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支出对犯罪率恶化影响研究——基于个省份的面板数据.docx

民生支出对犯罪率恶化影响研究——基于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李 晔  (湖南大学，长沙410079)  内容提要：通过成本一收益理论分析表明，政府增加民生支出可以增加犯罪的机会成本，减少从事非法活动的时间，降低犯罪率。基于1998年-2012年间中国29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民生支出与犯罪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民生支出的增加可以显著地降低犯罪率。这一发现表明：现阶段我国民生支出的弱化可能是犯罪率恶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因而，更多地关注民生状况，不断地提高民生支出水平，将是我国治理犯罪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 ：犯罪率民生支出成本一收益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 2015)06-0047-05  一、引言  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据治安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率的年增长速度是西方国家的34倍；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刑事犯罪率绝对数要明显高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同时，从我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见图1），短短的30多年里，我国犯罪率急剧恶化。中国公安机关犯罪立案总数从1978年的53万起，增加到了2012年的658 57万起，犯罪总量在35年间增长12倍多，年均增长率高达7.65%。并且，社会治安和安全问题已经连续几年成为群众安全感调查中最为关心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  犯罪总会给社会各方面带来严重危害，导致巨大的社会成本支出。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不仅消耗了大量稀缺性的生产性资源，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社会福利损失，而且还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建设和谐社会道路上的沉重枷锁。因而，深入认识我国犯罪率的影响因素已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与犯罪率持续上升的同时，我们还发现，在中国式改革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更倾向于出台以投资为主的经济措施，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备受青睐，而事关居民福祉的民生支出，却显得相当孱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的部分仅占29.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就业难”已成为困扰人们的普遍性社会问题，中国的民生状况令人担忧。  犯罪率的恶化与民生支出的弱化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不禁令人猜测民生支出的弱化是我国犯罪率持续上升的一个重要根源(陈刚，2010)。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同时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研究民生支出与犯罪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关系，以及选取合理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犯罪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发展的历史不长，但是却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在理论方面，犯罪学的鼻祖Bec,cana在《论犯罪与刑罚》指出，犯罪行为也不过是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的一种行为。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Bentham也指出，只有当犯罪的快乐大于痛苦的时候人们才可能去进行犯罪活动。在此基础上，Becker(1968)建立了犯罪理论的第一个模型——“成本一收益”模型：若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带来的效用时，人们便会从事违法活动。这一模型开创了犯罪经济学的新历程。此后，大量的文献也只是对这一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和完善。  在实证研究方面，众多的文献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犯罪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①收入不平等(Fleisher,1966;Ehrlich,1973;Alesina et al 2004、2013;imrohoroglu A,Merlo A and Rupert P 2004、2006；胡联合，2005；吴一平和芮萌，2010；王韬和鲁元平，2011，陈春良，2013)；②劳动力市场环境(Myers,1983;Wong,1995;Freeman,1996;S Raphael and R Winter-Ebmer．2001；李殊琦和柳庆刚，2009；章元、刘时菁和刘亮，2011)；③教育水平(Ehrlich，1975;White and tauchen,1994;P Fajnzylber,2002;Jacob，2003；L Lochner，2004、2010；陈屹立，2008；何亦名，2009；陈刚和李树，2010)；④城市化及人口流动(Butcher,1998; EL Claeser and BI sacerdote, 1999、2003; Reid,2005;H Entorf,H Spengler,2000; Alonso-Borrego，2008；田鹤城和万广华，2009；陈刚和李树，2009；梁亚民和杨晓伟，2010)等。  现有研究主要从收入、教育和市场等角度进行分析，关注政府民生财政支出影响犯罪的文献较少，相关研究尚不成熟。从理论上来看，犯罪学中主要有紧张(strain)、社会絮乱(social disorganization)、社会支持(social suppon)等理论认为民生支出的增加、社会各种福利条件的改善可以减少犯罪。实证方面，2hang(1997)利用1987年美国各州的截面数据发现，政府的现金和实物补贴计划均能显著地降低财产犯罪率；Johnson(2007，2010)基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美国各州的数据分析发现，各州政府针对低收人者的福利救济计划，可以显著地降低财产和暴力犯罪率j3_卅.陈刚(2010)、陈刚、李树和陈屹立(2010)、陈硕和章元(2010)也仅证实社会福利对犯罪率的抑制作用”；毛颖(2011)虽然从总量上综合考察各地区民生支出对地区犯罪率的抑制作用，但却并没有研究三大支出分别对犯罪率的影响机制。因此，国内尚没有文献系统研究过民生支出对犯罪率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  经典犯罪经济学理论认为，犯罪和其他行为具有一致的特征，它们都是一种理性选择，都是在衡量犯罪成本与收益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行为。犯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权衡了一定条件下各种不同的谋利方式所需的成本和预期所获收益之后作出的最优选择。由此，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成本同收益之间存在的差异。  利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曲线，来分析民生支出对犯罪率的影响，如图2所示。用犯罪所获得的收益表示犯罪价格，用曲线f表示边际收益曲线，用曲线m表示犯罪的供给曲线。与一般的供给需求曲线一致，犯罪的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而边际收益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供给曲线具有正的斜率，描述犯罪数量是如何随着犯罪收益的提高而增加的。因此，它实质上也是一条边际成本曲线，表示对于每一个犯罪数量而言，其成本取决于边际成本。根据MC=MR的理论，犯罪的均衡点为b点，均衡数量为e。供给曲线的纵轴截距则代表罪犯产生的最低犯罪成本，图上表现为a点。该点表示只有当收益大于或者等于a时，才会有人犯罪；否则，根据成本一收益选择的理性的人们不会进行任何犯罪活动。因此，这一点决定着供给（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置，因而也影响着犯罪均衡数量。而这一点是由所有罪犯里的最低成本的人所决定的，并且最低成本的人往往是低收入者。  大量的文献也证明低收入者或低于中间收入的人们与犯罪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构成了犯罪活动的主体。而这一群体往往都是一些低教育水平的，他们面临着恶劣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健康状况受到极大的威胁，然而却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社会救济和保障。在这种连必要的生存和生活资料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人们从事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相当地低。因此，保证人们基本生活水平的民生支出就显得极为重要。  虽然民生支出的范畴界定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学术界公认的核心部分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这三部分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从教育方面来看，教育支出的增加，有利于提高我国受教育水平。教育与犯罪之间存在着学历溢价效应，教育水平的增加提高了获得合法劳动机会的概率和收益，收益的提高又降低了犯罪。同时，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将面临着更大的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损失及道德与痛苦成本。从而，教育支出的增加会使得m线往上移。从医疗卫生方面看，健康状况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当人们连最基本的健康状况都无法得到保障时，人们进行犯罪的成本极低。而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医疗卫生不足与健康需求之间的差距，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此，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也能相应提高参与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驱使m线不断上移。居民的合法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对犯罪率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当居民从事合法劳动的收入水平且工作相对稳定的情形下，其犯罪的机会成本就会大大增加。而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的增加，则能够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得供给曲线的截距（最低成本点a点）上移，m线上移。综上所述，民生支出增加会使m线上移，假设上移到n线的位置，均衡的犯罪数量从e到减少到d点，减少了e-d个单位。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即民生支出对犯罪率攀升起到抑制作用。  四、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民生支出对犯罪率的影响，本文采用了1998年至2012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加以验证，为克服各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选取了动态面板数据处理技术。由于犯罪率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在借鉴部分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影响犯罪率的其他因素如收入不平等、失业率、受教育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实证研究，因此建立如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