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获全胜的日本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在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下，正朝着日本方向，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浩浩荡荡地行驶着。它们于1941年12月7日袭击了驻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及夏威夷航空兵部队的军事设施，攻击行动的成功出人意料，当然也出乎南云本人的意料。当初，南云对这一行动能否成功十分怀疑。他和行动的计划者们一样，估计机动部队可能会损失1/3，而现在，他却带着所有的舰船班师回朝，参战各舰连一点油漆都没有碰掉。如此令人心满意足的返航实在少有。唯一的麻烦是，派出的山口多闻海军少将的第二航空母舰战队在支援日军进攻威克岛时意外地遭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抵抗。
12月23日清晨，机动部队驶入丰后水道，不久就看到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四国岛的高山。这时，岸上部队派出欢迎的飞机在舰队上空盘旋，宛如一群机器制造的、象征胜利的洛可可式的小爱神在展翅飞翔，海岸防卫部队的舰艇在凯旋的胜利者两侧自豪地巡逻。第二天上午，南云率部分军官登上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致敬。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海军大将亲临祝贺。
应天皇裕仁之召，南云和他的两个飞行指挥官渊田美津雄海军中佐和岛崎重和海军少佐进宫，向天皇陛下当面简要呈报了这一使帝国旗帜大为增辉的行动。天皇的赐见使其他庆祝活动全都相形失色。
这使南云及其属下的指挥官和参谋们怡然陶醉，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自以为战无不胜的自信心。他们带着这种自信进入以后的战斗，但不久的将来，他们就将因此而痛切自责。
与此相反，美国人吞下了一剂极其苦口的良药，它打掉了美国人的傲气。尽管美国人在内政外交方面往往会发生意见冲突，但对于牢固建立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科学技术、勤劳的人民及其军事潜力基础上的美国力量，他们却充满了信心和自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25年，人们对强大的美国远征军仍记忆犹新。约翰·Q.帕布利克对他的海军尤为自豪，相信美、英两国的舰队联合起来，日本将永远无法向它挑战，更不用说战胜它了。
可现在，突然之间，这种磐石般的信念崩溃了，亚拉巴马的《伯明翰新闻报》说：“（日本人）这次袭击美国所引起的巨大震动，主要不在于日本攻击了我们，而在于它竟如此突然、如此肆无忌惮地袭击像珍珠港这样庞大的海军基地……”《洛杉矶时报》说，可以将这种袭击看成是“疯狗咬人”，但疯狗咬人可能是致命的，因此一定要把它打死。
甚至连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一家从不妄自尊大、从无大城市报纸那种尊贵气派的小报都十分愤怒：“日本终于露出了黄色的毒牙……让美国把东京及‘一点就着的’日本其他城市夷为平地……毁掉这个‘花之国’！把异教的日本和它背信弃义的‘天子’打进地狱去！”
再没有比这样干更符合美国公众意愿的了。问题是怎么干，用什么来干。因此，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立即进入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1980年伊朗人质危机发生时，美国也有过这样一个时期，但时间很短，而其规模和强度真的无法与珍珠港事件后那几个月相提并论。当时，大多数美国青壮年男子成了美日棋盘上的小卒，而日方似乎已胜券在握。对于珍珠港事件，美国公众在义愤填膺之余，很快又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并对美国武装部队的明显无能感到难以抑制的羞愧。
但这并不是绝望的心态，在当时的报纸、文献及后来的回忆中，丝毫没有对轴心国可能最终取胜的忧虑。战前也许有人确信，一旦美国参战就会很快取胜，然而这种洋洋自得的想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经荡然无存。负责向他在财政部的上级报告舆情的艾伦·巴斯简明扼要地归纳了当时的形势：
新闻界对太平洋战事的反应可用一抛物线来表示。从珍珠港刚遭袭时的瞋目扼腕、群情激愤，到期望轻而易举打败日本人；直到上星期中段，各报才开始意识到英美的远东部队面临严重挫折的命运几乎已确凿无疑。现在，人们的情绪突然急转直下。
各个战场的形势都不妙。英国虽然似乎已熬过了遭受直接入侵的威胁，但仍然处于一个几乎同样致命的威胁的阴影之中。德国潜艇在美国的海域随心所欲地活动，支撑着英国这个岛国经济的同盟国运输舰船被大批击沉，损失吨位惊人。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后来承认，如果希特勒当时在大西洋集中更大的力量，就会使战争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从而严重打乱盟军的所有作战计划。日本潜艇也在从夏威夷至美国西海岸之间的海域活动，虽然动作不大，但使美国感到恼火，感到很没面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苏联在这个冬季没有被打垮。德国仍在与它进行生死决战。如果俄国人战败——斯大林已经把首都的外交机构从莫斯科撤到古比雪夫——德国人也许会将俄国部队赶过乌拉尔，逐出俄国的欧洲部分，然后回过头来对付英国，或者挥师南下，穿过中东与日军会合，因为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仍然主宰着北非战场。到仲春时，日军已占领新加坡，征服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缅甸。谁知道他们对印度这个在英国统治下的极不安定的国家有什么打算呢？澳大利亚尤其害怕遭到入侵。
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珍珠港方面怕遭到进攻，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人们还能期望什么呢？港内战列舰停泊处遭袭后的可怕惨象提醒人们，一旦日本人突袭得逞，他们会干些什么。12月7日以来，在夏威夷的美国指挥官们一直在等待日本人再度进攻。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受到美军将领们尊敬的山本五十六大将肯定对上次袭击中的严重疏忽感到十分后悔，一定会派南云忠一中将的航空母舰杀个回马枪，炸毁珍珠港的船坞、修船厂，而且首先是油库！这样，美国海军就会因断油而被迫撤离中太平洋，退至西海岸。那还有什么能阻止日军攻占夏威夷群岛，并在那里建立他们自己的前进基地呢？
第十四海军军区司令克劳德·C.布洛克海军少将亡羊补牢，为干船坞及停泊的舰船临时设置了防鱼雷网。
我们拆除栅栏，拆除希卡姆机场与珍珠港海军修船厂之间的栅栏，把栅栏上的挤压材料焊接起来，再与栅栏的其他部分焊在一起，做成很大的遮护网，悬置于各船坞进口和舰船四周的水中。当然，这样做能否起作用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还拿出了所有的浮动靶，在下面挂上一段一段的栅栏，放在船坞水闸和一些重要的修理船坞前面。
瓦胡岛上，部队上上下下士气都很低落。负责希卡姆机场供应和工程事务的威廉·C.法纳姆陆军上校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海军人员尤为担心。他们就像输了球的足球队——确实给打垮了。”
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和受命调查珍珠港事件的最高法院法官欧文·J.罗伯茨及以他为首的委员会先后登上瓦胡岛。可他们的到来也未能把士气鼓起来。与守卫珍珠港和当时港内舰船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都可能因日军再次来袭而被砸掉饭碗。
1941年12月16日，海军部解除了赫斯本德·E.金梅尔海军上将的美国舰队总司令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职务，临时委派威廉·S.派伊海军中将指挥太平洋舰队。在派伊短暂的任期内，日本人攻占了威克岛，这一事件似乎集中地暴露了美太平洋舰队的软弱无能。威克岛事件说来话长，这里且不细谈。
总之，要是不解除金梅尔的职务，威克岛可能还不至于失陷。因为金梅尔进攻意识很强，主张逼近日军。他拟定了关于援救威克岛的非常出色的作战计划，并为此派出了舰艇，但由于屡遭拖延而搁浅。派伊接替金梅尔后，华盛顿方面拍给他一份电报，说威克岛“已成为一个包袱……”，用著名海军军史专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海军少将的话说，这份电报授权派伊可随时撤离威克岛，而不是增援岛上守军。正当派伊举棋不定时，12月20日，日军开始登陆。
然而，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海军少将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和威尔逊·布朗海军中将的“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率领的两支特混舰队正向威克岛急驶，即使来不及援救威克岛，也可以接敌交火。再说，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旗舰的威廉·F.哈尔西海军中将的第八特混舰队正在中途岛附近，派伊完全可以命令他前往增援。哈尔西部队的指挥官，如巡洋舰队司令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就很乐意执行具体的战斗任务。但是，斯普鲁恩斯接到的命令却是“在北部海域活动”。这种语义不清的命令使头脑清醒的斯普鲁恩斯大为恼火，他后来回顾这段往事时十分鄙视地说：“活动，活动！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有给我们下明确的命令，我们在那里像是引诱日军潜艇的鱼饵。”
但是，派伊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担心夏威夷的安全，在华盛顿未施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就作出决定，停止对威克岛的军事行动。他解释说：“虽然我相信进攻原则，而且和威克岛上的人一样感到痛苦，但我最后还是认为：战略全局比战术上的某个局部更重要，此时此地，哪怕只派一支特混舰队去冒险攻击威克岛的敌军也是没有道理的……”
派伊在向“萨拉托加号”上的人员说明这个道理的时候，肯定很不容易，因为有不少人当场就气愤和失望地哭了。
华盛顿的高级将领们也大为不满。海军部长诺克斯的助手弗兰克·E.贝蒂海军上校在收到关于取消对威克岛采取行动的消息时，正在部长办公室里。他立即问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R.斯塔克，是否请他将此事报告总统。将军不愿干这令人伤心的差事，他说：“不，弗兰克，我不忍心。还是请诺克斯部长去吧。”诺克斯完成了这一讨厌的差使，他从白宫回来后说：“总统认为这个决定的打击比珍珠港事件还大。”
这种反应也许有些过分，但是从心理上讲，这是正常现象。莫里森后来写道：“上帝知道，美国需要在1941年圣诞节前打个胜仗。”更主要的是，全国上下都要求打。只要真正去拼了，即使失败，也会得到美国人民的原谅，甚至尊重。“阿拉莫”之战的失败激起了人们的热情，而“圣哈辛托”之战的胜利却没有。2罗伯特·E.李虽然战败，但受到的爱戴却超过了打胜仗的尤利塞斯·S.格兰特。1941年12月22日，“企业号”上第六战斗机中队（VF-6）的非正式飞行日志用两句使人心碎的话概括了举国上下那种沮丧的心情：“每个人似乎都觉得这是两个黄色人种之间的战争。威克岛今晨遭到进攻，也许该岛已被放弃；当时‘萨拉托加号’离该岛仅200海里，而我们却在东经180°以东的洋面上兜圈子。”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接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更糟糕的了。“我现在是新任舰队司令了。”切斯特·W.尼米兹海军少将直截了当地对妻子凯瑟琳说。看着丈夫闷闷不乐的样子，凯瑟琳提醒他说：“这是你朝思暮想的呀。”
“可是，亲爱的，”将军表示异议说，“所有的舰艇都在海底躺着呢。”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点夸张也是可以理解的。
尼米兹不得不把从珍珠港打捞舰艇这项困难的、带技术性的任务交给其他人干（这项任务后来完成得非常出色）。他能够而且必须去挽救另一些东西，即港内参谋人员的工作和精神状态。尼米兹刚刚卸去专管人事的海军航海局局长的职务，深知金梅尔的参谋班子和派伊的临时班子里都有能力很强、训练有素、富于献身精神的职业海军军人。对于珍珠港的惨败，尼米兹既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责备金梅尔。他认为，处于当时的形势下，“无论是谁都会面临同样的结局”。武断地撤换这些参谋人员不但不公正，而且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这可能对一个有价值的公职人员的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尼米兹回顾这段时期说：“所有这些参谋人员都处于‘弹震’状态，当时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鼓起他们的士气。这些军官必须得到解救。”
1941年12月31日10：00，尼米兹领海军上将军衔，在“茴鱼号”潜艇上就任——他曾长期在潜艇上工作，所以这样的就职仪式非常适宜。同日，他把金梅尔、派伊和驱逐舰队司令米洛·F.德雷梅尔（他选定的参谋长）三人手下的参谋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保证说他信任他们，相信他们的能力，并打算全部留用他们。他要让每个军官各司其职，而不是只让他们对号入座。如果有人不称职，他将毫不犹豫地进行必要的调整。即便如此，他也会尽量给那些被撤换下来的人安排适合他们能力的工作。
毫无疑问，尼米兹的这些做法使士气——用莫里森的话说——提高了“好几倍”。海上的指挥官们也信心大增。斯普鲁恩斯说：“这就像待在不通风的房间里，有人打开了一扇窗，吹进来一股新鲜空气一样。”可是尼米兹头脑十分清醒，他并不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他后来说，六个月以后，珍珠港的士气才恢复正常。
尼米兹本人也是这样。舰队航空军官阿瑟·C.戴维斯海军中校得到的印象是：中途岛战役开始前，尼米兹也“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确实，太平洋舰队在1942年初的战果太不起眼，以致尼米兹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如果能干它六个月不下台，我就够幸运了。公众也许要求我快点行动，早点做出成绩，但我做不到。”
当时的战绩实在糟糕，美方损失惨重。虽偶有小胜，但小得比失败还没面子。到1941年圣诞节，日军已完成在菲律宾的登陆。小小的亚洲舰队根本无法阻止日军行动，甚至连阻滞一下的能力都没有。圣诞节那天中午，托马斯·C.哈特海军上将把这一海区内的亚洲舰队余部移交给F.W.罗克韦尔海军少将，自己带着参谋人员乘“鲨鱼号”潜艇溜之大吉了。
从1月5日至8日，抵近日本海岸活动的5艘美军潜艇好不容易才击沉3艘日本货船。可是1月11日，“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却在瓦胡岛西南500海里处被日军潜艇的鱼雷击伤。虽然它安全驶抵瓦胡岛，继而前往布雷默顿接受修理，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却不能参战。1月6日至23日，“企业号”和“约克城号”成功地掩护了海军陆战队对萨摩亚的增援，但日军的战绩要大得多：在南云舰队的空中掩护下，日军登上了拉包尔，把整个珊瑚海置于日军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内。就在同一天，一艘日本潜艇击沉了布朗的油船“奈切斯号”，使美军对威克岛的进攻以夭折告终。
而巴厘巴板战斗使美方士气为之一振。这次战斗中，4艘美驱逐舰突破一支日本护航队。幸亏日军多枚鱼雷未能中的，才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虽然美国人击沉了4艘运输舰和1艘巡逻艇，但丝毫不能改变当时的战略态势，不过报纸上毕竟出现了令人高兴的消息。
2月份，美方又取得一些战绩。部队打得很英勇，但战果的价值不大。2月1日，哈尔西对沃特杰、马洛埃拉普和夸贾林等岛屿实施了空袭。有人声称这次战果辉煌，而实际上只打掉了日方几架零式飞机，而且“切斯特号”还中了一弹。按照计划，这时弗莱彻应该攻打贾鲁特岛，可是他遇上了恶劣天气，6架飞机被击落，只好罢手后撤。哈尔西北上袭击威克岛，只击沉了日军1艘小型巡逻艇，自己却损失了1架飞机及其机组人员，实为得不偿失。
2月27日在灾难性的爪哇海战斗中，盟军舰队大败，而日军并无舰艇损失。美国人虽无舰艇损失，但表现得相当无能。同一天，美国的旧航母“兰利号”在把飞机和机组人员从澳大利亚运往孟买途中遭到日军第十一航空舰队陆基海军机群的袭击，由于损坏过重，只好自己凿沉。
2月28日至3月1日，在巽他海峡的一次战斗中，美巡洋舰“休斯顿号”被击沉。三天后，哈尔西进攻马尔库斯岛。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因为该岛距东京还不到1000英里。但是他没有遇到敌机，只是在遭到地面防空炮火的猛烈还击时损失了一架轰炸机。
与日本人取得的重大胜利相比，美国的所有这些行动就好像是蚊子在大象身上叮了几口：（日本人）占领关岛，击沉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反击号”，攻占菲律宾，逼降新加坡。此外，南云还对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进行了摧毁性的空袭。
看来尼米兹不能指望交上什么好运。可是他知道珍珠港九死一生的遭遇，也知道美军虽然受到重创，但还比较幸运。上一次，日本人是打了就跑。他相信下一次他们还会来，以求彻底解决。这就是说，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没有轰炸潜艇基地、储油罐这样的目标。尼米兹在谈到那次突然袭击时说：“要是上一次日本人摧毁了我们的油料供应，整个战争就会再拖上两年。”
谈到舰艇，他说：“上帝保佑，1941年12月7日，我们的舰队在珍珠港内。”接着，他又补充解释道，“如果金梅尔事先知道日军逼近，他很可能会试图拦截。但金梅尔的战列舰航速不及日军的航母，不可能抵近射击，那样，我们的许多舰艇会被击沉在深海，还会有几千人丧生。”
人们十分担心日军会再次袭击夏威夷，甚至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种担心产生了一些离奇的现象——至少从事后看是这样。当时的报纸就表现出一种奇怪的矛盾心理，正如巴斯所报道的：“编辑们一直忙于告诫读者当心标题作者。”一些评论员也敦促公众要警惕过分自信，不要指望会轻易取胜。
“但是电讯稿的编辑们……继续把我军每次成功的空袭都说成是重大胜利。”
巴斯引用纽约《每日新闻》报业辛迪加的一篇社论，说明孤立主义有可能重新露头。社论认为菲律宾的失陷“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也难免步其后尘。因此，它极力主张美军应集中兵力于夏威夷：
如果我们不守住夏威夷，那么，对于我们将面临什么的问题，怎么预测都一样。我们估计：日军在拿下夏威夷后，很快就会使用轰炸机或战列舰，或双管齐下，来骚扰我们的西海岸。那样一来，我们的处境就糟糕透了……我们认为，保卫夏威夷——在本土人民的全力支援下，顽强战斗，誓死保卫夏威夷——是美国人民的头号战斗任务。
西部防御指挥官约翰·德威特陆军中将一再敦促从西海岸撤走所有有日本血统、日本国籍的人。曾当过律师、办事公正的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正为此事所牵涉的种种问题而发愁。史汀生发愁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不明智的、不人道的行动将使美国人的民族良心受到谴责。史汀生担心实施这种政策将会：
……大大破坏我国的宪法体制。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尤其是在日军取得在太平洋的制海权后，很可能会入侵我国。如果他们真的打过来，我们就得花大力气来对付。美国人低估日本人已经铸成大错，现在正开始从中吸取教训。
正当史汀生等有地位、有经验的政府官员们在郑重考虑日本人入侵西海岸的可能性时，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战略上和心理上的重任显然已经落在尼米兹的肩上。
尼米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跻身于美国精英人物之列。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诺克斯海军部长为美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没有考虑一大批赫赫有名、资历很深的将领，而是挑选了尼米兹这位性情温和高雅、深孚众望的得克萨斯州人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于1938年领海军少将军衔，1939年6月15日以后一直担任海军司令部航海局局长，以工作努力，作风细致，组织能力强，执行规定一丝不苟，分析判断问题慎重、合乎情理而享有盛名。他一直希望当一名舰队指挥官，但当又一次被委以机关工作时，他仍然接受，毫无怨言。
1905年尼米兹以第七名——这是个神秘而幸运的数字——的成绩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他的同学对他作了很好的评价。学院的毕业纪念册《幸运袋》上说他“具有荷兰人那种沉着、踏实、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特点”。他为夏威夷的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带来了自己在潜艇、战列舰、巡洋舰和海军司令部任职期间虽不惊人却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带来了完成这一使命所需要的智慧、决心和精神。在以后的岁月里，太平洋舰队所遇到的巨大挑战、所承担的千钧重任将证明他是个继承了罗伯特·E.李将军传统的美国伟人。尼米兹在气质、性格和能力上都与李将军相仿。
从外表看，尼米兹不是那种供人拍照、画像的材料。他从不好出风头，说起话来嗓门也不高。如果说他有点古怪，那就是他喜欢玩扔马掌那种土里土气的游戏，而且还有点上瘾，一点也不像人们概念中的那种脾气很坏但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虽然他那一度曾很漂亮的金发已经变白，有人还在背后给他起了个“白尾棕色兔”的外号，但他看起来依然年轻得惊人：皮肤细腻，气色很好。只有那丰富的经历和幽默感在他鼻孔和坦率、湛蓝的眼睛两侧留下的条条皱纹暗示他已是57岁的人了。
美国舰队总司令——当时这个职务与美太平洋舰队司令一职分别由两人担任——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交给尼米兹两项主要任务：一、守住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夏威夷群岛一线，保住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从萨摩亚到斐济的运输线；二、恢复因珍珠港事件和召回援助威克岛部队的决定所严重挫伤的士气。第二点虽未见诸于书面，却是绝对主要的。
尼米兹完成了他的双重使命。这是对他领导才能、智慧和判断力的最高赞赏。我们知道，中途岛战役前，他在提高士气方面几乎毫无建树，同时，由于社会舆论要求美国海军能有所行动、有所作为，他还得经常躲避它们的中伤。可是，尼米兹很有耐心，他无暇作空洞的表态。他一面等待时机，一面勤奋地工作，为这一时机的到来做好准备。
“尼米兹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谁也不能只举出一项就说，‘这就是尼米兹将军’，”斯普鲁恩斯后来回忆说，“但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时刻准备打仗……他喜欢愿意打日本人的军官。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会被调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