、自然要素和生产方法的诸种问题。这种讨论与上一章关于时间偏好和生产品的买与卖诸论题紧密相关，事实上，可以说是对那些论题的重提和继续。现在，我们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生产品的供给不再是固定的，但要出现无限创造这种财货的机会，却要通过资源从当前消费品生产的转移而实现。因为我们会明白，对于个人来说，用当前财货进行投资（用它们来支付生产要素，而生产要素则通过“预付”而解放出来， ［17］ 专门用于新设备的制作）与用现存的生产服务交换其他财产，是完全相同的事情；这是为保证相同的结果而 做的选择。因此，以前所涉及的关于动机的讨论，可应用于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适合于通常对资本形成动机所做的假设。我们应该强调，在先前的假设条件下，不存在新动机的重要意义，即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创造机会的动机，明显不同于只是为了拥有所创造东西的欲望，或起码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然而，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有必要将储蓄动机中的复杂因素提取出来，并视新的生产设备仅仅是一种永久性的价值收入（与先前的问题一样，这份收入也具有在任何时候出售变现的可能性）。 ［18］

因此，对资本品的需求，只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对未来收入的需求。假定有一种稳定的且广为人知的技术，与创造它们的必要投资相关的所有这种财货的形式，都保持一种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是同质的类别。产业中对资本品的需 求，就像产业中对任何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一样，受我们所熟悉的生产力递减二重法则的支配，根据物品本身的物质量度看，这种物品的生产越多，产业所获得的价值收入越少。然而，投资者据以估价的基础，却不是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品。物质产品对他的计算来说是不存在的。他的兴趣专注在以下两个方面：（a）他所放弃的当前财货的量（即价值），以及（b）他所获得的价值收入的多少。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实际上得到了一个有效需求递减四重法则：（1）生产者物品的创造，意味着资源从消费品制作上的转移，这种转移之所以发生是受实际收益递减的影响。消费品的种类以及给定的量的牺牲，使任一种类资本品的一个较小量的制造成为可能，这一过程也更为扩展。 ［19］ （2）那些更容易通过资源投资成倍增长的生产品，相对于在这一生产中所组合的其他投入要素来说，一定会增加，其使用也会受到实际回报递减法则的支配。（3）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某些商品生产的投入要素的相对增加，会使这些商品的供给相对增加，并使其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而下降。（4）最后，由于未来收入的创造而牺牲的现在财货越来越多，对未来收入的偏好一定会因为其容易获得而减弱。

假定其他条件相同，资源的投资将最终达到一个均衡点，在这一点上，价值收入的量和必须要牺牲掉以创造价值的现在价值的 量，在体系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由于靠牺牲一定量的现在财货所产生的收入对新的储蓄有充分的吸引力，所以，新的储蓄一定会持续出现，并使得通过一定量投资所获得的价值收入的量减少。这种情况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投资的产出刚好足以吸引已经储蓄的现有资本，而不再需要新储蓄的加入。当然，有些人可能任何时候都在消费以前储蓄的资本，而另一些人则正在储蓄和投资，两者正好相互抵消。 ［20］

上面是对“折衷的”利息理论的简短叙述。由资本品，即为了创造价值而牺牲掉的现在价值所创造的资本品，产生出的年价值收入的均衡比——即不会再产生净转换（储蓄和投资）的比率——就是理论上的长期利率。正如马歇尔所说： ［21］ 量值（magnitude）才是利率不断“趋向”的东西。当然，我们必须假定“其他条件”是“相等”的。但问题的实质是，其他条件不是、也不可能是相等的。随着投资的发生，得自投资的新收入使得任何给定数量的储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并因此而逐步改变了新资本的供给条件。另外，在这种调整过程自我发展的同时，我们很难设想欲望和嗜好，甚至是技艺的状态， 都会依然静止不变。如果理解正确的话，理论从逻辑上说就很合理。这种理论也描述了利率不会产生变化的条件，因而有利于预测利率的未来运动。但是，它会使人对事实有一个不完整的看法，这是我们在实际预测中须加以考虑的。其他条件的变化——尤其是花钱和储蓄的心理（部分属于收入多少的问题）——不用提战争与灾难了，就是在一定量的投入要素不能通过投资和技术的发展随意再生产出来的条件下，就像由于不断的储蓄和投资会趋向于均衡一样，事实上也会对利率产生极大的影响。 ［22］

但是，对这种折衷理论最为严肃的批评，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样 （例如在马歇尔的书中），是说它没有认识到均衡及这一理论所假设的实际条件在一个给定时间内接近均衡状态的真正意义。相反的情况也是正确的；这一问题与我们讨论过的人口问题相似，但更为突出和重要。在一个发生了新投资的社会中，在一个给定的时刻，资本化率就是即期财货向未来收入转换的技术比率。这就是新投资的“生产力”比率，即所创造 ［23］ 的资本品的年价值收入与为创造资本品而牺牲的即期财货的价值之间的比率。在存在转换可能性的地方——通过不充分的维持，储蓄与投资的转换可能性或现有的消费资本的转换可能性——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形式。储蓄和消费的心理，对某一刻的利率，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影响。资本的供给在短期内也不会是利率的函数，而只是一个确定的客观事实。心理态度的变化或许会使人们的储蓄（或消费）多一点或少一点，但与一个社会全部的资本供给与需求总量相比，其效果简直不足为道。时间偏好比率确定了新资本的积累比率，并影响到未来时间的利率，而不是眼下的利率。转换的可能性迫使每个人都要使他的时间偏好比率与现有的生产力比率相等，这一结果是由于人们或多或少地储蓄自己的收入，或是，或多或少地消费已经储蓄 的资本这一原因造成的。

即使我们假定其他所有条件都是静态的，对于无论什么时候引发均衡调整所需要的时间来说，也没有什么限制。在整个现代产业时期，利息率一直高于均衡水平，社会条件既然这样（包括人的心理因素、道德观念，尤其是收入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已经为资本一直表现出持续而急剧的积累态势的事实所证明。如果对资本的需求和其他条件仍然不变，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达成均衡，取决于与实际利率和均衡利率间的差异相关的人们的储蓄率（要对收入的增长和心理储蓄成本的减少加以考虑），以及将新资本应用于社会上已有的其他生产投入要素的过程中，收益递减规律发展的速度。当然，从历史上看，其他条件离均等是如此遥远——尤其是通过人口的增长和新自然资源的开发，对资本的需求增长得如此之迅速——以致利率的增长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技术的改良一般趋向于节约劳动和土地，并相对增加对资本的需求。我们可以对均衡的条件作系统阐述；能引起这些条件产生的事件的实际过程如何，或者这些事件将要占用多长的时间，或许纯属毫无意义的猜测。完全没必要相信存在任何真正的趋向均衡的进步，不言而喻，这种进步的失败，既不会对逻辑的合理性，也不会对理论本身的实际效用，产生不利的影响。

上述分析并没有涉及到利率这一术语的一般意义，涉及的只是现在消费品与收入财产权之间的资本化率，或交换率，这一比率也是投资的生产力对有投资机会的投资的比率。按一定利息借贷自由资本的现象是否会在缺乏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出现，现在并不清楚。资本借贷是将生产要素价值的所有权与具体事物本身的所 有权相互分离的一种制度与手段。如果不是为了这种分离这唯一的重要动机，那么，从要素价值的未来变动来说，这笔本金是不确定的。在价值不易发生变化的场合，或在价值会发生变动、但其变动却是可预测的条件下，要素的销售价格必然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对未来的使用者来说，不管他是租来的要素，还是用借来的资金买来的要素，要素的销售价格都是一种完全无差别的东西。借贷合同是对租赁合同的一种选择。生产者借来资本并用此资本进行投资，因为他将此资本付给了提供资源进行新设备制作的劳动者、地主和资本家，所以，他因为这种“预先支付”而将资本转换成了生产品。显然，资本的原始所有者可能也会自己用它进行投资，他可以根据货币贷款所创造的东西来出租这些要素。在一个未来可完全预知的世界里，投资实际上是一个无成本的行为。然而，假定一些无法避免的最低程度的管理和烦恼足以使投资的职能专门化，并将它与提供资本的职能相分离，或许也是合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借贷和适当的利息将会出现，当然，刚才讨论过的利率、资本化率和生产力比率都会存在（如果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投资成本将减小）。

投资行为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收入不过就是商品的价值收益而已，而投入要素的价值则是这一收益的资本化率所决定的，即由市场为自由资本所确定的利率所决定的。但是由于有大量的可供再生产的生产品，这一价值可能永远不会明显地偏离生产的成本。事实上，在一定的时间内，人们根据需求的变化，需要极为不同的资本品以调整供给。如果有任何不易于通过投资而再生产的要素，那么这些要素与对土地的经典描述相符。按笔者的观点， 这种要素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长时期内，土地也与任何其他资本品相同。勘测方面的投资和开发工作也与其他领域中的投资相互竞争，这种投资和工作类似于其他生产成本的各个基本方面。对供给方面相对有弹性的商品和供给方面相对无弹性的商品的区别，以及对后者的一种特殊收入（马歇尔的“准租金”）范畴的认可，可能都是合适的。但由于不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这种区分当然毫无意义。

我们现在必须简要地讨论一下要素清单上还剩下的项目，即在静态状态的讨论中假定不变的要素。第四项是生产服务所有权的分配。这里唯一要指出的一点是，与影响财产的方式完全相同的影响人力（劳力）的条件，以及完全 依赖于社会制度的情况。这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依据权利来看得自遗传财产或得自遗传能力的收入。对于一个靠即期收入的投资而发展出生产能力的个人来说，不论他是靠他本人或靠已经生产出来的资本品，还是靠自然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他并不必然拥有因此而被赋予的在一生中完完全全拥有的所有权（几乎无限的控制权再加上对全部收入的权利）。 ［24］ 我们在思考中将这两个类别作了区分，就所继承的人的能力来说，我们视财产权为理所当然，但指认继承的物质财货的 收益为“非劳动收益”，似乎相当费解。社会总要找到某些方式去鼓励一切生产能力的开发及慎重的、获利性的使用（就像社会总要认识到，家庭关系要保证一代一代控制的连续性）。虽然其实际的可用性并不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但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可供考虑。这里要指出的是，社会在所有权的限制方面，即在控制和收入两个方面，进步都很迅捷，围绕财产的使用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约束因素，以个人同意工作的诸项条件为限，越来越多的收入也为了“社会”的目的，通过赋税被拿走。

至于地理分布——对这一被忽略的话题一定有很多话可说，但本书的篇幅和计划不允许我们多说。仅仅人口集中的问题，且不考虑人口集中在什么地方，即不考虑人口是集中在城市还是乡村，就是一个意义深远而令人着迷的问题。移民、殖民和人口的内部迁移也明显是一个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在这一领域内，我们也能辨识出一种基本的均衡条件，在这一条件下，所有安置点的优越之处都是相等的；在这里，趋向理论目标的进步，相较于在任何特殊时间把我们与之分开的间隔来说，是缓慢的。欲望的变化以及导致欲望脱离私人获利动机而变化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尤为重要。我们说美国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一直受到房地产投机买卖和低息资金争议的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后者又是前者的一种衍生，或许并不过分。当然，人口的实际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生产资源的分布，以及与运输条件相关的乡村地形所决定的；部分也取决于居住地就居住目的来说是否称心如意。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个物质条件绝对相同的世界里，人们也会出于消费和社会动机的考虑，而以各种规模和程度成群地居住在一起，这是令人感兴趣的。

最后，静态条件还包括静止的技术和一般知识，作为科学讨论的一个主题，这是最不可相信的概念之一。能使得知识增加的活动可能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活动，但对想象力的要求太大，以致我们无法在某个具体的事例中试着将它看成一种具有可预见性结果的事情。然而，在成批的事情中，我们差不多具有预测能力。在许多领域，即在行动规模足够大的领域，研究都能或多或少“明智地”进行下去。现在看来，认真地谈论一种均衡的条件，即在这一条件下，通过进一步的努力获得回报或回报的机会，将不再能充分吸引生产要素进入这一领域，似乎也毫无根据。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很清楚，在可以预见其结果的范围内，资源的分配将以保证整个投资领域中的均等回报为准，在竞争条件下，每个已实现的价值都将等同于创造该价值时所发生的成本。在这一领域里，不确定性实际上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虽然我们接近具有预测能力，但不可预测意义上的量的变化独立于进步意义上的量的变化，因为它们的结果极不相同，所以在因果关系的分析中，这两个因素必须分开进行研究。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对一揽子进步性变化的分析。在每一种情况下，产品完全而无剩余地在事关产品创造的诸要素间进行分配的必要和充分条件，除了完全竞争本身以外，还指在与生产者的计算相关的整个时间内，能够预测到的变化。在这种条件下，资源使用的结果也能预测到，竞争将迫使每一个生产资源的使用者为他负担得起的资源进行支付，这一支付就是对行业总产出的具体的净贡献。如果变化的规律为人们所知晓，就不存在任何扰乱无利润调整的变化了。

* * *

［1］ 马歇尔经济组织理论中有关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很清楚。我们已经知道，他并没有揭示出消费品问题上市场价格与规范价格的关系。他谈到了规范价格的长期变化问题，但却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放到尚未出版的下一部书中了。在对分配问题的讨论中，他没能弄明白，短期分配问题是同样重要的对消费品规范价格分析的一个方面。更有甚者，他对短期分配问题根本没有兴趣。《经济学原理》第六篇差不多全都在谈分配份额的长期均衡趋势，只不过在视供给为固定供给的给定时间或短时期内，从分配的角度略略谈到了均衡的条件。他并未确认、或甚至没有明确地将分配中的长期趋势问题与规范价格的长期变化问题联系起来，而对社会经济组织中同样重要问题的分析，其状况或看法就是如此。按笔者的观点，对价格组织问题的清晰阐述和基本理解，都可以因对这些关系的认识和强调而变得豁然明朗起来。另外，这种分析也有助于强调价值的短期价格理论与分配理论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似之处，以及与两种长期或规范价格理论相关的相似之处。

在这一方面，我们将马歇尔与在美国以使用静态假设条件而闻名的J. B. 克拉克教授相比较，是饶有兴味的事情。克拉克教授的组织理论实际上更不充分，尤其突出的是，他并不明白他的方法与马歇尔方法之间的联系。克拉克的“静态状态”与马歇尔的长期规范价格是同一个问题，而克拉克的经济动态却与分配理论中的长期趋势和价值领域中的长期变化相一致。但在奥地利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下，克拉克与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影响下的马歇尔一样，提出的都是采用短期分析的分配理论，而且几乎没有对进步性变化的问题以及差不多被马歇尔排除在外的长期结果或均衡的条件，有更深入的认识。顺便说一下，实际上，与马歇尔的短期理论分析相比，他在这一领域中的分析让人更不满意，因为，马歇尔的短期理论分析在生产力问题上还是有一些非常公允的阐述。当然，将克拉克的“静态状态”（static state）混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些古典作家的静止状态是一种自然的静态或均衡条件，是进步的目的，或本书第三篇的主题，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手段，靠随意抽象造出来的静止状态。然而，对静态条件的所有讨论都因为没能适当地区分这两个概念而缺乏说服力。我们仍然缺少一种同时重视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的对分配的完整分析，即，将生产要素的固定供给假设与供给是一种价格函数的假设分别开来的分析。下面我们就理论的自然分工做一个粗略的表格，这有助于我们澄清理论之间的关系：

价值

（即，消费品） 分配

（生产服务）

问题一：给定的商品供给与给定的要满足的欲望（某一时刻的情况） 市场价格 不涉及分配的问题

问题二：给定的生产资源与给定的要满足的欲望 规范价格（马歇尔的长期规范价格）。每种物品的供给都是一个价格函数供给。） 短期或市场价格分配理论。（已定价物品的固定供给。）

问题三：为增加资源的资源使用以及在满足现有欲望基础上改变欲望 规范价格的长期变化 长期或规范价格分配理论。作为一种价格函数的供给

［2］ 参见《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379页。

［3］ 《财富的分配》，第五章。

［4］ 这一区别是遵循传统的用法；现在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检验，并表明这种区别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见下文，第159页以下。）

［5］ 《生产和分配理论》，第七章。

［6］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四篇，第四章，第四节。

［7］ 一个忽略了的事实是，在社会的“较低”阶层，孩子的生产绝不是与一般所假定的经济计算无关的。事实上，婚姻的年龄和家庭的规模或许更多地取决于对孩子的预期收入和养活孩子的成本间的经济收益与损失，而这一成本除了取决于一代一代维持生活水平的可能情况的计算之外，还受其父母的控制（当然，两种考虑是相互联系的）。用城市和乡村以及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条件与出生率所做的比较，还有对童工的后果的研究，以及以出生率为基础的义务教育法的研究，也对本书极有启示。

［8］ 这里几乎没必要指出，拉萨尔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的著名工资“铁律”是已经完全被取代的古典均衡工资理论，尽管该理论所依据的逻辑基础让人不能接受。如果工资趋向于减少的趋势是基于人口原理，那么，由于人口的增加，所有的社会重组方案（除了对原理的影响之外）因为后来贫困程度的增强，都无助于产生任何可能的临时改良的结果。这使我们想起，这就是《人口通论》中最初提出来以回应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所提出的千禧年希望的论点。

［9］ 上面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无疑有些肤浅，但其他因素在这里是故意不加考虑的。学者们会记得，由卡恩斯对非竞争集团的讨论而引出的、将劳动作为在其供给条件上同质的东西而进行的过于简单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现实。今天，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兴趣已完全发生了转移。让我们忧虑的并不是马尔萨斯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主张——或许正好相反，是民族人口的自我减少；但超出这两者的，是问题的不同方面，即无能力者的成倍增长和上层阶级再生产自己的失败。下面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即低于某一标准，工资的增长就意味着人口的增长，但在超出物质舒适这一临界点不远，相反的关系即开始发生作用。教育普及的结果再加上工业化和城市生活以及时代精神（Zeitgeist ）中不可预见的因素，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的态度产生了变化，即除了那些他们确信是意义深远的事情以外，人们倾向于轻率地对任何事情做出反应。

［10］ 社会对任何行业或职业的强烈非难，一旦被那些对社会的嘉许和非难满不在乎的人（社会从来不乏这种人）所掌握，无疑会倾向于使任何与其相关的实际坏事更加糟糕。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中世纪的放贷（以及现在相同类型的放贷）和现代酿酒业。

［11］ 为了以认可的思路指导消费，由社会、公众以及有组织和无组织的集团所做的努力，被排除在对私人竞争组织的研究范围之外。

［12］ 对竞争商品的诋毁因同样的理由，如金砖、酒类等的分配类似盗窃和赤裸裸的欺骗行为一样，必须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这里应提醒的是，我们已经明确地将无法在市场交易中体现出来的利益排除在外了。

这种提法似乎有些空想的性质，但我发现，要在诸要素的具体形态和一个商品的外观之间做出区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从其原本的目的来说，形态和外观在效能上是区别不出来的（比如相同的颜色和经常与其用途发生冲突的装饰性点缀，以及花哨的外包装等等），另一方面，一种要素的吸引人之处是由于有一个动听的名字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吹嘘”。这些事情使商品在消费者那里产生了差异，在一个交换体系里，消费者才是终极裁决人（the last court of appeal）。如果消费者认为商品有差异，商品就有了差异；如果他偏向于购买这一个商品，而不是另一个商品，那么第一个商品就优于第二个商品；第二个商品就含有了另一个商品所不具备的“效用”。我并没有看出这些效用是否在商品本身或一些相关事实上有什么真正的差异。

［13］ 应该记住，从短期的角度看，供给方面的变化不在讨论之列，需求方面的变化才决定分配关系，所以没有哪种分类是完全有效的。

［14］ 在人类潜能的发展中，如此多的资源获利投资的机会被错过了，而又造成了如此多的资源浪费性的投资，这一事实或许是对当前社会最严厉的批评之一。然而，这是家庭制度的缺点，而非私人企业组织的缺点，所以从各种意义上都要对两者分别进行考虑。

［15］ 长期以来，人们就认识到，级差地租理论同样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其他分配份额。参见J. B. 克拉克《租金法则决定的分配》，以及J. A. 霍布森《地租三法则》，载《经济学季刊》，第五卷。但人们通常并没有认识到，地租理论最终也没有对所有的地租做出解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西斯 · A．沃克将军提出的分配理论，沃克将军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美国大学里的标准教科书，其全部含义不过就是对一个主题的详尽解释，即每一个要素所获得的是支付其他要素后所剩下的部分。它很容易就能表明，级差理论一旦以一种有效的形式进行阐述，就与具体的生产力理论完全相同。可参见A. A. 扬《伊利的〈经济学概要〉》，第三版，第415—416页。

［16］ 然而，正如有时所假设的那样，观念是没有这些成本的。因此，A. S. 约翰逊主张（《当代经济理论中的租金》，第120页），一种观念不能被视为是生产性的，因为，使自己无限地扩展是“其本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教育的问题就简单了！但在一般观念的扩展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进行一些鉴别！即使这样，如果其“自然”的趋势受到阻碍，在应用方面受到局限的观念似乎由于任何别的东西都是生产性的而变成生产性的了（见下文，第六章）。

［17］ 经典作家视资本为“对劳动力的预付”的观点，除了没能——从他们的劳动理论的观点来看是很自然的——把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包括在内以外，都是正确的。

［18］ 除了这样一种信条，即保障从资本获得的收入的愿望，是储蓄的唯一动机之外，动机的强度与所期望的收入的多少相比，很是不同，或者，通过某些简单的法则与其相关，这还是一个进一步的、值得怀疑的假设。为方便起见，我们还是作一个传统的简单假设，只是利用这一机会来表明我们对这一传统做法的正当性的重大怀疑。对我们而言，资本的储蓄事实上似乎主要是两三个动机的结果，其中，期望增加未来的消费物品只是一个动机，而且或许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动机。与社会中人的其他行为一样，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公认的社会习俗、合乎体统、该做之事和道德观念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创造的冲动。或许，储蓄最大而且唯一的原因就是出于对企业的纯粹的关注以及要让企业壮大的愿望，而将收入又投回到企业中去。增加收入的愿望不是主要的动机，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这一事实来证明，即人们就像投资于一个最兴旺的企业一样，不顾死活地投资于一个似乎永远不会带来利润的企业，这一点还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即社会中的大部分再投资，都是由那些自己得不到投资回报的公司董事们做出的。我们相信这样一个真理，即人生的真正动机，至少是那些做大事的人一生的真正动机，具有理想主义的性质。企业家与艺术家、发明家或政治家一样，具有基本相同的心理。他自己专注于某一工作，并沉浸于工作之中。工作就是他人格的体现，企业的成长就是他的生活，他按自己的计划完善自己的企业。

［19］ 这种说法也适用于资源投资的其他方法——新的自然要素的开发、劳动的培训和技术的改善——以及狭义的资本品的创造。由于人口本身依靠消费品存活，所以，资源在增加人口数量方面的作用，似乎是个例外，同时这里所涉及的生产形式没有变化。但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这种行为对当前财货与未来财货交换的计算，非常重要。

［20］ 这里应该提醒一下，不能把这种均衡看成是与一种消费品的规范价格完全类似的东西。一种消费品在使用中会被损坏。至于消费品的均衡条件，由于这一商品实际存有的量微不足道，所以其均等是商品的消费和生产的比率之均等。（当然，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就是资本。）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就是对过去的全部净产出不停进行增添的新生产。在这一条件下，均衡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固定的量，均衡条件中通常的生产和消费量，反而只是损耗的替换物。在这一方面，资本就像是黄金估价理论中的黄金一样。再者，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黄金一样，其均衡条件实际上是未来的一段确定的间距，新的生产则是固定而实在的，但与现有的供给相比，其数量仍然很小，因此，生产条件对于有限时间内产生的价值，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

［21］ 《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536页。

［22］ 这里还应该提及银行业务、投机以及变化多端的对外贸易，这些都可能在极短期内完全支配利率。由于没有考虑像拆借率及国际交易与利率的关系这些现象，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谈一下银行利率的问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银行通过扩大贷款而创造的新的资本货币供给，趋向于降低利息率。这一结果主要限于那些主要由银行大量交易的短期贷款，但或许也并不完全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货膨胀是通过实际的储蓄，即通过收入从当前消费向资本品创造的转换而产生出效果。银行贷放给投资者的新的货币，从社会的角度看，并不是新的购买力。流通手段的实际总价值，独立于构成流通手段的单位的数量，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公理。因此，一旦发生通货膨胀，购买力就不是被创造，而只是从前一个流通手段所有者的手中转到了将新的货币作为第一笔开支的人手中。通货膨胀政策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及这一异端邪说的持久存在，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货币支出效果，比现有货币支出已被减弱的效果更为惹眼。这是另一种我们熟悉的情况，即“人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事情”。（语出巴师夏，他写于1850年的文章标题。——译者）

然而，这里也要强调指出，商业心理在经济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一个极为复杂、敏感甚至变化莫测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可能从基于任何简单或理性的人类行为假设的单纯因果推论所提出的政策中得出什么结论。毕竟，银行贷款或许创造了更多的超过资本供给的需求。但是，商业条件和经济循环中错综复杂的变化问题不在我们考虑之列。这一领域中一些有意思的提法我们可以在H. G. 莫尔顿和迈伦 · W. 沃特金斯所撰写的关于“商业银行贷款和资本形成”的一系列文章中找到，文章见《政治经济学杂志》（1918, 1919）。

［23］ 在存在不确定性的现实生活中，它是市场上通常预期的产出，可能与随后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所实现的产出并不相同。

生产力理论的正确阐述如我们在正文中给出的那样，显然是转换了费特教授和贴现学派（time discount school）的主题，即资本的产出与资本并不是同质的，因此在将资本化过程应用于资本本身之前，这一比率不可能存在。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资本和预期的资本产出是同质的东西，资本虽然还没有进入市场投资，但利率已被确定。当然，资本品一旦创造出来，其价值由资本估价来确定；这种作用必然是以利率为先决条件的，因此，根本不会受到资本品和资本收入之间关系的影响。

［24］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源投资的第四大领域中，通过研究和实验而导致了生产方式的改善（我们这里没有包括人口数量的增加），但并不会赋予推动这一改善的人由改善获益的永久性权利。只要他能保守自己的秘密或防止被人占有，他就可以保留对自己想法的垄断。但从时间上讲，这样做通常是行不通的。以一些具体的技术发明来说，社会会以专利的形式授予并保护这种暂时的垄断。（我们发现，在美国有一种日渐增长的趋势，限制利用暂时垄断的手段获利。禁止附有限制条件的租赁专利机器合同即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