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信仰与教育部负责很多事，包括刺绣艺术、科学、调查研究、医疗等。我对这些庞杂宽泛的领域一直很感兴趣，并为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付出了很多努力。
技术中学的发展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日渐重要的技术工作吸引了大批有才能的年轻人投身这类学习机构，技术中学的教师以及获得学位的年轻工程师取得的成就给德意志帝国带来了新的荣耀。
在夏洛特堡的教师中，阿道夫·斯拉贝教授是其中最杰出、最著名的教授之一。他生前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在与他极富感染力的谈话中，我总能听到一些最新的发明，有些信息是在他的实验室里听到的，有些信息来自勃兰登堡森林里的狩猎小屋。我和皇后以及几位好朋友一起围坐在小屋里，认真聆听阿道夫·斯拉贝教授的讲话。阿道夫·斯拉贝教授对我很亲切，他总能用令人振奋、极具吸引力的方式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每次和他谈话我都很高兴。阿道夫·斯拉贝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对他一直心怀感激。
受技术中学以及阿道夫·斯拉贝教授、奥托·因策等人取得的成就的影响，我决定在普鲁士的上议院授予技术中学与高中和大学同等的权利。但大学向公共信仰与教育部提出了强烈抗议，随后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很多人反对学者们古典科学式的傲慢。最后，我只能通过颁布法令实施我的计划。阿道夫·斯拉贝教授在他的实验室里收到了我的电报，当时他正在讲课，他将消息告诉学生们后，学生们高兴地大声欢呼。技术中学值得被授予这些荣誉。
各国对世界市场及商品出口的争夺日益激烈，为了激发德意志帝国科学家们的潜能，必须给予他们更多自由，给他们提供安静的工作环境和充足的物质保障。许多重要的学者同时兼任教师，这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他们只能利用假期做科研工作，因此他们负担过重，工作量很大。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善。
阿道夫·斯拉贝教授
第1节 化学研究
在化学领域，奥古斯特·冯·特罗特先生和内阁长官奥尔索夫对相关事情了如指掌，他们帮助我创建了德皇威廉协会，并且拟定了相关管理章程。德皇威廉协会在短暂的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通过几次大会我认识了化学领域的一些成功人士，后来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并访问他们的实验室，了解了他们的工作过程。这些化学家创建了新的实验室，经费由参议院及其成员资助。
威廉二世出席德皇威廉协会揭幕仪式
我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我的努力对祖国未来的发展帮助很大。化学家们的发明使整个国家受益，这些发明在和平时期前途一片光明。奥古斯特·冯·特罗特指导化学领域的工作，优秀的专家负责相关研究。不幸的是，战争夺走了一切。现在，我无法再和德皇威廉协会的同事谈论相关事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打击。我多么希望德皇威廉协会可以继续存在，为化学研究和祖国的利益服务！
我邀请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到柏林一事招致了众人对我严厉的批评，右翼神学家和东正教分子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因此，我向枢密院顾问辛兹佩特博士寻求帮助。辛兹佩特博士认为如果我轻易妥协将对柏林和普鲁士造成巨大损失。于是我坚持邀请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来柏林。最后，我如愿以偿。
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
我现在依然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反对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与这位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作为皇家图书馆的领导和德皇威廉协会的会长，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创造了许多奇迹，这位神学家做过有关科学、研究、发明、化学等方面的内涵丰富的演讲。我常常很乐意谈论他的个人魅力和劳动成果。
柏林大学的埃里希·施密特教授也是我的朋友，他经常来我家。我和这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在聊天中度过了很多愉快的傍晚。
埃里希·施密特教授
保罗·席曼教授非常欣赏我的自信。他是一位正直、土生土长的波罗的海人，也是一个完全战胜了斯拉夫人的傲慢、拥护德意志帝国思想的人，更是一个有学识的政治家、优秀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我经常向保罗·席曼教授请教一些政治和历史问题。我非常感激他给了我很多尤其是关于东方的好建议。保罗·席曼教授经常来我家，也常陪我去旅行，譬如去丹吉尔。他在我和其他官员的谈话中听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政治机密，但他一直保守着这些秘密，因此我非常信任他。波罗的海各省解放后，我很乐意任命这样一位吃苦耐劳的人担任塔尔图大学的学监。
第2节 我对俄国问题的看法
我和保罗·席曼教授对俄国问题的看法非常一致。1905年，在我和罗斯福总统的共同努力下，俄国和日本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随后，柏林外交部的许多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对俄国会走怎样的政治路线感到困惑。总的来说，大家认为俄国对自己的战败感到很气愤，因此它可能会和西方站在一起，譬如德意志帝国，以便找到新的靠山和盟友帮助自己复仇，夺回失去的土地和荣誉。
我的观点与众人的不同，但我不会在官方分享我的观点。我认为俄国人是亚洲人和斯拉夫人。作为亚洲人，尽管战败了，他们仍然倾向支持日本；但作为斯拉夫人，他们愿意和可以证明自己的强大的国家结盟。因此，虽然俄国签署了《比约克条约》[1]，但它仍然会选择与日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选择德意志帝国，以后甚至会反对德意志帝国。由于我的观点太过“荒唐”，大家对此嗤之以鼻。
美国总统罗斯福
《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日俄代表与东道主美国代表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北极星”号游艇
我征求了保罗·席曼教授对此事的意见，但我事先没有向他透露我的想法。当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时，我非常高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次讨论这一重要外交政治问题时，只有保罗·席曼教授和我持相同观点。
事实证明我和保罗·席曼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柏林那些所谓的“俄国问题专家”和官方人士都错了。
第3节 对建筑的兴趣
在我开始执政的前几年，有很多重要的建筑工程亟待完成。
首先，我祖父母的陵墓上需要树立一块与其身份相称的纪念碑。夏洛特堡旧陵墓的面积不够大，必须再建一座。不幸的是，威廉大帝为这项“额外的工程”留下的建设资金在我父亲执政的九十九天里全部被挪用。因此，我被迫让王室承担了这笔额外的建造费用。我父母亲的陵墓坐落在马利，由我母亲负责规划和设计，我也得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
我命人对皇家宫殿和地方上的宫殿尤其是地处柏林的宫殿做了详细的鉴定，结果表明，这些宫殿的卫生、舒适度等条件都很糟糕，需要进行修缮，而且迫在眉睫。我在三十年的执政生涯中将这些宫殿都进行了修缮，所有工作由我和建筑设计师、艺术家等人共同完成，譬如伊内。我们精心计算预算、认真审查、反复校正、监督后期工作，直到完工。同时，我们对我的祖先们的传统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虽然这些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也考验了我的耐心，但我依然从中得到了无限的乐趣。
修复柏林宫殿时，腓特烈太后对宫殿的外观风格严格把控，对细节问题也极其认真，力求用物质弥补这座宫殿过去受到的伤害。我母亲的表达应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她说：“任何风格只要是纯洁的，都是好的。”伊内过去称“折中主义建筑”是“不彻底的风格”，他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修复美术馆，不幸的是，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就与世长辞了，这项工程在战争爆发后的前两年才完工。我祖先的陵墓建造工程既给我带来了痛苦也让我感到骄傲，但后来在战争期间却遭到了革命者无情地炮轰、攻击、劫掠甚至破坏。
这些建筑修缮工程以及前文提到的白色画室的修复，不管其形式是专制、宪法还是民主的，都是每个政府应尽的职责。修缮这些建筑不仅为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标准，还成了鼓励艺术家发展艺术的一种方式。
柏林宫殿修复后威廉二世与家人的合影，中间而站者是腓特烈太后
我度假期间一直专心学习考古艺术，积极投身考古工作。在考古方面，我认为要想发掘古希腊艺术发展的根源，应该架设或找到一座桥梁，努力在西方世界中寻找东方文化的影响力。我觉得亚述研究[2]很重要，因为它可能对解释《旧约》甚至整本《圣经》有一定辅助作用。因此，我接受了德意志东方学会主席一职，积极投身到东方文化的研究中，并为此竭尽所能，我从来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关于古迹勘探结果的公共讲座。我直接对德意志东方学会负责，所有在尼尼微、亚述、巴比伦、埃及和叙利亚的发掘工作的相关细节直接向我汇报。我还经常亲自和土耳其政府协商古迹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德利奇教授是德意志东方学会的会员，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巴别塔和《圣经》的演讲，这些演讲在当时非常著名，但也备受攻击。虽然一些听众经常和教会来往，但因为大多数人太无知而且没有做过准备工作，所以德利奇教授的演讲总是遭到各种误解。
我详细描述这件事是因为我意识到了亚述研究的重要性，也得到了一些专业人士的支持，包括不同教派的牧师，但仍有一大部分民众不理解这种研究，因此我邀请了自己信赖的朋友、才华横溢的戏剧导演迪特里希·冯·胡尔森-黑泽勒伯爵帮忙。迪特里希·冯·胡尔森-黑泽勒伯爵经过长期的筹备，由德意志东方学会赞助，制作了一部戏剧——《亚述巴尼拔》[3]。我们邀请了其他国家的所有亚述学者前来参加彩排。大家汇集在剧院里，其中不乏大学教授、新教徒牧师、天主教牧师、犹太教徒以及基督教徒等。许多到访者向我表达了他们的谢意，感谢我通过这次表演告诉大家我们取得的成就，并再次向公众传达了亚述研究的重要性。
德利奇教授
在科孚岛度假其间，考古和发掘工作也带给我很多乐趣。考古工作者在科孚岛乡镇附近意外发现了戈尔贡[4]的浮雕头颅，我直接负责这项考古工作。我请来了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及希腊古董研究专家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负责挖掘工作，他和我一样对古希腊社会充满好奇，并成为我忠实的朋友。他在古希腊和亚盖亚人的建筑、风格研究方面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
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左上）与他的考古团队
第4节 《伊利亚特》成了指南
听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朗读、解释古老的《荷马史诗》，根据史诗的描述和提示绘制一张地图，然后确定古代亚盖亚的位置是一种享受。后来亚盖亚地区被多立克移民摧毁。古代被驱逐出去的居民似乎经常用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命名新的居住地，因此地理位置的识别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尽管如此，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就像带了一本旅行指南一样，一直随身携带着荷马的诗。他还通过荷马的详细描述发现了诗中提到的很多地方的确切地理位置。
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激发了我对考古的兴趣，于是我和皇后在他的陪同下，乘船亲自去验证这些地方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去了莱夫卡斯岛的伊萨卡岛，还去了很多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因《奥德赛》出名。其间，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读了《荷马史诗》中提到的每一个地方。我很诧异我去的这些地方和史诗中的描述竟然惊人的一致。
在科孚岛，由我发起、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指导的发掘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考古人员找到了多立克远古时期的早期艺术品。戈耳贡的浮雕作品引起了业界对它的多种理论假设和猜测，其中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但也有一些刻薄的言论。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我苦苦寻找的连接亚洲和欧洲桥梁之间的支柱正在形成。
我定期将报告发给考古协会，并从雅典请来著名的卡罗教授和我一起工作。1914至1915年的冬季，我一直忙着准备面向公众的演讲，搜集大家对存在争议的问题的讨论意见，并希望众人能客观公正地解决这些问题。英国和美国的考古工作者经常到科孚岛考察，他们的到来对我来说是件幸事。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以前的学生现在在小亚细亚半岛工作，他们经常热心地为一些难题提供线索。我很喜欢听这些人讲他们有关亚洲对早期希腊艺术的影响的见解。在科孚岛的考古工作中，他们发现了许多希腊与东方的联系。1914年，海德尔堡的弗里德里希·冯·杜恩教授来到科孚岛参观我们的发掘基地，经过一番彻底调查，他对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和我的观点给予了肯定。我会专门就我在科孚岛的考古工作写一份总结性的报告。
1914年春天发生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被起诉因抢劫和征服欲引发了世界大战。当我还沉浸在探索古希腊文化、讨论戈耳贡和多立克圆柱以及荷马的考古工作中时，起诉我的人已经和俄国联合，并在高加索附近动员人们反对德意志帝国。1914年初，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被问及他的旅行计划时，回答道：“我今年会待在家里，因为我们要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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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约克条约》是德皇威廉二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7月24日签署的一份秘密共同防御条约。——译者注
[2]亚述研究不仅研究亚述的考古、历史和语言，还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使用楔形文字的相关文化进行整体研究。——译者注
[3]《亚述巴尼拔》讲述的是新亚述帝国最后一位君主亚述巴尼拔的故事。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68年至公元前627年在位。他因在尼尼微的皇家宫殿收集了大量楔形文字文件闻名，也以残酷对待敌人闻名。他是少数几个能读懂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国王之一。——译者注
[4]戈尔贡，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