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
看点
关于疾病最早的记录——东方国家瘟疫情况简述——亚欧间的商路——克里米亚的疫情——鞑靼人攻占卡法——“黑死病”这个词的来源——黑死病的症状——君士坦丁堡发生瘟疫——皇帝约翰·坎塔库津关于疫情的记录——热那亚商人将瘟疫带到西西里——墨西拿和卡塔尼亚的疫情
有人说，从1347年秋开始波及欧洲的黑死病，其源头是在三四年前的东方。但实际上，黑死病仅能追溯到黑海或地中海的几个港口。商人们通过这几个港口将亚洲国家的货物运抵西方。当时的报告曾提及远东的地震等自然灾害，据说，与灾害伴随而来的是特殊的天气，接着便是印度和中国人大量死亡。有人向教皇克雷芒六世[1]汇报道，肆虐在阿维尼翁[2]的瘟疫源自东方，所及之处，蔓延迅速，致人死亡。死于瘟疫者已达四百万至两千万。毫无疑问，这个数字略显夸张。
布拉格的一份记录提及了在中国、印度和波斯传播的流行病。当时的历史学家马泰奥·微拉尼[3]报告道，该病由意大利商人带到欧洲。疾病在黑海东岸的港口流行，商人望风而逃，回到了欧洲。据马泰奥·微拉尼所言，亲眼目睹亚洲情况的热那亚商人说，地震将亚洲摧毁，瘟疫之雾将亚洲笼罩。马泰奥·微拉尼说：“佛罗伦萨一位令人尊重的小兄弟会[4]修士，现在已经是主教了，称他当时就在那个国家的拉麦之城。人们如此震惊，以至于穆罕默德清真寺[5]的一部分被摧毁了。”[6]
阿维尼翁
小兄弟会修士
尤斯图斯·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7]所著的《中世纪大瘟疫》一书很好地总结了瘟疫到达欧洲之前在东方国家的情况。“疫情最严重时，开罗每天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死亡，这比现在整个疫情爆发期内死去的人还多。据说中国有一千三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死亡数字一样有些夸张。印度人口大批死亡，鞑靼[8]、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地死尸遍地。库尔德人逃进了山里，但无济于事。尕勒莽尼阿[9]和凯撒里亚[10]无人幸免。尚未埋葬的尸体在路边、营地里、旅舍里都能看见。阿勒颇[11]每天有五百人丧生。加沙六个星期内失去了两万两千人和大部分动物。塞浦路斯几乎全民遇难。地中海上漂着没有船员的船，这些船和日后北海里的船一样，到处漂荡，一旦靠岸便将疾病传播出去。”[12]
瘟疫是从通往东方的商路上传播开来的，这一点不容质疑。1321年，也即疫情爆发前不到三十年的时候，威尼斯人马里诺·萨努多[13]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呈递了自己的报告[14]，首次明确描述了欧洲通往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商路，并标注了当时东方商路的艰难险阻。他指出，自古以来，与远东贸易的中心是巴格达，所有商路都通往这个贸易之城。但马里诺·萨努多同时指出，当时由于蒙古人对中亚的进攻，这些商路变得艰险异常。马里诺·萨努多特别提到了两条主要商路：一条从巴格达出发，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到达利西亚[15]，然后商人们把商品出售给意大利人。这是一条广为人知的商路，也是中国和印度的产品运抵欧洲最快捷的路线。但在14世纪时，这条商路的风险最大。另一条商路也始于巴格达，沿底格里斯河至亚美尼亚，接着或是去特拉布宗[16]等黑海港口，或是取道从里海伸过来的路，沿着高加索山脉一侧，到达热那亚或位于克里米亚的其他繁荣的意大利商站。
据马里诺·萨努多所言，当时最常走的是第二条商路，因为风险最小。通过这条商路，东方的商品先运抵亚历山大港，被苏丹课以重税后再运到欧洲。马里诺·萨努多说，印度的货物从印度半岛的两个港口起航。他称这两个港口为马哈巴尔[17]和坎姆贝斯[18]。接着货物被运到波斯湾诸港口或运到红海入海口的亚丁。接着在沙漠中穿行九天，到达尼罗河畔城市楚斯[19]。东方市场的这些货物再经过十五天的河道运输，便可抵达开罗。货物从开罗可经运河至亚历山大。
以上就是维持亚洲和欧洲贸易的主要商道。通过这些商道，东方的香料、树脂和丝绸供应到西方。因此，来自东方的商队沿着这几条商路或其他类似的商路将大瘟疫带到欧洲，是非常可能的。商队沿着这些道路前往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站，可以确定的是，1346年，也就是瘟疫在欧洲出现的前一年，瘟疫曾在这几条商道上的某国肆虐。另外，皮亚琴察[20]公证员加布里埃莱·德姆西见证了瘟疫在上意大利的爆发，他记录了瘟疫是如何从热那亚在克里米亚的商站卡法[21]的商船上传过来的。该记录详见下章，这里很有必要说一下他从瘟疫幸存者那里搜集的信息，这些信息揭示了瘟疫如何在蒙古部落中爆发，又如何在卡法出现[22]。
黑死病在人群中肆虐
《中世纪大瘟疫》的作者尤斯图斯·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
亚丁
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写道：
1346年，在东方，大批鞑靼人和撒拉逊人[23]死于一种神秘而突然的疾病。在那广袤的地区，在那数不清的行省里，在那宏伟的王国里，在城市里、城堡里、乡村里，不计其数的人们突然染上了瘟疫，很快便死去了。东方有个叫塔纳的地方，位于君士坦丁堡以北，处在鞑靼人治下，意大利商人经常造访此地。大批鞑靼人围攻此城，很快便攻破了。[24]基督徒商人们被粗暴地驱赶出城，热那亚人建造的卡法接纳了他们，向他们提供人身及财产的保护。
克里米亚的卡法
鞑靼人进行军事训练的场景
鞑靼人追击着逃亡的意大利商人，然后像包围塔纳一样包围了卡法[25]。卡法被敌军团团包围，居民们几乎不能获得任何生活必需品，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能为他们提供补给的船队上面。突然，居民们所称的“死亡”在鞑靼人中爆发，每天有几千人被夺去生命，好像“天堂向他们射箭无数，击垮了他们的狂傲”。
起初，鞑靼人在瘟疫面前呆若木鸡，既害怕瘟疫极强的破坏力，也害怕瘟疫早晚会让所有人死光。接着鞑靼人把仇恨撒向了城内的人，希望能把疾病传染给他们的基督徒敌人。他们借助武器将死人尸体投进城内。城内的基督徒守卫坚守着阵地，他们把这些染病的尸体尽可能地扔进海中。
很快，正如我们想的那样，空气被污染了，井水有病菌了，疾病在城内飞快地传播，居民们几乎没人能扛得住疫病的侵袭。[26]
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接着叙述了卡法的船只如何将传染病带到热那亚，疾病又如何从热那亚传到意大利其他城市和地区，这些且容下章再述。这里仅讨论一下疾病本身。1348到1350年，大瘟疫席卷整个欧洲。整个欧洲生灵涂炭。首先讨论一下“黑死病”这个名词。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其他地方，大瘟疫一般都被称为“黑死病”，但相对而言，这只是现代的叫法[27]。在当时的记录中，没人将该疾病冠以“黑死病”这样不祥的名字。当时的人们将之称为瘟疫、大死亡、死亡或佛罗伦萨瘟疫等等。直到几个世纪后，大瘟疫才有了“黑死病”这个名字。这个名词好像先被丹麦人或瑞典人接受，尽管约翰内斯·伊萨契斯·彭塔努斯[28]笔下的“atra mors”一词是否就是英语中的“Black Death”尚且存疑[29]。这不免给人一种印象，至少在英格兰，17世纪的那场瘟疫[30]用了“大瘟疫”这个名字后，1349年的瘟疫才被专门称为“黑死病”。无论人们是用“黑死病”这个名字来表达对众多国家死去的人的悼念，还是用它来标示这次瘟疫的特殊症状，鉴于这个名字出现较晚，就不过于深究了。
大瘟疫看起来像普通的东方鼠疫或淋巴腺鼠疫，尽管具有普通瘟疫的一般特点，但也有其特殊且显著的症状。这些症状并非十分普遍，但欧洲国家都有相关记录。
大瘟疫最常见的症状是在腋下或腹股沟处长肿块和痈。这些肿块或是少且大，有时能大如鸡蛋，或是小但布满病人全身。就此而言，大瘟疫与一般淋巴腺鼠疫没有什么两样。淋巴腺鼠疫在多少个世纪里蹂躏着欧洲，在英格兰的踪迹更是广为人知，因为1665年的大瘟疫肆虐伦敦，死者无数。同样，这种一般形式的瘟疫也存在于东方国家。一般认为，东方国家普遍流行的死人埋葬方式是这种瘟疫的源头所在。
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有如下四个显著特点：
一、喉咙和肺部的坏死性炎症
二、胸部剧痛
瘟疫化身为骷髅与士兵作战
瘟疫在军队中肆虐
三、大口小口地吐血
四、病人的呼吸及尸体有鼠疫气味
几乎当时所有关于疾病的详细记录都提及了上述特点，尽管并不是所有因病致死的人都呈现出所有这些症状。但有一点非常清楚，许多人——确切地说是大量的人——因为肺的快速腐败吐血而死，但没有出现任何肿块或痈的症状。当时的人认为，这种不长肿块只吐血的疾病是最致命的。当时的人写道：“许多长痈和腺肿胀的人都活过来了，但吐血的无人生还。”[31]佛罗伦萨对这次瘟疫记载最详尽的作者之一马泰奥·微拉尼，他说：“那些一开始就吐血的病人很快就死掉了。”[32]教皇在阿维尼翁的医生居伊·德·肖利亚克[33]目睹了疾病的整个过程，他留下的观察记录是最有价值的医疗记录。他说该流行病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的特征是“长时间发热、吐血，有这些症状的病人不出三天就死掉了”，第二类便是广为人知的不太致命的淋巴腺鼠疫。
当时数不清的记录所记载的这次瘟疫的典型症状，看起来与肺恶性脓疱这种疾病的症状相同。这次爆发的疾病一定要与其他任何记录在案的疾病区分开来。一名著名的法国医生写道：“我百分之百地确信，黑死病与之前之后的瘟疫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一种新型的流行性疾病。”[34]
黑死病流行期间阿维尼翁死者甚众
尽管如此，这种疾病显示出了各种各样的症状，正如下文中当时的人记录的那样。有人突然得病，几小时内便命赴黄泉；有人则沉睡不醒，喊也喊不起来；有人则因发热而无法入睡，口渴难耐。这种疾病刚出现时，病期一般为三至五天，但到疫情末期，那些生肿块病人的恢复期则长达数月，就和一般的东方瘟疫一样[35]。
以上是对这个曾在十四世纪中叶蹂躏过世界的疾病的简要记述。如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所言，该病是从克里米亚传到意大利去的。讲述该病在意大利的传播过程之前，可以先向读者介绍一下该病在君士坦丁堡和西西里肆虐的情况。君士坦丁堡位于克里米亚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上，意大利船只穿过黑海后会很自然地经过君士坦丁堡这个当时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心。据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所述，热那亚在克里米亚的商站卡法被鼠疫重创。被鞑靼人围困期间，卡法要通过船只获得补给。因此，说君士坦丁堡的疫情是由来自卡法这个克里米亚鼠疫中心的船只带到的，并非没有可能。关于君士坦丁堡疫情的记录出自皇帝约翰·坎塔库津[36]笔下，他目击了自己笔下的一切。尽管他用了修昔底德[37]描述雅典疫情的语言来叙述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亲身经历，但其记述也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他写道：“疫情当时（1347年）在赛西亚北部流行，接着便穿越海岸，席卷了整个世界。疫情不仅传到了蓬蒂斯、色雷斯和马其顿，还传到了希腊、意大利、海中的岛屿、埃及、利比亚、朱迪亚，几乎整个宇宙都有疫情。”
君士坦丁堡
据约翰·坎塔库津的记录，这种疾病是无法治愈的。无论是有规律的生活还是强壮的身体，都无法抵御这种疾病。不管你是身强力壮还是弱不禁风，都会被疾病击倒。衣食无忧的贵族和一无所有的穷人一样难以避免死亡。这年没有其他类型的疾病，所有的疾病都是这种流行病的样子。医学在疫情面前无能无力。病人生病的过程不尽相同，有人突然死去，有人的病情持续了一天，还有的仅仅持续了一小时。那些病情能持续两三天的人先是高烧，接着疾病攻入了人的脑子，病人失去了语言能力，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毫无知觉，看起来像沉睡一般。如果病人能苏醒并且想说话，他的舌头也动不了，只能发出几个模糊不清的音节，因为病人的神经已经麻痹了。接着，病人便突然死去。
另外一些病人不是头部先出现症状，而是肺部。呼吸器官很快发炎，胸部剧痛，吐血，病人呼出的气变得恶臭。喉咙和舌头因高烧变黑充血。“使劲喝水的病人，与只喝一点水的病人相比，痛苦一点也没有减少”。
约翰·坎塔库津写道，一些病人无法入睡，坐立不安，大部分病人身上会起鼠疫斑。约翰·坎塔库津说：“极个别能死里逃生的人，不会再次感染，至少是不会病得如此厉害。”有些人身上出现了该病的所有症状，但仍活了下来，实在出人意料。可以确信的是，还没有发现治疗此病的有效方法。此人之良丹，实彼人之毒药。照料病人的人也感染了此病，导致因病而死的人数成倍上升，甚至有的家里，全家人连同牲畜都被疾病夺去生命，房子因此废弃。
病人萎靡之状令人不忍直视。一旦出现症状，病人便放弃了一切痊愈的希冀，自暴自弃。病人的不振作使病情变得更糟糕，进而加速了死亡。
这种疾病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唯一能说明的是，这种疾病与平常的病大不相同，似乎是上帝带来的惩罚。基于这种观念，许多人开始积德行善，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说的不仅仅是被疫情夺去生命的人，还有那些能够痊愈从而决心改头换面、一心向善的人。在没有得病前，数不清的人将自己的财物施舍给穷人。得病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无动于衷，心肠坚硬到不为自己的过失而极度悲哀的。这是他们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得到救赎的最好机会。
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六世之子安多尼哥也死于这场瘟疫。他的容貌为人称道，上天赋予他让青春闪光的最好品质。他周围的一切都表明，他将高贵地继承祖先的事业。在君士坦丁堡众多被瘟疫夺去生命的人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这个年轻人。
意大利的商船要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开启回国之旅。这些船将可怕的瘟疫带到了各地。如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所言，这些船的目的地是热那亚和威尼斯，“船员们好像有邪魔跟着一样，一旦靠岸，便将死亡带给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因此，疫情出现的时间可以上溯到1347年秋他们到达亚得里亚海诸港口的时候。几乎不容质疑的是，正是这些从东方开往威尼斯的船将瘟疫带了过来。加布里埃莱·德姆西说，地中海诸岛，尤其是西西里，因为这些从克里米亚开往热那亚的船而有了疫情。有一份关于西西里疫情的记录，作者一定是经历疫情的人[38]，里面说：“一起致命的瘟疫席卷了整个岛屿。瘟疫发生在我主诞生1347年的10月。月初，十二艘热那亚船带着我主因其罪而施于他们的天罚，驶入墨西拿港。他们携带着这种致命疾病，和他们说话的人马上就被传染了，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可能。”接着，该记录详细描述了瘟疫的可怕症状以及传染得多么迅速。和这些陌生船员交谈几句，仅仅闻一下他们呼出的空气便会感染上疾病。触碰一下这些船员的物品也能被感染。记录接着说道：“看到这些因热那亚人的到来而产生的让人突然死亡的灾祸，墨西拿人匆忙逃离了他们的城市和港口。但疾病依然存在，可怕的死亡仍然持续。所有人只有一个念头——避免感染。父亲放弃了病重的儿子，地方法官和公证人拒绝去为垂死的人立遗嘱，甚至神父也拒绝去听他们的临终忏悔。照料病人的责任落在了小兄弟会修士、多明我会修士和其他修道会的修士身上，这些修道会的修道院因此都人去院空了。病人的尸体遗弃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没人能给他们一个基督徒的葬礼。死人的房子四门大开，屋内的珠宝、钱和贵重物品无人照看，无论谁想进去，都无人阻拦。瘟疫来得如此突然，根本没有时间采取防护措施。疫情开始时，官员太少，但很快连一个官员也没有了。人们成群结队地逃离了城市，甚至不敢在郊区逗留。他们在葡萄园的空地里露宿，有些人则想方设法为家人搭建个临时居所。还有人相信圣阿加莎[39]会保护他们，便去卡塔尼亚避难。那不勒斯女王乔安娜一世就带着其子弗雷德里克去了卡塔尼亚。11月初，墨西拿人劝说宗主教、卡塔尼亚主教[40]允许他们将圣阿加莎的圣骸带到墨西拿去，但卡塔尼亚人拒绝让圣骸离开其古老的安息地。为了祈求上帝的怜悯，人们组织起来列队唱赞美诗或祈祷，也有人去朝圣。但疫情愈演愈烈，威力无比。人人惊慌失措，即便是邻居也不敢互助。逃离城市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疾病已然感染上了逃亡的人并抓住他们不放。这些逃亡的人仅仅是把疾病带到自己避难的地方而已。逃亡的人有的死在路边，有的踉踉跄跄地倒在了田地里、树林里或山谷里，然后死在那里。逃到卡塔尼亚的人在医院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恐慌至极的民众的要求下，宗主教下令禁止将墨西拿难民的尸体埋葬在城内，否则逐出教会，墨西拿难民的尸体都被抛在城外的深坑中了。
贵族受到瘟疫的攻击。瘟疫面前众生平等，贵族也不能幸免
瘟疫正在袭击平民阶层
中世纪的意大利商船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个记录西西里疫情的人说道，“卡塔尼亚人如此邪恶，如此懦弱，他们甚至不敢和墨西拿人说话，不敢与其打交道。墨西拿人靠近他们，他们便飞快地逃了。如果不是有人给这些不幸的墨西拿难民提供秘密住所，他们将一点帮助也得不到。瘟疫已经传播开来，疾病很快就扩散了。卡塔尼亚发生了与墨西拿相同的一幕。宗主教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安息，将自己作为主教和宗主教的宗教权力特许给了神父，即便是最年轻的神父，以宽恕亡者的罪。”瘟疫在该城从1347年10月肆虐到1348年4月，上文提到的宗主教、方济各会成员杰拉德·奥托[41]在履行教职时染病去世，他是被疾病夺去生命的最后一批人之一。约翰公爵[42]为了自保，曾竭力避免接触一切染病的人以及其房屋，此时也染病死去了。瘟疫以同样的方式从墨西拿传遍了西西里：叙拉古、吉尔真蒂[43]、夏卡和特拉帕尼相继沦陷。瘟疫在西西里岛最西边的特拉帕尼最猖獗，该记录说：“当地已经几乎渺无人烟。”[44]
瘟疫潜伏在商船上
瘟疫在商船上肆虐，船员们惊恐万分
简略描述一下这场14世纪肆虐欧洲的大瘟疫的源头及其在意大利的传播情况后，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所讲的故事可能要再次从克里米亚驶往热那亚的船上开始。本章仅仅赶在了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前面，给大家叙述了一下君士坦丁堡和西西里的疫情。
* * *
[1]克雷芒六世（1291？—1352），原名皮埃尔·罗杰，1342到1352年任教皇。——译者注
[2]法国城市。——译者注
[3]马泰奥·微拉尼（1283—1363），意大利历史学家。——译者注
[4]天主教方济各会一支。——译者注
[5]拉麦之城是受到诅咒的地方。穆罕默德清真寺的一部分被摧毁，指面对肆虐的瘟疫，人们对穆罕默德的信仰动摇了。——译者注
[6]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4卷，第14栏。——原注
[7]尤斯图斯·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1795—1850），德意志医学史专家。——译者注
[8]指中世纪时受蒙古人统治的自东欧至亚洲的地区。——译者注
[9]今小亚细亚南部沿海地区。——译者注
[10]位于地中海东岸，现属以色列。——译者注
[11]叙利亚西北部城市。——译者注
[12]《中世纪的大瘟疫》，本杰明·盖伊·巴宾顿译，第21页。——原注
[13]马里诺·萨努多（1260—1338），威尼斯政治家、地理学家。——译者注
[14]马里诺·萨努多：《如何到达及收复圣地之忠诚密报》，见于雅克·邦加尔所著《法兰克人替上帝行道》第2卷。——原注
[15]利西亚位于土耳其在亚洲部分的最南部。——原注
[16]特拉布宗是土耳其港口城市。——译者注
[17]可能是马拉巴尔海岸城市马埃。——原注
[18]现在的肯帕德。肯帕德属于孟买北部的巴罗达自治领。肯帕德原名坎贝，作者写这部书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巴罗达是其中的一个自治领。——译者注。
[19]也称苦斯，现作库斯，位于上埃及，距底比斯不远。——原注
[20]皮亚琴察是意大利城市。——译者注
[21]卡法有时亦称“费奥多西亚”。14世纪初，卡法是热那亚商人非常重要的贸易点。1316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发布敕令，使之成为大主教区总教堂所在城市。瘟疫爆发时，卡法已成为亚欧几乎所有贸易的中心。（参见《克里米亚的商业及其统治者》，第1卷，第208页，米凯莱·朱塞佩·卡纳莱著）。——原注
[22]加布里埃莱·德姆西的记录名为《1348年的瘟疫及死亡》，1348年首先由亨舍尔印行，见于海因里希·黑泽（1811—1884，德国医学史家。——译者注）的《医学档案》（耶拿版），第2卷，第26—59页。编者称蒙古人围攻卡法的时候，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在场，后来他乘着感染了瘟疫的船只到达欧洲，这艘船将瘟疫带到了意大利。托诺尼先生1884年重印了《1348年的瘟疫及死亡》一书，见于《意大利考古、历史及文学学报》（热那亚），1883年第10卷，第139页等。托诺尼先生通过考证皮亚琴察公证人的活动证明，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此时从未离开过其城市，他逼真的叙述一定来自瘟疫后其他人的记录。托诺尼先生还告诉我们，加布里埃莱·德姆西1300年至1356年担任公证员，因此他可能出生于1280年左右，他死于1356年上半年。——原注
[23]欧洲人称蒙古人为鞑靼人，撒拉逊人是阿拉伯人旧称。——译者注
[24]塔纳是亚述海西北岸上的港口。亚述海当时名为塔纳海。塔纳现名亚述。——原注
[25]加布里埃莱·德姆西称围城持续了“三年”。托诺尼先生告诉我们，这明显不对。于是，这进一步表明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本人当时没有在卡法。——原注
[26]加布里埃莱·德姆西：《1348年瘟疫及死亡》，见于《医学档案》（耶拿版），海因里希·黑泽编。——原注
[27]卡尔·莱希纳：《德意志大瘟疫：1348—1351年》（1884年因斯布鲁克版、瓦格纳版），第8页。——原注
[28]约翰内斯·伊萨契斯·彭塔努斯（1571—1639），荷兰历史学家。——译者注
[29]约翰内斯·伊萨契斯·彭塔努斯：《丹麦史》（1631年版），第476页。——原注。
[30]这里指1665到1666年英格兰大瘟疫。——译者注
[31]卡尔·莱希纳：《德意志大瘟疫：1348—1351》，第15页。加布里埃莱·德姆西也有相同的记录。——原注
[32]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德科尔纳扎诺所写的帕尔马编年史也有同样的记录：“吐血的人很快就死去了。有些人本来身体健康，但突然就吐血，然后便死去了，无药可医。”（《皮亚琴察及帕尔马史》，第5卷，第386页）。——原注
[33]居伊·德·肖利亚克（1298—1368），外科医生，有“外科手术之父”之称。——译者注
[34]夏尔·安哥拉达：《大瘟疫研究》（1869年巴黎版），第416页。他认为这种特殊疾病之所以具有新的特征，是因为这种疾病存在特殊的致命性。按照公认的原则，新型瘟疫通常是剧烈而致命的。相对温和的疾病侵袭从未染过该病的民族时，破坏性会非常大。斐济群岛上的人因麻疹大批死亡便是一例。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建造了巨大史前城市的非洲人和美洲人，是因为某种新型疾病而绝迹的。——原注
[35]1892年11月5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杂志》中载有一份疾病爆发的记录。这种疾病与黑死病有类似之处。“近来，圣彼得堡出版了一份土耳其总督的官方报告，里面说最近一种‘黑死病’式的瘟疫肆虐。这种瘟疫紧跟霍乱而来。1348年9月10日，瘟疫在阿斯卡巴德突然爆发，六天内一千三百零三人死亡。该地总人口是三万人。西亚的人们知道，‘黑死病’是一种比霍乱和一般瘟疫更致命的疾病，来得非常突然，像沙漠里的干热风一样席卷整个地区，将人畜的性命夺去，然后便突然消失了，正如其突然到来一样。人们根本来不及弄清楚其性质及传播方式。此次瘟疫亦是如此。瘟疫在阿斯卡巴德肆虐六天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留下病人的尸体。尸体腐烂得很快，根本没办法进行尸检。总督的报告给出了疾病症状及病程的细节，尽管读来饶有趣味，但却没有提供疾病病理方面的线索。病情初发时，病人剧烈寒战，瑟瑟发抖。寒战每五分钟一次，持续约一个小时。接着病人热得难以忍受。病人动脉紧张度提高，脉搏逐渐变快，体温慢慢上升。但不幸的是，报告中没有给出体温数据或其他确切数据。没有发现病人有腹泻或呕吐的症状。病人抽搐晕厥交替而来，痛苦无比。突然，病人的手脚僵直变冷，接着十到二十分钟内，病人不省人事，很快死去。病人刚断气，身上会起大片黑色大疱，很快就遍布全身。几分钟内，疱就溃烂了。”——原注
[36]约翰·坎塔库津（1292—1383），为拜占庭皇帝，史称“约翰六世”，1347到1354年在位。——译者注
[37]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9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译者注
[38]皮亚扎的迈克尔·普兰忒尼西斯是圣方济各会修士。——原注
[39]西西里的圣阿加莎（231—251），基督教圣女，出生在西西里岛卡塔尼亚（一说巴勒莫）。——译者注
[40]该主教是方济各会成员，被封为安条克宗主教。——原注
[41]杰拉德·奥托（1285—1349），亦作Gerardus Odonis或Gerard of Odo。——译者注
[42]约翰（1317—1348），兰达佐公爵，曾任西西里摄政。——译者注
[43]西西里语地名，意大利语是阿格里真托。——译者注
[44]罗萨里奥·格雷戈里奥：《阿拉贡王国治下的西西里史料》，第1卷，第562页等。罗萨里奥·格雷戈里奥写这些内容的时间应该不会晚于1361年。——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