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泊于日本濑户内海西端附近的“长门号”战列舰上，一位身穿海军大将服的男子站在他的办公桌旁。他个子不高，宽肩厚背，一双机敏、聪慧的眼睛反映出他直率而寡言、果敢而敏感的个性。高高的鼻子，表情丰富的嘴唇，嘴角至下巴已经刻上了棱角分明的皱纹，就像是伊丽莎白时代一位伟大的船长——是水手又是诗人，是海盗又是政客，是爱国者又是实干家。
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他站在那里，眼睛盯着轰炸珍珠港的战果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美方资料整理而成的，美方对所受的损失未加任何掩饰。他转身面对他手下最年轻的、负责潜艇事务的参谋有马高泰海军中佐，猛地捶了一下办公桌大声说：“了不得！”损失这么惨重，还有勇气说实话。这样的对手需要狠狠地教训教训！
山本比谁都清楚：他的对手实力强大，足智多谋。他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过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到过美国各地，在日本海军中，他对美国情况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人。因此，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与美国交战。然而，他又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当日本领导人显然已下定决心要对美开战时，他打破了日本海军在领海内打防御战的传统，拟定了关于跨洋过海空袭珍珠港的大胆计划。日美既已开战，他当然要全力以赴。
1941年12月，山本一直在考虑海军的下一步战略。虽然突袭珍珠港的战果超出了所有的预料，联合舰队的舰艇无所顾忌地在西太平洋上游弋，但山本深知以瓦胡岛为基地的山姆大叔的战斗部队仍有很大潜力，而且渴望着报仇，以洗奇耻大辱。于是，他命令参谋长宇垣缠海军少将及其幕僚“立即拟订第二期战略计划”。
在整个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有许多事情都干得“太迟了”，山本的这个命令是第一件。山本早就应该与海军军令部作战部一起拟定第二步战略计划，这样等南云的机动部队从珍珠港返回后，就可立即付诸实施。
宇垣长得很帅气，算是日本人中的高个子，既有头脑，又有口才。他性格坚强，敢作敢为，略为谢顶的脑袋里主意很多。每天晚上9点左右，他都要把自己的想法及当天发生的事情记下来，这就给后人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战争日记。
宇垣被誉为日本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享有日本海军战略权威的盛名。由于山本要求有一位熟知东京海军最高当局情况、作风踏实、精明能干的行家作为助手，字垣于1941年8月下旬到联合舰队任职。登上“长门号”以后，他一直忠实地、有效地为山本效力。
接到山本的命令，宇垣即以惯常的工作热情和认真态度动手拟定计划。经过初步调查，从1月11日至14日，他将自己对以后作战的意见整理成文。当时，他在日记里匆匆记了个梗概：“今年6月以后，我们应该攻占中途岛、约翰斯顿和帕尔米拉，派空军上岛，派遣联合舰队攻击部队占领夏威夷，同时逼敌舰队与我决战。”日本人认为，这些岛屿对美国十分重要，美国一定会进行反击或企图夺回这些岛屿。这样，日本人梦寐以求的日美舰队大决战就会到来。
1月25日，宇垣把已成文的研究结果给了首席参谋黑岛龟人海军大佐，让他与参谋们研究决定。黑岛这个人很聪明，但行为古怪，即使是给山本办事也是慢慢吞吞的。在舰上，他总是很晚起床，大量饮酒，不断地抽烟，等着战神赐给他灵感。宇垣对此大为恼火，在日记里表达了他焦急的心情：“现在耽搁一天，将来要后悔一百天。”
黑岛如此拖拉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尼米兹不会派舰艇去保卫中途岛、约翰斯顿和帕尔米拉，而日军却会被粘在这三个难以维持的岛上。他建议日海军将战略方向西移，转向印度和缅甸。宇垣暂时接受了他这个建议。
计划的研究仍在继续，期间山本将指挥部从“长门号”移至12月份刚从吴港下水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号”上。为了应对1921年华盛顿海军会议规定的主力舰艇5-5-3的配比，3日本设计了4艘巨舰，“大和号”是第一艘。日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增强单舰打击力量以解决舰艇数量受限问题。在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上，日本宣布它将不延长已有条约。在建造“大和号”及其姊妹舰“武藏号”的过程中，日本在技术、财政和安全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现在，“武藏号”在长崎尚未完工，但“大和号”这艘新旗舰总算建成下水了。
“大和号”长863英尺，两侧装甲厚16英寸，满载排水量约7万吨；舰上有9门18.1英寸口径的大炮，弹丸每发重3000磅，每个炮塔都有驱逐舰那么大。日本人打算以此作为超级战列舰时代的开端，但战列舰时代已经过去，“大和号”实际上成了这一时代的最后一艘，就好像一只海上恐龙竟然降生于哺乳动物时代一样。
山本率领他的新指挥舰与在常规舰艇方面占压倒优势的主力部队的其他舰艇，停泊在濑户内海。此时，南云的航空母舰部队正在南太平洋上肆无忌惮地到处游弋。然而，现在毕竟不像当时他率领6艘航母齐攻珍珠港那样了。有时候他率领第二航空母舰战队，有时候则率领第五航空母舰战队，但他的指挥核心一直是旗舰“赤城号”及伴随它的“加贺号”。1月20日和21日，他轰炸了拉包尔、卡维恩和新几内亚，2月19日，轰炸了达尔文港。南云的飞行员们对停泊在国内的“柱岛舰队”俏皮地讽刺挖苦。曾率队空袭珍珠港的海军中佐渊田美津雄及其他斗志高昂的飞行员们觉得，山本似乎是在等美国修复被他的部下在瓦胡岛重创的那些舰艇。
南云离开达尔文港向爪哇推进时，渡边安次大佐研究了印度洋作战的可行性。渡边是主管后勤的参谋，兼管炮术和海军陆战队事务，但他经常与赞成在印度洋作战的黑岛合作。2月20日至22日，在“大和号”上进行了图上推演，陆军参谋本部有一些军官到场。最后是东条英机首相（其时兼任陆军部长）否定了这个方案，他主要考虑的是政治而不是军事，因为3月份即将进行大选，他需要把用于战争的开支降下来。
接着，联合舰队提出要全力进攻中国、最后拿下重庆的建议。东条又一次予以否决。他认为这对日本来说是自不量力。
既然陆军和海军似乎不可能就协同作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山本的幕僚们决定拟订一项海军能独立完成的作战方案。到3月中旬，在几乎兜了一大圈之后，他们又回到宇垣1月份提出的方案。大家沉思的目光都落到组成中途岛的两块针尖大小的陆地上。拟出的计划规定了中途岛战役的两个目的：一、占领中途岛，将其改造成日本空军基地和攻打夏威夷的出发点；二、诱使美太平洋舰队进入中途岛海域，将其打垮拖烂，一举消灭。在日本利用“大东亚”地区的资源加强其存在时，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确保其东部海疆的安全。
因此，联合舰队的幕僚们集中主要精力，确定了下一个重大的对美作战行动。而在珍珠港，尼米兹和他的助手也同样在不倦地工作着，试图预测日军这一战役的目标，以求智胜。在这方面，最辛苦的要数约瑟夫·罗奇福特海军中校。罗奇福特是俗称“海波”（HYPO）的战斗情报局（代号为OP2002）局长。他身材瘦小，不到6英尺高，肤色白得出奇，目光坦诚友好。他是情报行当的老手。
严格地说，战斗情报局不归尼米兹管。作战上，它受华盛顿的海军通信安全情报局长劳伦斯·F.萨福德中校指挥，行政上，它配属于总部设在珍珠港的海军第十四军区。
萨福德与罗奇福特是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他是个数学天才，还是个棋迷。他在密码方面技术超群，为人刚正不阿，他是海军情报部门密码科的创始人。他十分清楚密语、密码的不可靠性，因此孜孜不倦地工作，用日益先进的手段来防止泄密。
当时美国陆军或海军的密码专家是稀缺人才，他们在军中服役，又不完全隶属于军队。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部门，因为那个地方很神秘，所干的事情与情报和通信都不搭界。干好这项工作需要特殊的智力——大大超出常人、近乎数学天才的智商，还要有处理大量细节的超凡能力。他应该对这项工作有真正的热情，并保持学者的超然态度。他不能有凡夫俗子那样的雄心，因为在他肩上缀上将星的可能性如同被选为美国总统那样渺茫，得奖受勋也很少有他的份。
密码专家们终日在不见阳光的绝对安全的密室里，对着一大堆字母和数字冥思苦想，不停地编来排去。去他们家拜访的客人经常见主人在休息时间不是在琢磨象棋就是在研究密码，就像是邮递员，在假日里还进行长距离散步。他们从不涉猎专业以外的东西。所以，这些目标相同、情趣相似、世上罕见的献身密码事业的人在多年的工作中彼此都很熟悉。各个军种都成立了精干的专家小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在默默无闻、极其出色地工作着。
为战斗情报局罗奇福特工作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专家组。他们在距珍珠港1010号码头不远的旧行政大楼的地下室里工作。组长是海军少校托马斯·H.戴尔，罗奇福特称他是“海军最好的密码专家，只要吃几片药，他就可以连续工作三四个通宵”。戴尔手下有像约瑟夫·芬尼根海军少校这样的译电员。罗奇福特称赞芬尼根“简直是个奇才！明明是张白纸，可他却能把它译出来，就像一个真正的魔术师可以凭空变出东西一样”。在这个实力很强的地下工作室里，还有从夏威夷大学借调来的数学教授贾斯帕·霍姆斯。他负责绘制并不断更新日本舰队的位置图。
有关日本海军的大量数据都出自于这个小组，再由太平洋舰队情报主任埃德温·莱顿海军上校转呈尼米兹将军。罗奇福特编发“每日情报简报”和“形势评估”，一份送交莱顿，一份送呈华盛顿的海军总部。战斗情报局的主要日常工作是破解日本舰队的电台呼叫信号，而且罗奇福特想对所有这些信号都进行监听。
在过去的18年中，美国海军培养了一支由海军军士长和士兵组成的高水平的无线电报务队伍。他们是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情报战的中坚力量。只要了解下述情况，就可以想象出这种工作的复杂程度：每个有关的海军指挥部都有10-20个网路，各个网路都有自己的呼叫信号群。例如，其中有一个网路就专门负责监听日本海军军令部与联合舰队的联络。山本与其下属的各司令部之间，每个司令部与其下属的部队之间，直至每艘驱逐舰、每个最边远的岸上电台都分别有网路负责。
对如此众多的呼叫信号进行梳理和判读需要有长期的经验、丰富的知识和灵敏的感觉。罗奇福特的这支队伍完全具备这些素质。到1942年春，他们的技术更加精湛，甚至仅从发报习惯——速度是快、是慢，还是中等；指法是重、是轻，还是不轻不重——就能辨认出是日方哪个报务员在发报。例如，他们可以确认是否“赤城号”的报务员，因为他指法很重，就像坐在电键上蹦跶一样。
到1942年3月1日，罗奇福特已经掌握了三四百海里范围内大多数日本舰艇的具体位置。他通过“每日情报简报”让莱顿了解最新情况。如果有特别情况，他就亲自与莱顿联系，就像向布洛克海军少将报告一样。莱顿有时在罗奇福特的估计上加码。如果罗奇福特说有4艘日本航母，莱顿就报告说有6艘。这使罗奇福特很生气。
但是莱顿这样做是从过去的惨痛教训中学来的。他知道作战军官们普遍认为情报人员总是喜欢大惊小怪。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天的中午，一位同桌进餐者的话在莱顿耳边响起：“啊，莱顿来了。又有星期六危机了吧！”因此，罗奇福特估计有4艘日航空母舰在活动，莱顿就说有6艘。如果那些参谋减去情报中大约1/3的水分，就与原来的数字相同了。
莱顿当然知道太平洋舰队接到罗奇福特提供的情报后会怎样行动，但罗奇福特对此一无所知。他也不想知道这些，免得影响他的看法，妨碍他客观地分析部下从无线电中截获的日军活动的情报。
战斗情报局正在专攻日本海军使用的JN25密码体系。该体系包括三种数码。第一种有大约45000个五位数，分别代表不同的词或词组；第二种的数目比第一种还要大，是任意编制的，发报者可以随意选用并将其加入电文中，使敌方难以破译；还有一组特别数码用来提示烟幕从何处开始，以便收方译读。当然，他们还不断编制新的密码本供报务员使用。
因此，在谈起破译日本海军这套密码时，不应该将破译过程想象成如同把一篇俄语文章译成英语那么容易：先把西里尔字母转换成罗马字，然后译成英文就行了。这种破译工作很像最初辨认罗塞达碑文4那样——这里可以比较，那里可以假设，虽有小的突破，但仍留下许多空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机器已被用于密码破译，而且的确从那时起，计算机就使密码进入了像长矛和坦克一样的武器行列。然而当时罗奇福特既没有译码机，也没有日方的密码本。但是，到1942年3-4月间，战斗情报局居然能解读每份密电中大约1/3-1/4的密组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组人员共同努力、坚持不懈的结果，而且每破译一个密组，都使下一组的解读容易一些。他们把这些点滴成果放进所截获的电文中再进行研究，以期得到一种有用的模式。战斗情报局还有一项宝贵财富，那就是罗奇福特的非凡记忆力。他能记得数日乃至数周前耳闻目睹的东西。罗奇福特承认自己“不善于组织。我没有很好地建立资料档案。不过，我把它们统统都记在脑子里了”。
尼米兹初到珍珠港时，对战斗情报局不很重视，十分怀疑它的存在价值。如果侦听取得的情报真的那么管用，怎么会发生1941年月7日的袭击呢？莱顿后来向他解释说，如果日本人的无线电中涉及珍珠港，那他们肯定使用了美国人尚未破译的密码，而且南云部队始终保持着无线电静默。
尼米兹被说服后，变得“非常合作，非常体谅”。罗奇福特也需要一些合作和体谅，因为华盛顿海军总部的某些机构对他们的工作仍然很不以为然。但是，尼米兹是个“有头脑的领导人、真正凭理智做事的人”，他理解情报人员的心态。他逐渐意识到情报工作的价值，就坚决主张放手让罗奇福特去从事他那十分重要、即便很不合常规的活动。“你应该告诉我们日军打算干什么，”他对罗奇福特说，“我来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然后相机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