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弗龙斯基过着轻浮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是他却是个痛恨办事杂乱无章的人。当他还年轻，在中等武备学校读书时，一次因手头拮据，向人借钱而遭到拒绝，自从他遭受这次屈辱以后，他再也没有使自己陷入这种窘境。
为了使自己的事情进行得有条有理，他审时度势，或多或少，每年约有五次，独自一人待在屋里，清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他称这叫结算，或者faire la lessive。
赛马后的第二天，弗龙斯基很晚才醒来，他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穿上制服上衣，然后把钱、账单、信件放在桌子上，开始工作。彼得里茨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弗龙斯基很容易发火，因此他醒来后，看到同伴坐在写字台边，便悄悄地穿上衣服，没有打扰他，就走了出去。
任何人遇到复杂、麻烦的私事，都不由得认为，这些事情的复杂性以及处理这些事情的艰难程度只是他个人偶然碰到的特殊情况，怎么也不会想到其他人也会像他那样被自己的这些麻烦的私事所包围。弗龙斯基就是这样想的。他的内心不无自豪感，并且也并非毫无理由地认为，任何别人要是处在这种困难的境地，早就乱套了，而且会被迫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弗龙斯基感到，为了避免乱套，现在正需要把自己的经济情况清查一下，弄个明白。
弗龙斯基首先着手处理的是件最容易的事，即金钱问题。他用自己那细小的笔迹在一张信纸上记下了所有他应偿还的债务，合计下来，发现他应偿还的债务有一万七千多卢布，为了计算方便，他把几百卢布的零头去掉了。他计算了一下现金和银行存款，发现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而新年前预计不会有收入了。弗龙斯基重新看了一遍债务清单，把欠债分成三类记下来。第一类是必须马上偿还的，或者至少必须准备好现款，以便债主上门时能立即偿还的欠债。这些债款约有四千卢布，一千五百卢布是用来买马的，两千五百卢布是为年轻的同事维涅夫斯基作保金的，维涅夫斯基当着弗龙斯基的面输给一个骗子两千五百卢布。当时弗龙斯基就想把钱付掉（他当时身上有钱），但是维涅夫斯基和亚什温坚持他们以后自己付，而不让没有赌钱的弗龙斯基付。这样固然好，然而弗龙斯基知道，虽说他与这件事的干系只是为维涅夫斯基作了口头担保，但他必须备有两千五百卢布，以便掷给那个骗子，今后不再与之有任何瓜葛。这样，为了这最重要的第一类，他就得有四千卢布。第二类是比较次要的债务，计有八千卢布。这些债款大多是欠赛马场马房、燕麦和干草供应商、英国驯马师、马具匠等等的。这些债款中也必须先付大约两千卢布，才能完全安下心来。最后一类债款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这倒用不着考虑。这样，当前至少得有六千卢布开销，而他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弗龙斯基，一个被人们断定每年有十万卢布收入的人来说，偿还这些债务看来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他的收入远没有十万。父亲的大笔遗产，单这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的收入，但兄弟之间并未分割。他的哥哥同没有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里娅·奇尔科娃公爵小姐结了婚，欠下一大堆债，阿列克谢当时便把父亲领地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哥哥，自己每年只拿两万五千卢布。那时阿列克谢对哥哥说，在他结婚前这些钱对他足够了，而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结婚。他的哥哥正指挥一个最奢华的团队，又刚刚结婚，不得不接受这份礼物。母亲也有一份产业，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万五千卢布，她每年另外给阿列克谢约两万卢布，而阿列克谢把这些钱全都花光。最近，母亲因为他的恋爱关系和离开莫斯科与他发生争执，不再给他寄钱了。弗龙斯基过惯每年开支四万五千卢布的生活，而今年他的收入才两万五千卢布，因此现在他的生活便陷入困境。他不能向母亲要钱来摆脱困境。昨天他收到母亲一封来信，使他特别恼火，信中暗示，她愿意帮助他，使他在社交界和事业上获得成功，但不愿帮助他过使上流社会丢丑的生活。母亲想要收买他的这种企图使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对她更加冷淡了。然而，他又不能背弃已经出口的慷慨诺言，虽然他现在模模糊糊地预见到，自己与卡列尼娜的关系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觉得这个慷慨的诺言说得太轻率，他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也可能需要十万卢布的收入。但是背弃诺言是不可能的。他只要想到嫂子，想到那个可亲可爱的瓦里娅一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对他说，她牢记他的慷慨，珍视这种情谊，他就明白收回那份馈赠是不可能的。这就同殴打女人、偷窃和撒谎一样不可能。只能采取、也必须采取一个办法，弗龙斯基对此毫不犹豫拿定了主意：向高利贷者借一万卢布，这一点是不难做到的，同时减少自己一般的开支，卖掉几匹跑马。他决定后，马上就写了一张条子给多次派人来要买他的马的罗兰达基。然后，他又派人去请英国驯马师和高利贷者，接着按账单分配好他身边所有的现钱。办完这些事以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语气冷淡和尖刻的回信。接着，他从钱夹里取出安娜写来的三张条子，读了一遍就烧掉了，他回想起昨天和她的谈话，又陷入了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