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50年间，于14世纪期间开始发动的力量登场亮相，其中的一些形式夸张，如同人类在以往的过失一般。黑死病在这个古老世纪最后一年的重大复发之后消失了，但战争和掠夺卷土重来，对死亡的崇拜变得更加极端，终止教廷分裂和改革教会弊端的斗争更加孤注一掷。在一个实际上和道德上均已遭到削弱的社会，人口减少达到了其最低点。
在法国，于1404年继其父亲之后成为勃艮第公爵的让·德内韦尔变成了暗杀者，陷入一系列邪恶行径之中。1407年，他雇用了一帮恶棍在巴黎大街上去杀害自己的竞争对手路易·德奥尔良。当路易在天黑之后返回自己的官邸时，遭到被雇用的杀手的攻击，他们砍断了他执缰绳的左手，把他拖下骡子，用剑、斧和木棒将他砍击致死，将他的尸体扔在排水沟中，而他的那些骑马的护卫（他们在这样的场合似乎从来没多大用处）则逃之夭夭。
因其公爵身份而免受惩罚的“无畏的约翰”通过一位发言人公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自己为伸张正义的诛杀暴君者，指责路易行恶、腐败、施巫术，以及犯下长长一系列的公然的或私密的罪行。由于路易在公众头脑中与宫廷的铺张浪费和特权联系在一起，与它无休无止的金钱欲求联系在一起，所以勃艮第的约翰得以通过反对政府最近的一次征税而将自己乔装为人民的拥护者。在一位疯狂的国王所留下的空白中，公爵填补了人们对一位王室朋友和保护者的渴望。
勃艮第与奥尔良的支持者之间的道义仇恨和无法调和的冲突在接下来的30年间使法国变得心力交瘁。围绕着对抗双方形成了区域性和政治性团体，受双方雇佣的强盗连队重出江湖，到处留下了他们劫掠和屠杀后的浓烟滚滚的遗迹。每一方都树起反对对方的旗帜，赢得或失去对无能的国王和首都的控制权，使税收成倍增加。管理结构陷入混乱，财政和司法遭到滥用，官职任意买卖，议会变成了腐败的集市。一份奥尔良派的宣言宣称，王国陷入了罪恶和为非作歹之中，上帝在各处都遭到亵渎，“甚至于教士和儿童”。
中产阶级在与艾蒂安·马塞尔于50多年以前领导的驱逐腐败官员，确立优良管理措施的相同努力中崛起——也未取得更大的成功。由巴黎的屠夫、剥皮工和制革工构成的骚乱群体因其领导者卡博什（Caboche）之名而被称为卡博什分子，由于急不可耐地想要看到立竿见影的结果，他们演变为激烈的暴动，复制了当年的铅锤起义，只是带有了更加残忍的行径。布尔乔亚不可避免地反对他们，向镇压暴动、重新启用贪污官员、取消改革、迫害改革者的奥尔良派敞开了大门。头脑精明地于暴乱期间置身事外的勃艮第的约翰被宣布为叛乱者，他依着纳瓦拉的查理的老模式，开始与英格兰人结盟。
英格兰的亨利四世在连续不断地与威尔士暴动、贵族敌对者和一个急于得到王位的儿子进行较量之后，于1413年去世，其继位者就是上述那个儿子，他时年25岁，带着一个回头浪子的全部道貌岸然的能量，打算开启一个由苛严的德行和英雄式的征服构成的统治时代。亨利五世依靠法国的无政府状态和他与勃艮第公爵的部署，希望凭借军事成功将英格兰统一在兰开斯特家族身后，重新发起了古老的战争和对法国王冠的陈腐的继承权声明，这种通过一个篡位者传给他的继承权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效性。以法国的种种背信弃义为借口，他于1415年，在战神最喜欢的8月入侵法国，宣布他进入的是“他自己的土地，他自己的国家，他自己的王国”。在包围并攻占了诺曼底的阿夫勒尔之后，他北上朝着加来挺进，打算于冬季回家。在离他的目标约30英里、距克雷西战场不远的阿金库尔（Agincourt），他与法军相遇。
阿金库尔战役给了许多的书籍、研究和爱好者以灵感，但它既不像导致了攻占加来，将爱德华三世半认真的冒险变成了百年战争的克雷西战役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也不像决定了对身为骑士的贵族的信心之缺失的普瓦捷会战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阿金库尔战役只是证实了这两个结果，尤其是第二个，因为就连尼科波利斯战役也没有如此痛苦地证明，作战的英勇并不等于作战的能力。这场战役因法国骑士的无能而失败，而英格兰的胜利更多地取决于普通士兵而非骑在马上的骑士的行动。
尽管勃艮第及其臣下没有参战，但集合起来面对侵略者、在人数上三四倍于敌人的法国军队一如既往地过于自负。骑士统帅查理·德阿尔布雷（Charles d’Albret）拒绝了巴黎民兵提供的6000名弓弩手。战术上也没有任何改变，唯一的技术性发展（除了大炮以外，它在开阔的战场上起不到任何作用）是更为沉重的铠甲。它本意是增加对箭的防御性，可实际上却增加了疲劳度，降低了机动性和执剑臂的作用。铁茧中可怕的闷热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铁茧本身有时是致命的：骑士们有时会心力衰竭地死在它里面。随从们不得不在战场上帮助自己的老爷，以免他们倒下去后无法再站起来。
两支军队在两片树木之间的有限空间里相遇。在他们等待作战时，大雨下了整整一夜，而法国侍卫和马夫们则来来回回地遛马，将地面搅成了松软的泥地，恰好适合让钢铁加身的骑士们滑倒和绊倒。法国人没有试图选择一个可以有效发挥其人数优势的战场，其结果是，他们被排成3个作战队列，一排跟着一排，没有给侧翼留下行动空间，被迫相跟着进入泥泞的山谷。由于没有负责的指挥官可以实施战术计划，贵族们为了荣誉而竞相要求位列前排，直到它像罗塞贝克的佛兰德斯战线那样紧紧地挤在一起。弓箭手和弓弩手被安排在后面，在那里，他们的发射物无法淡化冲撞的光荣，事实上毫无用处。
尽管疲惫、饥饿且对他们在人数上的劣势感到沮丧，但英格兰人拥有两个优势：亲自上阵指挥的国王和一千名骑士和侍卫对6000名弓箭手和几千名其他步兵这一失衡的比例。他们的弓箭手被部署在位于重甲骑兵之间的坚固的楔形队伍中，以及位于侧翼的障碍物中。由于未穿铠甲，所以他们充分灵活机动，而且除了弓箭外，他们还携带了各种武器，包括斧子、短柄小斧、锤子，有的还带着悬在腰带上的重剑。
在这些状况下，结果从战争一开始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情况。由于过分拥挤，法国前线的未骑马的骑士们几乎无法挥动他们巨大的武器，被泥巴绊住脚的他们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失序状态之中，而当与第二条阵线的前进队伍混合并因溃退、惊慌和没有骑手的马匹而乱成一锅粥时，这种失序迅状态速变成了大混乱。抓住战局的英格兰弓箭手扔下弓箭，拿着斧头和其他武器冲进战场，展开了恣意的大屠杀。许多法国人受到其沉重铠甲的妨碍，毫无招架之功，累计有数千人被杀和被俘，而相比之下，英格兰人总共才损失了500人，其中至少包括一个可能是心力衰竭而死的人。此人是约克的爱德华公爵，爱德华三世的孙子之一，时年45岁，身体肥胖，他被人发现死于战场之上，浑身上下无一处伤口。在法国一方，3位公爵、5位伯爵、90位男爵和其他许多人被杀，其中有两人来自库西家族——他的孙子罗伯特·德巴尔，以及他的第三位女婿、内韦尔的菲利普伯爵（Philip Count of Nevers），尽管他的哥哥勃艮第公爵未上战场，他却投入了战斗。战俘名单中名列前茅的是查理·德奥尔良，库西的新领主，他的战俘身份将会持续25年。骑士英雄布西科元帅也被捕获。拙劣的阿金库尔战役是他的最后一战：6年后，他死于英格兰。
中断了两年后，亨利五世卷土重来，进行对疆域的系统性占领。在火药和炮兵的使用上有所改善的技术现在带来了不同，使有城墙的城市也无法幸免。当仗剑时代结束时，火器时代开启，而这个时代又不允许人的交战能力失去效力。在从1417年至1419年的3年时间里，亨利占领了整个诺曼底的领土，而法国人则在内部的纷争中纠缠和格斗。两位皇太子在一年内相继死去，使得查理、一个其母亲宣布其不合法的倒霉的14岁男孩成了王位继承人。卡博什分子再次揭竿而起，伴随着野蛮和谋杀的狂暴行径。“无畏的约翰”控制了国王和首都，而皇太子逃到了卢瓦尔河下游。亨利五世在一个自我分裂的法国纵横驰骋。在英格兰人包围鲁昂的过程中，守城者为了节约粮食，将1.2万名市民逐出城外，而英格兰人拒绝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战线，于是他们于冬季滞留在两座军营之间，靠野菜和根茎为食，或是死于寒冷和饥饿。当鲁昂的陷落给巴黎造成了直接威胁时，法国各派系被吓住了，试图停止争吵，共同对敌。
1419年，在勃艮第公爵的一再拖延之后，他与皇太子之间的一次会面被安排在离巴黎东南约35英里的蒙特罗（Montereau）的桥上。两派人满腹狐疑地向彼此走去，说出刺耳的话语，仿佛特洛伊的天神们又在窃窃地说着邪恶之语，手则快速伸向宝剑，当皇太子退出那一场合时，他的随从冲向公爵，将自己的武器插入他的身体，“将他撞倒，使他僵硬地死在地上”。路易·德奥尔良的大仇得报，只是代价更为惨痛。
和解遭到了破坏。这下轮到新任公爵勃艮第的腓力发誓报仇了，他与亨利五世完全勾结在了一起，即使亨利五世意识到自己正在不合时宜地要求得到腓力祖先的皇冠。他们共同起草了英格兰国王与仍旧是活幽灵的法兰西国王之间的《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根据它于1420年签署的条款，失智的国王及其出生在国外、从未感觉像个法国人的王后声明与“所谓的皇太子”脱离关系，接受亨利五世为法兰西王位继承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凯瑟琳的丈夫。在查理六世在世时，亨利确定拥有诺曼底及其他占领地区，并与勃艮第公爵共同管理法兰西。
法兰西的完整性达到了其最低点。如果说一位国王在普瓦捷会战时成了俘虏的话，那么在特鲁瓦，则交出了王权本身。首屈一指的法兰西沦为了英格兰与勃艮第的共管领地。造成此局面的不只是亨利五世5年的快速征战：它是100年的分裂势力与勃艮第国的兴起以及国王的长期疯癫这一偶然事件相结合的产物。但在此阶段，在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无论亨利五世的方案是多么小心谨慎，它都不是一次可能成功的征服。如果说法国民族感在1360年已经强烈到无法接受移交主权的程度的话，那么两代人之后，这种感觉已变得更加强烈，《特鲁瓦条约》的签署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纳入了一个条款，禁止任何人反对条约，将这种反对说成是叛国行为。
然而，有一个被占领的法国，还有一个位于卢瓦河下游的自由法国。那位不幸的皇太子凭借着他所拥有的耐力，拒绝接受条约，并与自己的御前会议退至贝里的布尔日（Bourges），在那里，他维持着王室的微弱心跳。在举行了进入巴黎的王室入城礼之后，亨利五世重返家乡，留下自己的兄弟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充当自己在法国的摄政者。历史，或是其他任何解围的人或事，安排了人类事务，纵容人们偶尔品尝一下嘲弄的味道。在那之后不到两年，查理六世和亨利五世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那位女婿先死，所以他从未戴上过法兰西的皇冠。继承权传给了他5个月大的儿子，与之相伴随的是，通过法兰西的凯瑟琳，瓦卢瓦家族发出了诅咒。疯狂将攻克成年后的亨利六世；皇太子，后来的查理七世，因为不合法，所以逃走了。
据说，再一次地，“森林跟着英格兰人一起卷土重来”，因为战争和瘟疫使土地变得一片荒芜。在皮卡第这一侵略者的永久性路径，村庄变成了熏黑的废墟，田地无人耕种，废弃的道路消失在荆棘和杂草之下，荒无人烟的土地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听不到一声鸡鸣犬吠。在阿布维尔的边界，人们发现了一名饥饿的农妇，她腌制了自己两个被她杀死的孩子的尸体。随着英格兰竭力地想要成功征服法国的努力，破坏四处传播。只有勃艮第联盟和一个精疲力竭的被掠夺和蹂躏的国度才使它们持续了下去。查理·德奥尔良的秘书写道，没有一支武装力量可以在战争期间占领库西城堡，可是，由于“内部的背叛”，它一时间落入了敌手，它美丽的教堂窗户“被亵渎之手拆掉了大半”。
农民逃离乡村，在城镇寻找庇护所，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安全感，想象那里的人过着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在城区的穷巷陋屋之中，他们发现了并不比自己好多少的不熟练的劳工阶层。在过度拥挤和营养不良中，瘟疫发起了一轮更大的攻势，虚弱的人口变得更易被斑疹伤寒、麻风病和瘟疫击倒。衰退的贸易和制造业造成了失业，促成了对难民的仇恨。有些人重返土地，试图重建家园，重新开垦杂草丛生的田地，有些人生活在丛林里，以打猎和捕鱼为生。
圣罗奇和其他与对抗瘟疫和各种形式的突然死亡有关的圣徒的塑像在教堂中成倍增加，对赤身裸体、瘦骨嶙峋的死者雕像的推崇蔚然成风。如今，在15世纪，死亡崇拜发展到了其最病态的时期。画家以残忍的细节详尽描画肉体的腐烂：蛆虫在每具尸体上蜿蜒蠕动，发胀的蟾蜍坐在死人的眼球上。嘲弄人的、诱人的、欢天喜地的死神带着跳着死亡之舞的游行队伍围绕着无数面画着壁画的墙壁环游。一部关于死亡的文学作品以有关Ars Moriendi（死亡艺术）的流行论文的形式表达了自我，里面的场景描绘了尸床、在场的医生和公证人、徬徨的家人、尸衣和棺材、用铲子挖出了之前的死者尸骨的掘墓人，最后是等待上帝的审判的裸尸，与此同时，天使和邪恶的黑魔鬼则在争夺他的灵魂。
戏剧和神秘剧的演出走向了可怕的极端，仿佛人们需要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过度的行为去体验一种令人震颤的厌恶。对处女的强奸以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实主义形式上演；士兵邪恶地砍剁着基督那逼真的假身；孩子被自己的母亲炙烤或吞食。在人们所钟爱的尼禄－阿格里皮娜（Nero-Agrippina）场景的一个15世纪版本中，母亲阿格里皮娜请求儿子的怜悯，但那位皇帝在下令划开她的肚皮时，还要求看看“女人容纳由之怀孕生子的精液处”。
与死亡崇拜相联系的是对世界末日的预期。14世纪的悲观主义在15世纪变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正日益堕落，这是逐渐逼近的末日的征兆。正如在一篇法国故事中所描写的，这种衰落的一个象征是人类仁慈之心的冻结，这表明，人类灵魂正在衰老，过去常温暖人类的爱的火焰正在黯淡下去，不久就将熄灭。瘟疫、暴力和自然灾害都是进一步的征兆。
随着英格兰人对首都的占领，勇气消磨殆尽。法国不乏有人打算接受一个王冠下的统一，将之作为无休止的战争和经济衰败的唯一解决之道。然而，总体上看，对英格兰暴君或所谓的“诅咒”的抵抗是不言而喻的，只是这种抵抗缺乏协调，群龙无首。皇太子软弱无能，无精打采，是肆无忌惮或被动消极的大臣们的傀儡。谁都未曾预料到，勇气来自社会上最不可能的来源——一个出身平民阶层的女子。
圣女贞德现象——那个对她说她必须将英格兰人逐出法国，使皇太子加冕为国王的来自上帝的声音，那种主宰那些通常对她不屑一顾的人的气质，那种解除对奥尔良的包围并将皇太子带至兰斯的力量——难以归类。也许只能将其解释为由一个紧迫的历史需求所唤起的回声。那一时刻需要她，她便应运而生。她的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现了古老信仰与新生的爱国力量的结合。上帝通过圣克里斯蒂娜、圣迈克尔和圣玛格丽特的声音对她说话，但他所要求的不是纯洁，不是谦卑，也不是精神生活，而是将她的祖国从外国暴君手中解救出来的政治行动。
她这颗流星的飞翔只持续了3年。她于1428年出现，激励路易·德奥尔良的私生子迪努瓦（Dunois）以及皇太子圈子中的其他人攻打奥尔良，于1429年5月解放了该城，并乘胜利之势，于两个月后在兰斯为查理举行了神圣的加冕仪式。1430年5月，贞德在贡比涅被勃艮第党徒抓获，被出卖给了英格兰人，又被臣服于英格兰人的教会当作异端而遭到审判，于1431年5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她的判决对英格兰人而言是根本性的，因为她声称是受到了上帝的促动，如果这一声明不是遭禁止的，那么上帝，人类事件的仲裁者，就将呈现为反对英格兰对法国的统治的立场。审问者的全部严酷极端和冷酷无情都竞相加在她身上，以证明她的声音的无效。在审判之前，无论是因她而得到皇冠的查理七世，还是任何一个法国人，都未曾做出丝毫努力去赎回或挽救她，也许这是因为贵族们对于被一个村姑引向胜利这一情况感到尴尬吧。
圣女贞德的生与死都未能立即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反抗；不过，在那之后，英格兰人都在为一场失败的事业而战斗，无论他们知道与否。勃艮第人相信这一点。作为神定的法兰西国王的查理的即位，加上一支重新振作起来的军队，改变了局面，而当英格兰人因在一个婴儿国王的统治下发生的摩擦而分神时，情况便更是如此。意识到个中含义的勃艮第公爵渐渐疏远了英格兰人，与查理七世达成协议，并于1435年通过《阿拉斯和约》（Peace of Arras）而确立联盟关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过一位精力旺盛的新骑士统帅的活动，国王重返巴黎，这标志着王国的重新统一即将到来。没有人可以说，由那位奥尔良少女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因为她的意义更多地为历史而非她的同时代人所了解，但重生的希望和活力指日可待。战争并未终结，事实上，当被征服者拒绝屈服时，出于征服者的刚愎自用，英格兰人仍固执于一种勃艮第人对其事业的背叛已使其变得毫无希望的努力，从而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
在此期间，欧洲知识分子的努力主要在于终结教廷分裂以及在教会内部进行改革的坚持不懈、争吵不休、剑拔弩张的活动。这两个目标都取决于一个凌驾于教皇之上的理事会的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只要教皇们坚持拒绝退位，教廷分裂的一致同意的终结便是不可能的，这使得理事会的成立成了唯一的选择。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教皇还是红衣主教团都不会无视既得利益，从内部进行改革；因此，只有通过确立一个理事会的权威，才可能获得一种改革手段。认真的神学家们认真地与这些问题做着斗争，真诚地致力于影响变革、寻找限制教皇权力并使之宪法化的方法。问题即使不说是引发了实质性的争议，至少也引发了极为激烈的哲学和宗教争议，有关这些争议的争论通过一系列持续的会议进行了40年。召集这些会议的不是教会这一核心，而是由大学、君主和国家构成的外围圈子，会议地点在比萨、康斯坦茨和巴塞尔。
1409年，在比萨，德阿伊利和格尔森为之大唱颂歌的改革问题被遏制住了，当时人们将所有精力都投入了罢黜阿维尼翁和罗马两位教皇并选举一位单一的继任者之上。这个人很快便死去了，将被一个更像是雇佣兵队长而非红衣主教的尚武的意大利人博德塞尔·科萨（Baldassare Cossa）所取代，他获得了约翰二十三世之号。由于他的两位前辈仍然固守着自己的主教权限，现在教会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由于法国深陷于重重困难之中，主动权交到了皇帝西吉斯蒙德手中，他于1414年至1418年之间，在帝国版图上的康斯坦茨召开了那次令人记忆犹新的会议。
由于教会的历史性结果，康斯坦茨会议开启了第三个问题，即对异端的压迫，这里的异端指的是因上个世纪的莫名不安所引发的所有持异议的派系。宗教的生命力已经传给了持异议者、神秘主义者和改革者，从消极意义而言，也传给了魔法和巫术的实践，尽管对魔法的强调更多地反映为权威的谴责而非其实际的作为。受到威胁的教会以恶毒的迫害作为回应。谴责、审判和火刑增加，在其对所谓的异端的折磨中，宗教裁判所在残酷行为的野蛮和独创性方面较不信基督的土耳其人和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该世纪的后半叶，对巫师的追捕将达到愈演愈烈的地步，其标志是1487年的著名论文《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这是部探测鬼神学及其爱好者的百科全书。
康斯坦茨会议关注的是威克利夫的意识形态上的继承人扬·胡斯的更为根本的异端思想。他被召至康斯坦茨会议上解释自己的教义，并为其进行辩护，之后，他被定罪，并于1415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拉蒂默主教（Bishop Latimer）预见到，他的声明也许是对的，即他的死亡所带来的火焰将点燃无法扑灭的烛火。
会议还经过一系列与约翰二十三世的激烈抗争，设法指控他犯有剽窃、谋杀、强奸、鸡奸和乱伦（对此吉本评论说，“最可耻的”指控被压下了），从而罢黜了他，选举罗马红衣主教科隆纳（Cardinal Colonna of Rome）为马丁五世（Martin V）。前一位罗马教皇已经在劝诱之下辞职，仍旧顽固不化的阿维尼翁的本尼迪克特被有效地孤立了起来，教廷分裂宣告结束，尽管它将围绕改革问题而短暂地死灰复燃。理事会与教皇为最高权力而展开的更激烈的斗争持续了下去。在马丁五世治下，教皇国及其税收得到恢复，这种若非精神上也是物质上的力量获取使得马丁的继承者尤金尼厄斯四世（Eugenius IV）治下的教廷得以在巴塞尔会议上重启了理事会之争。像某种巨人的角斗一样，此次会议持续了18年。
在教义之争激烈进行、各团体纷纷退出、尾闾会议召开之后，一位教皇竞争者——他还是在位的萨伏伊伯爵，可以自掏买路钱——被选为费利克斯五世（Felix V）。对教廷的改革和约束一派投票同意，另一派则坚决反对，与此同时，国家和君权再次被权力政治所划分。最终，改革者被打败，费利克斯五世退位，巴塞尔会议于1449年解散。再次牢牢掌握在意大利人手中的教廷在书面上承认了理事会的最高地位，实际上却重新获得了自己的最高地位。事实证明，它于1450年的周年庆典上得以庆祝的胜利只不过是种幻影。教廷将再也不复是教廷分裂和各次会议之前的那个教廷了。它在这些危机中，先是丢掉了声望，其次是丢掉了对全国教会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凭着“教宗权制限主义者的自由”（Gallican liberties）这一表达，于1438年举行的一次法国宗教会议独立地接受了改革，限定教廷对法国教士的收税。由教会理事会斗争所导致的运动和观念不可避免地朝着新教分离的方向前进。
另一个领域的变化发生在胡斯运动成员的战争中，这个运动是由捷克民族主义和为胡斯之死复仇的狂热所点燃的。它的成员大多为布尔乔亚和农民（加上来自捷克贵族的心绪矛盾的支持），在他们反对骑士阶层的斗争中，正是布尔乔亚，而非他们的对手，形成了一种新的军事战术。他们采用了一种“活动堡垒”，它由用锁链连在一起的行李车组成的方阵或圆阵构成，用以防御骑在马上的武士们的冲锋。以长枪、手执火炮和连枷武装起来的小分队守护着车辆之间的缝隙，当成功防御住进攻者之后，小分队会从这些缝隙中发起向敌人的冲锋。1420年，在一次意欲重新建立正统的“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他们打败了一支西吉斯蒙德挂帅的军队，并且，在从他们所激起的恐惧中获得了自信后，向匈牙利、巴伐利亚、普鲁士乃至遥远的巴尔干发起进攻，造成了一种出现异端领地的势头。他们从车辆方阵内发射大炮，是首支使手执火器成为主要武器的队伍。到10年结束时，1/3的胡斯分子部队都拥有了这些武器。
作为人，他们经历了温和主义者与激进分子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这最终从内部破坏了他们的运动。可是，在巴塞尔会议上，他们的力量足以强大到迫使教会首次与异教徒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像大部分也是由非贵族阶层构成军队的瑞士人一样，他们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战斗，因为他们未曾献身于荣誉，也未与马匹捆绑在一起。
在1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葡萄牙王子、冈特的约翰之孙“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发起了一年一度的进入大西洋的航程，远征并声称拥有亚速尔群岛（Azores）、马德拉群岛（Madeiras）和加纳利群岛（Canaries），沿非洲西海岸冒险南下，直到于1433年绕过非洲西部巨大的突起部位，抵达黄金象牙海岸，开启了新的贸易。即使亨利王子的最初动机是为了他作为其将军的基督军团的更伟大的荣耀，但他的任务及其影响是现代的。他在中世纪与现代之间架起了桥梁，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家在此桥梁之上蜂拥云集。
变革是不均衡的和不稳定的。欧洲人口在1440年左右已经降至其最低点，且在30年的时间里不会有所增加。黑死病之前拥有1.5万人口的鲁昂在15世纪中叶只有6000名市民。石勒苏益格大教堂（Cathedral of Schleswig）拿其在1457年的税收与1352年的税收进行了比较，发现其租金和大麦、裸麦和小麦的数量都下降到了以前的约1/3。在许多地方，小学消失，直到现代才得以恢复。1439年，那位这些年来一直坚持写日志的巴黎的布尔乔亚报告说，首都街道上杂草丛生，狼群在人口减半的郊区向人发起了攻击。就在同一年，波尔多大主教抱怨说，由于“剥皮者”的诅咒，学生们再也无法在大学寻求知识的珍珠，因为“许多人被半路上带走，投入监狱，书、物品都被夺走，有时，唉！还会被杀掉”。百年战争在援助资金和贡金、人头税和间接税以及货币贬值方面的代价是难以计算的。不过，虽然财政负担带来了悲惨的境遇和阶级的对抗，但为了资金的批准而强行召集的如此众多的等级会议和议会可能也加强了代表机构的功能。
在查理七世统治的头10年中，几乎看不到前方有任何进步的信号。这一统治时期的诺曼底编年史学家托马斯·贝辛（Thomas Basin）写道，通过持续的国内和国外战争，通过国王的官员们的“疏忽和怠惰”、重甲骑士的“贪婪和涣散”以及军事纪律的缺失，大面积的破坏肆虐，从鲁昂到巴黎，从卢瓦尔河到塞纳河，在布里和香槟的平原之上，再从塞纳河到遥远的拉昂、亚眠和阿布维尔，所有这些地方都难逃厄运。“人们担心，这种大破坏的标识会长期存在并随处可见，除非上帝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更加留意。”
慢慢地，令人难以置信地，统治职责塑造了国王查理七世，而较好的运气也将较优秀的人带来为他服务。伟大的布尔乔亚金融家雅克·柯尔（Jacques Coeur）提供了金钱和信用基础，因骑士等级之外的技艺高超的炮手而变得完美的攻城炮兵以14世纪无法想象的攻效攻破了英格兰人把持的堡垒和城镇。一座接一座的城市向国王的军队敞开了城门，这种势头因为查理七世终于完成了曾打败其祖父查理五世的军事改革而变得更加势不可挡。在1444年至1445年间，他成功地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在与当时最大的祸害、无法无天的雇佣军结合的同时淘汰着它们。根据新的法规，建立了20个指令连队（compagnies d’ordonnance），它们各由100名配矛骑士构成，每位配矛骑士配有两名弓箭手、一名侍卫、一名听差和一名战场仆从，每个连队总计达600人。新连队的军官由最可靠的雇佣兵长官自行招募，其工资和供给由王室以正常的年度税收为手段进行支付，它们驻扎在法国各地的战略要地。通过坚韧的努力，“剥皮者”的残留部分被解散。在该世纪中叶的变革信号中，没有什么比这一常备军的发明更为重要的了。它标志着一种秩序原则，而以前的一切——瘟疫、战争和教廷分裂——则是混乱的代理人。
英格兰征服意愿的下降也助了法国复兴一臂之力。长大成人的亨利六世希望和平。作为一位衰弱、多变的国王，他是贵族与高级教士中的相互争执不休的派系的棋子。他能干的叔叔贝德福德公爵已死，使得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能够领导或终止战争。到1450年，法国已经收复了整个诺曼底；炮兵部队刚一出现，城镇便缴械投降。就连英属阿基坦也缩小到不及波尔多的周边地区那么大。
1453年，在卡斯蒂利翁（Castillon）这个位于波尔多外围的唯一一个残留的英格兰据点，最后一场战斗打响了。传统的角色遭到了颠覆，英格兰人靠的是莽夫之勇，法兰西人靠的却是布尔乔亚的能力。在卡斯蒂利翁向法军投降后，什鲁斯伯里伯爵（Earl of Shrewsbury）约翰·塔尔伯特阁下（Lord John Talbot）从波尔多出发前来收复它。据贝辛的记载，塔尔伯特习惯于发起“鲁莽的冒险而非审慎的袭击”，不顾一位经验丰富的副官的建议，坚持率领自己的骑在马上的重甲骑兵进行正面进攻。领导法国军队的是“某个叫让·比霍（Jean Bureau）的巴黎公民，他地位卑贱，却志存高远，勇敢无畏，特别擅长使用（炮兵），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他借助于一条壕沟、一道用树干加固的土墙和“战争机器”——长管炮、蛇形炮、劲弩以及各种各样的投射物发射器——守住了营地。塔尔伯特及其骑士向这样的防御工事扑去，结果被石头、铅弹和上述的各种发射物所击退。塔尔伯特战死，他的军队彻底溃败。不久之后，波尔多本身也遭陷落。除了加来以及对法国王冠的空洞要求外，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上的帝国已一无所有。
最长的战争结束了，尽管也许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在如此众多的休战和再次开战之后，谁又能意识到结局已经到来？在没有庆典或停火、条约或解决方案的情况下，5代人的冒险和痛苦渐渐消失了。在此过程中，国民身份认同得以形成。百年战争，如同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教会危机一样，瓦解了中世纪的单一性。骑士精神中的兄弟之情断裂了，正如大学倡导的国际主义在战争和教廷分裂的联合影响之下无法存在一样。在英法之间，战争留下了一种相互敌视的遗产，它将一直持续到1914年前夜形成必不可少的联盟之时。
就在卡斯蒂利翁战役举行的同一年，疯狂突然袭击了亨利六世，使英格兰陷入了曾如此重创法国的同一种控制皇权的竞争之中。失业的士兵和弓箭手返回英格兰，为贵族的派系纠纷效力，将自己的暴力和武器加入了如今取代了在法国的战争的内战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中。就在1435年这致命的同一年中，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包围枪炮之下陷落。土耳其带来的攻城装备是70门大炮，位于最前面的是一门以铁加箍的超级射石炮，它由60头公牛牵引，可以发射重达800磅的炮弹。拜占庭帝国的衰落为中世纪的结束提供了一个常规性的日期，但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一件更孕育着变化的事件。
在1453年到1454年间，谷登堡在美因茨用活字印刷出了第一份文件，接着，在1456年，第一次出现了印刷书籍——拉丁文的《圣经》。正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以堪称恰当的溢美之词所指出的，“哥特的太阳落在了美因茨的庞大印刷机之后”。传播知识和交换思想的新手段以非中世纪的速度流传开来。在接下来的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印刷机出现在了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于15世纪70年代出现在了巴黎、里昂、布鲁日和巴伦西亚。1473年，印刷了第一份乐谱。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于1476年在威斯敏斯特安装了自己的印刷机，于1484年出版了迄今仍无法越超的英国散文著作，马洛礼（Malory）的《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
随着都铎家族坐上英格兰王位，英格兰与法兰西于1492年（这一年因其他的原因而更具意义）签署了《埃塔普勒条约》（Treaty of Etaples），英法关系正式确立。曾经在十字军东征中寻找发泄口的欧洲能量现在将于航海、发现和对新世界的殖民中去寻找其出口。
库西家族的血统在昂盖朗七世死后，悬于玛丽的儿子罗伯特·德巴尔之一线。菲利帕死时没有子息。库西第二次婚姻之产物伊莎贝尔死于1411年，她唯一的孩子，一个还是婴儿的女儿，在她死前或死后的6个月内也死去了。库西的私生子珀西瓦尔于1437年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领地留给了罗伯特·德巴尔的女婿，由此也许可以推断，昂盖朗七世唯一的儿子死的时候没有子女。不过，这一脉单传将通向一位国王。罗伯特·德巴尔的女儿让娜嫁给了法兰西骑士统帅路易·德卢森堡，她又生育了一个嫁到了承自圣路易的支脉的波旁家族的女儿。这一婚姻的孙子安东尼·德波旁（Antoine de Bourbon）娶了纳瓦拉王后让娜·德阿尔伯特（Jeanne d’Albret），此次婚姻产下的儿子，带着他的纳瓦拉的白羽毛和他著名的让步——“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登上了王位，成为亨利四世。勇敢、敏锐、多情、通情达理的他是所有法兰西国王中最受欢迎的，并且——也许是由于昂盖朗七世的几个基因——是一个理性的人。
伟大的库西男爵领地在与查理·德奥尔良之子路易十二世治下的王室领地合并后，一直是这个王室家族之奥尔良支系的财产。在未成年的路易十四——他的兄弟菲利普·德奥尔良（Philippe d’Orléans）得到了“库西之主”的头衔——统治期间，那座最初是为了威慑国王们而建的固若金汤的城堡变成了贵族们为了反对摄政者马萨林红衣主教（Cardinal Mazarin）而结成的联盟投石党（Fronde）的焦点。为了摧毁敌人的根基，马萨林于1652年炸毁了部分城堡，使之无法居住，尽管他的手段不足以使巨大的主塔倒下。1692年的一次地震毁灭了城堡更多的部分，给主塔留下了一道从头到脚的参差不齐的裂缝，但它依然屹立不倒，守卫着下面空空荡荡的大厅。100年后，该男爵领地的最后一位领主是被称为“平等的菲利普”（Philippe Egalité）的德奥尔良公爵，作为法国国民议会的成员，他投票同意处死路易十六，而他自己在一年后也成了断头台上的牺牲品。他的包括库西在内的财产都转给了国家。
与此同时，昂盖朗位于维尔纳夫·德苏瓦松（Villeneuve de Soissons）的塞利斯廷修道院遭到了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的肆意破坏，被修复后，又在投石党的战役中遭到毁坏，当塞利斯廷教团于1781年被镇压时，被作为私人城堡出售。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饱受劫掠的它几经转手，最后于1861年为奥利维尔·德拉罗什富科伯爵（Count Olivier de la Rochefoucauld）购得。库西对永恒的把握并不比大多数人成功。
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历史古迹委员会（Commission of Historical Monuments）建议修复库西城堡，若不那么做的话，则急需阻止遗留部分的朽烂毁坏。修复需在库西与彼埃尔丰（Pierrefonds）之间进行选择，后者是路易·德奥尔良于14世纪末修建的一座时间较近、更为奢华的城堡。因为库西将花费3倍于彼埃尔丰的修复费用，加上尤金妮亚皇后（Empress Eugénie）因彼埃尔丰离巴黎更近而钟情于它，所以后者被选中。令人悲哀的是，中世纪的修复者、建筑师维奥勒-勒-杜克（Viollet-le-Duc）拿这座中世纪的重要军事构造不当一回事儿。“在这座庞然大物旁边，最大的塔也不过是些纺锤而已。”他写道。他所能做的就是用两道铁箍把那座庞然大物包起来，修理屋顶和主要裂缝，安置了一个管理人，防止有人再偷走城堡落下的石头。
这座地标建筑于寂静、荒芜、猫头鹰筑巢其间的状况之下仍旧令人敬畏。旅行者们前来瞻仰，考古学家们研究它的结构，艺术家们描绘它的平面图和石碑。位于它脚下、坐落在顺着从山上蜿蜒而下、穿过山谷通向苏瓦松道路边的村庄的生活还在继续。时间、人为的骚乱和自然的混乱都对城堡主塔无能为力，但20世纪的破坏则另当别论。
1917年，再次遭到入侵的皮卡第已经被德国军队占领了3年之久。第六十军的指挥官巴伐利亚的鲁普雷希特王子（Prince Rupprecht of Bavaria）督促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Ludendorff）要确保库西城堡免遭破坏，因为它是个现在已无军事价值的独一无二的建筑珍宝。他指出，无论哪一方都不会试图将它用于军事目的，而它的毁坏“将只意味着相当徒劳地打击我们自己的声誉”。鲁登道夫不喜欢有关文化的诉求。他不明智地注意到了库西，决定使它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的榜样。他下令向里面填塞了28吨炸药，于是那座由昂盖朗三世在自希腊和罗马以来最伟大的建筑时代修建的庞然大物被炸为了平地。
外墙、基础、地下房间和隧道、部分内墙和门道随着数英亩的翻倒的石块幸存了下来。在一道裂开了缝的门楣之上，未穿铠甲的骑士仍旧在与一头狮子搏斗。700年来，这座城堡见证着人类的努力与失败、有序与无序、卓越与衰落的循环。它的废墟遗留在皮卡第的山顶之上，静观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