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昂盖朗在英格兰的7年中，自由连队在法国、萨伏伊、伦巴第和教皇领地等各处造成的浩劫已经成为欧洲事务的一个重大事实。连队不是一种过眼云烟般的现象，亦非一种外部力量，而是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了社会自身的组成部分，为其统治者所利用和联合，即使在这些统治者奋力摆脱它们时亦如此。它们从内部侵蚀社会，就像厄律西克同（Erysichthon）这个“大地的撕裂者”一样，他由于破坏了得墨忒尔（Demeter）的圣树林而受到女神的诅咒，永远饥饿难耐，最终在试图填补其饥饿之欲的努力中吞食了自己。
纪律和组织使得连队作为作战部队比致力于荣耀却对指挥原则一无所知的骑士们更加有用。统治者雇用他们，例如，萨伏伊伯爵阿马迪厄斯六世（Amadeus VI）就曾与最臭名昭著的指挥官之一定约，利用自己领地中的恐怖活动来粉碎一个对手的党羽。无论是受人雇用还是以冒险为生，它们都用掠夺来支付开销。明火执仗的生活变成了其手段的附属品，而手段变成了终极目标；14世纪的世风拜倒在不法之徒的残暴胜利之下。
在法国，在领土移交期间，尽管英王爱德华重申了命令，但仍有许多匪帮拒绝复员或撤出其堡垒。由于被解除了常规的雇佣，他们就如同从一个破裂的蜂巢中飞出的蜜蜂一样，形成了围绕一个特定指挥官的小蜂巢，再加入“后来者”的大部队。在寻找与抢劫利润相结合的雇佣职业的过程中，他们四散开来，将那些在社会契约被打破时迅速恢复为不法之徒的人吸纳进自己的队列。虽然较下层的等级来自残破的城市和乡村，来自包括教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失业者，但领导层却来自上层——发现用宝剑斩获一切的生活令人无法割舍的大领主，或是被连队本身拔去根基的骑士阶层中的失利者。在无法依靠被毁坏的土地聊以为生的情况下，他们加入了雇佣军，而不是遵循一种放下屠刀的生活。用教皇在1364年的开除教籍令中的话说，“他们恣意于种种残酷行径”，在手无寸铁的人眼中似乎就是另一场瘟疫，引发了众星宿或上帝的怒火。
在法国，他们被称为écorcheurs（剥皮者）和routiers（拦路抢劫者），在意大利被称为condottieri（佣兵）。这个词源于condotta，即合同，用以固定他们作为雇佣兵的职业条款。他们从易受攻击的城镇中，以appatis（被迫交纳的贡物，目的是换取免遭攻击的结果，其条款由书记员白纸黑字地写下来）的形式榨取一种体系化了的收入。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汲取服务，让公证人、律师和银行家以及职员、铁匠、制革匠、桶匠、屠夫、外科医生、牧师、裁缝、洗衣女工、妓女，通常还有自己的合法妻子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他们通过固定的经纪人来出售战利品，不过那些他们自己想留下来的特殊武器或奢侈品除外，比如珠宝和女人的礼服，或用于铸剑的钢铁，还有人留下了鸵鸟羽毛和獭皮帽子。他们渐渐在社会结构中安置了下来。当勃艮第于1364年被“主牧师”阿尔诺·德赛沃洛攻占时，年轻的腓力公爵待之以礼，称他为自己的顾问和同伴，将一座城堡和几位贵族人质移交给他作为保证，直到自己可以筹集到2500金法郎来换取他的离开。为了筹集这笔钱，腓力采用了惯用的权宜之计，向自己的臣民征税，这是人们怨恨封建领主的又一个原因。
与被伊莎贝拉所拒绝的新郎出自同一家族的贝尔蒂卡·德阿尔布雷（Bertucat d’Albret）是比庄园主更pillard[1]的贵族大领主之一。多年后，在垂暮之时，他怀念起“我们从图卢兹、拉里奥勒（La Riolle）或贝日拉克（Bergerac）扑向富商”的岁月。“从没有一天我们不曾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奖赏，为我们的财富锦上添花，令我们的精神鼓舞振奋。”他的朋友和加斯科涅同乡、时常被称为“连队之王”（King of the Companies）的塞金·德巴德福尔（Seguin de Badefol）用5枚金币代替了其父亲盾徽上的5顶帽子，表明了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亚米里戈特·马塞尔（Aimerigot Marcel）在当了30年的匪徒后，死在绞刑架上，他曾吹嘘自己抢过布鲁塞尔的丝绸、定期集市上的皮革、布鲁日的香料、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的贵重纺织品。“全都属于我们，或是按我们的意愿被赎回……奥弗涅的农民在我们的城堡中为我们供应食粮，带来小麦、面粉和新鲜面包、喂马用的草料、上好的葡萄酒、牛肉和羊肉、肥美的羔羊和家禽。我们得到国王般的供应。当我们纵马向前时，整个国家都在我们的面前颤抖。”
人们对连队的普遍憎恨可归于每种罪行，从在四旬斋吃肉，到对怀孕妇女施暴，后者会造成未出生和未洗礼的孩子的死亡。3/4的法国都成了他们的掠夺对象，尤其是盛产葡萄酒的勃艮第、诺曼底、香槟和朗格多克等地。有城墙的城镇可以组织抵抗，而置对农村的暴行于不顾，农村屡遭破坏，造成了一批由赤贫的农民、寻找工作的工匠和失去教区的牧师构成的流浪人口。
连队也不会饶过教堂。英诺森六世在1360年的一封教士信中写道：“麻木于对上帝的畏惧，那些邪恶之子……侵犯并破坏教堂，盗走它们的书籍、圣餐杯、十字架、圣礼用的神圣遗物和器皿，使它们成为自己的战利品。”在格斗中溅满鲜血的教堂被认为是遭到了亵渎，禁止用于圣礼，直到走完一个冗长的官僚主义的协调过程。不过，教廷的课税仍继续征收，拥有残破教区的教士常常被减薪至拮据程度，并遭到遗弃，加入其迫害者的行列也并非不常见。英诺森在同一封信中悲哀地说：“看看它变成了什么样的坟墓，当那些人仪态优雅地向前冲锋……参与洗劫和抢夺（甚至不顾流淌的鲜血）时。”
随着教士和骑士都加入了邪恶之子的行列，普通人便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掠夺和无力控制这一切的时代。“如果上帝本人是位士兵的话，他也将成为一个强盗。”一位名叫塔尔博特（Talbot）的英格兰骑士说。
一条锁链仍未松开：赦免的必要性。对在没有赦免的情况下就死去的恐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人们相信，鬼魂将成为未听忏悔者的幽灵，他们会返回人世为自己活着时候的罪恶寻求赦免。无论匪徒们是多么不遵守其他的规则，他们都固执于形式上的（如果不是实质上的话）宽恕。根据一种理论，在“正义的战争”中遇见死神的人如果曾忏悔其罪恶，就会直接升入天堂，可一个骑士若是犯有掠夺罪，就将不得不通过归还其所得的方式来证明其忏悔之意。由于制造不出正义战争的借口，更不愿归还所得，连队便满足于通过蛮力来勒索赦免，就像勒索一代金子。在与其囚犯，甚至那些他们曾伤害或折磨过的人商谈赎金或赦免时，他们都会将受害人为他们祈求赦免或督促教皇解除其开除教籍之命令当作一个释放条件。
英诺森的继任者乌尔班五世于1364年颁布了两项有关开除教籍的诏告，即《促己诏》（Cogit Nos）和《怜人诏》（Miserabilis Nonullorum），其目的是竭力禁止与连队的任何合作或为其供应食物。如果说此禁令干扰了匪帮们的话，却并没有遏制住他们。
在“后来者”的出类拔萃的职业匪徒中，有一个库西将注定会在作战中相遇的人，他就是约翰·霍克伍德爵士（Sir John Hawkwood），他以这个名字的首次亮相是作为于1361年包围阿维尼翁的连队的头目之一时。他的父亲是个小地主和皮革商，父亲死后，他的哥哥继承了庄园和10英镑、6匹马和一辆二轮运货马车，而作为次子的他没有得到一分土地，只得到20英镑10先令，在这种情况下，他离开了家。他的名字出现在14世纪50年代于法国作战的英军名单中，布列塔尼会战之后，他加入了“后来者”，这时，他“仍然是个一贫如洗的骑士，除了马刺，他一无所有”。当时他大约35岁。到教廷用黄金使他从阿维尼翁转战至意大利时，他领导的是由35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构成的白色连队（White Company），这个连队得名于其白色的战旗和束腰外衣以及擦得铮亮的护胸甲。他们于伦巴第首次亮相时，即凭借其穷凶极恶和放纵恣意将恐怖传播至各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什么比听到这个英格兰人的名字更恐怖的事了”。他们获得了perfidi e scelleratissimi（背信弃义和最邪恶）的名声，尽管人们承认，“他们不像匈牙利人那样炙烤并毁伤其受害人”。
在被一个个意大利城邦在其持久的战争中所雇用之后，霍克伍德不久便能够为自己的服务索要最高的价码。无论他的方法是多么残酷——它们导致了“一个意大利化了的英格兰人是个徒具人形的魔鬼”的谚语——他却没有把时间仅仅花在抢劫上，而是让自己的连队与任何有能力付钱的势力签订契约，而不管其站在战争的哪一方。他为比萨与佛罗伦萨作战，反之亦然；他为教皇的军队与维斯孔蒂作战，反之亦然，在完成针对维斯孔蒂的军事行动后，英明地将白色连队所占领的城堡还给了加莱亚佐（Galeazzo）。对霍克伍德而言，战争是种生意经，只要他的契约免除他与英格兰国王作战之责就行。他在意大利驻留了35年后死去，此时，他已经拥有大量的土地、年金和盛名，被安葬在佛罗伦萨大教堂中，墓门上画着乌切洛（Uccello）的骑术师的壁画以示纪念。在他死的那一年，民族自豪感向他发出了召唤：在理查二世的私人要求下，他的遗体被送回英格兰，在他的故乡安葬。
在意大利，连队实际上在公开战争中被用作官方军队。在法国，它们处于失控状态。唯一有效的对抗力量是常规军，但它尚不在这个国家的视野之内，同时也超出了其财力范围。对抗连队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付钱给他们，让他们到别处去。由于匈牙利国王需要帮助来对抗土耳其，教皇、匈牙利皇帝和法兰西国王于1365年做出了同心协力的努力，以一次十字军东征来解除那一威胁。
由前摄政王、现在的查理五世提出的十字军领导人选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新指挥官，他就像他的布列塔尼姓名一样粗野，法国人将之翻译为德克勒坎（De Clequin）、卡斯坎（Kaisquin）或克勒斯奎（Clesquy），直到贝特朗·迪盖克兰这个名字被确定下来。他塌鼻子，黑皮肤，身材矮小而肥胖，“从雷恩至迪南（Dinant），再没有比他更难看的人了”。所以，屈弗利耶（Cuvelier）的旨在塑造一位与黑王子的尚多斯·赫勒尔德的颂词旗鼓相当的法国英雄的押韵史诗是这样开头的：“因此他的父母对他恨之入骨，竟致在心里常常希望他死去。他们习惯地称他为坏蛋、傻瓜或小丑；作为一个坏心肠的孩子，他遭到了如此轻蔑的对待，以致侍卫和仆人个个都瞧他不起。”他的父母是贫穷的贵族。他们没教养的儿子没有被比武大会带坏，在为布卢瓦的查理服役时，于布列塔尼的游击战中学会了作战，成为伏击战术和阴谋诡计的能手，善于利用伪装、间谍、密使、遮掩军队调动的烟云、金钱和葡萄酒的贿赂、对犯人的折磨和杀害，以及在“上帝的休战”期内发起的奇袭。他大胆无畏，一如他的肆无忌惮，拿起剑时凶猛残忍，却时刻准备着以智取胜；强硬，狡猾，像任何一个“剥皮者”一样冷酷无情。
出生于1315年至1320年间的他直到过了35岁以后才成为一名骑士，于雷恩保卫战中在当地一举成名。摄政王亲眼见到他从纳瓦拉人手中勇敢地夺取了一座堡垒，这开启了他在王室军队中的成名之路。尽管查理五世本人不是名斗士，但他有作战的决心。在《布雷蒂尼条约》后的所有这些年中，他唯一一个未说出口的重大目标是阻止将会对王国造成分裂的放弃版图之举。由于无意于在战场上指挥军队，他知道，自己需要一位军事领袖，并在这个“穿铠甲的肥猪”身上找到了理想人选，他是出现在法国一方的第一位可以与黑王子或约翰·尚多斯爵士相提并论的高效率的指挥官。
1364年，也就是查理五世统治时代来临的那一年，迪盖克兰在两场历史性战役中带领法军先赢后输。在第一场于诺曼底的科舍雷尔（Cocherel）进行的与纳瓦拉的查理的军队的作战中，他以少胜多，结出了硕果，因为它导致了纳瓦拉对巴黎的长期威胁的解除。更使该战役声名远扬的是它俘获了纳瓦拉的堂兄弟德比什长官，后来查理在没有要赎金的情况下释放了他，希望以此来为法国一方赢取这颗狂烈的心。第二场战役发生在5个月后，地点是位于乱石嶙峋的布列塔尼海岸的欧赖（Auray），对布列塔尼的战争有决定性作用。法国的公爵领地候选人布卢瓦的查理被杀，迪盖克兰被俘。此战是处于竞争状态的布列塔尼公爵们的最后冲突，使英格兰候选人让·德蒙福尔拥有了所有权，尽管根据《布雷蒂尼条约》的条款，该公国仍旧是一个法国封邑。这场失败实际上被查理五世变成了利益之源。凭借丰富的年金，他说服布卢瓦的遗孀放弃自己的继承权，从而终止了持续的战争和法国军队的流血伤亡。查理五世是个能买就不战的人。
迪盖克兰在被赎回后，并未失宠。他的起家早已被梅林（Merlin）的占星术和预言所预言，这也许吸引了查理，他尽管精明机智，却像迪盖克兰一样，对占星术十分痴迷。除了在进行所有战役时身边都留有一个占星师之外，贝特朗还娶了一个占星师，这个女士接受过这一学科的训练，以其神秘的力量而著称。国王的兴趣更具科学性。像大多数统治者一样，他雇用了一名宫廷占星师，此人会就行动和执行秘密任务的有利时机给出建议；但查理走得更远，他委托人翻译占星著作，在巴黎大学建立了一个占星术学院，为之配备了图书馆、器具和王室奖学金。
1365年，他将皮萨诺的托马斯召进宫来，后者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占星术博士，他的尽管有点儿冒险天赋的想象力一定很投合国王的胃口，因为国王以每月一百法郎的薪水将他继续留在身边。查理久治不愈的疾病并非不可能是由托马斯为他配制的含汞药物所造成的，很多人为此指责过这位医生。未受阻挠的托马斯继续进行一种“独一无二和无法形容的”实验，其目标是将英格兰人驱逐出法兰西。他用铅和锡铸造出空心的裸男形象，用取自法国中部和四隅的泥土填充它们，在它们额头上刻上英王爱德华或他的一位指挥官的名字，然后在星辰处于正确位置时，将它们面朝下埋入地下，同时默念咒语，大意是，这是对上述国王、指挥官和所有追随者的永久驱逐、歼灭和埋葬。
当事情涉及移除连队时，一种更现实的方法是通过在匈牙利的十字军东征。急于击退土耳其人的匈牙利皇帝查理四世亲自来到阿维尼翁，提出承担旅途费用，保证用波希米亚3年的税收来支付雇佣军的工资。他在圣灵降临节（Whitsunday）做弥撒时，与乌尔班五世一起出现，皇帝和教皇比肩而坐，有生以来第一次和睦相处，为那个场合投去了一道希望的符咒。乌尔班宣称，法国教士的什一税将转交给法兰西国王，使他能够有钱去履行他在此项伟大事业中的本分。尽管有金钱以及天堂——因为通过十字军东征，开除教籍的命令将会被取消——的承诺，对匈牙利的前景极为厌恶的雇佣兵们还是提出质问：“为何他们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打仗？”但在希望他们离开的情感力量的重压之下，又鉴于他们自己的一分子阿尔诺·德赛沃洛代替了迪盖克兰成了统帅，有些人被说服了。1365年夏，多个地方的多支部队向位于匈牙利帝国的洛林进发并集结。
结局是场惨败。匪徒的可怕名声引起了阿尔萨斯民众的拼死抵抗。尽管阿尔诺保证，他的目标不是该国，而只想让自己的马匹在莱茵河中喝点儿水，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市民仍然拒绝他们过桥，于是皇帝在臣民的强迫下，带着一支军队封锁了道路。是连队自己的不情愿而非百姓的抵抗使他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打道回府。与此同时，在西班牙，一项新的事业正需要他们。
英法战争并没有实实在在地于布雷蒂尼结束；它南下转至了西班牙，在西班牙王位之争中各站一边。两个争夺王位的人，一个是卡斯提尔国王——“残酷的佩德罗”，他的压迫曾引起过一场反叛，另一个是他的非婚生的兄弟特拉斯塔迈里的唐恩里克（Don Enrique of Trastamare），他父亲10个私生子中的长子，反对方的领袖。这个问题影响到了围绕朗格多克、阿基坦和纳瓦拉的力量平衡。因为佩德罗得到了英格兰人的支持，此外他还抛弃并据称杀害了他的妻子（她是法兰西王后的一个姐妹），又因为唐恩里克是法国的被保护人，他的就职将会把一个同盟安放在一个重要的王位宝座之上，因而斗争吸引了这两个前对手。再者，唐佩德罗是与教皇为敌的人，教皇曾因他拒绝遵守前往阿维尼翁回应对其邪恶之举的指控的征召令而开除了他的教籍。
在针对格拉纳达的摩尔人（Moors of Granada）的十字军东征的伪装下，西班牙战场为连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出路，但也许是座坟墓。作为被任命的统帅，迪盖克兰说服了25个最危险的连队的指挥官跟随自己前往西班牙，其中包括休·卡尔维勒和厄斯塔什·德奥布雷西科特，以及其他在欧赖曾是其对手的人。虽说被许以高薪，但连队的人若是没有现金在手，是不打算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的。屈弗利耶在其诗史中津津乐道地告诉我们，由此带来的对峙是14世纪的一个缩影，尽管用屈弗利耶的话来说，“节奏的暴君使他没有丝毫空闲去追求精确”。
连队不是直接去了西班牙，而是前往阿维尼翁，在位于维尔纳夫（Villeneuve）的罗讷河对岸的教皇宫殿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安营扎寨。教皇派出一位颤抖不已的红衣主教前往那里告诉他们：“我拥有上帝和所有圣徒、天使和天使长的力量，如果军队不立即撤出此地，我将开除全军的教籍。”红衣主教受到迪盖克兰和“博学、智慧和谨慎的骑士”、普瓦捷会战的老兵德奥德雷汉姆元帅彬彬有礼的接见，他们问他，他是否带了钱来；他机智地回答说，他被派来了解他们来阿维尼翁的目的。
“先生”，德奥德雷汉姆答道，“你眼前看到的人，在10年间，于法兰西王国犯下了许多罪恶行径，现在正在前去与格拉纳达的恶棍作战，”他们的领袖正在带领他们前往那里，“因此他们将不会重返法国。”在离开之前，人人都恳求赦免，因此他们请求教皇“将我们从我们的罪行中解放出来，从我们所有人自从婴儿时期就已犯下的令人忧伤且十分深重的罪孽中解放出来，此外，为了我们的航程，他应当付我们20万法郎”。
“换上了另一副面孔的”红衣主教答道，尽管他们人数众多，但他认为他可以保证让他们得到赦免，但没有金钱。“先生，”贝特朗连忙插话说，“我们必须拥有元帅已经提出的一切，因为我告诉你，这里有许多人根本不把赦免放在心上；他们宁肯要钱。”他又补充说：“我们正在率领他们前往可以在不伤害基督教民众的情况下理直气壮地抢劫的地方。”他催促说，除非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那些人会不听指挥，他们等的时间越长，维尔纳夫的境况就会越糟糕。
红衣主教连忙回至桥对面，先向教皇报告了连队的赦免请求，说他已经带来了他们的犯罪自白。“他们……犯下了所有一个人可以做但决不会说的罪恶；所以他们请求上帝的怜悯和宽恕，以及由您给予的全部大赦。”
“他们会得到赦免的，”教皇毫不犹豫地说，“只要他们到时候离开这个国家。”随后，20万法郎这件分外之事被摆在了他面前。从自己的窗口，乌尔班可以看到士兵们正在捕捉牲口、鸡和鹅，夺取可口的白面包，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带走的东西。他召集了一次会议，商讨如何才能募集到钱财，之后采纳了建议，以向阿维尼翁的布尔乔亚收税的方式募集，“这样上帝的财富也许不会被减少”。当阿维尼翁的教区长带着如此募集来的钱财以及经过签字和密封的赦免令前来交给迪盖克兰时，后者问，这钱是否来自教皇的宝库。当被告知它是阿维尼翁的普通百姓的贡献时，他“极为不恭地”谴责教廷的贪婪，发誓说除非是来自教士的钱，否则他一个子儿也不收；所有的税钱都必须返还给缴纳它的百姓。“先生”，教区长说，“上帝赋予你快乐的生活，穷人将会欢天喜地。”那些钱被按时返还给了民众，由来自教皇宝库中的20万法郎所取代，为此，教皇迅速通过向法兰西教士征收什一税的方式让自己得到了补偿。
在英格兰一边，形象工程也在展开，以尚多斯·赫勒尔德最为有名，他将黑王子此时对阿基坦的统治赞颂为“7年的欢乐、和平和愉悦”，而事实恰恰相反。王子的傲慢和奢侈引起了他的加斯科涅臣民的强烈憎恨，并转向了法国。在慷慨大方之理想和破产的贵族性的浸染之下，王子从不关心收入与花费间的任何平衡。他用税收来填补缺口，这使其作为副王理当促进的忠心和效忠都渐行渐远。“自从上帝诞生之日起，从未有过如此慷慨和体面的家庭招待会。”他每天要在桌子上款待“80多位骑士和4倍以上的侍卫”——大约400人，身边总有一大批由侍卫、随从、男仆、管家、书记员、猎鹰手、猎手构成的随行人员；他举办宴会、狩猎聚会、比武大会，侍奉自己的非得是一个穿金马刺的骑士。他的妻子——美丽的琼，在奢华的面料、皮毛、珠宝、黄金和珐琅的消费方面比起其小姑子伊莎贝拉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尚多斯·赫勒尔德热情洋溢地报告说，王子的统治标志是“慷慨大方、目标崇高、富于远见、节制有度、正直义气、有理有据、公正无私和克己奉公”。除了前两个外，王子根本不具备这些品质中的任何一种。
迪盖克兰的武士们出发前往西班牙，在那里，他们快刀斩乱麻地完成了作战，唐佩德罗逃之夭夭，唐恩里克加冕登基，连队成员几乎没什么伤亡，太快地返回了法国。不过，英格兰的利益使争斗再起。唐佩德罗向黑王子请求帮助，热衷于战争和荣耀的黑王子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促使他这样做的，还有打破法国与卡斯提尔的联盟的必要性，鉴于强大的西班牙舰队，该联盟威胁到了英格兰与阿基坦的交通，加强了英格兰人对受侵犯的持续恐惧。财力始终是关键所在。唐佩德罗发誓说，如果他重新得到王位，他将支付一切开支，所以尽管有人劝告黑王子不要信赖一个如此浑身污点的人，可他还是拒绝放弃作战。唐恩里克在迪盖克兰和法国连队的再次支持下，双方于1367年重燃战火，结果发生了逆转。
在1367年4月的纳胡拉（Najera）战役中，英格兰人赢得了一场在中世纪编年史上非常著名的胜利，法国人遭遇了又一场失败，不仅使其名声扫地，而且其至高无上的军事地位也大为削弱。迪盖克兰和德奥德雷汉姆元帅都建议唐恩里克不要冒险与王子和“世上最优秀的士兵”真刀真枪地对着干，而应当断绝他们的供给，“不费一枪一弹地将他们饿死”——法国人在普瓦捷会战时也收到过但被忽视的相同建议。由于地形、气候等各种原因，也因为在新国王的西班牙追随者们看来那么做似乎有点儿不大光彩，所以这个建议未被采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唐恩里克落荒而逃，唐佩德罗重登王位，杜·盖兰克第二次被捕。尽管王子倾向于囚禁他，但贝特朗嘲笑说，他是“因为害怕”才要扣留他，这刺痛了王子，于是他同意法国人以10万法郎的一口价将之赎回。
如果说在纳胡拉战役中失去了荣耀的话，那么这次失败像欧赖会战的失利一样，并非没有好处，因为连队损兵折将、深受重创地回到法国。由此带来的欣慰使杜·盖兰克获得了信赖，于是，正如德尚所记录的那样，普通民众的所有祝祷都慷慨地给予了他。进一步的宽慰源于匪徒首领塞金·德巴德福尔和“主牧师”的死亡——前者在一次晚宴上被不想付给他钱的纳瓦拉的查理投了毒，后者被他自己的追随者所暗杀。可是，缓刑期十分短暂。当唐佩德罗像预言的那样拒不履行其债务时，黑王子在未得到报酬的军队的怒火的强硬逼迫下，“鼓励他们秘密地”重新渗入法国，通过惯常的强有力手段来自给自足。这些英格兰人和加斯科涅人的部队人数虽少，却勇敢善战，难以对付，他们一直打到了香槟和皮卡第，“在那里，他们为非作歹，无恶不作，造成了重大的磨难”。
对于王子而言，纳胡拉战役的荣耀很快便淡了下去；对于他来说，这场胜利是命运之轮的顶端——剩下的都将是下行路线。他的骄傲使加斯科涅人与之疏离，“因为他没有给骑士以一粒纽扣的褒奖，市民、市民之妻以及普通人也没有任何收获”。当他将唐佩德罗的债务以1367至1368年年度灶台税的形式转嫁到吉耶纳人身上时，加斯科涅的领主们揭竿而起，并重启与查理五世的谈判，打算重返法国联盟。推翻《布雷蒂尼条约》的借口和工具如今都掌握在法兰西国王的手中。
[1] Pillard，法语，抢劫的（人），掠夺的（人）。——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