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服丧终了，外祖母从自己所遭受的悲痛打击中稍稍恢复了一些，开始偶尔接待客人，特别是接待我们这么大小的男孩和女孩们。
十二月十三日，在柳博奇卡生日那天，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带着她的女儿们，瓦拉希娜夫人带着她的女儿索涅奇卡，伊连卡·格拉普和伊温家的两个最小的男孩，午饭前就都来了。
谈笑声和奔跑声从这些人在楼下聚集的地方传到我们这里，但是我们不上完早课不能加入他们中间。挂在墙上的功课表列着：Lundi，de 2 à 3，Maît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44]我们非得等待的就是这位历史教师，得听完功课，送走他，才能自由。已经两点二十分了，但是还听不到历史教师的动静，连他必须路过的大街上都没有他的踪影，我望着那条街，强烈地愿望永远看不见他才好。
“看起来，列别杰夫今天不会来了。”沃洛佳说，视线从他正在准备功课的斯马拉格多夫所编的教科书[45]上移开了片刻。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要不然，我简直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好像他来了。”我用悲伤的声调补充说。
沃洛佳站起来，走到窗口。
“不，这不是他，那是一位绅士，”他说，“我们要等到两点半。”他补充一句说，一边伸懒腰，一边搔头，他在做功课中间休息片刻时经常这样。“如果他两点半还不来，我们就可以对St.-Jérôme说一声，把练习本收起来。”
“他何必——来——呢？”我说着，也伸了伸懒腰，晃了晃我用双手捧在头上的凯达诺夫编的教科书[46]。
没有事做，我就翻开书本上留下功课的地方，开始读起来。那一课又长又难，我一点也不明白，而且看起来我怎么也来不及记下里面的东西，特别是我心烦意乱，在这种心情下，无论准备什么课程，思想都无法集中。
上次上过历史课（这门课程我总觉得是最枯燥、最困难的）以后，列别杰夫曾向St.-Jérôme说我功课不好，在我的分数本上打了个两分，这是很坏的分数。当时St.-Jérôme还对我说，如果下次上课我的分数不到三分，就要重重地处罚我。现在这下一次课就摆在我的面前了，我承认我害怕极了。
我专心致志地温习我不熟悉的功课，前厅里脱套鞋的声音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身穿缀着学者纽扣的蓝色燕尾服的教师，就在门口露出我所讨厌的那张麻脸和十分熟悉的笨重的身形。
教师慢腾腾地把帽子放到窗台上，把练习本放到桌上，双手分开燕尾服的后襟（仿佛这是非常必要的），就喘吁吁地坐到他的位子上。
“喂，先生们，”他搓着他那双汗手说，“我们先温习上一回讲的，然后给你们接着讲中世纪的事件。”
这就是说，要复述功课。
沃洛佳带着一副从容不迫、满有把握的神情（这种神情是把功课准备得很好的人所特有的）回答他的问题，这时我就漫无目的地向楼梯走去，因为我不能下楼，就很自然地、不自觉地到了楼梯口。但是，刚想躲到门后我经常观望的位置上，米米突然遇上了我，而她永远是使我倒霉的原因。“您在这儿？”她说着，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又望望使女室的门，然后又望望我。
为了不待在教室里，而跑到这么个不该来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完全错了，因此一声不响，低下头，露出一副非常令人感动的悔恨表情。
“不，这可太不像话了！”米米说，“您在这儿干什么？”我不作声。“不，这可不能就算了，”她重复说，用指关节敲着楼梯栏杆，“我要统统告诉伯爵夫人。”
差五分三点时我回到教室。教师仿佛并没有发觉我不在，他正给沃洛佳讲下一课。他讲完之后，就开始把练习簿摞到一起，沃洛佳到隔壁房间去取上课票，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快慰的想法，以为万事大吉，把我忘记了。
但是，冷不防教师带着凶恶的、似笑非笑的神色转向我。
“我想，您的功课念熟了吧。”他搓着手说。
“念熟了。”我回答。
“请您给我讲讲圣路易[47]十字军远征的事情，”他说，在椅子上摇晃着，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的脚下。“您先给我讲讲促使法国国王加入十字军的原因，”他说着，扬起眉毛，指着墨水瓶，“然后再给我解释一下十字军远征的一般特征，”他接下去说，手指乱动，仿佛他要抓住什么东西，“最后，讲一讲这次远征对于欧洲各国的普遍影响，”他说，用练习簿敲打着桌子左边，“特别是对法兰西王国。”他结束道，敲打着桌子右边，头也朝右歪着。
我咽了好几口唾沫，咳嗽了几声，歪着头，一声不响。接着我拿起摆在桌上的一支鹅毛笔，把毛拔掉，但是依旧一声不响。
“把鹅毛笔给我，”教师说着伸出手来，“它还能用。嗯。”
“路易……圣……圣路易……是……是……是一个仁慈而又聪明的皇帝……”
“什么人？”
“皇帝。他想到耶路撒冷去，于是把政权交给自己的母亲。”
“她叫什么？”
“布……布……朗卡！”
“什么？浅黄色的马[48]？”
我尴尬地苦笑了一下。
“喂，您还知道什么？”他冷笑着说。
我反正豁出去了，于是就咳嗽一声，想到什么就信口开河地诌上一套。教师沉默着，用从我手中夺去的鹅毛笔掸拂桌上的灰尘，目不转睛地从我耳边望过去，一再地说：“好哇，太好啦！”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胡诌瞎编，看到教师并不拦阻我，也不纠正我，我觉得很痛苦。
“他为什么想去耶路撒冷呢？”他说，重复我的话。
“因为……为了……由于……因为……”
我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而且感觉到即使那个凶恶的教师一言不发地带着疑问的神气打量上我一年，我还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教师凝视了我大约有三分钟，随后他的脸上突然显出非常痛心的样子，用感伤的声调对刚走进屋里来的沃洛佳说：
“把本子拿来让我打分数。”
沃洛佳把练习本递给他，小心翼翼地把上课票放在本子旁边。
教师打开练习本，慎重地把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用他那漂亮的笔迹在成绩和操行栏里给沃洛佳写了个“五”。然后，把笔停在给我记分数的那一栏上边，他望了望我，甩掉点墨水，沉思了一下。
突然间，他的手轻轻一动，就在栏里写上一个很好看的“一”字，并且点了一点；又轻轻一动，在操行栏里便出现了另一个“一”字和一个点。
教师轻轻合上记分本，站了起来，仿佛没有注意到我那流露出绝望、恳求和责备的眼光，就向门口走去了。
“米哈伊尔·拉里奥内奇！”我说。
“不，”他回答说，他已经明白我想对他说什么了，“不能像这样学习。我不愿意白拿钱。”
教师穿上套鞋和驼绒大衣，非常小心地围上了围巾。在我遭到这件事以后，居然好像还能够关心别的事？在他是大笔一挥，而对我却是最大的不幸。
“课上完了吗？”St.-Jérôme走进屋来问。
“是的。”
“教师对你们满意吗？”
“是的。”沃洛佳说。
“您得了几分？”
“五分。”
“Nicolas[49]呢？”
我不作声。
“好像是四分。”沃洛佳说。
他明白，至少在今天必须拯救我。千万不要在今天有客人来的日子受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