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思想的两重性-汉语言文学论文.doc

论陶渊明思想的两重性 [内容摘要]：陶渊明一生受归田和出仕两种思想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这二种思想发生碰撞，推动了陶渊明思想的发展。他早年胸怀大志，思济苍生，壮年寄身仕宦，备尝沉浮，一直关心政治，留心现实；晚年饱经风霜雨露之苦，亲历易代忧患，由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转变为对“桃花源”式的社会向往。诗人在强烈、执著的追求探索理想，片面的把陶渊明理解成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是不公允的；从陶渊明总的政治抱负及其思想发展来看仍不失为留心现实，关心政治的杰出诗人。 [关键词]：陶渊明；归隐；出仕 一 自梁朝钟嵘给陶渊明加了一项“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帽子后，历代论者大多认为陶渊明是隐逸诗人。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书中，也均将陶渊明列在《隐逸传》里，金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曾诗云“君看陶集中，饮酒归田园，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清代《诗比兴笺》曾评论他：“唯知归园移居及田间诗十数首，景物甚玩，意趣易明，至若饮酒，贫士，便已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又赋予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因而后来许多人把陶渊明看作“篇篇有酒”、“不染尘俗”的脱离现实的田园诗人，而对陶的抒发政治情怀的诗很少问津。直到“五四”以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淡然，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也不能忘掉‘死’，这是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另一种看法研究来看，恐怕也会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了”。我们从鲁迅先生这段话中不能不受到启发，那种超脱于尘世的诗人是没有的。 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他无法逃脱。事实上从《陶集》现存一百三十余首诗中，田园诗约占40%，抒发政治情怀的诗园占60%。因此，笔者认为最能代表陶的性格及反映其政治抱负的当是陶的咏怀诗。并且从中发现陶渊明无论是少年读书时代，还是青壮年时期，以及晚年归耕直到衰老，从来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心，理想的追求。陶渊明少年青壮年时代“游好在六经”，希望在官场实现自我，因而他雄心勃勃地踏上了仕途，但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烈冲突的时代，北方受异族统治，南方也处于门阀世族高压统治的时期。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尽管涛的祖父陶侃做过晋代大司马，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职，但前身寒微，被人讥笑为“小人”，[1]况且到陶渊明时，家世已经衰落，生活相当艰苦，挤身于门阀世族所垄断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黑暗社会中，可以想见非门阀世族出身的陶渊明，势必会落到“有志不获聘”，“误落尘网中”的结局。致使他辞江洲祭酒归隐，后召为主簿，不应。这一时期陶渊明内心交织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但占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安邦治国，有所作为，这便趋势他第二次出仕官场，做了荆州和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桓玄独揽长江中下游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准备夺取东晋大权，陶渊明已意识到一场篡位拭君丑剧将要演出，这与实现自己的理想相悖，于是又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这年陶三十七岁，他母亲去世，丁忧还家，这次辞官似乎恪守规矩，合乎常理。 他带着对官场的厌恶回到了日夜思念和向往的田园。“僮仆欢迎，稚子侯门”，“有酒盈樽”。你看“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处处流荡着春天的气息。“富贵非吾愿”他再也不愿想建功立业了。他和外物融为一体。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适意。他眼中的田园更是“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生活得轻松愉快，但内心不无矛盾，这是短暂的，当重返田园的喜悦心情过后，他追求自我的实现，田园山水与和谐家庭生活再也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了。一当时机成熟，他就出仕了。“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饮酒》只不过是其导火线而已。正当诗人“聊为陇苗民”等待行人问津之即，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四零二年，桓玄举兵东下，攻陷京师建康，次年称帝。四O四年年刘裕做了镇东将军，掌握了东晋大权，给国家带来一线希望，就在这年，陶渊明做了刘裕的参军，[2]继而，又改任建威将军刘敬的参军，义熙元年八月（405），又求为彭泽令。这一期间陶渊明一方面怀着希望；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唯恐“求之靡途”。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中就表现出这种心情：“我行岂不遥，登路千里余，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可见诗人只是“聊且凭化迁”，出仕思想已处被动地位，“终返班生庐”的退隐思想已逐渐上升。只因“于时风波未静，心禅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便求之彭泽令。又不堪为五斗米折腰，便辞去彭泽令与官场诀别。[3]由此可见陶渊明时时有做一番事业，流芳成世的理想，但这种理想是建立在不拘形迹，逍遥自在的基础上，他人格高尚，志趣高洁，为人耿直。而当时的官场是十分腐败的：“闾阎懈谦退之节，市朝趋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诽”（《感士不遇赋》）。这正是当时官场的真实写照。陶渊明又怎么忍受得了呢？出仕，求得建功立业与他的自由人格发生巨大分裂，使陶经过出仕—归田—再出仕—再归田的几度反复，在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思想支配下，当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之后，为挣脱政治阶级的网罗，而彻底与官场绝裂。 由以上分析可知，陶渊明的一生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及他性格的两重性：一方面，他“禀性寡所谐，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独立爱好自然；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实现自我，立善遗爱。这二方面思想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投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这二方面发生碰撞，推动了陶渊明思想的发展。 二 许多论者还认为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后，过着贫困的物质生活，亲自参加劳动，是个甘于淡泊，甘于寂寞，甘于贫穷的真正的隐士，并且逐渐走向农民式的生活，但我却认为，陶与官场诀别，除他的性格的两重性外，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他还拥有赖以生活的田园别墅，即使在陶几度出仕期间，时时引起陶对田园的迷恋，则是事实，从而构成了陶逃禄归耕的可能性。 最先提出陶渊明贫穷的，是南朝的沈约。他在《宋书·陶潜传》中云：“亲老家贫，远为祭酒”。后来，“家贫”说就是陈陈相因，代不乏人，而且愈演愈烈。近代梁启超竟然也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实在穷得可怜”，“他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4]然而它们并不切合诗人的生活实际。 陶渊明的祖辈已仕宦三世，是浔阳的“洪族”，应属于官僚地主家庭。陶渊明出生后，年幼而孤，家境中落。即便如此，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陶家仍不失为有家产田业的官宦家庭。在《归田园五首》中写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十八亩”，“八九间”在当今的人听来，似乎是不小了，而且也与贫穷联系起来，且归田后，诗人的居地可考的就有上京闲居，园田居和南村等处；在《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首诗中，它描写了陶潜和他的一些雇工出发到他那块离家甚远的田地去收割。这么看，他肯定是个土地拥有者，而且可能有好几处地方，拥有这种离家远的田地或农庄。还有一次，他在403年写的一首诗里提到“南亩”，这首诗写他远行察看他的田地：“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勉。夙晨装吾驾，启途情已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而到达“南亩”以后，他显然是指挥着耕种，因为在这首诗的续篇里，我们看到：“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可见陶家虽称不上家业庞大，可也并非一般农民家庭。 至于生活状况，归田初，陶渊明在家是“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外出则“或命中车，或 孤舟”，“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诗人饮酒赋诗，以琴书自娱，生活清闲。这时的诗人，过得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人闲居生活。 50岁以后，陶渊明由于疾病的加剧，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再得战祸绵延，乱兵洗劫，境况确已今非昔比，生活有些闲顿。但晚年的陶渊明，除农业收入以外，另有教授生途的筹资，还受重臣的“相瞻”，显贵的遗赠。至于古人赏趣，新知相遥，给诗人的资助更是司空见惯的了。所以，鲁迅先生就断言：“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5] 陶渊明确实叙说过自己的清贫景况：“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饮酒二十首》）；“弱年逢家乏，老于更长饥”（《有会而作》）。诗人还以自己的“敝庐”、“被褐”、“瓶无储粟”而哀叹不已。究竟怎样看待陶诗中的“贫”和“寒”呢？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六朝的地主阶级文人，在作品里经常会写到“贫”与“穷”。对此，我们且莫以今解昔，须知他们笔下的“贫”与“穷”，常常是指庶族地主及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并用以区别于统治阶级上层及其御用文人的豪富。所以说，陶的这种写法，只是作为他这样一种出身的人，特别是作为他这么一位有天赋和才智的人，他觉得自己太穷了。绝对地讲，陶渊明并不贫穷。 澳大利亚学者威廉·阿克就曾指出：我想任何一个仔细读过他的诗作的人都会相信，他是一个乡间的绅士，或者是一个绅士式的农民，一个朴实的地主。[4]论断是多么明确：陶渊明是地主，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的隐逸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 陶渊明在归隐的不同时期，写下了风格、思想不同的作品。下面就诗人不同阶段的作品，加以分析，再现陶的思想历程。 在陶渊明最初归田的时候，从他的诗句中不难发现生活还是不错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他在归隐之初，对农村的了解是肤浅的，他以为只有官场是“樊笼”、“密网”，只有弃官归田，就可以超脱世事纷争。因此，他刚回到农村时的心情，就像羁鸟返囚林，池鱼还故渊一样乐 不可言。加以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一年所获维持农村一般生活还颇裕：“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酌”。（《和郭主簿》）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没有一点农作经验，但仍然“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心情非常舒畅。他和当地人士关系十分和谐：“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等诗句都表现了陶对生活的炽热追求。这时的陶渊明，他相信自己，相信劳动的价值：“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之二），对前途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