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日子的当晚，手持长矛的人们在空荡荡但又灯火辉煌的巴黎各条街道上奔跑，巴黎在灯光下更显得凄惨，他们在武器的尖头上挂着沾满鲜血的手帕与衬衣的碎片，并且高声大呼：“暴君死啦！这就是暴君的血！”有两个人正站在圣奥诺雷街上的二座楼房的二层楼上，他们都保持缄默，而姿态却迥然不同。
一个人穿着一身黑衣服，坐在一张桌子面前，双手捧着脑袋，沉浸在深沉的遐想中，要不就是陷入极度的悲痛中。另一个人，一身乡下人的打扮，大步地踱来踱去，目光阴郁，额头紧皱，双手交叉在胸口。不过，在房间内成对角线斜着走时，每当他经过桌子，总是偷偷地向另一人投去探询的目光。
他们这两个人处于这种状态已经有多久了呢？我们可说不上来。但是，最后，那个乡下人打扮，抱着双臂、额头紧皱、目光阴郁的人，似乎对这种缄默感到不耐烦了，就停下脚步，面对那个穿黑衣服、双手捧着脑袋的人。
“啊，哈！吉尔贝公民，”他说，目不转睛盯着他讲话的这个人，“那么说我是一个强盗，我，就是因为我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吗？”
穿黑衣服的人抬起头来，神情悲伤地摇了摇，把手伸向他的同伴。
“不，比约，”他说，“您并非强盗，而我也不是贵族：您按照您的良心投票，而我按照我的良心投票。不过我投了生存的票，而您投了死亡的票。然而这毕竟是一件叫人受不了的事，剥夺了一个任何人力也无法偿还的东西！”
“那么，按您的意见，”比约大声说，“专制是不容侵犯的，自由倒是一种反叛，在世上只有那些国王，也就是说那些暴君才有公道？那么还剩下些什么给人民呢？服务和顺从的权利！而您吉尔贝先生，让·雅克的学生、合众国的公民竟讲这样的话！”
“我没有这样说，比约，因为这将是对人民的大逆不道。”
“得啦，”比约说，“吉尔贝先生，我要以我粗浅的见识对您说，我答应您用您的细致入微的思想观点解答我的问题。您承认一个自认为受到压迫的国家有权剥夺教会的财产，压低或者甚至取消王位，投入战斗并获得解放吗？”
“毫无疑问。”
“那么，它有权巩固它的胜利的成果吗？”
“是的，比约，它无可争辩地拥有这份权利，但是用暴力，用杀人是巩固不了什么的。记住《圣经》上写的：人啊，你无权杀害你的同类！”
“可是国王不是同类！”比约大声说，“国王，他是我的敌人！我还记得当年我可怜的妈妈教我念《圣经》，我还记得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要求为他们立一个王所说的话。”
“我也记得，比约，不过撒母耳给扫罗加冕，而没有杀害他。”
“哦！我知道，如果我和您一起从事科学，我就完蛋了。所以我只简单地对您说，我们有权攻下巴士底狱吗？”
“有的。”
“当国王想要剥夺人民协商的自由，我们有权在网球场宣誓吗？”
“有的。”
“当国王设宴款待卫士以及在凡尔赛集合军队恫吓制宪议会时，我们有权去凡尔赛找国王，并把他带回巴黎吗？”
“有的。”
“当国王企图逃亡到敌人那边去时，我们有权在瓦兰纳逮捕他吗？”
‘有的。”
“对一七九一年宪法宣过誓之后，我们看到国王与流亡贵族进行军事谈判，并和外国暗中密谋策划，我们有权发动六月二十日的革命吗？”
“有的。”
“当他拒绝批准出自人民意愿的法律时，我们有权发动八月十日革命，换句话说拿下杜伊勒里宫，并宣布废黜吗？”
“有的。”
“当国王被囚禁在丹普尔堡，继续进行反对自由的阴谋时，我们有权把他押送到国民公会审判吗？”
“你们是有权的。”
‘假如我们有权审判他，我们就有权判他的刑。”
“是的，判他流放，判他放逐，判他终身监禁，什么刑罚都可以，就是不能判他死刑。”
“为什么不能判死刑？”
“因为他在后果上是有罪的，但在意图上是无罪的。你们从人民的观点去审判他，您，亲爱的比约；而他，他是以君主制的观点行事。他是你们所谓的暴君吗？不是，他是人民的压迫者吗？不是。贵族阶级的帮凶吗？不是。自由的敌人吗？不是。”
“那么，您，您是从君主制的观点来审判他吗？”
“不，因为在君主制的观点上，我将会赦免他。”
“您不是赦免了他而投生存的票吗？”
“是的，但投的是终身监禁的票。比约，请相信我，我判他比我愿意的还偏一点。老百姓，更恰当地说，人民的儿子，我手上的天平总是倒向人民一边的。您没接近过他。您，比约，您从来没有像我这样见到过他：他不满意大家给他制定的君主权，他到处受牵掣：一方面是议会，认为他还太有权力，另一方面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王后，另一方面是不安而又受辱的贵族阶级；另一方面是不肯妥协的教会，另一方面是一群自私自利的流亡贵族；最后，另一方面是他的兄弟们在世界各地以他的名义去召集革命的敌人……您曾说过，比约，国王不是您的同类，他是您的敌人。不过，您的敌人已被打败，您是不会去杀死一个战败的敌人的。这是一场冷酷无情的暗杀，根本不是审判，这是谋杀。你们刚才给君主制添上某些殉难者的色彩，给司法抹上复仇者的色彩。当心呀！当心呀！干得太过头，你们也就会干不够。查理一世被处死，查理二世成了国王。雅克二世被流放，而他的几个儿子在流亡中死去。人性是悲怆的，比约，我们刚才丧失大部分人的民心达五十年，可能达一百年，他们是以心来判断这些革命行动。啊！相信我，我的朋友，是共和派就应该对国王的血最感到遗憾，因为这血将落到他们头上，要共和国付出代价的。”
“你说的是对的，吉尔贝！”从门口传来一个声音回答说。
两个人一颤，转过身子，随即异口同声地说：
“卡格里奥斯特罗，”
“嗨！我的天主，是的，”这人回答，“可是比约所讲的也同样有遭理。”
“唉，”吉尔贝回答，“这才是不幸，我们辩论的事业有其两面性，我们各人从自己一面来看，也都可以说，我有道理。”
“是的，不过也该让别人对他说他错了。”卡格里奥斯特罗又说。
“大师，您的看法呢？”吉尔贝问。
“对，您的看法呢？”比约说。
“你们刚才评判了被告，”卡格里奥斯特罗说，“我，我要评判的是判决。假如你们判决国王，你们是有理的。你们判决那个人，你们就错了！”
“我不明白，”比约说。
“听下去，因为我，我猜到了。”吉尔贝说。
“应该处死国王，”卡格里奥斯特罗继续说，“因为他在凡尔赛、或在杜伊勒里宫，不为人民所知，躲在朝臣织成的网和瑞士兵站成的墙后面，应该在十月七日或八月十一日处死他，十月七日，八月十一日，他是一个暴君！不过把他关在丹普尔堡五个月之后，他和众人混在一起，在众人面前吃饭，在众目睽睽之下睡觉，成了无产者、工人、商人的朋友。由于这种假的身分贬低，最后提高了他做人的尊严。那就应该作为一名普通人来对待他，也就是说把他流放或监禁。”
“我那时不明白您的话，”比约对吉尔贝说，“而这会儿我明白卡格里奥斯特罗公民的话了。”
“啊！毫无疑问，在五个月的监禁生活中，向你们证明他有令人感动、无辜、值得尊敬的一面，向你们证明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善良的人。一群傻子！我原以为他们要能干得多呢，吉尔贝！他们甚至改变了他，改造了他，如同雕塑家用力击打大理石块，制成了雕像，由于用力击打这个乏味、平凡的人，他既不凶也不好，完全按照他肉体的老习惯生活，在举止上笃信罗马宗教，而不是高贵的无神论者。只是像本堂区的财产管理委员，而今在这个笨拙的本性上，给我们雕塑出一座勇敢、忍耐、逆来顺受的雕像，瞧，他们把这座雕像安放在悲痛的底座上；瞧，他们竟然能使他的妻子爱他！啊，我亲爱的吉尔贝，”卡格里奥斯特罗放声大笑着继续说，“谁在七月十四日，在十月五日和六日，在八月十日敢对我们讲，王后以后会爱上她的丈夫？”
“啊！”比约喃喃地说，“假如我能料到这些的话就好了！”
“唉，那您会做些什么，比约？”吉尔贝问道。
“我会做些什么？我会在七月十四日，或者在十月五日和六日，或者在八月十日杀掉池，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番话以一种那么阴郁的爱国主义语调说出来，吉尔贝听了表示原谅，卡格里奥斯特罗听了表示赞赏。
“是的，”后者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过您没有做，您，比约，您投了叫他死亡的票；您，吉尔贝，投了让他生存的票。唔，现在，你们想不想听一下我给你们的最后一个忠告。您，吉尔贝，让人提名您为国民公会成员只是为了尽责；您，比约，则是为了复仇。尽责与复仇，全都完成了。你们不再需要留在这儿，走吧！”两人盯着卡格里奥斯特罗。
“是的，”他又说，“你们两个谁也不是党派成员，你们是有天性的人。不过，国王已经死了，党派处于面对面的境地，一旦面对面，党派将要互相斗争。哪一个党将第一个垮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可我知道，它们将一个接一个地垮掉。所以，明天，吉尔贝，别人将给您的宽容加上一条罪名。相信我，在仇恨、恐惧、复仇、狂热中酝酿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很少有人能够保持纯洁，一些人沾了一身泥，另一些人沾了一身血。走吧，我的朋友！走吧！”
“然而，法国呢？”吉尔贝说。
“是呀，法国呢？”比约重复地说。
“法国，实际上倒是得救了，”卡格里奥斯特罗说，“国外的敌人被打败了，国内的敌人死了。一月二十一日的断头台对未来不管多么危险，目前无可置疑是一种极大的力量，一种决不回头的决绝的力量。对路易十六的极刑必定使法国遭到报复，也使共和国拥有那些被判处死刑的国家的那种痉挛、绝望的力量。请看古代的雅典，请看近代的荷兰。从今天清晨起，妥协、商谈、优柔寡断都已结束了；革命一手持斧头，另一手拿三色旗。安心去吧，在它放下斧子之前，贵族们将被斩首，在它放下三色旗之前，欧洲将被击败。走吧，我的朋友们！走吧！”
“哦！”吉尔贝说，“上帝为我作证，假如您所预料的事是千真万确的话，我对法国也就无可遗憾了；不过，我们到哪里去呢？”
“忘恩负义的人呀！”卡格里奥斯特罗说，“你忘了你的第二故乡美国了吗？你忘了一望无际的湖泊，那些原始森林，那些海洋般广阔的草原吗？你经历了社会上这些胆战心惊的动荡之后不是需要休息，享受大自然的安宁吗？”
“比约，您跟着我去吗？”吉尔贝站起来问道。
“您宽恕我吗？”比约朝吉尔贝跨前一步问道。
两人相互投入对方的怀抱中。
“很好，”吉尔贝说，“咱们走吧。”
“什么时候呢？”卡格里奥斯特罗问。
“可是在……一个星期以后。”
卡格里奥斯特罗摇了摇头。
“你们今晚动身，”他说。
“为什么要今晚？”
“因为我明天走。”
“您去哪儿呢？”
“有一天你们会知道的，朋友们！”
“可是如何走法呢？”
“喏，这就是。”
“我的儿子呢？”
卡格里奥斯特罗走去打开房门。
“进来，塞巴斯蒂安，”他说，“父亲在叫您。”
年轻人走进来投身于他父亲的怀里。
比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只缺一辆驿车了，”吉尔贝说。
“我的车子正停在门外，”卡格里奥斯特罗回答。
吉尔贝走到一张写字台前，那儿放着共同的钱一一千路易―并示意比约拿他的一份。
“够了吗？”比约说。
“买一个省也要不了那么多。”
比约为难地环顾他的周围。
“您找什么，我的朋友？”吉尔贝问道。
“我正在找，”比约回答，“一样东西，即使找到也对我没用处，既然我不会写字。”
吉尔贝微微一笑，拿起一支笔、墨水和纸。
“口授吧。”他说。
“我想要和皮都告别一下。”比约说。
“由我来负责好了。”
于是吉尔贝开始写信。
在吉尔贝写完了信后，比约问：
“您写了些什么呢？”
吉尔贝念：
亲爱的皮都
我们离开了法国，比约、塞巴斯蒂安和我，我们三人热情地拥抱您。
我们认为，由于比约把农场交付给您负责，您不会再缺什么。
大概总有一天我们会写信请您来我们处相聚。
您的朋友吉尔贝
“就这么一些？”比约问。
“还有一个附言。”吉尔贝说。
“写些什么？”
吉尔贝瞧着农场主的脸说：
“比约把卡特琳托付给您。”
比约发出一声感激的喊声，投入吉尔贝的怀里。
十分钟以后，驿车带着吉尔贝、塞巴斯蒂安以及比约远远离开巴黎，朝着勒阿弗尔的大路上奔驰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