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笔记中契丹史料的价值
吕富华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契丹辽史的研究亦不例外。由于契丹辽朝实行的文化禁制政策,流传下来的契丹本土文字资料极其有限。但宋人笔记小说中保留了大量契丹史料,大大拓宽了契丹辽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宋人笔记;契丹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01-03
宋人笔记内容包罗万象,是宋代历史、文化、文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的全面真实反映和第一手史料记录。辽是与宋并立的政权,在宋人笔记中记录了大量有关契丹的史料,如《涑水记闻》是北宋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所著的一部语录体笔记,其内容涉及军政大事、历代皇帝、文武大臣、朝章政典、契丹、西夏等事,内容庞杂,资料丰富。尤其是其记载的大量契丹史料,内容涉及宋太祖受诏征契丹、澶渊之盟、辽宋互派使者等等。其中对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秋,辽兵大举南进,真宗御驾亲征,到次年双方签订“澶渊之盟”的经过,记载尤为翔实。宋人笔记著录的契丹史料,为契丹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拓宽了契丹辽史研究的资料范围。
一、宋人笔记保存了契丹典章制度史料
宋人笔记作者大多身居统治阶级上层,熟悉朝廷礼仪和典制,有很多人曾出使辽朝,对辽朝的典制亦有了解,因此,他们在笔记中记载了有关契丹典章制度的内容。如《云麓漫钞》卷六记契丹兵志:“契丹用兵,步骑车帐,不从阡陌,东西一概而行,大帐前及东西两面,差大首领三人,各率万骑,分散游奕,百十里外,交相巡逻,谓之栏子马。戎主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穹庐,以近及远,只折木梢屈之为三子铺,不设枪营堑栅之备,或闻人声砍寨,皆不实也。每军行听鼓三伐,不问昏昼,一发便行。未逢大敌,不乘战马,俟敌近,即竞乘之,所以战蹄有力也。其用兵之术,成列而战,休兵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互相举火,馈饷自赉,退败无耻,散而复聚。”[1]
再如王易的《燕北录》,记契丹柴册仪:“清宁四年戊戌岁十月二十三日,戎主一行起离靴甸,往西北约二百七十余里地名永兴甸,行柴册之礼。于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围内,宿泊。二日,先于契丹官内选择九人与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赐戎主所著衣服一套,令结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许别人觉知。于当夜子时,与戎主共十人,相离出小禁围,入大禁围内,分投各一帐。每帐只有蜡烛一条,椅子一只,并无一人。于三日辰时,每帐前有契丹官僚一员,各自入帐列何骨﨟(汉语,捉认天子也)。若捉认得戎主者,宣踢牛、羊、驼、马各一千。当日,宋国大王(戎主亲弟)于第八帐内捉认得戎主。番仪须得言道:‘我不是皇帝’。其宋国大王却言道:‘你是皇帝’。如此往来番语三遍,戎主方始言道:‘是便是’。出帐来,著箱内番仪衣服,毕。次第行礼。先望日四拜,又拜七祖殿,次拜木叶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属,次上柴笼受册,次入黑龙殿受贺。当日行礼罢,与太后太叔同出大禁围,却入小禁门内,与近上番仪臣僚夜宴至三更退。”王易《燕北录》记载了辽道宗清宁四年(公元1058)契丹柴册仪的具体情况,《辽史》卷四九《礼志·柴册仪》虽也记载这一礼仪过程,但比较繁复,没有《燕北录》所记质朴、生动。《燕北录》还记载了有关契丹风俗、牌符制度、刑法等内容,都是很可宝贵的资料,可惜的是此书早已散佚不全,现存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有商务印书馆《说郛》本。
《石林燕语》卷一有“大辽国信书式”的记载:“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不过八句。元祐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贺书亦如之。”[2]
此外,尚有记载北宋馆伴契丹的规定“国朝馆伴契丹,例用尚书学士。元丰初,高丽入贡,以毕仲衍馆伴。仲衍时为中书舍人,后遂为故事。盖以陪臣处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大观中,余以中书舍人初差馆伴,未至而迁学士,执政拟改差人,上使仍以余为之。自是王将明等皆以学士馆伴,仍升使为‘国信’一切视契丹。是时方经营朔方,赖以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扬州,复入为学士,高丽自海州来朝,遂差余馆伴。余因建言:高丽用学士馆伴,出于一时之命,而升为‘国信使’,亦宣和有为为之。今风示四夷,示以轨物,当正前日适然之失,尽循旧制。因辞疾请命他官。于是张遵明以中书舍人改差,罢‘国信’,皆用元丰旧仪,自余请之也。”[3]
二、宋人笔记保存了契丹天文学史料
宋人笔记记载了契丹天文学的情况,可补《辽史》之不足。
《石林燕语》卷三记载契丹历法:“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日:‘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4]此事亦载《墨庄漫录》卷二《苏子容使辽处事中事理》[5]。
《石林燕语》卷九亦记载:苏子容过省,赋“历者,天地之大纪。为本场魁,既登第,遂留意历学,元丰中,使虏适会冬至,虏历先一日,趋使者入贺,虏人不禁天文术之学,往往皆精。其实虏历为正也,然势不可从。子容乃为泛论历学,援据详博,虏人莫能测,无不耸听。即徐曰:‘此亦无足深较,但积刻差一刻尔。以半夜子论之,多一刻即为今日,少一刻即为明日,此盖失之多尔。’虏不能遽折,及后归奏,神宗大喜,即问:‘二历竟孰是?’因以实言,太史皆坐罚。至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学略授冬官正袁惟几,而创为规模者,吏部史张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时为侍郎,以意语之,士廉辄能为,故特为精密。虏陷京师毁合台,取浑仪去。今其法,苏氏子孙亦不传云”[6]。
《石林燕语》卷九的记载明确指出辽历比宋历精确。由于辽代天文学史料流传较少,这条史料对于研究辽代的天文学发展情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三、宋人笔记保存了宋辽关系史料
北宋与辽朝是并立的两个政权,因此,宋辽关系也是宋人笔记关注的一个问题,几乎每部笔记都用大量的笔触记载了有关宋辽关系的事件、人物等。
宋辽交聘中有完善的制度,并且有专有名称,对此宋人笔记多有记载。如《龙川别志》卷下载“庆历中,契丹使刘六符求和亲,贾昌朝馆伴,未有以拒之”[7]。记载了贾昌朝馆伴刘六符一事。《东斋记事》与《渑水燕谈录》均载王德用馆伴一事:“皇祐末,仁宗以为枢密使,而以富韩公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为伴射。使者曰:‘以公为枢密使、富公为相,得人矣。’上闻甚喜。”[8]此记载中都提到了“馆伴”这一专有称呼。而《龙川略志》卷四“契丹来议和亲”条载:“予从张安道判南都。闻契丹遣泛使求河东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谓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诸将,后取之不难。”卷九“议赈济相滑等州流民”条载:“九年二月初(或当为元祐号),司农卿王孝先言,赈济之余,军粮匮竭。又送伴北使张元方等还,言相、滑等州饥民众多,仓廪空虚。”两条记载都提到了宋辽交聘中“泛使”与“伴北使”的称呼。
与宋朝的馆伴制度一样,辽朝也有一套接待宋朝使者的制度,《涑水记闻》:“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馆伴邢祥颇肆谈辩,深自炫鬻,且矜新赐铁券。公曰:‘铁券盖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耳。何为辄及亲贤?’祥大沮失。”记载了契丹馆伴邢祥的傲慢无礼。“欧阳文忠公使辽,其主每择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耳。其为外夷敬伏如此也。”记欧阳修使辽,辽朝国主以“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其常例。
除接伴使、馆伴使、泛使等有关馆伴制度的记载外,还记载了宋使辽使臣负有的特殊使命,如《东斋记事》载:“契丹有冯见善者,予接伴劝酒,见善曰:‘劝酒当以其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分户等高下也。’以此知契丹徭役者亦以户等,中国可不量户等役人耶?大户小户必以此出也。”[9]范镇在接伴契丹使者冯见善时,通过交谈了解了契丹的徭役状况。
此外,宋人笔记对接待辽朝使者时发生的突发状况亦有记载,《涑水记闻》卷五:“(嘉祐元年正月)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彦博奉觞诣御榻上寿,上顾曰:‘不乐邪?’彦博知上有疾,猝愕无以对。然尚能终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辞,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几不相见!’语言无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彦博遣人以上旨谕契丹使者,云昨夕宫中饮酒过多,今日不能亲临宴,遣大臣就驿赐宴,仍授国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