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puzzle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博士
在说罗翔老师的观点之前，我想先说一个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是德国的社会学家卢曼，他认为，进入现代社会，当随着阶层制度的废除，社会的分化方向由纵向改为横向，“功能分化”成为了主导社会分化的主要方式，其外在表现则是经济、政治、教育、科学、传媒等开始成为独立的子系统，并发挥其各自的功能。具体到系统内部来看，主导子系统运作的基础是其自成体系的“符码”，如法律系统内部的符码是合法/非法、大众媒介内的符码是讯息/非讯息、科学内的符码是真理/非真理。子系统的运作具有封闭的倾向，并拒绝其它子系统符码的干扰。
这个话听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不过，我们可以从罗翔以及相关法律工作者的发言中做例子来加以说明。在罗翔以及相关法律工作者的发言中，他们的主张非常简单，即一个人只有犯罪了才能受到惩罚，不能将父母一代的罪责让子女一代承担。
我们姑且不讨论这个观点的是非对错。但如果我们脱离法律的视角，转到政治学的视角来看，那么政治学对于社会制度、法律法规等的看法，则是不同群体基于自身利益的博弈。在这个角度上说，中国人里有一部分支持废除“一人犯罪家属不能考公”的做法， 而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到底要不要废除这个规定的关键在于双方如何博弈与妥协，而不是“法律”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除了法律与政治学之外，社会学、教育学、犯罪学等等都各自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阐释，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而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运作都是相对封闭的，甚至有些子系统之间的运转逻辑都是有冲突的。举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对于新闻行业而言，真相是最重要的，但如果真的出了某个重大案件，媒体如实报道的话，反而可能引发社会的恐慌乃至政局的动荡，而在政治系统中，稳定和秩序的价值要远大于真相。如此一来，即便这些媒体报道的内容其实并不涉及某些官员，但这些官员仍然有可能对这些报道进行干预乃至封杀。
罗翔和其他这些支持废除该规定的律师的说法，严格说起来对也不对。说他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在法律这个系统的符码里的确讲得通。说他不对，是因为这个社会的运转需要无数个子系统，而法律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当年法国废除死刑的时候，根据统计全国大约只有10%的国民支持废除死刑，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比例下，废除死刑的法案获得了通过。无论你在法律角度上如何证明废除死刑是正确的，但是在政治角度上，则可以说废除死刑的法案完全无视了广大普通民众的诉求，是一个失败的法案。
在这个角度上说，现实中很多“专家”的言论之所以让人难以理解，是因为这些“专家”的发言是基于自身的学科逻辑而得出的，而被读者、观众看到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媒体一层的“转译”，普通的观众、读者又会基于各自的立场对这些专家的言论进行解读——由于普通读者并不熟悉专家们发言的符码系统，这就非常容易导致因为子系统的符码不可通约而出现误读。
正因如此，尽管现代社会看起来无比发达和繁荣，但实际上也非常脆弱。因为这种子系统的存在，使得社会想要寻找到共识越来越难。如果说在古代，“罪犯子女不得参加科举”是一个普通人基于朴素的道德理念可以理解的规定的话，那么在法律成为现代社会一个独立的子系统的前提下，法律从业者自身所遵从的法律本身的逻辑，实际上已经与很多普通人基本的道德观出现了巨大差异。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子系统都会强调自己这个系统的价值有多么重要，普通人越是站在子系统之外对这些观点加以反对，子系统内的人就越认为这些人冥顽不化需要被“启蒙”，却忘了自己也是他人子系统的“外人”。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从“依法治国”的角度说，罗翔老师等人的观点体现的就是“依法治国”。但实际上，“依法治国”的关键不仅在于“法”，而且还有“国”。何谓“国”？国家产生于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基础可能是血缘、文化或者一些历史传统，法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说站在法律子系统的角度强调“依法治国”，而不去考虑“国”本身的稳定与否，那么即便“依法”了，“治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在欧美国家，由于他们的经济更发达、学术体系更完善、进入现代社会更早，这种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表现的比中国还要剧烈一些。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还是在于提升整体的人文教育素养，也就是尽量让不同的学科——也包括理工科——能在自己所归属的“子系统”之外，了解其他子系统的符码体系和运转逻辑，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互相的理解，并且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国家的教育体系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对于个人来说，多了解一些不同学科基础知识和思维逻辑，也能够很好的破除观点的偏执。
最后，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其实我国在犯罪人员子女就业方面的限制是在不断放宽的。就今天而言，除了公检法、民航、军队等特殊机关外，大多数行业——甚至包括一部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都已经只要求本人无犯罪记录即可。而所谓的“只有当人实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罚。无论能够实现多么美妙的社会效果，都不能突破‘无罪不罚’这个最基本的底线”也是根本禁不住反驳的——说个例子，张三的父亲叛逃到A国，张三毕业后报考国安部门且各方面成绩合格，那国安部门是该录取还是不该录取？如果按照这些法律从业者的理论，似乎不应该限制，但让一个叛逃人员的子女进入国安部门工作，就真的合适么？
未来更可行的方案，是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不同的部门岗位性质，在这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规定，并将相关方案公布。如果说张三的父亲因为酒驾被判了五个月而让张三不能进国安，普通人或许会觉得有点可惜，但如果张三的父亲因为间谍罪而被判刑张三却进了国安，那这个事可就不是一句“无罪不罚”可以解释过去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