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春，我横穿河南省西部，做了一次地理勘察。从陕西省边界上的潼关出发，我沿着黄河一直向东，前往陕州。勘察途中，经过洛阳时，大家（我、我的助理徐先生还有我的仆人）留宿了一晚，以便等待第二天一大早的火车，前往陇海铁路西头的终点站——山西省大同市的观音堂镇。
女孩（E. Long所画）
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我们就起床了。这么早起床，外面还有些凉意。我们发现此次西行的火车只有一节旅客车厢，并且是一节货车。此外，我们与一些苦力和年老的村妇，挤在一节车厢里。
在车厢里，我看到了一位外国女子坐在狭窄的小木凳上。她身着朴素的蓝色长裙、身材矮小、谦恭有礼，眼中充满了善意和机智。我们攀谈起来，就像其他身在中国的外国人，如果在旅途中邂逅，总会寒暄几句。起初我讲英语，她也讲英语，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彼此竟是同胞。我们互通了姓名，我得知，她叫玛丽亚·皮特森（Maria Pettersson），生于瑞典西格斯特兰（West Gothland）的龙兹布龙镇（Lundsbrunn）。如今她在河南省的新安县传教已多年了。大概一小时后，她到站了。皮特森女士下了火车，我则继续我的旅程。
之后我又多次造访新安县，每次前往，我都会在她那小小的传教站逗留几日。和蔼的皮特森女士总是格外热情地款待我，并对我的科学工作给予帮助。
位于新安县的传教站，隶属于瑞华会（the Swedish Missions in China）。这个小传教站里，只有两位女性传教士：玛丽亚·皮特森和玛丽亚·哈尔特克兰茨（Maria Hultkrantz）。前者来自西格斯特兰的一户农民家庭，后者则是在维姆兰省（Vermland）的庄园里长大的。她们二位背景迥异，但相处却很融洽，这一点着实有趣。在我印象中，农家女出身的那位，反而更具有领导力，尤其是在宗教问题方面。
一群中国小孩
玛丽亚·皮特森从事传教工作多年。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多年，她就扎根于新安县了。她回忆起那难忘的一年，让我听起来既奇怪又荒谬，宛如神话故事一般。
她和其他几位女传教士被迫逃命，徒步走了650英里，一路从河南走到了南京。但是，尽管经历了几周的颠沛流离和性命之忧，玛丽亚·皮特森最珍视的回忆，竟是逃亡路上充满幽默的小插曲和她们这些逃亡者受到的优待。尽管有人辱骂和殴打她们，有时候也有人偷偷塞给这些外国女人一点儿吃的。
一次，有位好心的地方官请这些逃命的人吃大餐，足足有二十二道菜。玛丽亚·皮特森苦笑了一声：“但是，我们当时饥肠辘辘、狼吞虎咽，真是白白糟蹋了那些美食啊。”
后来，局势又逐渐恢复如常。皮特森女士重返新安县，如今她希望在这个无名小镇上继续传教，并最终安息在她的第二故乡。
正是在1918年晚秋时，我初次拜访了她的传教站。逐渐了解她之后，我愈发赞赏这位耶稣基督的信徒，因为她谦恭有礼、坚定不移、无所畏惧。
此行我的目的是根据之前发现的踪迹，来确定第三纪哺乳动物的精确遗址。如愿以偿，我们也成功收集到大量第三纪哺乳动物的标本。玛丽亚·皮特森请了一天假，在新安县的乡间小路上为我带路。第二天早上准备动身时，我得知目的地附近经常闹土匪后，我问她是否要带上我的自动手枪，她说不必。
出城后，我们步行了整整一天，翻山越岭，路经了许多小村庄。路上，她风趣地讲着有关土匪的故事。有一户农民，他家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两个儿子被土匪掳走，之后再无踪影。她猜想，兄弟二人可能被当成奴隶卖了，卖到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去挖金矿了。还有一次，土匪们伪装成出殡的队伍，路经一个村庄。当队伍行至村子正中时，杠夫们放下灵柩、掀开顶盖，里面不是一具遗体，而是一堆枪支。土匪们纷纷掏出枪来，勒令村民们保持安静，然后把村子洗劫一空。
河南新安县的传教点
我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后悔把枪留在了传教站。几周后，我与附近传教站的传教士们谈及此事时，他们笑着对我说，在新安县的地界上，无论是谁跟玛丽亚·皮特森出门，都绝对安全。我这才明白，即便是当地的土匪们，也敬重她几分。
一天晚上，新安县附近的土匪和当兵的打了起来，双方的伤员都到她的传教站去包扎伤口。形势十分危急，因为军队的援兵到了，看起来要在传教站的庭院里接着打。这时玛丽亚·皮特森开始指挥调度：
“士兵在西，土匪在东。都规矩点儿，谁再吵闹，我就撕开他的绷带，把你们都轰出去。”自从那晚之后，这个一向寡言少语的小个子女人被新安县的土匪奉为圣人。
第二年，即1919年，我又去了一趟新安县。当时新安县周边一带都在闹饥荒，百姓们一边眼巴巴地盼着秋收，一边把黏土和少量野菜揉成窝头，靠吃烤“窝头”勉强果腹。两位玛丽亚（玛丽亚·皮特森和玛丽亚·哈尔特克兰茨）全力投入到救灾之中。她们站在大锅边上，分发食物给那些赤贫的饥民。而出现饥饿症状的儿童，一律被抬进一间狭小的育婴室。那些乡下饥民家送来的孩子最危急，只有一息尚存。但是这些孩子在育婴室被悉心照料的时间越长，就能越快转危为安、恢复健康。“这些孩子好脏啊。”我鲁莽地说了一句。因为这句话，玛丽亚·皮特森义正词严地给我上了一课。她使我深刻反省自己，并进而敬重两位异国他乡的女性连续几周的救灾工作。毫无疑问，她是正确的。那种认为给这些孩子洗衣服或者彻底擦干净身体的想法，实际上是很荒唐的。毕竟，人家二位传教士正在争分夺秒、夜以继日、想方设法地抢救孩子，而饥饿的孩子们正在各村的人群中等待一线生机。
后来我又去了新安县一次。这次，玛丽亚·皮特森正在全力以赴地为那些被父母抛弃的女婴重建一个家。这一直是她的夙愿，如今即将得偿所愿，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亲爱的玛丽亚·皮特森，如果你看到这些文字，请允许我向您致敬，向您不屈不挠的勇气、乐观开朗的性格、济弱扶倾的大爱表示我的敬意。无论是信仰上还是行动上，您都证实了自己是神的信徒，因为神所宣扬的正是对孩子们的爱。正是以您为代表的传教士们，使得传教的工作被中国人民敬重和尊崇。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各种滔天罪行，正是你们，在替他们赎罪。
乔尔·埃里克森（Joel Erikson）何时来中国传教、怎样来的，我都不得而知。1919年，我初访他的传教站时，在当地蒙古人心中，他已经是位值得信任的“名医”了。无论是被强盗打伤，还是被恶狗咬过，他都能救治。妇女生育难产了，他也能接生。咳嗽、消化不良、各种疑难杂症，他基本都能治愈。当时许多蒙古族成年人都感染了梅毒，根治梅毒是当务之急。年老体弱的部落头领们，染病后无法开口讲话，甚至无法起身站立。还有的人，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没了人样了。类似的病人，都被送到他这里。几周的水银疗法创造了奇迹。头领们竟能骑着马回家了，并送回一头奶牛给他作为酬谢。很快乔尔“大夫”就在草原上威名远播了，甚至远方的蒙古人也慕名而来，向他求医问药。在蒙古人的圈子里，外国传教士的工作一向鲜为人知。但是大家对攻克梅毒的陌生人反而兴致勃勃。最后，当形势最严峻时，甚至传授蒙医的寺院，竟也派出喇嘛，来请教乔尔大夫。
1919年初传教会由于饥荒而安置的孩子们。背景是玛丽亚·皮特森和玛丽亚·哈尔特克兰茨两位牧师及传教站的三位中国工作人员
瑞典蒙古传教点中哈伦乌苏（Hallong Osso）传教站
乔尔·埃里克森于美国人在北京创立的医学院接受了系统培训。1921至1923年期间，他休假时回到瑞典。多亏了卡尔·威南（Carl Winan）教授的多方联络，我为乔尔·埃里克森争取到了一个机会，让他到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的多个诊所分享了自己的行医实践。
如今，除了先前的疗法，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治疗手段。我还得知，他甚至成功地进行了精细的白内障外科手术。
同一传教站有几位训练有素、手脚麻利的护士，在库伦的工作一直很顺利。后来由于苏联的态度转变，她们被迫撤回。就在最近，又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内科医生加入了他们在蒙古的传教站。有了新人的支持，乔尔·埃里克森就可以进一步开展救死扶伤的工作了。
瑞典在蒙古的传教活动，虽然只能以医疗救助的形式才能顺利进行，已经算走运了。因为喇嘛人数众多，喇嘛教（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的影响力简直太大了。较之于中国其他地区，在蒙古传教的任务困难更大。想要一位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传教士们能担起责任，一直支持皈依者及其家人。喇嘛们会诅咒皈依者，而引火烧身的“叛徒”绝对会被蒙古族人排挤出去。
乔尔·埃里克森，这幅照片中不仅展示了一位优秀的传教会的医生，同时也可以看到高粱丰收。在哈伦乌苏附近的中国拓荒者也能在好的年份有所丰收
在这种天然不利的水土条件下，医疗救助就像是犁，可以疏松土壤，让传教士们得以播撒基督教的种子。乔尔·埃里克森，虽身材矮小，但是衣着整洁、性格阳光、天真烂漫。马格纳斯·约翰逊（Magnus Johansson），这位同事年龄稍大、动作沉稳、极有毅力。安妮·埃里克森（Annie Erikson）、格尔达·奥伦（Gerda Ollén）、胡尔达·维克隆德（Hulda Wiklund），这三位都是女助手，她们开创性的工作带来了物质援助和精神教化。蒙古人不太愿接受后者，他们曾经虽强大但野蛮、好逸恶劳。
身在甘肃的乔治·芬德利·安德鲁（George Findlay Andrew）也曾帮助过我在蒙古的研究工作，就像河南省的玛丽亚·皮特森和蒙古的乔尔·埃里克森一样。在作为我的助手的传教士中，以上三位最为重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精神饱满、生机勃勃。我相信，他们性情中这种自然的活力，仅仅是心胸开阔的一面而已。正因如此，才能使他们对我的工作也感兴趣，而我的工作与他们的天职截然不同。
安德鲁与人相处时，总是充满了幽默。事实上，他幽默背后、深藏于心的却是严肃与赤诚。由于这些品性，他在当地人心中颇有威望。
1924年春，海外传道部（Board of Missions）把安德鲁从兰州调往山东烟台的一所英语学校任职。甘肃的陆洪涛省长曾两次尝试通过海外传道部留安德鲁在甘肃。省长是位老将军，竟想让这位外国人留在身边，这着实让我吃惊。后来我逐渐发现了他此举的动机。安德鲁向来直言不讳，在众多场合都仗义执言。不同于司空见惯的唯唯诺诺，正是这种坦诚，既无所畏惧，同时又大快人心，赢得了将军的信任。将军觉得，危急时刻，当别人都缄口不言时，唯有安德鲁能提醒他以解燃眉之急。
安德鲁的社交对象，以及他本人的研究主题，都是甘肃的穆斯林。关于他们，他还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书。甘肃有五位桀骜不驯的将军都姓马，人称“五马”，都是他的朋友。他结识的其他穆斯林也是各行各业、形形色色。从下文的一段逸闻趣事，读者们能体会到安德鲁对他的穆斯林朋友们的确直率。
一天，安德鲁安排一位穆斯林请我俩吃饭。对方积极有为但是有点儿粗暴，他盛宴款待，对安德鲁格外敬重。宴席之上，安德鲁说：“安特生博士，请大胆设想一下。当本市新建的监狱落成后，咱们这位似乎有点过度兴奋的主人，将会第一个入住。”
一位穆斯林，竟会貌似喝高了？这真是荒唐之至！我鲁莽地面露惊色，朝马将军看去。很明显，马将军也略显吃惊，但很快他就点头同意了安德鲁的判断。看起来，安德鲁想借此场景以幽默的方式意味深长地提醒朋友：喝酒适可而止，醉酒则下不为例。
在我的桌子上有一本小书《中国对基督教的挑战》（China's Challenge to Christianity），该书精妙地分析了在中国传教的现状，还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发展传教事业的种种方法。
这本书基于对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对中国文化也十分尊重。
中国人，品性善良、冷静、平和、守法、富有活力而且耐性十足。
中国人有悠久丰富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接触，开展传教工作时要心怀敬重和理解：敬重中国文化独特和珍贵的特点；理解中国人的性情和中国文化创造的生活之道。越是敬重和理解中国人，就越容易以基督之名与之相处。
我为这本书感到自豪，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他就是心胸开阔、宽容大度的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他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从小就熟悉汉语和中国人的性格。他在美国上的大学，回到中国时竟自称“留学生”，即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后归国的中国学生。博晨光先生操着流利的汉语，读汉字也轻松。他学贯中西，能迅速判断中国的局势，着实令人羡慕。
他先在北京美以美会差会（the Mettodist Mission at Peking）主办的高中当了几年老师，然后追随夏德教授（Professor Hirth）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了两年名誉教授，主讲汉学。在美国执教两年后，他再度返回北京，在那里与裴德士（William B. Pettus，1880—1959）一道组建了燕京学社（the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该学院受到了美国的大力资助，学院的宗旨就是促进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
在中国的所有传教士中，博晨光先生学识最丰富，视野也最开阔。正是由于他和与他类似的英才，我们才心存希望，希望心胸狭窄和自以为是不会扼杀传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思想开明，这些骨干们才能领导我们让传教事业渡过难关，免受排外运动的沉重打击。这场排外运动完全是外国人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现在传教士们却被牵连其中、深受其害。
玛丽亚·皮特森，是神淳朴、忠实的仆人。乔尔·埃里克森，是成功的业余医生。乔治·芬德利·安德鲁，是被汉人和穆斯林都信任的朋友。博晨光是具有高等学历、胸襟开阔的老师。以上诸位是我在华工作中遇到的众多传教士中的优秀代表。除此之外，我还要补充几位：最近离世的奥贝格（Oberg），是包头萨拉齐镇（Saratsi）孩子们的良师益友。范·迪克（Van Dyk）生活在宁夏，是训练有素的艺术爱好者。还有许多，恕我不能在此逐一列举了。
客观公正地说，如今在华工作的传教士中，也有一些人表现平平、心胸不够开阔、接受的教育不够全面。
我也必须强调一点：我对于传教士问题的见解，几乎完全是基于本人与新教接触的经历。相比之下，我与天主教的传播接触不多。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都宣誓禁欲独身，所以他们都分开居住。与新教的自由思考相比，他们接受的灵性训练也严格得多。因此，他们已经发展出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容易体会。
在自我保护方面，天主教的传教士们要胜过新教的同行们，尤其是动荡时期。在新教的传教过程中，大家好几次都惯性地对剧变采取逆来顺受的方式；天主教的同行们却不满足被动地依赖上帝的保护。他们的传教站有充足的武器和弹药。
动荡时期，天主教的传教站也被认为是“安全堡垒”，甚至有些中国的地方官员在不得已时会逃往教堂里避难。
在蒙古边界上我听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关于一位招惹不起的神父，值得讲一讲。
蒙古的一个天主教传教站，不断受到一伙儿强盗的骚扰，他们尤其热衷于抢劫附近的村庄，村民都是皈依了天主教的汉人。这位神父几度尝试要收拾一下这伙强盗，可惜都未成功，绝望之余，他动员自己的部下进行反击。他们踏上征途时，多数强盗正在远方抢劫。所以，神父只找到了强盗中的两位守卫和五十匹马。保护马群时，两位守卫被击毙。假如天主教徒们把马当作战利品带走，结果肯定是强盗们杀回来再抢马。但是，神父更擅长心理战，他的做法吓坏了他的信徒和强盗。他亲手射杀了很多匹马，然后放心地班师回朝了。
他的心理战成功了。强盗能明白他率众偷马，却搞不懂他为何大量杀马。心有余悸的强盗觉得这个神父摸不透也不好惹，最好与之和谈。他们主动提出和谈的条件，双方也迅速和解了。条件是强盗不再骚扰该传教站的汉人教徒，神父不再射杀对方的马。
在北方，蒙古边界的神父们日子过得不错。晚餐有红酒、餐后有雪茄，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相反，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新教同行们，对此一定怒发冲冠。曾经有位天主教主教请我吃午饭，他谈吐优雅、富有教养、每处细节都精致考究。他的一番显摆，马上迷住了我。他喝完咖啡，又吸了一会儿雪茄后，提议出去参观一下他的传教站。外面的一切井然有序：有为皈依的年轻人建立的学校；花园是精心布置的；教堂也巍然肃立。我们走到教堂门口时，他把雪茄放在墙上的壁龛内，显然壁龛是用来专门暂存雪茄的。他走进教堂，在神坛前屈膝行礼，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随后他带我参观了教堂，然后又走出去，拿起雪茄继续抽起来。
一些新教同行觉得，虔诚的神父竟满足于餐桌上的快乐，真是难以置信。但是反过来，这种谣言也可能是由于天然的同行相忌或者造谣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已。
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非常轻率地利用条约给予教团的特权，在中国四处圈地。教团拥有周边大量的土地，并且把地出租给皈依天主教的民众，使他们在各方面依赖差会。诱人的优惠待遇，使得入教容易退出难。
天主教还给教徒们提供法律援助，其形式就是向地方当局施加压力，这让中国人对此深恶痛绝。
一般而言，基督教的各教派布道传教时，都有上当受骗的风险。一些中国人有高度发达的财产意识，他们打着皈依的名义，实际上谋求并能轻易获得物质利益。就中国的这一点，一位权人士发明了“稻粱基督徒”这一术语，这一发现深深伤害了传教士们，但无疑也指明了他们的劣势所在。所谓“稻粱基督徒”，指的是为了确保将来能获得渴望的饭碗（字面也罢，象征也罢）而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
起初，教会给众教徒的工作，既体面又收入丰厚。其次还有好处：如果谁有位传教士朋友，就可以推荐自己的孩子、兄弟或者表亲给外国人和有权势的中国人。此外，有些脑子灵活的中国人有上千种方法利用传教会。如果有一天上帝询问传教的结果，想倾听所有传教士的心声，他会听到忠实的门徒们长吁短叹，大吃一惊：这些热心肠的人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他们的好意未必有好报。可以理解，他们也不愿自己的灰心失望被公之于众。我言必有据，姑且列举几个亲身经历吧。
我多次旅行，有一次竟被自己的一个仆人彻底蒙骗了。为了乡间长途旅行轻松些，我派他先去租四辆马车。结果让我恼怒的是，我不得不支付比预计要高出很多的租金：租一辆马车，要200美元；四辆，合计800美元。但是，通过其他仆人之口，真相渐明。最后，当事人主动承认，每辆车他只付了160美元的租金，剩余的钱都落入了自己的腰包。当然在中国，抽取“少量”佣金的做法极为普遍。租一辆车抽5美元，十分合理；抽10美元，我忍痛接受；但是其他所有仆人都认同我的意见，他抽的佣金高得离谱了。事情败露后，他本人惊慌失色并主动请辞。他离开时心存感激而且谨小慎微，这倒令我十分吃惊。他的父亲，就是典型的“稻粮基督徒”。
还有一次，我被迫与新教传教站的一位“福音传教者”结清账目。冠以“福音”二字，可能是华人传教士孤芳自赏的噱头而已。
上文中的“福音传教者”，帮我在他儿时的村庄安排了一次大规模发掘，对此我心存感激。我被安排暂住在他弟弟家，刚到住处，我吃惊地发现很多相当新的托盘，它们和我之前存放标本的托盘竟是同款。起初，我很高兴，因为他替我提前安排，考虑很周到。但很快账单就到了，我疑心顿起，因为报价是之前其他地方售价的两倍。我做了些调查，才发现在旁边的小镇上，我竟可以半价就能买到。
因为帮助我，他捞了一把。结账时我怒不可遏，因为他不信教的弟弟说，这都是蓄意安排的，就是为了双倍要价。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让当地政府抓他归案，但后来我把此事移交给教会了，部分原因是让传教者入狱很荒谬，还有部分原因是我想放他一马。结局是，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把骗我的钱都捐给了教会的孤儿院。
是的，传教士们经常有痛苦的经历，他们并不是每一位都像那位身材矮小的女牧师一样坦白直率，她头顶因有圣洁的光环而且直言不讳。周日早上，教徒们进来做礼拜之前，她找到身为客人的我，请我把门口附近所有东西统统拿回自己的房间。她说：“因为，礼拜日他们更爱顺手牵羊。”
我经常听说，传教士们之所以选择这份职业，不仅是出于热衷宗教引领，而且出于现实的考虑。有幅传教站的漫画就诠释了这一观念。在画里，前景是豪华气派的大别墅；背景是看起来不太体面的小教堂，画上有一句话：我们用建教堂时多余出来的砖头，为自己盖了间小茅屋。
对我来说，这样毫无根据的说辞貌似在有意无意地诽谤传教会。毫无疑问，传教士多了，总会有不择手段的败类（个别传教士把教堂建在北戴河与庐山牯岭的避暑胜地，这些特例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传教士）。总的来说，我敢公开声明：绝大多数的传教士都勇于自我牺牲、心灵纯洁、投身于自己的使命，他们从不计较物质的得失。我震惊地发现，某些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教士被迫在赤贫环境中工作。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一位英国传教士，让我见证了他日常家务的艰辛。为此，我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祈求上帝创造奇迹，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还有一些访华的外国人，他们作为商人、外交官或者中国政府的雇员，能力不俗。我想警告他们，不要轻率地谴责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虽身处险境，却淡泊名利、心甘情愿。无论他们的工作成果多么微不足道，身为“洋鬼子”的他们，至少也有所补偿，轻微缓解了西方列强施加给中国的不公正。
到目前为止，我在评估在华传教教团时，一直仅仅关注外围议题，而没有对中心问题表态。中心问题就是：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灵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这个问题很具挑战性，我缺乏实据来详尽地回答它。然而，我想尝试提供一些观察视角，以期对解决这一难题有所贡献。
我们必须从历史基础出发：中国人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他们在不断传承中保留了令人自豪的传统，这些传统可以追溯到辉煌的青铜时代。
供奉祖先、孔子的社会训导，都是中国悠久传统中珍贵且神圣的组成部分，这些对传教士们而言，是无法理解、无关紧要的，正是那些“异教徒”可憎之处。高本汉教授曾精妙地描述了传教会与中国文化中神圣传统的盲目斗争，请允许我引述如下：
“传教士们使得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不再敬畏祖先的神灵，使他们把孔子视为虚假的先知。更糟的是，他们还让中国人不再支持其族群维护的宗祠和仪式。他们导致家庭不和，而家庭是族群的基础。最终，他们使人数不多的信教小团体对抗整个大环境。”
在中国古老文明的基础之上，中国人不断继往开来、奋发进取，他们同化了新的有佛教色彩的文化元素。近些年来，数以百计的留学生带回了从欧美学到的西方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逐步熟悉了我们的教育。结果是，中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例如：我的家乡纳克（Närke）地区有很多朴实的农家小伙子，没有经过传教会的培训，就被派到了中国。当他们遇到举止文雅的现代中国官员时，着实吃了一惊。
如果在华的传教团想要成为一股鲜活的宗教力量，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扎实的通识教育和开阔的精神视野，足够与受过教育的华人平起平坐，否则，谁也别想在传教团里滥竽充数。
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另一个元素：历史禀赋。孔子的教诲，还有佛教的影响，都赋予中国人丰富的宗教指引以供其选择。恕我才疏学浅，无法以基督教为参照物来评估这些迥异的宗教运动。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印度的释迦牟尼，都曾居于二位所处环境的文化巅峰。貌似他们在某些方面，都比耶稣基督更有感召力，更能赢得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响应。
想要知道基督教及其传教会对中国百姓的心灵有何影响，必然是徒劳无功。天主教的统计数字显示，有很多中国人已经皈依，实际上这些数字毫无价值。基督教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也很难确定。我的个人看法是，我们可能高估了外国人在宗教和其他领域的影响力。总的来说，影响甚微，微不足道。不可否认，我们物质文化的影响力堪称深远。铁路、机关枪、飞机、电影——这些都是我们成功的标志，但这样的成功价值不大。
如果想了解传教会实实在在的影响，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个人贡献。
对中国人而言，传授教义和信条毫无价值。真正吸引他们，赢得他们尊敬、关怀和友谊的，是以身作则。因此，玛丽亚·皮特森、乔尔·埃里克森、乔治·芬德利·安德鲁、博晨光和上百位类似的好心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善举，提高了传教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在他们眼中，问题的关键不是让人云里雾里的“三位一体”，也不是最后晚餐中“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要传达的大道理。他们感兴趣、想听的是耶稣教导世人要同情弱者、关爱儿童、尊敬父母、诚实守信、追求真理，因为两千多年前中国自己的古圣先贤谆谆教诲的道德规范，就是这些。
当他们看到，品行高洁的传教士们，亲自实践主的教导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万恶的“洋鬼子”中也有好人。
瑞典在鸡公山（Kikung=shan）的瑞华学校，在河南和湖北的交界处。瑞典老师的一个小小的教鞭就在这里寻找到了传教团与他们在远方家乡的一条纽带
传教会并没有彻底成功，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成功的路上还有一些特殊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基督教本身，它被分成了很多教派和分支，这一点中国人理解不了。对于逻辑有些僵化的中国人来说，既然基督教只有一位上帝，那么也应只有一个教派，这是无可争议的。其次，各个主流教派各自为营、壁垒分明，甚至经常彼此敌对，整件事对无宗教信仰者就更加费解了。
还有一个阻挠差会传教的障碍，就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基督的教义。英国传教士既然倡导基督仁爱，又怎么为鸦片战争（1840—1842）辩护？当中国人质问，信奉基督教的各国政府为何派出八国联军以“镇压”为名入侵北京无恶不作时，那些可怜的传教士们又何言以对？从1890年起的十年间，自诩为先进文明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沉迷于强迫中国割地赔款，甚至提出无理要求，企图瓜分中国，划出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一切，如何让尴尬的“文明使者”粉饰侵略、美化暴行？
长城上的一座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欧洲的恐怖杀戮让和平之君（耶稣基督）派往中国的“和平王子”（the Prince of Peace）使者们名声扫地、威望一落千丈。
最后，也是最糟糕的。去年（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一位莽撞的外国警察朝一群手无寸铁的闹事学生开枪，当时他们是为了爱国主张游行示威的。这次谋杀就像火花，助燃了上海一些外国人的嚣张气焰，他们自命不凡、自吹自擂、自我膨胀，不料却激起了全中国一致对外的熊熊怒火。几十年来，中外有识之士们埋头苦干所促成的深厚友谊和相互理解，全部付之东流，剩下的唯有令人绝望。只有到为时已晚时，外国专家们才觉察到，比起1900年时犯下可悲蠢事的旧中国，当今的中国，虽有内部纷争，却也暗中精于算计，是个更加强大的对手。
与1925年“五卅惨案”完全无关的传教士们，此时遭殃了。为了赢回在过去一年中失去的阵地，他们要再奋斗几十年。
除少数例外，当时的外国人基本被分成迥异的两大类：一类是传教士、为数不多的医生和大学老师，他们生活简朴，妻子们也承担了分内的责任。另一类是商人、租界内华人行政部门（实为外国人控制）中的外国雇员，公使馆和领事馆的职员。第二类群体有很多奢侈的习惯。很多男人多数时间在“俱乐部”花天酒地；女人们多数午饭时才起床，下午互访和跳舞，几乎每晚参加晚宴和舞会。
这个群体中当然不乏许多勤劳善良的人，他们有理想中的生活并为之奋斗。但作为一个整体，这种穷奢极欲的西式生活画面，给中国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电影进一步强化并巩固了这种误解。
去过中国电影院的人，观影后定会吃惊和反省。放映的多是美国电影，大致分两类，它们交替播放。一类是刺激的剧情片：江洋大盗、入室的小偷、蒙面的强奸犯、各种纵情酒色。另一类是所谓的喜剧片，不幸的是，很多喜剧之所以滑稽，是它们让外国人看起来荒诞可笑。中国老百姓不懂英文，只能像孩子一样从怪诞和粗犷的画面中找乐子。实际上，外国人看起来越荒诞，中国人越觉得逗乐儿。
我应该简要地补充一下，中国也放映了一些异常好看的美国电影。我非常钦佩美利坚民族，因为他们最懂得怎样以平等、慷慨、主动的精神去面对中国人，以便输出美国文化。美利坚民族朝气蓬勃且丰富多彩，如果能够洗去自己名声上唯一的污点（某些低俗的电影），那就十全十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