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东京审判的历史缺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作为战后处理的重要一环, 同盟国在日本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国际法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东京审判既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总结,也是战后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
从总体上来说,东京审判是公正的,体现了反法西斯同盟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志,体现了国际法的正义原则,是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一次大审判,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指出,东京审判存在明显的缺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只能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的部分清算,很不彻底,很不完全。
第一,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东京审判的最大败笔。
裕仁天皇对日本侵略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 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的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参与制定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策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但是,作为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裕仁天皇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天皇是日本宪法体制和战争责任体制中的最高权力者,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彻底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这还给战后的日本政治带来了严重后果,造成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拒绝对侵略战争进行诚心的反省和悔改,政治上长期右倾化。
第二,没有把 反人道罪作为独立的起诉原因,是东京审判的严重不足。
反人道罪包括日本对朝鲜、中国台湾等殖民统治地,特别是在中国的占领区进行的残酷统治罪行,如在中国实施最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 三光政策, 制造数以千计的惨案和对无设防城市居民的大轰炸,以及强制劳工、强迫妇女做随军 慰安妇等等。但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更没有把日本殖民统治的暴行作为战争犯罪来进行追究。
第三, 没有起诉搞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的严重缺失。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中,有5000 多名日本军人虽然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理应受到严惩,却被美军占领当局保护起来,成为向美国提供细菌战研究情报的 有价值的合作者,而被免予起诉。作为交换条件,石井四郎等20 名 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长达60 页的人体实验报告、20 页19 年的作物毁灭研究报告和8000 张 细菌战实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还有石井四郎从事 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 年经验的专题论文。这样,美国一方面获得了 具有巨大价值的细菌战资料,另一方面,又达到了 不想让苏联人从日本方面得到任何东西的目的。
由于美国的包庇, 虽然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早已真相大白,但日本政府至今不认错。第四,受美国冷战政策影响,虎头蛇尾是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
二战结束后, 美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转向反苏、反共、反对中国革命,企图把日本变成亚洲的反共前哨阵地。1948 年3 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与麦克阿瑟共同提出, 并得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的对日本的 新方针:美国政府应保护日本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必须在日本留驻军队, 缔结对日和约应该是简单的、一般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
1948 年12 月24 日,即对7 名甲级日本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总部即宣布,释放仍在巢鸭监狱中服刑的岸信介等19 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之后几年内,许多重要战犯刑期未满都被陆续释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美国政府决定加速扶植日本,并以所谓 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急欲把苏联和中国排除在外,早日缔结美国日本单独媾和条约,以便把日本纳入美国的安全体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利用日本的军事、经济和技术,为朝鲜战争服务,违反波茨坦会议关于对日讲和应该首先由美、苏、中、英四个受降签字国外长讨论一致的原则, 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