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僧道数量考察 历史论文.doc

宋代僧道数量考察 摘要：宋代僧道作为特殊身份的神职人员，在人口登记方面与平民不同，由祠部统计掌握，但也有“不系帐”的寺观和僧道在人口统计之外。宋代僧道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确切数量最多时，是中国古代史自唐代到元代数百年历史中的高峰。其数量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落三起：三个低谷为宋初、宋神宗、宋高宗绍兴中后期；三个高峰为宋真宗、宋徽宗、南宋中后期。宋代宗教神职人员的主体是佛教的僧尼，其中僧人居绝对多数的地位，社会影响最广泛；道教的女冠最少，影响微弱。 关键词：宋代 僧人 尼姑 道士 女冠 数量 作者程民生，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教授。 宗教是一种社会行为，都有其自己的专业神职人员，带领广大信众从事宗教活动。以佛教、道教为代表的宋代神职人员究竟是一支多大的队伍？按类别各有多少人？数量发生了那些变化？如此等等，既是宗教史的重要问题，反映着其盛衰程度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又是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中的重要问题。因未见专门论述，本文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僧道户籍问题 僧道作为特殊身份的神职人员，无论是从事的职业还是生活方式，都与世俗平民不同，表现在人口登记方面也是如此。在宋代，城乡居民的户籍统归朝廷三司或户部，而僧道的统计帐册则由祠部掌管：“祠部掌祠祭画日、休假令，受诸州僧、尼、道士、女冠、童行之籍，给剃度受戒文牒。” 这个帐籍，就佛僧而言称“僧帐”，又叫“僧尼簿”，每三年统计一次：“本朝用周显德事，三年一造帐，定著于令。”曾肇所谓：“民出家者，三岁一附籍”即是实情。道冠除名称外，当与此相同。出家受戒，不再是俗人，还存在着户籍转换问题，即进入祠部的帐簿，消除三司或户部的民籍。有刑法规定：“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已除贯者，徒一年。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史料中所言的贯，就是户贯——户籍，所谓“除贯”就是在户籍上除名。因此可以说，僧道籍不存在与民籍重复统计问题，二者泾渭分明。 需要说明的是，僧道籍是祠部根据所发放的度牒数量统计的，而度牒是对于依法得到公度为僧道者所发给的证明文件，也即尚未公度的童行没有度牒。那么他们是否也在统计之中呢？答案是肯定的。景祐二年（1035年），知兴化军文钧透露：“本军系帐童行五千七百八十八人”。景祐三年赵州地方政府也报告说：“管内佛寺，岁系帐童行千有余人，检会皆等第税户，苟避州县之役。已令逐寺各量留一二人外，其不应条者，并勒归农。请自今出家童行须度为僧，方听免身役。”朝廷随即予以批准。由此可见：一，童行虽然没有正式为僧道，但已纳入官方的统计帐籍，这就是“系帐童行”；二，因此也可以推断：此外另有不系帐童行；三，出家的童行多属躲避朝廷的劳役，即出家后就不再承担劳役。朝廷因此重新规定：童行不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劳役，剃度为僧后才能免役。实行免役法后，僧道须交纳免役钱，童行则仍于本户内交纳身丁钱。如此，就有可能阻止大量青壮农民脱离生产遁入空门。 官方掌握的僧道数量，反映在户口统计中的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并不列入地方户口统计，如苏州：“南渡后至淳熙十一年，户一十七万三千有奇，口二十九万八千有奇。德祐元年，主客户三十二万九千六百有奇（僧道不与）。”明确说明户口数字不包括僧道。多数列入户口，但分类名称因体例不同。在有的地方志中，他们与民户对称，叫做寺观户。如福州有“寺观户一千四百七十四”，“今系帐僧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人，童行二千九百一十五人，道士一百七十人。”有的则分类仔细，僧、道、尼与民户并列。如《重修琴川志》卷6《户口》载： 主户 客户 主丁 客丁 僧 道 尼 惜无数目，只是户名。而在全国户口统计中，寺观户列入主户中。如元丰三年（1080年）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经进中书备对》所载全国户口数中，有“主一千一十万九千五百四十二（内四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二户，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观、山泾、山团、傜典、佃、乔佃、船居、黎户、不分主客女户，今并附入主户数。）”统计将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每座寺观，当作一户地主看待。 如此，涉及赋税等问题，就会出现有没有户籍的问题。民户不在户籍，是躲避赋役，谓之诡户；寺观户不在户籍，也可以躲避赋役，但显然属于朝廷不认可也即不受法律保护的“无额”寺观，也即非法的。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寺观总是由“无额”寺观争取成为朝廷批准的合法寺观。但同时也有“无额”寺观不在户籍。黄庭坚指出：“江西多古尊宿道场，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数，而洪州境内禅席居分宁县者以十数。二十年来，住持者非其人，十室而八也；其有户籍而单丁住持上官租者，十室而五也。”按他的记载，当地有半数寺院没有列入户籍。这就意味着，在存在不系帐童行的同时，还有“不系帐”的寺观和僧道，他们都在人口统计之外。 以上情况说明：宋代的僧道数量，一般是指官方的统计数量，包括了绝大多数僧道人口，但也有遗漏。是为我们对宋代史料中僧道数字的基本评价。 二、北宋僧道数量 宋朝建国以后，崇文抑武，大兴文教。但并没有像其他朝代那样推崇佛道，例如其佛教政策只是“存其教”而已。僧道数量有限，其中在册的佛教僧尼只有67403人：“国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人，岁度千人。平诸国后，籍数弥广，江、浙、福建尤多。”宋初之所以人数不多，原因有四点：一是领土本身就不大，仅限于中原地区；二是刚经过佛教史上的四大克星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僧尼大部分被强制还俗，所剩只是残余。显德二年（955年），后周朝廷“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僧尼合计为61200人，宋初仅增长了6203人。三是赵匡胤乃周世宗的旧部，不大信佛,但即位以后，采取的是比较中立的政策：既不灭佛，也不佞佛。建隆元年六月，有诏“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显然是申明了新朝的佛教政策，担心民间借改朝换代的机会振兴佛教。开宝年间，才下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也即允许以顶多1%的速度增长；四是属于北方地区的宋初版图，与南方地区相比，宗教气氛原本淡薄。所以随着南方诸割据政权的被统一，僧道数量猛然增长，这就是前引史料所说的“平诸国后，籍数弥广，江、浙、福建尤多。”如至道初，福建泉州报告说，当地“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万数。” 宋太宗闻听大吃一惊，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东南之俗，游惰不职者，跨村连邑，去而为僧，朕甚嫉焉。”随即决定予以控制，下诏“三百人岁度一人”，并提高考试合格的门槛：“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 压制僧尼增长的力度比宋太祖大的多，是因为当时僧道的数量比宋太祖多的多。可惜的是，宋太宗一朝没有僧道数字传世。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南方的统一加以北方的自然增长，僧道数量至少翻一番。 第三任皇帝宋真宗，生长于太平之世，力求粉饰太平，借助道教大搞封禅以及迎天书等活动，道教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他并不排斥佛教，也促进了僧尼数量的增长。综其一朝，大开方便之门，凡四次广泛度人为僧道，如李攸所记载的那样： 景德三年，诏曰：“老氏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垂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式资善利。两京诸州道、释，岁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取经业。”祥符二年正月，以封禅行庆，诏：“天下宫观寺院内，十人度一人，不满十人者亦度一人。”三年，天庆节，（诏）两京诸路宫观每十人度一人，不及十人者亦如之。天禧三年八月，诏：“普度天下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万二千九百四十八人。天禧末，天下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  四次一次比一次优待。第一次是在景德三年（1006年），每年的度僧道名额可以超出10%，而且不必考试。第二次是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要求按10%的比例度僧道，如果某寺观僧道人数不足10人，也可以度1人。第三次是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单独针对道教，重复了上年的优惠政策。第四次是在天禧三年（1019年），干脆没有限制，在全国普度僧道，一次就度了262948人！以至于到了天禧末，仅僧尼就多达 458854人。这个数据并不准确。据《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3的记载：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有道士19606人，女冠731人，僧397615人，尼61239人。其中，道冠20337人，僧尼458854人，总共有僧道等479191人。据此，可以推断出天禧三年以前的僧道数字：按天禧三年新增262948人，当时全国的总数约等于天禧五年，则普度前的数字大约为216243人。天禧三年新增的262948人，竟然是当时原有总数的一倍多！在宋代历史上，如此规模的剧增可谓空前绝后，是宋代僧道人数发展变化史上的第一个大高潮。 北宋中期的宋仁宗一朝，留下的资料比较多，而且像天禧五年那样也比较系统。 景祐元年（1034年），全国有道士19538人，女冠588人，僧385520人，尼48743人。其中，道冠20126人，僧尼434262人，总共有僧道等454388人。比天禧五年减少24803人，约减少5%。其中道士减少68人，女冠减少143人，僧减少12095人，尼减少12410人，减幅最大；庆历二年（1042年），全国有道士19680人，女冠502人，僧348108人，尼48417人。其中，道冠20182人，僧尼396525人，总共有僧道等416707人。比景祐元年减少37681人，约减少8.3%。其中道士增加142人，女冠减少86人，僧减少37412人，尼减少325人，僧数减幅最大。 庆历六年（1046年），判祠部张洞针对“时天下户口日蕃，民去为浮屠者众”的现象，上奏指出：“至和元年，敕增岁度僧。旧敕诸路三百人度一人，后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内臣坟墓得置寺，拨放近岁滋广。若以勋劳宜假之者，当依古给户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帐至三十余万僧，失不裁损，后不胜其弊。”朝廷接受了他的提议：“朝廷用其言，始三分减一。”由此可见当时僧尼的数量是30余万人，应比庆历二年的396525人有所减少。但张洞认为由于改300人度1人为100人度1人，加以高官、宦官的坟寺泛滥、需要大量僧尼，当时的僧尼数量太大，弊病很多。在他的建议下，朝廷下决心淘汰了1/3的僧尼，也即责令10余万僧尼还俗，还剩下20余万。这是宋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清理僧道行动，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12年以后的嘉祐三年（1058年）八月，秘阁校理、判尚书祠部陈襄报告说：“臣因检会本部在京诸道州军寺观，计有三万八千九百余所，僧、尼、道士、女冠，计有三十一万七百余人，数目极多。”全国僧道总数为310700余人，比庆历二年的416707人减少106007人，减少25%。按前边几则统计数据，道、冠的数量一般维持在2万左右，则是此时的僧尼总数约为29万。 到了锐意改革的宋神宗朝，在宋神宗、王安石等人的领导下，政府大刀阔斧地整肃社会，清除弊端，僧道数量持续减少。熙宁元年（1068年）的统计表明，当年有道士18746人，女冠638人，僧220761人，尼34037人。其中，道冠19384人，僧尼254798人，总共为274182人，比嘉祐三年减少36518人，减幅11.7%。熙宁八年（1075年）仅有僧数：“在京僧九千七百三人，诸州军僧一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九人。”共有僧203502人，比熙宁元年减少17259人，减幅7.8%。熙宁十年（1077年），有道士18513人，女冠708人，僧202872人，尼29692人。其中，道冠19221人，僧尼232564人，总共为251785人，与熙宁元年相比，减少22397人，减幅8.1%。 元丰五年（1082年）至八年,在尚书省任职的庞元英记载：“祠部岁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万。”则是元丰后期，僧道保持在24万左右，比熙宁十年减少了万余人。李攸《 宋朝事实》卷7《道释》，载有清朝辑录时四库馆臣的案语，对此数提出质疑：“又考《文昌杂录》：‘元丰间，祠部岁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万，然死者亦常万人。’据此书（引按：指《宋朝事实》）所载，真宗天禧时，僧尼已至四十五万八千八百余人，道士更不在此数，况至神宗元丰时耶？庞元英殆据当时案牍之文，未足信也。”按照清四库馆臣的逻辑，既然宋真宗天禧时数量已经达到45万余，60年后的宋神宗元丰时理应更高，也既宋代僧道数量是不断增长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天禧以来，僧道数量持续下降，四库馆臣的这一论点是武断的，《文昌杂录》所载元丰后期的僧道数符合宋代僧道总数变化的基本趋势，是正确可信的。 宋徽宗朝，历史进入到一个宗教狂热时期。宋徽宗笃信道教，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各地大肆营建宫观，设道官26阶，发给道士俸禄，并于政和年间编成《政和万寿道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他还一度改佛为道，但很快就失败了。最终，道教空前兴盛，佛教也没有被压抑，僧道数量像宋真宗朝一样再度膨胀，达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