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情况朝着英法重新开战的方向发展时，昂盖朗的英格兰婚姻使他陷入了有关忠诚的两难境地。他既不能拿起武器对抗自己的岳父，因为他在英格兰拥有土地，为此欠着岳父的情，可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起而对抗自己实质上的君主——法兰西国王。
查理国王在加斯科涅领主们提出的主权问题上步步进逼。国王煞费苦心地为重启战争准备着精心设计的理由，在此过程中，他向博洛尼亚、蒙彼利埃、图卢兹和奥尔良大学的著名法律专家寻求法律上的意见，而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做出了查理想要的反馈。打着法律的旗号，查理传唤黑王子到巴黎来回应针对他的抱怨。王子“凶神恶煞般地盯着”信使，恰如其分地回答说，他愿意前来，“但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头上会戴着头盔，我们的人马将达6万”。于是，查理迅速宣布他是个不忠的封臣，宣布《布雷蒂尼条约》作废，于1369年5月宣战。
随着这种局势的发展，在两位国王那里都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们“伤透了脑筋……尤其是库西之主，因为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依照博内特的看法，在对两位势不两立的君主都有忠诚义务的尴尬困境中，一位封臣应当为其最初发誓要效忠的君主提供军事服务，并派一位替身去为另一个君主作战——一个机智但昂贵的解决之道。英王爱德华不能强迫库西与其实质上的君主作战，但足够显而易见的是，假如他为法国而战，那么他作为贝德福德伯爵的众多财产，有可能还有伊莎贝拉的财产，都将被没收。
他的第一个计划是离开法国去角逐一块属于其母亲遗产的哈布斯堡领地，它位于阿尔萨斯的瑞士一方的汝拉山（Jura），一直被他的表亲、奥地利公爵阿尔伯特三世（Albert III）和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III）所扣留，令他无法拥有。尽管库西的继承权一直存在争议，而且视听均遭混淆，但他对自己的权利毫不怀疑。他1369年的封印上有块盾牌，奥地利的纹章占据了它的1/4，其方式与爱德华的异曲同工：爱德华在自己的盾徽上放上法国的纹章，代表他对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库西封印上有个几乎不到两英寸高的没有脸的小人像，凭借其独特的站姿表达了与库西箴言相同的傲慢态度。贵族封印上的典型形象是一位高举着长剑纵马飞奔的骑士，与此不同，库西的人物站得笔直，穿着帽舌封闭的盔甲，右手握着一把杵于地上的长矛，左手执着盾牌，显得威严而坚定。这种罕被使用的站立形象暗示着摄政者或王室血统，在库西生活的时代，曾出现在安茹、贝里和波旁公爵的纹章之上。终其一生，这个矗立不动的形象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有时戴着一顶垂至肩头的羽冠）保留在库西的封印之上。
1369年9月，库西率领一小队骑士和混编的皮卡第——布列塔尼——诺曼底士兵，进入位于帝国边境的阿尔萨斯。大约就在此时，伊莎贝拉带着女儿返回了英格兰，要么是为了保护她的收入，要么是因为她母亲于温莎城堡陷入了弥留之际，要么是出于这两个原因。善良的王后菲莉帕于1369年8月的逝世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它使傅华萨转向了法国和法国资助人——库西位列其中——在正在展开的编年史中采用了法国人的视角。
在阿尔萨斯，库西与蒙贝利亚尔伯爵（Count of Montbéliard）缔结过合约，以2.1万法郎的代价换取他的帮助来对抗哈布斯堡公爵。在给斯特拉斯堡和科尔马（Colmar）城的宣言中，他声称对它们毫无恶意的企图，并声明了他的继承根据。在那之后，由于证据模糊，我们只清楚一点，即这个计划突然夭折。有人说，奥地利公爵招募了一支蒙贝利亚尔的强大军队来围困库西的军队，也有人说，9月30日，查理五世送急信给库西，要求他参加针对英格兰的战争。必须做决定的他显然能够制造一种使其对国王保持中立的可接受的局面，因为他在那个时候突然不见了，而且在接下来的两年间，除了一份参考文献外，他的历史一片空白。
那份文献将他放在了布拉格，他于1370年1月14日从那里签署了一份法律文件，将一笔源于其英格兰税收的40银马克的年金赠送给他的大管家沙努安·德罗伯萨特。前往布拉格的旅行应当是种顺理成章的努力，为了自己的继承权而争取让皇帝对哈布斯堡家族施加影响。傅华萨后来说，库西“屡次”向那位皇帝申诉自己的权利，皇帝明知它们是正当的，但表示没有能力“约束在奥地利的那帮人，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十分强大，拥有很多优秀的战士”。
在间隔了22个月以后的一份文献中，证据将库西放在了萨伏伊。在那里，他从1371年11月起便与同自己有亲属关系的绿伯爵进行积极的交涉，以阻止那位贵族向对手提供取之不竭的供应。在1372年至1373年间，两人都在意大利，为教皇攻打击维斯孔蒂家族。
自从罗马帝国倒台后，权力便移出了意大利，在一片具有璀璨文化的土地上留下了政治上的混乱。意大利城市在艺术和商业上都极为繁荣，其农业较其他地方发展出了更高超的技艺，她的银行家们积聚资本，成了欧洲金融的垄断者，但无休无止的派系斗争和为了控制教皇与帝国的分裂斗争，也就是圭尔夫派（Guelf）和吉贝林派（Ghibelline）之间的斗争，将意大利带入了失去令人渴望的秩序的暴君时代。曾经是共和自治之母的城邦屈从于肯·格兰德斯家族（Can Grandes）、马拉泰斯塔斯家族（Malatestas）和维斯孔蒂家族的统治，他们使用军队而非头衔来进行统治。屈从于暴君（保留了自己独立的寡头政治的威尼斯和保持了其领主的佛罗伦萨除外）的意大利被但丁拿来与奴隶和妓院作比。再没有比意大利人更喜欢谈论统一和国家状态的人了。
部分因为这些状况，外国雇佣兵在意大利找到了一个现成的立足点。他们不受忠诚性的约束，为利益而非忠诚而战，所以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滋养战争，并尽可能地延长战争，却让不幸的百姓忍受其后果。商人和朝圣者不得不雇用武装护卫。城门在夜间紧闭。“因为害怕这些连队”，锡耶纳附近的一所修道院的院长一年要将自己的财产向这座有城墙的城市转移两到三次。一位佛罗伦萨商人在路过一个被匪徒接手的山村时遭到攻击，尽管他大声呼救，而且全村的人都听到了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敢来帮助他。
可是，即使在罪恶当道、袭击变得习以为常之时，日常生活仍然如野草的生长般照常持续。伟大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海上共和国仍在给欧洲带来东方的货物，意大利的银行和信用网络依旧忙于看不见的生意，佛罗伦萨的编织工、米兰的武器制造者、威尼斯的吹玻璃工、托斯卡纳（Tuscany）的工匠仍在红瓦屋顶下从事着自己的手工活动。
在14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核心政治事实是，阿维尼翁教会拼命地想要保住其对位于这个教皇国家的临时基地的控制权。事实上，想要在国家之外统治这个意大利中部的大块区域是不可能的。这一努力的代价是一系列激烈的战争、鲜血和屠杀、沉重的赋税、受人憎恨的外来总督，以及对位于其祖国境内教廷的日益敌视。
重新占领教皇国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与维斯孔蒂家族统治下的米兰的扩张产生了冲突，维斯孔蒂家族已于1350年占领了博洛尼亚这块教皇的封邑，并有成为意大利的主宰权力的危险。当教皇军队成功地重新夺回博洛尼亚时，勃然大怒的贝尔纳博·维斯孔蒂强迫一位牧师从一座高塔的顶端宣布对教皇的咒逐。完全拒绝接受教皇之权威的他夺取教会的财产，强迫米兰大主教向他下跪，禁止其臣下缴纳什一税、寻求宽恕或与罗马教会有任何其他的交道，拒绝接受教皇任命的有俸教士进入自己的领地，撕碎并踩踏教皇的文书。当他因无视要他前往阿维尼翁的征召而被以放荡、冷酷和对教堂怀有“魔鬼似的憎恨”的罪名判罪时，乌尔班五世于1363年将其作为异教徒逐出教会，并做出了本世纪许多徒劳无益的姿态之一：宣传对其进行十字军东征。由于憎恨阿维尼翁教廷的庸俗世故、巧取豪夺及其在法国轨道上的存在，意大利人认为乌尔班只不过是法国人的一个工具，所以对他的号召充耳不闻。
俗名纪尧姆·德格里蒙德（Guillaume de Grimoard）的乌尔班出身于朗格多克的一个贵族家庭，是个真挚虔诚的人，以前是圣本笃修会修士，所以他由衷地渴望恢复教会的信誉，复兴教皇的名声。他减少名目繁多的有俸圣职，提高教士的教育标准，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高利贷、僧职买卖和教士纳妾，禁止在教廷中穿尖头鞋，不让自己去取悦于红衣主教团[1]。当他被选为教皇时，他不是红衣主教团成员，而仅仅是马赛的圣维克多（St. Victor）修道院的院长。他战胜了包括野心勃勃的塔列朗·德佩里戈尔在内的级别更高的候选人得以当选，只因为红衣主教们没有办法在自己人中一致选出一人来当教皇，但公众认为，这出于他们自己群体之外的令人瞠目的违和之举一定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在追逐其最喜爱的主题的彼特拉克看来，只有圣灵才会使红衣主教这样的人压下自己的嫉妒和野心，为一个将使教廷重返罗马的教皇打开升迁之门。
这位乌尔班打算尽快确定对圣彼得之遗产的控制权。在世界各地的虔诚教徒中，对重返罗马的渴望表达了对一个净化的教会的渴望。如果教皇也具有这样的情绪，那么他也会意识到，重返罗马是控制那一临时基地的唯一手段，他也明白有必要终止那被其他欧洲国家视为是法国家臣的身份。很明显，教会在阿维尼翁停留的时间越长，它在意大利和英格兰的声望便越小。虽然红衣主教们强烈反对，法兰西皇帝也断然拒绝，但乌尔班还是决定要重返罗马。
在意大利，贝尔纳博不是牧师们唯一的敌人。弗利的暴君弗朗西斯科·奥德拉斐对开除教籍令的反应是，让塞满稻草的红衣主教人像在集市广场被烧毁。就连因为要对抗米兰而时常与教会结盟又解约的佛罗伦萨在精神上也是反教会和反教皇的。佛罗伦萨的编年史作者佛朗哥·萨凯蒂（Franco Sacchetti）为奥德拉斐恶毒地令一位牧师致残的行为找借口，其根据是：他不是出于贪婪之罪才这样做的，假如所有牧师都得到同样的对待，这对社会将是件好事。
在英格兰有种说法：“教皇变成了法国佬儿，耶稣变成了英国人。”英格兰人越来越讨厌教皇委派外国人来担任英格兰的有奉圣职，并由此使英格兰的金钱流至国家之外。在变得越来越独立的过程中，他们已不知不觉地走向了一个英格兰教会。
1367年4月，乌尔班实施了庞大的动迁，不顾红衣主教们的哀号（据说他们尖叫着说：“哦，邪恶的教皇！哦，不敬神的兄弟！他要把自己的儿子们带向何处？”仿佛他正带着他们流亡他乡，而非走出放逐），执意从马赛出发。红衣主教们不愿意离开阿维尼翁的奢靡生活，前往动荡、衰落的罗马，所以红衣主教团中最初只有5人陪伴在他左右。庞大的管理机构的更大部分留在了阿维尼翁。
乌尔班的首个着陆地是来亨（Leghorn），在那里，比萨总督乔瓦尼·阿涅洛（Givanni Agnello），一位“可憎而蛮横的”统治者，在约翰·霍克伍德爵士和1000名身着闪亮铠甲的士兵的护卫下前来见他。刚看到那位总督时，教皇浑身颤抖，拒绝登岸。这不是重返不朽之城的吉兆。
14世纪的诽谤精神统治了这次回归。只有当他召集起一支临时军队和一支由意大利贵族组成的令人难忘的护卫队时，这位神父才得以进入如今混乱得令人悲哀的基督教王国的首都城市。以前依赖教廷庞大业务的罗马没有像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那样的繁荣商业可予求助。在教廷不在的情况下，它陷入了贫困和长久的混乱；人口从黑死病之前的5万多人下降到两万人；因地震或忽略而坍塌的传统纪念碑因其石头的缘故而遭到肆意破坏；牛群生活在废弃的教堂中，街道上满是坑坑洼洼的死水坑，垃圾扔得到处都是。罗马没有像但丁和彼特拉克这样的诗人，没有像奥卡姆这样的“无往而不胜的医生”，没有像巴黎和博洛尼亚这样的大学，没有繁荣兴旺的绘画和雕塑工作室。不过它确实为一位著名的圣者提供了避难所，她就是瑞典的布丽吉塔，她对每个生物都善意相待，谦恭温和，却充满激情地批判等级制度的腐化堕落。
在1368年的某个时间，皇帝抵达伦巴第，试图与教皇联手对抗维斯孔蒂，这似乎是个吉兆。但他的努力结果寥寥，宿仇和敌对状态再度呈现。1369年，当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帕里奥洛加斯前来罗马，于在圣彼得教堂举行的豪华盛典上会见乌尔班时，罗马教廷与东正教会重新联合的古老目标似乎触手可及。约翰五世希望在与土耳其的斗争中得到西方的支持，作为回报，拜占庭将重新加入罗马教会，但当各教会就仪式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时，这个计划也便泡了汤。
教皇国中此起彼伏的反叛令乌尔班心憔力悴，贝尔纳博的军队在托斯卡纳的集结令他备感威胁，处处碰壁、幻想破灭的他于1370年9月爬回了阿维尼翁。瑞典的布丽吉塔在遭到抛弃的罗马预言，他将因背叛教会之母而早早死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死去了，就像法王让一样，死于不知名的病症。也许它的名字是绝望。
在选择继任者时，红衣主教们一心想要求稳，选中了一个出身于男爵家族的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即前红衣主教皮埃尔·罗杰·德博福特（Pierre Roger de Beaufort），他采用的教皇名号为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他时年41岁，是个虔诚而谦虚的人，一种令人讨厌的疾病令他坐卧难安，“忍受着相当大的痛苦”，因此，人们相信，他没有精神头去罗马冒险。尽管是卓越的克莱蒙特六世的侄子，但格列高利既无其叔叔的高贵手法，也无他的赫赫声名，也没有任何明显的个性力量。然而，红衣主教们忽略了至高无上的职位有时所具有的转变性影响。
刚刚登上教皇宝座的格列高利便像他的前任一样，感觉到了罗马的召唤力量，这其中既有宗教界的呼声，也有离开阿维尼翁，使教会重返其总部的政治必要性。天性与世无争、犹豫不决的他也许更愿意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可作为罗马教宗，他感到了一种使命感。不过，除非教皇国在与维斯孔蒂的对抗中安全获胜，否则他无法搬去意大利。为了这个目的，乌尔班曾组织了一支由各种力量构成的教皇联盟（Papal League）与米兰宣战，现在格列高利继承了这一联军。1371年，当贝尔纳博占据了更多的教廷封邑时，行动的必要性已迫在眉睫。
同年，绿伯爵萨伏伊的阿马迪厄斯进入自己与米兰接壤的领地皮埃蒙特，向自己的一个封臣发起局部战争。陪伴在他身边的是自己的表兄弟昂盖朗·德·库西，后者被他任命为负责皮埃蒙特的统帅。
昂盖朗率领着一支由100个长矛手构成的队伍于1371年11月至1372年3月冬季的某个时间越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尽管在20世纪，阿尔卑斯山口在冬季是无法穿越的，但对于中世纪的旅行者来说，要是有萨伏伊地区的山地人提供向导帮助的话，它在所有季节都可成功翻越。中世纪的人比起其更讲究舒适的后代来说，没有那么害怕身体的艰难困苦。当地宗教团体所办的旅客住宿处的僧侣以及因其服务而得以免税的村民会维护山路的标识，并顺山脊拉起绳索。他们引导负重的骡队，用ramasse（一种用大树枝制成的粗垫子，树枝的顶端用绳子绑起来）拉拽旅行者。旅行者戴防止雪盲的护目镜，或剪裁得像罩住脸的面具一样的帽子或兜帽。有人看到过一位红衣主教的由120匹马构成的队伍于11月穿越山口，冻雪封住了马的眼睑。向导们通常会在春季清除掉被暴风雪征服的旅行者或在半夜之前未能到达旅客住宿处的人的尸体。
萨伏伊伯爵从其阿尔卑斯山口的制高点极其有效地控制了翻山的通道。绿伯爵阿马迪厄斯六世是个意志坚定、雄心勃勃的君主，他的父亲与库西的外婆是兄妹关系。阿马迪厄斯是其王朝的第十七代君主，是法兰西王后的妹夫，两支骑士军团的创建者，是于1365年将土耳其人赶出加利波利，将拜占庭皇帝重新扶上皇位的那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他看不起雇佣军，认为他们是“无赖之徒”和“无名之辈”——却依然雇佣他们。偶尔，他并非不屑于贿赂他们，让他们背叛其以前的契约。为了1371年在皮埃蒙特展开的与萨卢佐侯爵（Marquis of Saluzzo）的作战行动，他雇用了可怕而残暴的阿纳奇诺·鲍姆加滕（Anachino Baumgarten），此人手下有支德国——匈牙利联军，共有1200名长矛手、600名匪徒和300名弓箭手。面对这一威胁，萨卢佐转而寻求贝尔纳博·维斯孔蒂的支持，后者给他派来了援军。
就在这时，库西作为萨伏伊战役的领袖进入了皮埃蒙特。据说，在常规作战方面显然受到过良好培训的库西将萨卢佐的领地“变成了废墟”，并派人向阿马迪厄斯要求更多的士卒，以便更加有效地分解这个国家。这些旨在诱发投降的战术迅速奏效。库西占领了3座城镇并包围了第四座城镇，这激起了贝尔纳博为其盟国的利益而进行的反击式防御。作为回应，阿马迪厄斯加入了与维斯孔蒂作战的教皇联盟，这令他嫁给了加莱亚佐·维斯孔蒂的妹妹布兰奇悲痛欲绝。作为对阿马迪厄斯许诺要自费出1000名长矛手的回馈，教皇任命他为西伦巴第地区的联军统帅。
在持续的作战中，这些团队陷入了一种对他们的后裔而言比对他们更加重要的关系网中。千方百计地通过婚姻、领地或条约而联系在一起的交战者们像一个巨型棋盘上的棋子一样，在结盟和敌对中进退反复，这也许可以解释此次交战的令人奇怪的非实质性。战争因雇佣军的启用而变得进一步受到限制，这些根本不讲忠诚的雇佣军比他们的委托人更易在一夜之间转变立场。曼图亚（Mantua）的领主开始时是教皇联盟的成员，后来抛弃了教皇，加入了贝尔纳博的同盟。约翰·霍克伍德爵士最初收取的是贝尔纳博的报酬，后来抛弃了贝尔纳博，加入了教皇联盟。陷入加莱亚佐的重重包围的蒙费拉侯爵后来娶了加莱亚佐的女儿——孀居的维奥兰特。阿马迪厄斯和加莱亚佐这两个由对布兰奇的共同热爱而联系在一起的心有不甘的对手，感觉到贝尔纳博的威胁要大于他们对彼此的威胁，所以最终达成了一种私下的谅解。使昂盖朗·德·库西在接下来的两年身陷伦巴第的战争是由不断蠕动的残段构成的蛇坑。
1372年8月，库西发现自己在阿斯蒂（Asti）这个萨伏伊战役的核心地带与当时从维斯孔蒂那里拿钱的约翰·霍克伍德爵士的白色连队发生了对峙。据维拉尼的描述，霍克伍德的每个手下都有一两个听差侍候着，将他的铠甲擦得始终闪闪发亮，以至于它“像镜子似的熠熠生辉，因而使他们看上去更加令人畏惧”。在作战中，重甲骑兵的战马由听差们牵着，自己则在一个围得紧紧的圆圈中徒步作战，两人共执一柄矛尖朝下的长矛。“他们步伐缓慢，叫声可怕，一步步迈向敌人，想要打破或分开他们是极其困难的。”然而，维拉尼补充说，他们在夜袭村庄方面要长于公开作战，所以若是获胜，“它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人的胆怯懦弱”，而非那支军队的英勇无畏或道德上的优点。
受痛风困扰且对私人战争没有丝毫胃口的加莱亚佐曾派自己21岁的儿子在名义上负责对阿斯蒂的包围。吉安·加莱亚佐的头衔是维图伯爵（Count of Vertu），它来自他与法兰西的伊莎贝尔（Isabelle of France）的童年时代的婚配。他是个身材匀称的高个子，头发略带红色，具有父亲那引人注目的英俊面容，尽管最令观察者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智慧而非他的身体特征。年轻的维斯孔蒂是其深爱彼此的父母的唯一儿子，受过治国本领方面的教育，却从未在战场上试过身手。身为3个孩子的父亲的他有两名护卫陪伴其左右，这两名护卫是受其父母之命来保护他的，目的是使他免于被杀或被俘，因为他们注意到，被杀和被俘“在战场上是习以为常之事”。太过尽职的护卫们阻止霍克伍德想要发起的正面突击，导致恼羞成怒的他拔营而去。结果，萨伏伊人得以解救了阿斯蒂。当贝尔纳博为示惩罚而将霍克伍德的报酬减半时，他弃之而去，加入了教皇的军队。不久之后，萨伏伊雇佣军鲍姆加滕离开了教皇联盟，加入了维斯孔蒂一方。
对于萨伏伊人而言，阿斯蒂的解围若说不上是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的话，至少也为向米兰的进军开辟了道路。在第一次征战中铩羽而归的吉安·加莱亚佐返回了帕维亚，而就在此时，传来了他23岁的妻子、法兰西的伊莎贝尔逝世的消息。她在生育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时过世，那是个儿子，只比她多活了7个月。
昂盖朗在阿斯蒂的作用尽管未载入编年史，但一定十分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因为教皇立即赋权给自己的使节、圣厄斯塔什红衣主教（Cardinal of St. Eustache）“代表教会与库西之主昂盖朗签订和缔结条约、盟约和协议”，目的是授予他指挥正在由红衣主教带至伦巴第地区的教皇军队的权力。付给库西的第一笔报酬是5893弗罗林，通过佛罗伦萨的一家银行核准，由昂盖朗“亲自接收”，条件是，如果库西未能严格执行其与红衣主教的协议条款，他就必须退还给教皇6000弗罗林。
按照每位配矛骑兵每月20弗罗林这一通行的雇用费用来计算，这笔钱意味着，委派库西指挥的军队人数是300名配矛骑兵，而非教皇许诺的1000人。在契约签订的时间，300名配矛骑兵是支一般规模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从六七十至1000名配矛骑兵不等，每柄矛都有3位骑士，外加骑马的弓箭手、步卒和仆从。
12月，教皇正式任命库西为在伦巴第地区与“诅咒之子”作战的教皇军队的统帅。这则任命反映了格列高利对阿马迪厄斯的不耐烦，后者曾承诺要从西部向米兰推进，但仍然在皮埃蒙特，防御自己的领地不受维斯孔蒂军队的攻击。库西的使命是与现在受教皇雇用的霍克伍德汇合，后者在改变阵营后，退至博洛尼亚，并已再次向西进发，以形成对米兰的期望中的包围圈。库西将与他一起向一个与阿马迪厄斯的汇合点挺进，在那里完成包围之势。
1373年2月，阿马迪厄斯终于进入米兰境内，此时他已经与加莱亚佐达成了一份中立条约。他妹妹布兰奇一定在终止这场她哥哥毁坏她丈夫领土的令人不快的家庭局势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根据他们的协议，阿马迪厄斯承诺不骚扰加莱亚佐的领地，作为回报，加莱亚佐承诺不帮助贝尔纳博来攻打他。加莱亚佐于是在战争进行到一半时抽身而去，使阿马迪厄斯可以在不用担心后方遭受攻打的情况下，放心地与贝尔纳博进行交战。
到1373年1月时，库西已经在帕尔马（Parma）东部某处与霍克伍德汇合，他们从那里继续向米兰进发。2月26日，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其目的地时，教皇突然令人震惊地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命令库西为维斯孔蒂兄弟提供一份安全通行证，以便让他们能够在3月之前出现在阿维尼翁。
格列高利上了维斯孔蒂提出的谈判建议的当，那一建议仅仅是贝尔纳博争取时间来集结军队的计策。尽管仍然在为其敌人预期中的投降而欢天喜地，但格列高利仍写信给库西，表彰他“为了推动教会在意大利的利益而英勇顽强地”作战，感谢他非凡的作用，感谢他的“坚贞不渝的忠诚”。两天后，教皇在发现自己被维斯孔蒂所欺骗时，表达了自己的痛苦，说他震惊于库西竟会“考虑来自教会敌人的和平提议”。他下令库西再也不得听取任何此类建议，而是要执行自己的使命，并保证说，教皇下决心“永不谈判”。在给所有相关人员的信中，格列高利恳求更积极的行动，以实现兵马的汇合。
库西和霍克伍德于4月渡过波河之后，抵达了位于米兰以东约40英里处的山城蒙蒂基亚里（Montichiari）。到这时，阿马迪厄斯已包围了米兰北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暂停（可能由贝尔纳博的特务向他的粮草供应下毒所致）后，已行进至一个距库西和霍克伍德不到50英里的地方。他在这里驻足，显然是为了备战据说正在逼近的贝尔纳博的女婿巴伐利亚公爵（Duke of Bavaria）所率领的1000名配矛骑兵的进击。
在教皇的两支军队之间，贝尔纳博于奥利奥河（Oglio）河岸修筑了堤坝，它可以被打开，让洪水冲毁平原，阻止敌人通过。他曾号召加莱亚佐的援兵阻止具有威胁的包围圈，对库西之主和被意大利人称为乔瓦尼·阿库托（Giovanni Acuto）的霍克伍德“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排除了与自己萨伏伊的妹婿的作战可能，但加莱亚佐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地与敌人的其他部队作战，也就是说，可以与库西和霍克伍德交战。他派儿子率领一支由伦巴第人和鲍姆加滕的雇佣兵构成的军队，人数总共超过了1000名配矛骑兵加弓箭手和许多步卒。不断从曼图亚领主处获知有关敌人力量和路线的情报的吉安·加莱亚佐，因为知道自己在人数上的优势，所以自信满满地向前进发。
在蒙蒂基亚里，库西和霍克伍德的军队人数为600名配矛骑兵和700名弓箭手，还有一些匆忙集结起来的provisionati，即农民步兵团。据说，虽然看到自己在人数上占优，可库西还是将指挥棒交到了霍克伍德手中，因为他的经验更丰富，并且对意大利战争了如指掌，但事情的发展支持了一个相反的版本——他本人率领自己那些被称作furia francesca[2]的同胞发起了进攻。当两军发生冲撞时，重甲骑兵们“一个个死死地纠缠在一起，能看到这场景真是种奇迹”。若不是有霍克伍德，死伤惨重地败下阵来的库西便有可能被征服，但霍克伍德“率领500人前来救援，不为别的，只因为库西之主已经娶了英格兰国王之女”。尽管伤亡惨重，但他们还是设法撤到了山顶，而维斯孔蒂的雇佣军以为胜利在握，便自行分散开来，进入例行的掠夺争斗中。连队的人总是存在控制方面的问题。吉安·加莱亚佐缺乏经验，鲍姆加滕要么在沾沾自喜，要么本人不在场。有关这场战役的记录中没有提到他。
库西和霍克伍德抓住时机，重新将自己遭到重创的手下集结起来，从山上向下冲向吉安·加莱亚佐。加莱亚佐被拉下马来，长矛从手上被打掉，头盔从头上被击落，只是由于他的米兰重甲骑兵的英勇战斗，他才侥幸得救，他们掩护他从战场逃脱，自己却未等雇佣兵们被重新集结起来，便被打败。如同普瓦捷会战的缩小版，在一种令人震惊的颠覆中，处于劣势的教皇军队大获全胜，从战场上带走了维斯孔蒂的旗帜和200名俘虏，其中包括30名高级别的伦巴第贵族，用他们可换来大笔的赎金。教皇宣称这场胜利是个奇迹，它的捷报迅速传至法国，使库西一夜成名。在他那个时代的小世界中，名望极易获得；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学到的东西。库西再也不会让自己沉溺于那种不计后果的进攻，而作为整体的法国骑士对这种进攻曾经是那么热爱。
从军事上看，蒙蒂基亚里战役没什么影响。它没有导致与萨伏伊的汇合，因为库西与霍克伍德伤亡严重、精疲力竭的军队判断敌人会急于突围，所以反而退到了博洛尼亚，这让教皇大为忧虑。他不断请求他们与萨伏伊汇合，以粉碎贝尔纳博那个“恶魔之子”。他向霍克伍德承诺，拖欠的报酬很快就会支付，并对库西大加表扬，夸他“忠诚不渝，具有谨慎明智的判断力，特别地实诚，出名地慎重”。教皇因为“通过经验的检验”而意识到了“你伟大的决断力和远见卓识”，于6月再次任命库西为统帅。霍克伍德的连队是军队的中坚力量，不是没给钱就会作战的，于是他那些未得到报酬的士兵越来越多地造起反来。在经过曼图亚时，他们对市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大肆盗窃他们的财物，引得曼图亚领主向教皇抱怨，而教皇反过来请求库西管束“教会的军队”，不要做出进一步的伤害。即使不是种讽刺，但利用匪徒来重树教皇权威之举的危险性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经过英勇作战，萨伏伊伯爵通过了一道狭隘的山口，打破了自己的处境，能够向前推进，与库西和霍克伍德在博洛尼亚汇合，然后与他们一起从博洛尼亚出发，于7月再次向西挺进。在摩德纳（Modena），雇佣军再次点燃了市民的怒火，教皇几乎是满眼含泪地恳求库西进行安抚，尤其是因为摩德纳属于教皇联盟。教皇军队于1373年8月抵达皮亚琴察（Piacenza），包围了那座城市，但适逢阿马迪厄斯生病，其效果大打折扣。从那时起，由于大雨使河流洪水泛滥，再加上贝尔纳博军队的进攻和普遍缺乏战斗热情，他们的攻击土崩瓦解。
作为一支现在彻底失去了组织性并陷入危境的军队的指挥官，库西丝毫也看不到教皇战争的未来。由于长期不在妻儿身边，远离自己的庄园，加上有必要在被战争破坏的祖国处理自己的事务，他申请离开，返回法国。格列高利于1374年1月23日客气地批准了他的离职请求，并进一步虚伪地赞扬了库西的忠诚、热诚、决断、“极大的诚实”以及其他“万能的上帝赋予你的”美德。考虑到库西正在抛弃这项事业，这过度的奉承也许意味着对缺钱的掩饰，因为应该由教皇的金库支付给他的钱直到许多年后才兑现。
促使其离去的也许还有黑死病于1373年至1374年间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复发。在黑死病的影响下，格列高利的战争努力一点点缩小。因疾病而意志受挫的阿马迪厄斯最终与加莱亚佐单独签订了和平协议，一旦自己在皮埃蒙特的利益得以保全，便弃教皇而去。而在加莱亚佐这边，因为担心贝尔纳博的政策将会导致毁灭，所以同样准备随时与自己的兄弟分道扬镳。据说贝尔纳博一直对与萨伏伊的和解怒不可遏，甚至试图将其弟妹布兰奇当作间谍予以暗杀。不得不暂时与教皇达成和解的他通过贿赂教皇的高参们，于1374年6月的条约中获得了有利的条款。战争双方都没有达成任何目标，因为除了教皇——他无法使自己的意愿产生影响力——没有一位参战者是在为任何本质性的目标而战斗，而战争是桩太过令人生厌和耗资巨大的买卖，若是没有目标，便很难成功地持续下去。
对于吉安·加莱亚佐而言，他的第二次挫败让他受够了。他再也没有在战场上指挥过军队。作为一个将把维斯孔蒂帝国带向其权力巅峰的能言善辩者，吉安·加莱亚佐始终是个忧郁的人，也许这是因为若不耍手腕或运用暴力就没法进行统治的无能为力感压迫着他，而家庭悲剧也让他感到悲伤。在失去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后，他的长子在10岁、二儿子在13岁时先后离世，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奉若掌上明珠的女儿，而她也将无法逃脱一种不幸的命运。
随着瘟疫的第三次来袭，传染若尚未找到确切的原因，至少是得到了更严格的控制。当它在米兰肆虐时，贝尔纳博下令将每个受害人都带出城去，让他们在田野上死去或康复。任何曾看护过瘟疫病患的人都将严格地进行为期10天的传染病隔离；牧师们要检查自己教区的病症，并向一个专门委员会报告，违则处死；任何将疾病带入城内的人都要被判死刑，没收全部财产。威尼斯拒绝让所有有携带传染病嫌疑的船只入内，但由于跳蚤和老鼠尚不在禁止之列，所以这项措施未能阻止携带传染病的船只进城。在库西的战争努力的终结地皮亚琴察，有一半的人口死去，而在瘟疫持续了两年之久的比萨，据说有4/5的儿童殒命。1374年最著名的死讯是70岁的彼特拉克之死，他并非死于瘟疫，而是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头和手臂支在一堆书上，就那样寿终正寝。他的老朋友薄伽丘也在愠怒与病痛中，于一年后离世。
在未受瘟疫影响的莱茵兰（Rhineland），一种新癔症以舞蹈狂（dancing mania）的形式出现。它是否由那一年的莱茵河春季大洪水造成的悲惨境遇和无家可归所引起，或者，它是否是一个动荡年代的自发症状，在历史上不得而知，但其参与者都毫不怀疑。他们坚信自己是被魔鬼控制了。他们在街道上和教堂里围成一圈，又跳又嚷地一连舞上数个小时，呼喊着魔鬼的名字，让他停止对自己的折磨，或是叫喊着说，他们看到了基督或圣母的幻影，或敞开的天堂的景象。当精疲力竭时，他们倒在地上打滚呻吟，仿佛苦恼至极。当这种病传播到荷兰和佛兰德斯时，舞蹈者会头戴花环，像苦修者那样成群结队地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他们主要都是穷人——农民、工匠、仆人、乞丐，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女人，尤其是未婚女子。舞蹈之后通常是性狂欢，但其主要关注点是驱魔。在那个苦闷的年代，人们感觉到一种恶魔般的存在，在他们的脑海里，社会上没有什么比穿尖头鞋的时尚更确定无疑地指向撒旦之为的了，他们对布道之中对此的抨击已耳熟能详。对于这种严重损害身体的轻佻行为的某种略带疯狂的看法，使它在普通人心中成了魔鬼的标志。
对教士的敌意给舞蹈者打上了如同给苦修者打上的记号。牧师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压制住对他们构成了威胁的疯狂，所以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尽可能多地表演驱魔行为，这也承认了魔鬼的存在。他们举行游行和弥撒，为病患祈祷。这种狂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便逐渐消失，尽管它会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时隐时现。无论它的起因如何，都证实了人们对超自然的日益信服，教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374年8月，他宣布宗教裁判所有权干涉对迄今为止被认为是种民事犯罪的魔法的审判。因为魔法是在魔鬼的帮助下得以发挥作用的，所以格列高利声称，它位于教会权限之内。
回到家时，库西发现自己的故国30年来首次在战争中获益。法国现在有一位这样的国王：他若称不上是统帅的话，至少也是个志向远大的领导者，有明确的战争目标——收复被割让的领土。在库西因人在意大利而缺席期间，英格兰已经失去了这些领土的绝大部分，还有她的3位最伟大的士兵：约翰·尚多斯爵士，德比什长官，以及黑王子。如果库西在其祖国重振河山期间在场并积极行动，而不是因其英格兰婚姻而保持中立，那么他也许会承担起归了迪盖克兰的主要角色。查理五世一直不懈地努力，就是为了赢得这个他不得不依赖的拥有辽阔男爵领地的贵族的支持，事实上，他曾做出特殊的努力，想使他重新依附自己。据当时的一种说法，库西之主的称号带有“像国王或王子一样崇高的”普遍评价。
昂盖朗在回程途中被国王直接召入宫中，国王为他大摆筵席，并询问有关教皇战争的所有新闻。昂盖朗从巴黎出发，回家与妻子团聚，“如果说他们的相聚妙不可言，那也是有足够的理由的”，傅华萨猜想道：“因为他们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未曾相见。”继家庭团聚之后的是给库西提供的一项崇高荣誉，1374年11月，查理五世任命库西为法兰西元帅，派遣一位打着王室旗帜的骑士给他带来代表那一职位的徽章。仍然受缚于其一仆二主身份的库西觉得自己必须谢绝那一指挥棒。可是，国王却于1374年8月4日为他指定了6000法郎的年金，他于11月收到了1000法郎的第一笔款项。
库西离开法国而非参与战争之举，以及他此后毫不动摇地保持中立的做法，都远未给其名字抹黑，而是被双方都视为荣誉体面的化身，通过保护其庄园不受英军攻击的方式善待于他。在诺利斯于1370年进攻皮卡第各地期间，“库西领主的土地却一片和平景象，任何男人或女人，只要说自己属于库西之主，他们就不会有一个便士的损失”。如果他们在不明身份的情况下遭到抢劫，那么他们会得到双倍的赔偿。一位法国骑士，即德秦骑士（Chevalier de Chin），相当有违骑士精神地利用了这一著名的免战法则，打着带有库西盾徽的旗帜，于1373年，在皮卡第地区制造了激烈的摩擦。当英格兰人看到他的旗帜时，不禁大为惊讶，因为他们说：“那位库西之主怎么会在本该是我们的朋友之时，派人到这儿来与我们作战？”不过，对其名誉的信任使他们不相信那面旗帜，所以克制住了自己，没有报复他的领地，“也没有焚烧那里，或是给它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害”。
查理计划中的战略是，避免重大战役，但对任何易受攻击的地点采取分散的军事行动，并向阿基坦施加尽可能多的压力。为了使卡斯提尔重新加盟，他派迪盖克兰于1369年重返西班牙，这带来了惊人的结果。在托莱多附近举行的“令人惊异的会见和激烈的战役”中，唐恩里克和国王佩德罗这两个同父异母兄弟挥舞着战斧进行了可怕的肉搏战，“每个人都高呼着自己的战斗口号”，直到佩德罗失败被俘。傅华萨总是偏爱高尚的版本，但根据西班牙的一部有可能信息更加全面的编年史，那位战俘得到了不大体面的对待。被囚禁在一座城堡中的佩德罗向迪盖克兰提出，如果迪盖克兰可以将他转移至安全地点，他便割让6处封邑，并奉上20万金多布勒。假装接受了这一条件的贝特朗将国王秘密带出城堡，然后迅速向恩里克告发了他。在面对自己的兄弟时，佩德罗“将手放在自己的佩刀上”，若不是一位机警的法国骑士抓住他的腿将他掀翻在地，“他就会使其一刀毙命”，于是，恩里克就势用一把利剑刺向他，将他杀死，然后重新戴上了王冠。
对于法兰西而言，这一结果带来了卡斯提尔海军力量的无价加盟，而对于英格兰人而言，它重新带来了对会钳制她的海外扩张的入侵的恐惧。在那之后，接二连三的不幸降临在英格兰人的事业之上。黑王子被一种在英格兰和加斯科涅传播的传染性痢疾弄得病恹恹的，最终向水肿缴械投降，这真是一种极为冷酷的讽刺。四肢肿大的他“被如此虚弱的身体弄得疲惫不堪，几乎没法坐在马上”，而当他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虚弱时，他无法骑马，只能躺在床上。对于这个战争典范，一个雷厉风行、无比骄傲的人而言，在38岁时被一种丢脸的疾病弄得动弹不得，是件令人气恼的事，而当他负责的局势日趋恶化时，就更是如此。王子陷入了暴怒之中，经常大发雷霆。还未等这一切达到一种悲剧性的高潮，另一个不幸又接踵而至。
在民族情感的劲风吹拂下，法国贵族响应王室号召，返回被移交的城堡，形成由20、50或100名重装骑士组成的小部队，在被割让的领地上收复城镇和堡垒。1370年年初，在位于普瓦捷与利摩日（Limoges）之间的吕萨克（Lussac）发生的这样一次小冲突中，约翰·尚多斯爵士，那一地区的总管，带着约300人的队伍，与一支法国军队在维埃纳河的一座拱桥上发生了交锋。下马徒步作战的他走上前去迎击敌人，“旗帜在前，队伍环护，纹章加身……宝剑在手”。当他在清晨被露水打湿的地面上一步一滑地前进时，他跌倒在地，被一把敌人的长剑从他失明的眼睛一侧击中，所以他未能看到剑的刺来。那把剑从鼻子与前额之间刺进他的大脑。出于某种不可解的理由，他没有阖上自己头盔的帽舌。他的手下因为震惊而变得异常凶猛，击退了敌人，在奋勇搏击和杀人如麻之后，径直变得泪水涟涟，表现出了中世纪情感的全部特质。他们环绕在自己领袖那失去知觉的身体周围，“哀哀哭泣……绞拧着双手，拉扯着头发”，哭喊道：“啊，约翰·尚多斯爵士，骑士之花，不幸锻造了那把刺伤您的大刀，将您带入死亡之途！”
尚多斯在第二天死去，一直没有恢复意识，吉耶纳的英格兰人说“他们失去了海那边的一切”。作为英格兰在克雷西、普瓦捷和纳杰拉胜利的缔造者和战略家，尚多斯如果称不上是双方之魁首，至少也是他那一方最伟大的统帅。尽管法国人为敌人的损失感到欢欣鼓舞，但也有一些“正直的贵族和英勇的骑士”出于一个有趣的原因，认为它是种共同的损失。他们说，尚多斯“如此贤明，如此富有想象力”，又受到英格兰国王的如此信任，所以他本可以找到某种办法，“从而使英法两国间的和平得到保证”。就连骑士团成员也知道渴望和平。
几个月后，黑王子进行了自己最后一次作战行动。领土正在从他手上滑落，被法王在朗格多克地区那精力充沛的代理长官德安茹公爵的部队以及迪盖克兰率领的其他部队蚕食殆尽。1370年8月，查理的与城镇和贵族进行零星和谈的政策使利摩日重回法国怀抱，它的主教尽管曾发誓要效忠黑王子，却轻而易举地让自己被中部地区的统帅德贝里公爵所收买。因为可免除10年的赋税，地方官员和市民都乐享其成。利摩日在其城门上方升起鸢尾花旗帜，在应有的典礼之后，贝里离开了，留下了一支由100名配矛骑兵构成的小部队。这支部队太小了，无法避开接踵而至的事件。
黑王子因其“背叛”而怒火中烧，发誓要让这个城市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决定要杀鸡儆猴，以阻止进一步的背离行为。从一顶轿子中发布命令的他率领一支包括他的两个兄弟和他的精英骑士在内的强大军队前去进攻利摩日。矿工在城墙上挖掘通道，用木桩支撑它们，一旦点燃它们，部分城墙就会坍塌。从炸开的缝隙拥入的重甲骑兵挡住了城市的出口，进而根据命令对居民高举屠刀，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因为恐惧而尖叫不已的人们跪倒在王子的轿子前请求怜悯，但“他是如此怒不可遏，所以根本不去理会他们”，于是他们都死于刀剑之下。尽管他的命令是一个不留，但一些可以付赎金的大人物还是被活捉，其中就有那位主教，黑王子向他投去了“恶狠狠的目光”，发誓要砍掉他的脑袋。然而，经过王子的兄弟冈特的约翰的斡旋，主教逃到了阿维尼翁，带去了可怕的故事。
目睹或参与了这场屠杀的骑士并非不同于那些为尚多斯之流哀哀哭泣的骑士，但14世纪肤浅情感的较明显一面是对痛苦和死亡场景的麻木不仁。尚多斯之所以受到哀悼，是因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而利摩日的受害者在骑士精神之外。此外，生命并非弥足珍贵，因为身体是什么？说到底，它不过是一块腐肉，而在尘世上的旅居也不过只是在前往永恒生命的路途上的一次停留。
在司空见惯的惩罚中，利摩日遭到掠夺和焚烧，它的军事工事被夷为平地。通过这个传遍了法国的血腥故事，无疑暂时吓住了人们，让他们不敢抵抗，但长期来看，它培育了他们对英格兰人的仇恨情绪，50年后，这种仇恨情绪将把圣女贞德带向奥尔良。
一位英雄的事业在利摩日的报复性掠夺中宣告结束。因病得太重而无法行使统治权的王子将对阿基坦的统治移交给冈特的约翰，与此同时，又因其6岁的长子爱德华之死而痛苦难当。1371年1月，他离开了波尔多，从此一去不返。他带着妻子和二儿子理查德回到了家乡，又过了6年绝望的病人生活。
由于法国现在掌握了主动权，英格兰的军事策略便大体是被动的。罗伯特·诺利斯爵士于1370年在法国北方各地野蛮掠夺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给当地造成伤害，以便破坏法国人的战斗努力，使法军从阿基坦撤回。他的部队可以在行军路过时洗劫村庄，烧毁田野中成熟的小麦，但无法攻克有防御的地方，也无法激起正面的战争。因为既看不到赎金也看不到荣耀，他的骑士们在靠近巴黎时变得越来越不满，不过，他们的威胁足以令人警觉，这导致迪盖克兰于10月被任命为法国的骑士统帅。
曾经当过4次俘虏的记录表明他是个要么鲁莽要么无能的武士，但贝特朗却不是拉乌尔·德·库西那样不计后果的莽夫。相反，他谨慎而狡猾，相信凭匮乏和损耗可以削弱敌人，这正是查理选择他的原因。他的第一项举措是与一位难以对付的布列塔尼同乡签订一份个人条约，此人是独眼的奥利维尔·德克利松（Olivier de Clisson），人称“屠夫”，因为他习惯于在战场上砍掉敌人的手臂和腿。这支布列塔尼人的队伍及其追随者骚扰并追击诺利斯，而当诺利斯的部队因心怀不满的骑士的背叛而分化时，又在卢瓦尔河下游的战役中击败了它。通过在这里猛咬一口，在那里轻啃一嘴的方式，或是通过收买那些根基太深的英格兰首领，迪盖克兰的部队一点一点地解放了被割让的领土。
关键优势的取得是1372年6月卡斯提尔人战胜了一支离开拉罗歇尔的英格兰护航舰队的海战。那些英格兰船只将运来人员和马匹以增援阿基坦，更关键的是，还带来了两万英镑的士兵薪酬，据说它足以支持3000名战斗人员一年的时间。在从间谍那里获知了这次远征后，查理向自己与恩里克国王的同盟发出呼吁。在180名桨手推进下的200吨卡斯提尔大帆船由自由人而非戴镣铐的罪犯操作，比英格兰舰队的只能顺风而行的横帆船更易操作。指挥西班牙人的是职业舰队指挥安布罗西奥·博卡内格拉（Ambrosio Boccanegra），他的父亲一直是唐佩德罗的舰队指挥官，但因为敏锐地观察到命运之轮的转动，在正确的时间改换了门庭。英格兰人的指挥官是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他是英王爱德华的女婿，25岁，有道德败坏的名声，毫无航海经验。在航行进入海湾时，他的船只遭到了卡斯提尔人船只的碰撞，后者用油喷射英格兰船只的索具和甲板，并借熊熊燃烧的箭头点燃了它们。他们从高于敌舰的船楼（即“城堡”）上向英格兰弓箭手扔石头。在两天的战斗中，英格兰船只被烧毁、溃败和沉没。其他的损失之一是，装着金钱的器皿沉入了海底。
金钱的损失削弱了英格兰对阿基坦的控制，因为它取决于军队的报酬。卡斯提尔人对海上的控制使英格兰与波尔多的交通陷入危境，更糟糕的是，它为法国人袭击英格兰海岸打开了通道。正是怀着这种想法，查理于此时在鲁昂开发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在这里，最大的船只可以随着潮流拱入塞纳河。如今60岁的上了年纪的爱德华不愿在家坐以待斃，发誓要亲征海外，“他是那么强势，竟坚持要向法兰西的全部力量发起挑战”。
英王爱德华通过“扣留”商船及其船长和船员的惯用方式集结起另一支舰队，带上生病的黑王子和冈特的约翰，于1372年8月底率领大军出发，准备勇敢地面对卡斯提尔人，不料却被天气所打败。劲吹了9周的逆风不断迫使舰队返航，或是将它留在海港，直到为时太晚，无法于当年出发。国王不得不放弃尝试，其代价是巨额的花费：粮草和装备，水手和重甲骑兵的报酬和维持费用，中止的贸易和向船主赔偿的经济损失。而尤其惨重的代价是，人们对战争的日益不满。
中世纪的技术可以在空中盖起200英尺高的建筑奇迹，可以构想能够纺织有图案的布匹的织布机器，以及可以控制无形的空气去转动沉重的磨石的齿轮轴，可它未能构想出能够根据风向调整风帆的从船头到船尾的帆具。通过人类头脑的这种意外，战争、贸易和历史得以塑造。
这次航海的失败间接地导致了英格兰位列第三的伟大士兵德比什长官的悲剧命运。当爱德华的舰队在近海苦苦挣扎时，法国人正在收复拉罗歇尔及其内陆地区，而在这些战斗过程中，德比什长官被俘。他是在一个夜晚被一支法国和卡斯提尔联合登陆部队俘获的，这支部队的首领是威尔士的欧文（Owen of Wales），一位受法国保护的人，他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威尔士亲王。尽管德比什长官借着火把的亮光浴血奋战，但还是寡不敌众。查理违背骑士精神之习俗，将他关在位于巴黎神庙的监狱中，没有赎金特权。德比什长官的命运使骑士身份变成了未知数，令人大为沮丧。
对查理五世而言，政治目标要比对骑士精神的狂热来得更加重要。他永远也无法原谅德比什长官在1364年的科舍雷尔战役之后的背叛，当时，德比什长官先是转向法国，作为对查理批准大笔税收的回应，随后便故态复萌。他的心属于自己的战友黑王子，当战争于1369年再次爆发时，他否认了对法兰西国王的忠诚，将财产退回，重新加入了英格兰军队。查理现在决心要让他无法行动。
虽然英王爱德华提出用三四个法国战俘再加价值10万法郎的赎金作为交换，查理仍决绝地拒绝让这位勇猛无畏的加斯科涅人被赎回，尽管他曾经在莫救过查理的妻子和家人。当德比什长官身体日渐衰弱时，法国贵族请求国王，别让一个勇敢的骑士死在监狱中，但查理说，他是个强大的武士，如果放虎归山，让他重新投入战斗，他将收复许多地方。因此，只有他“变成法国人”，他才会释放他，而德比什长官拒绝了这一条件。当一群以库西为发言人的贵族再次请愿时，国王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问他该怎么做。库西回答道：“先生，如果您要求他起誓，他将永远不再拿起武器对抗法国人，您就可以释放他，而这将成为您的光荣。”
“如果他愿意，我们就那么做。”国王回答，但那位憔悴而虚弱的长官说，“即使他不得不死在狱中，也决不发这样的誓言”。他放弃了那个选择，从此再也看不到他的宝剑、战马或自由，于是他日渐抑郁，既不想吃也不想喝，渐渐陷入昏迷，在入狱4年后，于1376年死于狱中。
继爱德华流产的远征后，英格兰人又做了一次努力。一支新的军队被集结起来，其人数可能约为4000至5000人，尽管编年史作者说是“1万”和“1.5万”人。在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的带领下（没有他的父亲或哥哥，他俩现在都不适合打仗了），这支军队于1373年7月渡过海峡前往加来，其目的十分明确：前去解救阿基坦。它是这场战争中最漫长也最奇怪的行军。
尽管他理应寻求英格兰人通常在其中可以获胜的决定性战役，可兰开斯特并未采取向南的直接线路，否则他本可以在中途与迪盖克兰的军队相遇。取而代之的是，他采取了迂回的长线路，从巴黎后面，经过一段拖拖拉拉一直延续到香槟和勃艮第的掠夺袭击，穿过奥弗涅的中央高地，最终，在5个月和近1000英里的行军之后，才到达阿基坦。也许这次著名的（可说是迂回的）进攻的目的是像诺利斯那样大肆破坏，另外也许还想分散法国人的注意力，使其不能组织一次对英格兰的可能入侵。也许兰开斯特只是想要一个更大的机会来寻找骑士式的冒险以及对弥补国家无法供给的报酬而言必不可少的战利品。
这支部队采用惯常的三路并进的行军形式，一天走八九英里，以便更好地靠乡间为生，搜刮战利品，肆无忌惮地行破坏之举，从而通过居民的抱怨激起法国骑士的战斗。由于查理的严厉禁止，也因为居民受到鼓励，在设防城镇里寻找避难所，所以这一计划泡了汤。兰开斯特的行军延伸进了寒冷且阴雨绵绵的秋季；粮草供应日渐稀少，马匹饥饿难耐，陆续死去，不适升级为艰苦，艰苦升级为匮乏。勃艮第公爵的手下跟在英军后面攻击掉队的人，当地人的抵抗带来了更多的损失，而在南方，迪盖克兰埋下了伏兵。11月时，他们到达狂风横扫、无遮无拦的奥弗涅高原，失去了战马的骑士踌躇而行，有些人抛下了生锈的盔甲，有些人在进入阿基坦时被人看到在乞讨面包。在圣诞节期间蹒跚进入波尔多的精疲力竭的部队中，一半的人员和几乎全部的马匹都已死亡。
剩下的人尚足以守卫现在已经缩减到其最初边界的老阿基坦，但不足以收复已经失去的地盘。到1374年，《布雷蒂尼条约》已经名实皆亡。除了加来，英格兰留下的只不过是其在克雷西会战之前的所有。英格兰人无法在没有维持国外军队的经济手段的情况下守卫领土，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也无法守住其百姓变得日益充满敌意的割让领土。军事优势也没办法征服一个拒绝决战的对手。1374年8月，英王爱德华宣布，他准备签订休战协议。
对于双方来说，时机都已成熟。运用头脑的查理五世和运用非正统战术的迪盖克兰已经联合打造了一种建立在承认可能性基础上的策略——与为荣誉而战这一骑士精神的核心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和宣传家试图将迪盖克兰塑造为“身价10倍”的完美骑士，而且查理的传记作者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坚持颂扬他除真正贡献之外的一切，但事实上，正是这两个头脑强硬的人物的非骑士品性将法国从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查理成功地实现了其战争目标，但代价是一个饱受蹂躏、精疲力竭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他同意派出特使，前往布鲁日进行和平谈判。
[1] 红衣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罗马教皇的枢密院，负责选举教皇的继任者。——译者注
[2] furia francesca，意大利语，意为“愤怒的弗朗西斯”。——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