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的保护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在东部工业区。那里集中了美国制造业的大部分财富。西部的主要农产品能产生的利益很有限，基本与原来南方棉花作物的产出并无二致。即使在共和党管辖的地区，贸易保护的好处也受到质疑。格兰其各州与草原各州也基本上由共和党管辖。19世纪80年代，正如南方的棉花所遭受的情况一样，格兰其各州与草原各州经历了玉米和小麦价格下跌，因而受到鼓励接受了关税改革的建议。1887年，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发布的咨文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州。1888年到1889年，各种国家文件转移到关税政策修订问题上来，而农民社团和农业期刊纷纷谴责贸易保护政策。共和党领袖感受到了舆论的不满，便通过实施《麦金利关税法》的相关农业计划来平息这种不满情绪，但1889年到1890年，不满情绪在大多数农业区不降反增。
南方农民受到棉价下跌的直接影响，他们内心对保护性关税的厌恶仿佛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他们不能相信哪个政党会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努力。19世纪80年代，政党主要议题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丝毫关联。南方农民对文官制度改革并不感兴趣，因为文官制度改革认同并重视专业性，是社会分化的产物。他们习惯了各种纷繁的工作，而对政府管理几乎一无所知，只是认为政府应当把官职分配出去。几乎所有的美国农民都有这样的观点。
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园，棉农们在为棉苗疏松土壤
南方农民对抚恤金制度也不感兴趣，而且有批判该制度的倾向。《第十四条修正案》强硬地否认了邦联的所有债务，并强制南方老兵纳税，却将征得的税收作为联邦老兵的福利，将南方老兵排除在外。南方农民虽然在自己的党派中找不到发言人，但也不可能转投共和党。
在北方，农业持续低迷，农民苦不堪言。许多地区的农田几乎荒废。人们开始关注科学种田，但很少付诸实践。运输方式的进步让西部肥沃的新土地成为东部土地在城市市场的竞争对手。在平原地区饲养的牛被运往堪萨斯城或芝加哥屠宰，然后在纽约和费城上市出售。西部生产的优质水果与东部生产的普通水果一同上市竞争。在这里，正如在南方，农民注意到党派之间就制造业相关问题争执不下，而丝毫不关心农民问题。
西部农民最为不满。没有任何地区像西部这样，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集中了如此统一的状况。格兰其各州见证了这样强烈的不满情绪是如何影响政治决策的。19世纪80年代末，在密苏里州和艾奥瓦州西部的新地区，铁路刺激移民到可开垦的大草原周边安居落户。1885年左右，得克萨斯州、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和达科他准州开始进入繁荣时期，也促使普通年景不适耕种的地区开垦出新的农田。只有盲目乐观者才会相信半湿润的草原气候会发生改变。年景好时，作物种植向西一直发展到落基山脉，而年景差时，就连堪萨斯州东部也面临干旱。
铁路公司为了利益吸引新移民来铁路沿线落户，而他们的投机活动更谨慎了。这几年的风调雨顺也帮了铁路公司的忙，使新移民将草地开拓为居住地或谷仓用地。与此同时，移民的素质参差不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9世纪90年代美国西部的肉牛养殖场
西进运动早期，各边疆地区都已有移民分布。他们主要是之前边疆的占领者，了解怎样的气候和条件适宜农业的发展。越往西偏移，铁路公司提供的便利交通吸引到向平原迁移的农民就越少。他们中有一部分是业余务农者，另外一部分则十分了解不同类型的的耕种方式。必须要面对新情况的人群较之前的开荒者更不容易成功。
19世纪80年代，美国边疆地区的降水极不稳定，给试图在此处开荒种田的农民带来了困难。同时，移民定居点周边情况不容乐观。对于那里的生活而言，运输如同对于格兰其各州一样至关重要，但处于几近失控的状态。1887年，《州际商务法》并没有立即起到显著作用。歧视、不合理定价和过多投资等负面因素仍旧影响着西部的发展。1885年和1886年，劳工组织在西部的罢工运动给需要不断接受培训的农民增添了新的障碍。反铁路运动在各地均有萌芽。
美国画家约翰·加斯特笔下的“西进运动”。这幅画展示了美国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信念。在圣母玛利亚（象征西方文明）的指引下，殖民者们拖家带口向西部迁移，火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向西部，野蛮的印第安人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随之往西迁徙。文明之光渐渐地将黑暗驱散。“西进运动”使美国西部得到了开发，但也是一部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在美国的新边疆地区，反公司运动的出现在情理之中。那里的居民只能生产农业初级产品，必须从遥远的地方购买生活必需品。高昂的日常开支和低廉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使他们举步维艰，渐渐成了反托拉斯煽动者演讲的听众。
像许多边疆地区一样，新边疆地区靠着借贷发展起来。开拓者们依赖借贷，并且对此满怀希望与投机心理。靠着借贷，他们修建的城镇与铁路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要。而他们背负的沉重债务只有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荣后才能还清。
开拓者们受到通货膨胀理论的煽动，改变了之前的观点。绿背纸币已经开始通货膨胀。自1879年恢复硬币支付之后，绿背纸币仅仅成为一个毫无根据的政治威胁，支持者寥寥无几。绿背纸币党与劳工和反垄断人士站到了一起。1880年和1884年，他们分别提名詹姆斯·贝尔德·韦弗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为候选人。然而，即使在通货膨胀论者中，投票支持他们的人也不多。通货膨胀新时期比绿背纸币时代要有趣得多，也导致呼吁自由银铸币的声音高涨。
铁路穿过美国西部地区一处定居点
在西部农民的众多呼吁中，最大的问题是偿还债务。其中，最常听到的是要求发行更多廉价货币。东部农民虽然很少有债务负担，但他们知道发行的货币越多物价就越高的道理，认为这样会带来更高的利润。南方农民则债台高筑，但并不考虑眼前和长远的发展问题，因为他们常常提前就把作物抵押出去，让乡下的店主们为他们出资。他们也对通货膨胀十分感兴趣，将其视作常用的补救措施。1878年，《布兰德-艾利森法案》[1]通过后，美国各个地区的农民都在敦促各政党推进自由铸造银币进程。随着银价的下降，白银通货膨胀能够带来的利润相应增加，农民们因此加入开采银矿的行列中。
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
在蒙大拿、爱达荷、科罗拉多、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银矿一直都是重要产业之一。在西部的多数地区，银矿也备受重视。1873年以后，由于银矿产值下降，银矿主们与东部制造商一致要求政府给予帮助和保护。他们想通过恢复银币支付获得所需的“保护”，要求国会将所有白银用于铸币，并将白银与黄金同列为货币基础。在补救措施方面，银矿主们是农民通胀论者的同盟，但双方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真实目的水火不容。采矿者希望政府允许自由铸造银币以提高银价进而获取更多利润；农民则想要提高货币流通量以降低货币的价值。如果一方关于自由铸造银币的结果预言正确，另一方则注定会失望。但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双方的共同要求被一再重申。在年景好的时候，这一要求还不太激烈，但任何对西部繁荣或信誉的打击都可能刺激不满者爆发一场新的运动。
1889年，降水不足，庄稼歉收，一场危机的到来使西部的不满情绪开始牵动政治领域。1889年，平均降水量达十八英寸的阿肯色州河谷流域的总降水量只有十三英寸。自1869年起，纳尔逊·阿普尔顿·迈尔斯将军一直在平原上追逐着对美国人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他看到新村庄一英里接一英里地向周边延伸，也看到干旱带来的可怕后果。对于西部农民的遭遇，他预言道：“先是忍受，然后抵押，紧接着是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直至最后被完全逐出。”他写道：“如果即将出现的恶劣情况持续数年，没人能预料到之后会发生什么。”19世纪80年代早期，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承诺都成了空谈，所有的城镇郡县都已荒废，农民不得不向政府求助。
19世纪美国西部一处银矿生产的场景
纳尔逊·阿普尔顿·迈尔斯将军（左）
西部发生剧变之后，政党因为失信于民而备受抨击。人们普遍认为政党不守承诺，而美国政府则只为那些本就受到优待的人群争取利益。不满的农民自然会选择投靠已经存在的农业组织，如格兰其会员那样，把选择转移到政治目的上来。
自格兰其运动进入高潮开始，总有各种社团、联盟游走在农民和其组织之间争取选票。在打击了铁路之后，格兰其作为一种社会与经济的纽带继续发展。美国农民联合会和农业动力等农民组织相继出现。劳工骑士团和美国劳工联合会获得的巨大成功刺激美国出现了很多效仿组织，但这些效仿组织的运动并不算成功。农耕能赚取的利润还比较可观，给不了这些组织足够的发展空间。在繁荣时期，农民都是个人主义者。一篇关于美国农民的文章描述了一种新的农民活动，反映出当时农民想要不断争取合作优势的心态。
19世纪80年代，规模最大的农民组织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农业社团联盟——农民联盟，反映了西部和南方的具体情况。1888年，农民联盟以“迅速成长”的态势在南方受到关注，但“只是偶然间在政治上变得重要起来”。自1885年以来，农民联盟在达科他变得活跃起来，为其成员买了火灾和冰雹灾害的保险，并设有采购部门和一家电梯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农民联盟还拥有棉花与羊毛加工厂。农民通过该组织为他们共同的事业发声。1890年，随着目标的拓宽，农民联盟并入人民党。1890年夏，在堪萨斯州，农民运动打破了两个老党派的界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运动的发起者认为一个新的政党就此诞生。
农民联盟的旗帜
1889年，年景艰难，农民的不满情绪上升，引起各方关注。只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衡量他们不满的程度。直到通过《麦金利关税法》之后，国会宣布休会，其成员回到各州准备1890年的国会竞选活动，这部法案成了摆在面前的主要议题。1888年，竞选体现出所谓对贸易保护的普遍需求，但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投票支持。关税问题以及关税法案通过的渠道被民主党和农民联盟用来作为反对国会的依据。
关税法案通过不久，竞选就开始了。人们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它的真实影响。反对者分析了它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关税法案并未被驳倒。在1888年及1892年的竞选之前，支持共和党的制造商都利用如果自由贸易者获胜就关门大吉的说法来威胁工人。这一次，形势扭转，制造商开始对他们承诺高额回报。
人民党成员合影
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各种腐败现象使整个西部出现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即使在东部，关税改革者们声称，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得到了过多的关照；制造商们通过给马修·斯坦利·夸伊的竞选基金捐款为其带来豁免权，因而获得更多的保护。农民认为这些指控貌似可信却又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两大政党只是为了政客的利益自私地利用政府职权而已。
在每个州，共和党候选人都不得不面对这种怒火以及当地的各种问题。缅因州的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就遇到了这些问题，也得到了来自需要保护一方的支持而获得了大多数的选票。在俄亥俄州，威廉·麦金利失去了职位，一方面因为该州人民对他的强烈反感，但更多的是因为控制州议会的民主党为政党利益改划了他的选区以反对他连任。伊利诺伊州的约瑟夫·格尼·坎农已经连任九个任期，并且即将迎来第十个任期甚至更久，现在却失去了他的职位。威斯康辛州的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备受贸易保护主义者重视，但因为该州一个教育方面的问题使他原本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早早结束。宾夕法尼亚州本质上是维护贸易保护主义的，其民主党前州长罗伯特·埃默里·帕蒂森因为反对马修·斯坦利·夸伊集团而再次当选。
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
在东部，民主党打败了共和党。在西部，农民联盟渐渐削弱了共和党的根基。在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农民联盟控制着最终的结果，使其成员入驻华盛顿，并且让堪萨斯州议会首次拥有了一位人民党参议员。在民主党和农民联盟的支持下，几个州成功争取到了政党联盟的票。在南方，民主党发现此举帮助它赢得了提名——因为真正的南方竞选是在民主党党内进行而并不是全民公投——并坚称民主党以前到现在都是农民。
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与妻子、女儿的合影
国会竞选的票选结果显示了事态的发展趋势。在第五十一届国会的各议院共和党均占多数。1890年，新当选的第五十二届国会失去了众议院大多数主张高关税者的支持。该届国会只有八十八位共和党人入选，却有二百三十六位民主党人和八位农民联盟成员。共和党保留了原参议院阵容，因为刚刚被接纳的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是“有名无实的选区”。
民主党以压倒优势获胜的最关键因素在于关税，但这很大程度上仅仅因为关税问题是积攒了十年的不满情绪的爆发点而已。执政党受到了惩罚，因为在其执政期间，一切都进行得不太顺利：托拉斯大肆发展、劳工焦虑不安、物价下降、公有土地和抚恤金管理局不时曝出丑闻、降水不足导致平原地区不断缩小。在新一届的众议院，佐治亚州的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克里斯普当选议长。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后半个任期平静地结束了。美国人对农民联盟的未来有太多猜测。竞选结束六个月后，辛辛那提大会试图联合新生力量组成美国的第三个重要政党。
人民党发起者的目标是将劳工骑士团和农民联盟在政治上联合起来。他们想要将平原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从眼前的遭遇中解救出来，并取得政府的控制权。在下一个总统任期到来之前，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组织改革运动。
1890年，美国开始感受到通信机构在瓦解地方主义和引入比较经验上的影响力了。活跃在战前的一代若能活到现在，会发现他们珍视的理念已经逐渐消失。在公众生活、行政管理、文学乃至宗教等各个领域，旧秩序已经被一扫而空。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这个进程无法阻挡。即使在教区自主权占重要地位的公理教会，似乎也很适合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每一个重要贸易活动都属于这个国家，唯一保留原先地方主义的力量只有法律，而现在法律也必须面对新的秩序。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托拉斯问题都是法律系统漏洞导致的结果，在各州地方权力和国家行为之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但作为国家，已经发展起来，并开始施展其能力。对铁路、移民和劳工的管控、农业实验、土地的灌溉和开垦等只是新铁路带来变化的其中几个方面，伴随而来的还有新的行政机构以及如善政和任期制度这样与时俱进的官员任命观念。那些希望州政府仍为政治权力重心的人已经落后于时代。
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克里斯普
美国的本土文学逐渐增多。查尔斯·狄更斯也见证了1868年一个新文学流派的诞生，出现了像《咆哮营的幸运儿》和《扑克滩放逐的人们》这样的作品。1890年之前，这些作品的作者布勒特·哈特就已声名鹊起。塞缪尔·兰亨·克莱门[2]也见证了美国本土文学的成长，并用自己的力量开拓了这个领域。19世纪80年代，新英格兰流派出现，代表作家有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和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但比起同时期写边疆主题的年轻作家，他们欠缺了一点美国味道。《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等作品既是生活也是艺术。1885年，这个时代另外一位作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作品《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问世，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社会阶层。《小勋爵弗契特勒里》的风靡则证明美国读者的期待比书里描绘的生活更丰富。
塞缪尔·兰亨·克莱门
1890年，纯文学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美国主题，用文学手段探索美国人苦苦追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并做出解释。亨利·乔治的作品，特别是《进步与贫穷》，让他在六年的时间里成名。到了1885年，这些作品已经“形成了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纪元”。爱德华·贝拉米创作的乌托邦式的传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证明了读者对于文学的热望。老一辈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和乔治·班克罗夫特，年轻一辈的亨利·亚当斯、约翰·巴赫·麦克马斯特和詹姆斯·福特·罗兹，则通过历史途径来阐释美国遇到的种种情况。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都开始有了属于各自领域的文学作品。这些领域得到的最后的也是最强烈的冲击来自詹姆斯·布莱斯那部引人深思的《美利坚合众国》。
在期刊方面，美国人越来越高的审美标准支撑着杂志往更宽广的领域发展。在美国颇有名望的老牌杂志《北美评论》仍是政治讨论的阵地。1890年，该杂志刊登了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和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就保护性关税的好处进行的深入探讨。《哈珀月刊》和《大西洋月刊》聘用了南北战争以来的美国文学领军人物。19世纪60年代，《莱斯利周刊》和《哈珀周刊》对新闻附以插图，在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美国主要的宗教报纸，《独立者》享有自己的地位。《国家》作为批判主义期刊出现。《斯克里布纳杂志》和《世纪》后来也加入到月刊的清单之列，后者主要刊登一些南北战争的重要战役和领袖的回忆录，还有约翰·乔治·尼古拉及约翰·米尔顿·海伊为林肯撰写的传记。铸排机和插图的发展以及收集新闻和分发出版物的便利条件使期刊更快地遍及全美国。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期刊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得了以前报纸在美国读者心里的地位。随着霍勒斯·格里利时代的那些伟大的编辑相继离世，报纸作为表达个人观点平台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年轻一代的编辑们将报纸作为投资手段而不是新闻工具。商业广告利用报刊媒体接近客户。新闻素材收集得更加迅速也越来越丰富，但报纸表达的观点却越来越少。报社像买纸和油墨一样从辛迪加企业和社团购买新闻。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之下，会计室比编辑部的地位还高。
约翰·米尔顿·海伊
美国人的生活在本质上发生的变化通过新文学呈现出来，而在国有化的影响下生活经历了重塑的过程，宗教的接触面不再狭窄。当时同类小说中，宗教小说《罗伯特·埃尔斯米尔》也许是阅读量最大的一部了。正统观念与新批评主义之间的竞争让专业的神学家们失控，渗透到凡人中间。在文本方面，《旧约》和《新约》修订版给了神学以新的讨论基础。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以及他的学派所做的科普工作影响到了宗教领域，使其不得不改动宗教观点的相关措辞。现在，通过科学的途径让人们接受宗教理念已经比较普遍。随着竞争的深入，正教会的普及程度并没有受到影响。新教士开始宣扬新的宗教，正如他们之前在美国所做的那样。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新的宗教中规模最大的是玛丽·贝克·艾迪女士的宗教，其教义也许可以成为与人民党政治革命并行的宗教手段。基督教科学派的出现使清教徒“脊椎动物耶和华”的说法更易于接受。它是繁荣社会发展的产物，以“治愈系宗教”的形象向普通人展示自己。
1890年，知识、精神、经济和政治上的革命在美国非常普遍。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工业革命之后，它们的出现是必然的。美国再次成为一个整体。南方承受了战争和社会重组的最坏结果，并且再次以独立的方式发展起来。美国当下需要面对的问题是革命对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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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兰德-艾利森法案》又称“1878年布兰德重要计划”。其前身是上文提到的《布兰德法案》，由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提出，后来威廉·博伊德·艾利森补充了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每月购买两百万到四百万美元的白银并铸为流通的银币。——译者注
[2]即马克·吐温。——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