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与1914年到1918的世界大战类似的战争，这次世界大战也无法告诉人们战争的真正复杂起因。
更令人惊讶的是，世界大战竟然是一群高度文明、有教养、接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挑起的，从这些人的行动中可以窥见战争的起因。
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显而易见的串通不会骗人。当时那些超级强国的内阁、领导人之间的电报，以及政客们的活动、一些国家的重要官员和协约国的大人物之间的口头谈判等都是最有力的证据，因为这些人说的话、写的信函和发的电报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战争的起因已经确定，不会因为这些事发生任何变化。人们必须冷静地、着眼于实际，毫不犹豫地从伴随战争爆发的各种事件中，从令人迷惑的苗头中，找出真正的起因。
战前，德意志帝国国内的整体情况越来越好，但外交政治方面并不乐观。工业、商业和交通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使德意志帝国迅速繁荣，并稳步向前发展。
由于德意志人民的勤奋和社会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和平稳定地发展，因此引起了世界强国尤其是英国的不满。这种现象非常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当竞争对手突然出现，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合作伙伴纷纷离开却什么也做不了时，肯定会非常沮丧。因此，我不会因为英国人对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市场取得的进步感到不悦而去谴责英国。
如果英国引进更好的商业策略战胜或限制德意志帝国的发展，一定不会有国家反对它，而且英国也完全有能力这么做。这本来会是一个更优秀的人获胜的案例。对一个国家来讲，如果两国用相同的方式，通过人民的勤劳、胆识和组织能力公平竞争，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受益，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竞争。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看到世界资产负债表上自己的资产受到另一个国家的工业成就、正确的商业政策的威胁时，由于自己没有能力与年轻的对手竞争，因此采取武力手段迫使竞争对手停止公平竞争甚至企图歼灭竞争对手，而不是通过和平方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第1节 海军只起保护作用
德意志帝国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被迫开始建设能够保护国家利益的海军，但这并不是基于我们的一百九十亿年进出口总额。为了攻击或破坏海上强国——英国的舰队而扩建海军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两国的海军差距太大，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另外，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踏步进入世界市场的，因此没有理由抱怨，也没有理由破坏通过和平劳动取得的成果。
法国从1870年至1871年以来，一直以各种形式不断激发人们的复仇欲望。它的这一做法在文学作品、政治和军事著作，以及军官团、学校、社团、政治圈中都有所体现。
我可以理解法国的感受。从国家立场出发，我认为一个民族渴望复仇比毫无怨言、忍受凌辱更值得尊敬。
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阿尔萨斯-洛林一直是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后来被法国占领，直到1871年才重回德意志帝国的怀抱。因此，法国为了夺取属于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前去复仇既不公平也不道德。对德意志帝国来说，在这一点上屈服就是侮辱了德意志民族的情感和正义，因为德意志帝国从来不愿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拱手送给法国。法国的愿望只能靠一场战争实现，这场战争会将法国的边防线推进到莱茵河左岸。
法国孩子们在上地理课。老师教导他们不要忘记那些在地图上用黑色标示的丢失的省份，也就是阿尔萨斯与洛林
相反，德意志帝国并没有对1870年至1871年收回的失地打桩划界，我们想要积极维护与法国的和平关系，尤其当列强联合反对德奥同盟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更应该这样做。
德意志帝国全盛时期的地图，左下角为阿尔萨斯-洛林
在俄国，沙皇统治的强大帝国正叫嚣着要在通往南海的地方建立港口。俄国的野心人尽皆知，它应受到严厉的批判。此外，俄奥冲突对其他国家影响很大，尤其对塞尔维亚，而且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是盟友关系，因此德意志帝国非常担心事态会持续恶化。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混乱不堪，每届沙皇政府为了将国内的注意力转向国外，不断引起外部冲突，使国内的热血青年将自己的怒火都发泄在了别国身上。
另外，法国满足了俄国的巨额贷款需求，它将超过两百亿的金法郎借给了俄国。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对如何使用这笔巨款拥有发言权，但俄国却将这笔钱全部用在了筹备战争上。法国的金链子不仅将俄国和法国捆绑在了一起，还使俄国自愿为法国的复仇效力。
第2节 “包围圈”的目的
因此，虽然英国、法国和俄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但它们实现目的的方式相同，即推翻德意志帝国。英国是为了商业和政治目的，法国要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俄国首先是法国的附庸国，其次为了解决内部政治问题也希望通过推翻德意志帝国在通往南海的地方建立港口。因此，这三个强国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它们联合行动，精心制定了我们称为“包围圈”的政策。
此外，《君子协定》最近逐渐被世人所知。我在霍恩洛厄侯爵那一章已经详细描述过这一协定。我执政期间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协定，德意志帝国外交部也对此知之甚少。
当我听说《君子协定》后，立即向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询问更多相关信息。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给我写了一封令人费解的信，大意是外交部的文件中确实有关于这一协定的资料，当时驻华盛顿的德意志帝国大使是特奥多尔·冯·霍勒本，他就此做过秘密汇报，但由于没有交代信息来源，外交部并没有重视这件事，也没有向我作相关汇报。因此，《君子协定》对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足以表明在1897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反对德意志帝国，这也是德意志帝国当时在外交事务上处处碰壁的真实原因。这一协定还解释了美国在战争中的态度。
特奥多尔·冯·霍勒本（右）与阿方索博士（左）
此外，我们非常熟悉《英法协约》签署的依据和宗旨，也知道它对我们的政策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英国、法国和俄国结盟，针对德意志帝国谋划了一条政治路线，因此我们一定要避免通过武力消除德意志帝国面临的威胁。只有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经济、军事、海事和国家政治地位时，我们的对手才不敢冒然限制我们分摊、管理世界的权利。我们既不希望也不会破坏自己辛苦争取到的权益。
关于《英法协约》的漫画：约翰·布尔（英国）和玛丽安（法国）一起大摇大摆地走着，背对着威廉二世。威廉二世的剑尖从大衣下面露出，暗示着诉诸武力的欲望
协约国的目的只能通过战争达到，但德意志帝国的目的只有通过和平方式才能实现。德意志帝国要谨记这一点，这比其他任何事更具决定意义。因此，我在此不再赘述，也不再讨论比利时或其他报告以及战争爆发前发送的电报内容。这些细节问题属于专业的研究领域。
德意志帝国正确分析了自己的处境，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第3节 试图恢复和英国的友谊
我们竭尽所能试图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正如我给来柏林谈判的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的报告中显示的那样，我们同意限制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扩建计划。我费尽心思甚至不惜动用家族关系试图恢复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但都是徒劳。爱德华七世采取的行动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事实解释清楚。爱德华七世是英国人，他要尽力实现自己政府的计划，但他几年后才开始亲政，因此他对德意志帝国实施了“包围”政策。
我们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英国的要求，但依然没有用，因为德意志帝国的出口额一直在增加。当然，我们不能为了满足英国的需求限制本国的进出口贸易，这种要求太高。
由于拒绝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提出的结盟建议，我们遭到了英国的谴责。然而，经过认真考虑，我们发现这件事的性质与它表面呈现出的意图完全不同。
起初，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带来一封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写给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信。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信中宣布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只是为了个人利益与德意志帝国作交易，英国内阁并不支持约瑟夫·张伯伦。这一点确实可以说明英国采纳了外交许可的方针，给予对议会负责的英国内阁充分的自由。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英国的自由组织敌视德英联盟。
然而，英国采取的这种措施可能只是一种外交策略，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也许只是被提前派出。英国内阁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并在伦敦非常受欢迎。尽管如此，经过我的同意后，伯恩哈德·冯·比洛和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还是认真研究了这件事。
后来我们发现，德英联盟实际上是为了对付俄国。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直接提到英国和德意志帝国之后要对俄国发动战争。伯恩哈德·冯·比洛和我的观点完全相同，我们委婉拒绝了破坏欧洲和平的计划。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处理这件事时效仿了伟大的俾斯麦首相，因为俾斯麦首创了这一说法，我自己也在他家里经常听他说这句话：“德意志帝国一定不能变成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匕首。”
因此，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一直坚持我们的政策，拒绝签署可能引发战争、不以保护国土为目的的任何协议。拒绝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提议正好证明了我们对和平的热爱。
在法国问题上，我们尽量寻求一种可以保持目前和平状态的方式，但很难做到，因为法国人一直将我们视为死敌，我们也不可能默许他们的复仇计划。我们和平解决了摩洛哥争端，没有一个德意志人因为摩洛哥问题想要发动战争。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当时允许法国侵犯德意志帝国在摩洛哥的合法利益，但法国就埃及和摩洛哥的相互赔偿问题与英国秘密缔结了协约，力量迅速壮大。
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已经可以看出协约国准备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图。与我们在摩洛哥问题上做的一样，德意志帝国肯定不愿意被迫在政治上退缩，但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愿意屈从。
我们竭力通过和平方式维护世界和平，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我想起了我母亲腓特烈太后去巴黎的一次旅行。我们期望她至少受到法国体面的接见，因为她是英国公主，也是法国的艺术家嘉宾。我曾两次拜访了欧仁妮皇后[1]，一次是从奥尔德肖特出发前往欧仁妮皇后的法恩伯勒城堡与她见面，一次是在她的游艇上，靠近卑尔根的挪威水域上与她见面。欧仁妮皇后非常礼貌地接见了我，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我和她很亲近。当法国博纳尔将军和几名官员在柏林时，他们一起同第二步兵团共进晚餐。我当时也在场，并提议为法国军队干杯，这件事现在看来仍然不同寻常，但却是出于善意。我将法国的很多艺术家邀请到德意志帝国，当然，这些事在复杂的政治游戏中都是琐事，但至少表明了我们维护和平的良好意愿。
欧仁妮皇后
我费了很多心思处理俄国问题。在征得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同意后我公开发表了信件，而且是和政府官员达成一致意见并且按照他们的意愿发表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在他统治时期，俄国没有和德意志帝国交战。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软弱、优柔寡断的君主，容易轻信别人的话。当然，我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
我尽一切努力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相处，并试图恢复德意志帝国和俄国的传统友谊。我这样做不只是由于政治原因，也是为了我在祖父病危时向他许下的承诺。
我强烈建议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国内实施自由改革，团结所谓的杜马。杜马在伊凡四世[2]统治时期已经存在并开始发挥作用。我并不想干涉俄国的内政，只想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利益，消除俄国国内正在发生的动乱，因为正如我前面描述的那样，俄国很可能将即将爆发的内战转变成外部冲突。我希望至少帮助俄国缓和内部的动乱局势，如果任由事态发展很可能引发战争。我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可以通过这件事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服务。
沙皇尼古拉二世并没有重视我的建议，他创建了一个新杜马，但新杜马没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形势。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召集了旧杜马，就有机会亲自和他庞大的帝国代表们对话、打交道，并赢得他们的信任。
俄国新杜马在召开会议，中间的巨幅挂像为尼古拉二世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对日本开战时，我告诉他我可以保证他的后方安全，不会乘人之危。德意志帝国信守了承诺。
第4节 迈克尔大公访问德意志帝国
战争进程没有达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预期，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前线对峙了几个星期，并没有发生激烈冲突。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来柏林访问。我们不明白他此次访问的意图。伯恩哈德·冯·比洛时任帝国首相，他请求我问清楚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收到了令人担忧的消息，觉得俄国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了。
我按照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要求做了。当我很坦诚地和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谈话时，他显然松了口气，说形势对俄国很不利，还说军队并不可靠，军官们似乎有意煽动内部暴动。因此，我建议沙皇尼古拉二世应该立即与日本讲和。
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很感激我给他这次谈话的机会，他说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往常一样优柔寡断，但俄国必须与日本和解，如果我劝告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可能会同意和解。因此，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请求我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封信，并由他转交。
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与妻子
我用英语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了封信，然后将我与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伯恩哈德·冯·比洛，并给伯恩哈德·冯·比洛看了我写的草稿信。伯恩哈德·冯·比洛很感谢我，他认为这封信写的很合适。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向我再三表达感谢后，通知了俄国驻柏林大使尼古拉·奥斯滕-萨肯伯爵，然后回国直接去见了沙皇尼古拉二世。随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了和平谈判。
当我见到尼古拉·奥斯滕-萨肯伯爵时，他说我帮俄国做了一件大事。我很高兴俄国采纳了我的建议，我也希望我的行为可以帮助德意志帝国恢复和俄国的友好关系。日俄战争期间，除了这件事，我还极力阻止俄国革命蔓延到德意志帝国边境。虽然俄国并没有因此感谢德意志帝国，但我们在日俄战争期间的行动再次证明德意志帝国对和平的热爱。
我的建议促成了1905年7月的《比约克条约》。这项条约期望德意志帝国和俄国联盟，其他国家也可以自愿加入这个联盟。由于俄国政府，尤其是亚历山大·伊斯沃里斯基的反对，联盟最终没有达成。
美国签订了前面提到的《君子协定》，这一协定可以保证美国在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和法国站在一起。美国不在爱德华七世奉政府之命签订的《英法协约》内，最重要的是，美国目前并没有引发世界大战。或许威尔逊总统在战争初期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不友好回答和《君子协定》有某种关系。
第5节 德意志帝国战败的美国因素
然而，美国确实参战了，并为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的军用装备和物资，大大减少了同盟国在战场上通过武力取胜的机会。
但一定要避免情绪化批评美国，因为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必须考虑真正的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虽然签订了《君子协定》，但美国依然可以选择保持中立，也可以选择站在另一边。只要美国的决定没有违反明确的协定，我们就不能因为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权利作出参战还是讲和的决定而责备它。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虽然如此，但还是必须提到约翰·肯尼思·特纳的《它会再出现吗？》一书。这本书在大量证据的基础上，表明威尔逊总统让美国参战的原因是编造的。美国参战更多地是为了华尔街高层的金融利益。
美国从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它的黄金储备量约占全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百分之五十，美元取代了英镑，并决定着世界汇率。但我们也不应该因此指责美国，因为任何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都会为有机会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提高自己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感到高兴。对我们来说，美国没有向同盟国出售战争物资使我们深感遗憾。
与德意志帝国以完全正当的理由拒绝协约国用战争方式破坏和平一样，我们也必须抗议美国在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改变立场的做法。德意志帝国试图通过已经发表的材料提出抗议。
我并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同意美国参战。如果那时美国的妇女已经知道事实真相，她们一定不愿意参加否认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的活动。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受到英国宣传的误导，因此它允许手握大权的威尔逊总统在巴黎采取主动行动。后来，威尔逊总统并没有提到他以前抗议英国封锁的事，仅就自己的《十四点原则》采取了行动。
虽然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有些苛刻，但德意志帝国政府还是接受了。除了海上的自由航行和赔偿外，同盟国也接受了《十四点原则》。威尔逊总统承诺对《十四点原则》负法律责任。
第6节 放弃《十四点原则》
我没有在凡尔赛的正式文件中找到《十四点原则》中最重要的部分，只发现了协约国的暴力政策，而且这些信息被大幅度篡改过。由于威尔逊总统的担保，德意志帝国从敌人的领土上撤了出来，缴械投降，失去了所有防御能力。我们目前的处境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盲目信任《十四点原则》和威尔逊总统放弃了《十四点原则》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德意志帝国国内的革命造成的。
约翰·肯尼思·特纳说《十四点原则》早在谈判停战条件时已经草拟出来。对威尔逊总统来说，《十四点原则》不过是使德意志帝国放下武器的一种手段。这个目的一旦达到，威尔逊总统就不再需要这些原则了。
漫画《欧洲婴儿展》：欧洲妇女将婴儿放在威尔逊总统面前，婴儿身上分别贴着代表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俄国甚至敌人的各种主张的标签
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反对威尔逊总统，为了维护美国的声誉，他们不愿再支持威尔逊总统。我从未幻想过美国人会自愿帮助德意志帝国，我只希望美国人可以大胆承认他们必须弥补自己的前任总统对德意志帝国犯下的罪行。胜利的喜悦不会持续太久，德意志帝国和其他地方的人会很快想起美国总统背信弃义的行为，然后将其视为美国人民的过错。
因此，这对美国人来说很不利。一个民族的政策被打上不可靠的烙印不会有任何好处。以后人们评判美国的政策时，并不会记得威尔逊总统是因为不懂人情世故才深陷大卫·劳埃德·乔治和乔治·克列孟梭的圈套。
乔治·克列孟梭
我遇到过许多美国人，尤其在基尔龙舟赛期间。根据这些美国人的政治判断能力和谨慎度，我相信他们不可能赞同威尔逊总统公然违背诺言的行为，因为这会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威望。正是考虑到民族利己主义，而不是情感，我才希望大洋彼岸的国家可以减轻一点儿德意志帝国的负担。
除了放弃《十四点原则》，威尔逊总统还是第一个要求德意志帝国撤军的人，他曾暗示如果德意志帝国撤军，德意志人民一定会得到想要的和平。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也同意威尔逊总统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德意志帝国会因此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阻止内战也是给我施压的一种方式。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在要求我退位前，有义务从威尔逊总统那里得到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无论如何，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于是我决定离开自己的祖国，因为我也相信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帮助德意志帝国。
第7节 “被动地”接受
内心经过激烈的斗争后，我决定将自己的利益和皇室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迫使自己同意了德意志帝国当局的要求。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个人利益和皇室的利益不重要。然而，德意志帝国政府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保障。在此其间还发生了一系列混乱事件，我必须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发布的明确宣言视作权威言论。因此，我没有调查这份宣言。
现在，协约国通过威尔逊总统逼我退位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可以确定的是，我被迫退位后，德意志帝国会立即发生军事和政治变动，最后被迫接受更苛刻的条件。当时，国内还没有发生可以帮助协约国达到目的的革命。
似乎我继续执政比退位对德意志帝国更有利，但我接受了协约国的建议，事实也证明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宣布我的退位可以给祖国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并不可信。
我甚至宣布，协约国不敢向领土完整的德意志帝国提出这样的条件。在生死存亡之际，协约国不敢在德意志帝国乌托邦的帮助下帮德意志帝国建立一个议会制度尚未被迫实行的帝国，也不敢建立一个君主政体仍然有权对陆军和海军发号施令的国家。
因此，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会背负深深的罪恶感，因为他曾要求我退位，谎称这样可以给德意志帝国创作更好的条件。我们也有一个支撑强大杠杆的支撑点，这一支撑点注定会从锁子和钥匙后面撬出《凡尔赛和约》。然而，在德意志帝国，我们不应将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人民混为一谈。
我下面将陈述自己的政治原则，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德意志帝国和世界大战的爆发没有关系。
我继位以来，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是建立在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的妥协基础上的。整体来看，我的政策一直在维护和平。我执政初期，这种和平妥协的政策在国内的政治以及我试图保护工人权益的立法中十分明显。社会立法的发展也是基于类似的基础。在政府保护方面，社会立法使德意志帝国位居文明国家之首。
由于德意志帝国彻底执行了妥协政策，我们的军力远低于一般的强制性服役的要求，而且人口规模也使削弱军力成为可能。海军扩建方面，皇室和政府都接受了帝国国会缩减费用的要求。当时，德意志帝国的防卫能力问题由人民代表决定。一个希望并正在筹备战争的民族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
第8节 准备不足
协约国的包围和攻击政策越明显，我们越要增强保护自己权益的防御能力。面对敌人的攻击，我们需要通过必要的防御措施进行正当的自我保护，但这一想法在实施过程中却做的不够充分。
事实上，德意志帝国对和平的渴望既无法以符合国家财政和实力的方式通过陆军和海军实现，也无法以战争期间我们的福利必然会面临风险为条件。因此，我们面对的不是将战争起因归咎于德意志帝国带来的后果，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和平的渴望和盲目自信造成的后果。
我已经描述了我与协约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则，德意志帝国也一直努力和协约国的各成员国建立友好关系。
德意志帝国做的其他一些不重要的工作不应该被忽略，这些工作也包含在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范围内，而且都是为了相同的目的，即化干戈为玉帛。基尔龙舟赛邀请了世界所有大国的客人。就像在科学领域交换教授一样，我们抱着一腔热情在体育这一中立领域寻求妥协，允许外国军官来视察我们的军队体制。这种做法可能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我们真诚地渴望与所有人和平相处。
另外，德意志帝国没有利用任何一个可以确保成功的机会发动战争。
我前面已经提到在日俄战争中，德意志帝国一直对俄国遵守承诺，始终保持中立。
在英国深陷布尔战争期间，我们本来可以对英国发动进攻或攻击法国，因为当时法国被迫放弃了英国的援助，然而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此外，我们也可以在日俄战争时攻击俄国或进攻法国，但我们也没有这么做。
摩洛哥危机时，我们放弃了参战的想法，还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了波斯尼亚危机，这些都证明了我们对和平的渴望。
将这些显而易见的政治事件看成一个整体，同时列举出协约国政治家们，如雷蒙德·庞加莱总统、乔治·克列孟梭、亚历山大·伊斯沃里斯基、安德烈·塔迪厄等的宣言时，人们肯定会惊讶地自问：“一个以德意志帝国引发世界大战犯下战争罪为基础的和平条约是怎么被起草且全票通过的？”因此，这种误判在世界历史上根本站不住脚。
安德烈·塔迪厄
第9节 因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责备法国
法国人路易·盖唐代表里昂在人权协会发表了如下声明：
如果我们没有偏见地、完全独立地、坦率地看待事情，也没有被出生在哪个阵营的问题困扰，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下面这件事：1914年的世界大战其实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结果，因为从普法战争开始，法国人的复仇欲望逐渐被掩藏，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法国政府精心策划并宣布发起的战争。法兰西第二帝国确实需要这场战争来解决国内的麻烦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反对派的民众领袖莱昂·甘贝塔甚至也惊呼道：“如果法兰西第二帝国将我们带到莱茵河左岸，我会和它和好！”因此，普法战争是一场征服战，没有人考虑过被征服的人民可能会说什么。“我们要使他们屈从我们的意愿！”这是胜利者书写的法则。
现在机会突然摆在了他面前，那就是避开法国。利奥波德二世[3]考虑到自己竞选造成的政治困境和战争危险，宣布准备撤退。这实在是太糟糕了！没有借口就不可能发生战争！
法国的这种情形就像童话里的挤奶女工和破碎的水罐，童话中是这么说的：“再见，奶牛、小猪、小鸡。”但法国却说：“再见，血腥的利益，荣誉、胜利、莱茵河左岸，以及比利时！”因为比利时位于法国觊觎的莱茵河左岸。征服莱茵河左岸非常艰难，简直是幻想，因此必须重新创造机会。盲目爱国的新闻界和所有自夸的人都开始着手工作，不久又找到一条征服途径。外交大臣赫尔佐克·阿格诺尔·甘贝塔派贝内代蒂大使去拜访威廉大帝。威廉大帝在急救医疗服务中心接受治疗。贝内代蒂大使要求威廉大帝写一份书面承诺。如果利奥波德二世改变撤退计划，威廉大帝会以家族首领的身份反对此事。
莱昂·甘贝塔
利奥波德二世以正当方式向法国宣布了撤退，西班牙政府也正式接受了他的撤退计划。不需要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尽管如此，巴黎各报社还是叫嚣着要战争。无论谁反对战争都会遭到其他人的辱骂，譬如在宪法委员会工作的罗伯特·米歇尔表达了他对和平的憧憬，宣布自己很满意现在的结果，却在大街上遭到了辱骂。莱昂·甘贝塔朝罗伯特·米歇尔大喊：“你满意了！多么低级的说法！”人们从报摊上偷走了罗伯特·米歇尔的报纸，将其扔进河里或扔到罗伯特·米歇尔的脸上。埃米丽·德·吉朗丁写信给罗伯特·米歇尔说：“不敢相信这居然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法兰西第二帝国失去这次机会，我们也会丧失帝国！”随后，1914年的战争准备工作开始了。
在法国和英国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它们都可以证明德意志帝国无罪。
第10节 “承认错误，但不内疚”
必须承认，几十年来，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和外交行动无论在构想还是执行方面都不完美。我们因为太渴望维护世界和平犯了错误，但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错误感到内疚。
与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一样，我甚至认为柏林会议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使我们和俄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柏林会议对本杰明·迪斯雷利来讲是一个胜利，因为英奥战胜了俄国，使俄国的怒火转向了德意志帝国。然而，从那时起，我们为了与俄国和好做了很多努力，我也已经提到过其中的一些措施。正如我指出的那样，俾斯麦举办柏林会议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只要有机会，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就会严格执行我的命令维护和平，但他也在1914年犯了一个错误。作为一名政治家，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应对世界危机的能力。但不能仅因为我们的对手从我们的错误中获利就将战争的责任推卸给我们。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所有人一样，希望避免战争，下面这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直到1914年8月4日，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还在坚持自己一贯的政治态度与英国谈判，因为他误以为自己能让英国脱离协约国。
本杰明·迪斯雷利
在这件事上，我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这种错觉。德意志帝国驻伦敦大使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侯爵一直在这种错觉下工作。他担任大使后不久，乔治五世来大使馆参加晚宴。伦敦最优秀的人纷纷开始效仿乔治五世的做法。
德意志帝国驻伦敦大使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侯爵
德意志的王子和公主非常引入注目，在伦敦处处受到优待。因此，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侯爵认为我们和英国的关系已经得到改善。直到战前不久，爱德华·格雷冷静地告诉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侯爵，说他不应该从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方面得出政治结论。
这件事让人深刻洞察到了英国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差异。德意志人认为社交友好就是政治友好的表现，因为德意志人习惯通过社交形式以及其他形式表达自己的憎恶和喜好，而且对自己心中所想总是直言不讳。
第11节 指责英国人不诚实
然而，英国人与德意志人不同。事实上，如果一个正在与英国人讲话的人将讲话的形式和内容混淆，英国人会非常高兴。换句话说，英国人经常将形式看作实际情感和政治观点。从英国人的立场出发，上面提到的爱德华·格雷的话完全是他坦率的表达。
我上文提到我们和俄国的《再保险条约》不续约一事，这件事具有决定性意义，甚至会影响俄国是否发动战争或保持和平。我认为《再保险条约》不会阻止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入协约国。在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这份条约显得很多余。
俾斯麦认为俄国大使舒瓦洛夫伯爵应该和他续签《再保险条约》，而不是和他的继承人。俾斯麦当然是诚恳地、主观地看待问题，但事实上，由于当时双方需要考虑的问题，俾斯麦的想法并不合理。譬如，俾斯麦的副国务秘书贝尔歇姆伯爵在一份递给他的报告中正式声明这份条约不能续签，因此俾斯麦的继承人也不能和舒瓦洛侯爵续签条约。
我认为应该起草一份新条约，而不是延用旧条约。另外，起草条约时奥地利必须参加，就像旧的“三皇同盟”[4]一样。
但我也说过，对我来说，德意志帝国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签订的条约似乎不会持续太久，尤其是俄国极具影响力的公众情绪开始反对德意志帝国之后。
德意志帝国的行为是建立在清醒的认识基础上的，即德意志帝国将会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以便在世界事务中产生更大影响力。通过我的努力，德意志帝国的这种态度被不断强化。
我从来没有战争野心。年轻时，我的父亲给我讲过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的惨烈场面，我不愿给德意志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民族带来类似的痛苦。我非常敬重的陆军元帅老毛奇去世前留下了一句预言性的警告，他说：“在欧洲发动战争的人会引火烧身。”俾斯麦也说过德意志帝国一定不能发动预防性战争，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失去德意志帝国的抵抗力。我将俾斯麦的话视为一份珍贵的政治遗产。
因此，德意志帝国奉行和平政策的原则由政治洞察力、个人倾向、伟大的俾斯麦和陆军元帅老毛奇的遗产，以及德意志人民愿意献身和平事业而非卷入战争等因素共同决定。
任何关于德意志帝国有一个支持战争的政党的恶意谣言都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诽谤行为。形势严峻时，无论哪里，总有一些人不管是由于坚贞的信念还是缺乏崇高的目的，都喜欢使用武器，但这些人从来没有影响德意志帝国的政策决策。
对德意志帝国的指控，尤其是对总参谋部为战争工作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普鲁士的总参谋部一直努力为国王和祖国服务，增强德意志帝国的防御能力是它的职责，但它从来没有对德意志帝国施加任何政治影响。众所周知，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回顾过去，你可能禁不住会说，如果军队的领导们稍微关心一下外交政策，可能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此，事态已经非常清楚，《凡尔赛和约》以德意志帝国引发世界大战的罪行为根基显然十分荒谬。如果不能查出英国大规模地、肆无忌惮地宣传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新型战争武器的巨大影响的深层原因，这件事就会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迷团。我不能用类似“流氓”等词语批评英国的宣传，虽然这件事的性质令人厌恶，但却卓有成效，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宣传，它其实比敌人手中的武器对德意志帝国的伤害更大。
德意志人民不喜欢伪善、缺乏真诚、歪曲事实的做法，这种做法不符合德意志民族的性格。我们试图用事实和其他方式说服我们的对手，但战争是残酷的，它只在乎输赢。虽然向文明的人类发射大炮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用炮弹炸毁美丽的古城也会让人心痛，但在战争中双方必须这么做。
战争期间，我们不能像德意志帝国的敌人那样大范围地恶意造谣，因为这些国家的后方没有敌人，而德意志帝国却被包围了。此外，大多数德意志人没有能力制定各种各样的宣传计划，并使这些计划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发挥作用。英国人拥有可怕的坦克，但我们没有与之匹敌的武器，而且英国人的宣传武器也比我们的更具威慑力。
英国人的宣传武器仍在起作用，我们被迫一次次进行自卫。毫无疑问，《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不应该归咎于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罪”，除非前期的宣传任务已经完成，并且部分宣传内容得到了德意志帝国和平主义者们的支持，使一亿人相信德意志帝国有罪。因此，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似乎成了公正的审判结果。
第12节 希望得到凡尔赛的回应
与此同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国家之间的障碍已经消失，各国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它们的自信是被强加上去的。这种变化对《凡尔赛和约》的缔造者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却帮助了德意志帝国。毫无疑问，那些知道真相的政治家、政客以及协约国的政治评论家，他们没有一个人真心认为是德意志帝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他们都知道事件之间的真正联系，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即诸多预言家因为一个共同的秘密缄口微笑。事实上，你甚至可以将这些人视作一个合唱团，因为有二十八个国家一起参与了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但从长远来看，即使是最精明的预言家也无法创造历史。事实会证明一切，德意志帝国终会证明自己的清白。
《凡尔赛和约》的各项条款都是无效的，因为协约国和德意志帝国都不会遵守这些条款。几个月来，由于这样一份不切实际的文件，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德意志帝国和胜利者那边都出现了一些麻烦。
协约国试图从多方面削弱这份条约，其中的缘由很容易找出。当代高度发达的世界完全依赖自由、体制化的物质和知识产权交易，并通过自身进行调节。因此，不管协约国多么强大，它们都不可能坐在某个地方对世界发号施令。然而，《凡尔赛和约》却可以这么做，它不仅可以对德意志帝国发号施令，还可以间接对协约国和美国发号施令，因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相互间的互动解决，而不是仅靠一国之力解决。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生活是由民族的需要而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规定的。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强加任意的决定暂时会影响这些国家的稳定。然而，相关的双方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受到伤害。
我们的世界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但这种情况并不能持续太久，枪支、坦克、大炮都不能使任何民族永存。因此，《凡尔赛和约》中的条款已经开始解除。如果《凡尔赛和约》真的是一份合理公正、无可指责的文件，而且会给世界带来福音，那就没有必要因这一“了不起的”文件召开各种会议，不断讨论。对该文件一直有新的解释是因为在缔结条约时没有考虑到文明国度的需求。
然而，人一定不能伪善。从某种程度上讲，经过一番生死较量后，虽然我们要接受由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种种条约，但这是从致命的危险中解脱出来的最好办法。
虽然如此，但我清楚如果德意志帝国获胜，我们会推行公正的、持久的条约。《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和约》确实没有办法和《凡尔赛和约》相提并论，它们不能被用来攻击德意志帝国。这两个条约都是在战时缔结的，其中包含直到战争结束依然可以确保德意志帝国安全的条件。如果世界回归和平，我们在东方签订的这份条约将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如果德意志帝国战胜，我们会自己修改条约内容。到时，我们必定会优先考虑军事需求。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德意志帝国丧失的领土
但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为了维持民生，当今各国都在苦苦挣扎，这无异于在变相地控诉签订和约的战胜国和战败国。经过多年艰苦的审判，不公正地强加给一个强大、坚强、诚实的民族的枷锁终会卸去。到那时，每个德意志人都会再次因为自己是德意志人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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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1826—1920），拿破仑三世之妻，法国最后一位皇后。普法战争后，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推翻，欧仁妮皇后和拿破仑三世在英国避难。——译者注
[2]伊凡四世（Ivan IV Vasilyevich，1530—1584），俄国沙皇。他将俄国从中世纪的一个城邦变成了帝国。在伊凡四世执政期间，俄国征服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等国，成了一个民族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译者注
[3]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1835—1909），比利时国王，因创立刚果自由邦并使其成为自己的私人领地闻名。——译者注
[4]“三皇同盟”指1873年10月，俾斯麦为了孤立和打击法国，策划德皇与俄国、奥匈帝国的君主结成的同盟。通过这次同盟，德意志帝国实现了孤立和削弱法国的目的，俄国在中亚地区加强了对抗英国的力量，并缓和了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矛盾。——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