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见有人谈起美国人的讲究效率，总引起人们的歆羡，以为这真是一件再好没有的事情；但是经过一番视察研究之后，才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引人歆羡称道不置的效率，也只是一种剥削的利器。
一般称为“效率”的这个名词，在美国劳工界有个很普遍而非常耳熟的代名词，叫作“Speed－up”，意译起来，也许可以叫做“赶快”。这个名词，你和美国工人谈起，他们是最切齿痛恨的。“赶快”是“资本主义合理化”（“Capitalist rationalization”）的核心。所谓“赶快”，是由雇主所聘用的专家依着所计划的方法，在机器上增加种种特制的机件，在工厂的布置上增加种种紧凑的安排，使工人的工作速度非常地增加，也就是使工人对工作特别“赶快”。这样的“赶快”法，使每个工人都得不到丝毫的松懈，使每个工人都在极快的速度中做得筋疲力尽，劳瘁到死。这样的“赶快”法，能用高速度尽量榨取工人的劳动力。这在雇主方面是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更多的财富。在工人方面呢，所得的结果是更艰苦更迅速的工作，更多的危险和更短的生命，更多的减工和更多的失业，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少的休息期间，工资的更甚的减少和生活程度的更甚的减低。
自“赶快”法替雇主增加不少利润以来，工人的生命随着缩短。据统计所示，美国工人的死亡率比普通人的死亡率高得多。在四十五岁和五十五岁之间的年龄，几高一倍半；在五十五岁和六十五岁之间的年龄，高一零三分之一倍。雇主一方面用加紧工作的种种方法，实现其所谓合理化，一方面也尽力使工人加长工作的时间。因为工作的过于紧张，体力的过于疲劳，工人每天所能做的时间原不得不有限制。但雇主仍然尽力使工人所做的工超出这种限制。遇着工人做到吃不消这种速率，或是身体做坏了，常常易于疲倦，那在雇主方面的解决办法很容易，把他辞掉，换一个新人来就是了。
雇主可雇用青年工人；当他们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藉最紧张的工作来利用他们的劳动力，由此大大地增加他的利润。等到他们在这样高速度的紧张工作之下经过几年而身体虚弱起来了，他们便被他一脚踢出，毫不费事，因为做雇主的原不负顾全他们身体或生活的责任的。劳工运动费着九牛二虎的大力，争得较短的工作时间，而雇主们却利用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办法，“赶快”起来，使劳工运动所争得的结果，大为减削，工人的切齿痛恨，是当然的。
“赶快”的方法，除利用运送机（Conveyor），运送原料的设备，以及更紧凑的联动机等等的工具外，也利用件工或其他方式的引诱方法，使工人“赶快”。做多少件，拿多少工资，似乎是公平的；但实际上雇主决不肯让你便宜，只要他算一算你由件工积得的工资比前多一些，他便把件工的每件工资减少。工人要想维持他们的收入，不得不更拚命地“赶快”。你越“赶快”，老板越得其所哉，而你的工资因“赶快”而略高的时候，他又可以用减少每件工资来暗中制裁你。所以终究一句话，工人们就只有为老板的利润拚命的份儿！
在皮带和运送机用得普遍的地方，连这样的件工引诱法都无须用，因为这些皮带和运送机的迅速流动不息，就自动地强迫着工人不得不按照高度速率做，自然地限定在每小时必须做完若干件工，否则只有滚蛋。
“赶快”法和失业的增加也有着重要的关系。雇主们既实行“赶快”法，利用工场的合并，紧张机械的设备，工作程序的紧凑，便有大批的工人被解雇了。从前一百五十人做的工作，因“合理化”而特别紧张以后，一百人就够了，当然有许多人是用不着了。同时生产既比以前大大地增加，大量的生产品卖不出去，为顾全利润计，又不得不大大地裁人，失业的危机更形尖锐化了。现在美国的大量失业，和“赶快”法既有这样显然的联系，所以经济学专家便加上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技术的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意思是说，由于技术的进步，反而增加了失业！
自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工业的合理化有着长足的进展。最显著的是在大规模的制造工业方面。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二十年间，每个工人的生产量的增加，只较前多百分之四点七；而在一九一九年后的八年间，竟较前多至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就平均说，在一九二七年每个工人的生产量要比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增加半倍以上。这种统计数字虽然已可惊异，但还只是“赶快”的开始，自从不景气愈益尖锐化后，“赶快”法也紧随着开始它的更残酷的力量。
资本主义的“赶快”法，汽车工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部门的工业被称为“青年的工业”（“youngmen's industry”），因为只有青年能一时抵挡得住那样飞速的工作。汽车工业的老板们尽量雇用年青的工人，用飞速的工作榨取他们的劳动力；一到了四十岁或四十五岁以上的，便被榨得干瘪无用，被无情地辞歇。在这类汽车工厂里，有的是残酷的皮带和凶横的工头。只要由工头轻轻地用手指在开关机的扭扣上一触，皮带转动的速率立刻增加，在受着这些皮带所推促的工人们便疲于奔命地工作着。有些地方，皮带的转动飞速地进行着，工人要聚精会神，一秒钟都不能离开，一秒钟都不能略略随便一下。据丹因（Robert W. Dunn）在他所著的劳工和汽车（“Labor and Auto mobiles”）一书里所报告关于汽车工厂的情形，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每小时经过一根皮带的马达有四十个之多；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每小时经过一根皮带的马达有六十个之多。你可以想象，站在这类皮带旁边做工，有着怎样手忙脚乱的紧张情形！
在福特的一个汽车工场里，曾把三条皮带并成一条迅速的皮带，以前每分钟要九个人造成十二个汽缸，这样一来，只须六个人。在一九二〇年，一个福特汽车工场每星期可造成两万五千辆汽车；在一九二五年，用同样的机器，每星期可造成三万一千二百辆汽车。凡是福特所设立的各厂，都是要尽量榨出工人最后一滴的劳动力。别的工厂的招工人员曾这样宣言过：他们不愿招用曾在福特工厂里做过工的工人，因为他们在福特工厂里做过五年到八年的工，总要送去了半条命，不能再担当得起什么较重要的工作了。汽车工业的“赶快”突增，也是在大战后的现象。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生产量较前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间，竟较前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在同时所用电力的增加却较前来得慢。在后来几年里，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反而加多。
钢铁工业是另一个例子。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生铁生产量较前增加至百分之一百三十九之多；而在一九一九年以前的二十年间，只增加百分之九十三。在钢铁工场和轧床工场，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生产量，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八年间，和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二十年间所增加的一样。在好些工作方面，现在两个工人做的工作，在几年前要十四个工人才做得完；现在七个工人炼的生铁产量，从前要六十个工人才做得完；炼钢炉旁的工作，现在一个工人做的，抵得过从前的四十个工人；卸下生铁的工作现在一个工人可抵得过从前的一百二十八个工人。这种种速率的增加，有几种工作，一部分虽也由于机械的更大的利用，但同时也用种种“赶快”的方法，使工人的工作特别较前紧张。
此外关于纺织工业，矿工，运输工业，等等，都有很显著“赶快”的例子，现避烦，不多举了。这在老板们往往美其名曰“劳工效率”（“labor efficiency”），但在以血汗换面包的工人们，当然很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合理化的运动也是资本主义没落期中的副产物，因为资本主义的逐渐没落，老板们为着自己的利润起见，对于劳工不得不想出种种加紧剥削的方法，所谓“赶快”的妙计，也只是加紧剥削的一个方法。在美国原有所谓“科学管理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原就包含着加紧剥削劳工为老板增加利润的妙用。后来又发明“涌流工作”（“flowing work”）的“运送机制度”（“Conveyor system”），于是更大大地增加了千百倍的加紧剥削劳工的妙用。在世界大战后，合理化运动盛极一时，尤其是在美国，在资产阶层的人们，原想利用这个方法来使没落中的资本主义可以“借尸返魂”一下，但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却使这个希望终成幻想，因为生产力虽在积极地增加，而随着来的是失业人数的增加和劳工阶层的穷困深刻化。老板们从利用“赶快”法，榨取工人的最后一滴血来增加生产量，生产是增加了，但大众却失业的失业，穷困的更穷困，买不起许多由劳工阶层自己加工造成的商品，于是愈“赶快”，各部门工业的生产量愈多，老板愈没有办法。
在劳工阶层方面，因奴役于“赶快”制度之下，愈苦就愈恨“赶快”的残酷，于是便常用罢工的斗争手段来替自己争取生活的自由。他们并非反对可以增加生产的机械和发明。其实工作效率的增加，照理应该能增加劳工的福利，但是在以个人利润为中心的社会里，工业愈合理化，机械和发明反被用来加紧剥削工人，结果是加强失业的危机，损坏工人的健康，短促工人的生命，降低工人的生活程度：这种种都是劳工阶层所要用死力来斗争反抗的。所以“赶快”的方法，在老板们原要用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垂危命运的，在实际却引到另一个更尖锐的经济恐慌，增强了劳工运动对于争取解放的更激烈的斗争！
现在美国前进的组织所领导的劳工运动，反对“赶快”，是他们所坚决反对的一个重要目标。你如和美国劳工界里比较前进的分子谈谈，常可听到他们提到“赶快”，便要攘臂挥拳，睁圆着眼睛要痛打一番似的！
你很羡慕美国的讲究效率吗？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好名词下面有着整千整万的美国工农奴隶正在作英勇的解放斗争，要去掉他们的锁链！他们的这种解放斗争，在最近两三年来有着异常的进步，有着蓬蓬勃勃的朝气，有着无限的前途光明。我在美国各地视察时，因得到不少美国好友的介绍和指导，和他们的斗士有着不少的接触，使我感到异常的兴奋，甚至常觉自恨没有机会加入他们那样热烈英勇的队伍里面去，随着他们一同去冲锋陷阵！
话又要说回来。美国的劳工运动对于美国现在合理化的坚强反抗，这当然不是反对合理化的本身，却是反对资本家利用合理化来加紧剥削劳工，增加他们自己的利润，工人的死活不是他们所顾到的；所以美国的工人组织，一方面坚强反抗美国资产阶层所利用的合理化，而对于苏联工人所积极进行的合理化，却津津乐道，因为在苏联的合理化，能使工人缩短工作时间，增高工资，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环境，于劳工阶层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他们会告诉你，苏联的各部门的工业也尽量利用科学的管理法，目的在用最经济的方法来使用劳动力，同时来增加生产。因为这个缘故，他们采用资本主义各国所有的最新式的机械和最新发明的方法。但是社会主义的合理化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有着根本的差异，因为前者根本就不在剥削劳动力，不是为着什么老板增加利润，却是为着满足大众的需要而努力的。由工人阶层自己所管理的“赶快”劳工，和由资产阶层管理的“赶快”劳工，显然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们知道苏联的工业生产量的加速，五倍于美国。但是在苏联并没有像在美国那样闹着“过多”的危机，这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老板从中取利，工人的工资随着生产的发达而俱增，所以他们有力量购买并应用许多产品。有人估计，苏联的工业生产，依现在的速率进步推算去，十五年后要比现在速率增高二十八倍；十八年后，要比现在速率增高一百倍！但是在苏联一方面增加生产，同时却注意到男女工人的健康与一切福利，许多宏大规模的试验室里都在研究怎样改善工作的历程，使工人不致过于疲劳。比较迅速的工作，更有相当的休息期间。现在每日七小时的工作已普遍了，六小时的工作亦已采用于较繁重的工作，将来要把六小时的工作普遍起来，据说在一九四三年可一律采用每日五小时的工作制。至于工人于余暇时间在文化方面的种种享用的增多，也是很显然的事实。
社会主义合理化和资本主义合理化在事实上的对照，也是美国正在积极发展的劳工运动的兴奋剂，几于每一个比较前进的美国工人，都能如数家珍的告诉你这一切。他们那样天真和兴奋的态度，常能使你感觉到异常浓厚的兴趣，使你留着永远不能忘却的异常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