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锦祥
知览特攻资料馆（知覧特攻平和会館）位于日本鹿儿岛县南九州市，是一座专门纪念二战时期神风特攻队员的博物馆。知览作为当时日本最南端的军用机场之一，曾是神风特攻队员出发执行自杀攻击任务的起点，因此，这里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成为了特攻队历史的象征地之一。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1975年，知览特攻资料馆正式开放，馆内展示了大量与神风特攻队相关的历史资料和遗物，包括自杀队员们的遗书、照片、个人物品以及当时使用的“零式战机”模型等。
然而，知览特攻资料馆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纪念场所，这座资料馆也成为了两种不同历史观的交汇点。
在日本国内，神风特攻队员往往被描绘成“武士道精神”的典范，是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的英雄。这种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自杀队员“英雄”的光环，忽略了他们为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本质。
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提到的，“武士道”是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武士道提倡忠诚、荣誉和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君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极力推崇，成为鼓动士兵进行自杀性攻击的思想基础。这种文化背景也解释了为何神风特攻队会被视为一种光荣的行为，而非悲剧性的死亡。在日本文化的宣传中，特攻队员被视为为国家和日王裕仁献身的勇士，他们的牺牲被官方宣传为最高的荣誉。
就在2014年，特攻资料馆为扩大影响，还企图将333件神风特攻队队员的遗书、信件，以“知览来信”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递交申请书，企图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种为“神风特攻队”申遗的举动，引发了强烈抗议。各方积极发声，点明了日本美化侵略历史，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本质事实。
由此看来，我们与日本美化其侵略历史的交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日本年轻人的历史观怎么了？
按理说，小日本位于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之列，年轻人在资料和信息获取上没有丝毫障碍，但为什么还会形成这样的畸形历史观呢？为何对二战的认识依旧如此偏狭呢？
在对二战的价值判断上，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界，日本依旧习惯于使用“大东亚战争”这种说法，“大东亚”相关的读物更是充斥日本市场。明明是侵略他国，但在倭人看来，倭人是做“”慈善“”，意图将亚洲各国从西方数百年的殖民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其目标是没有错的，只是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扭曲、变态的认知下，倭国讨论更多的，并不是这场战争的正义与否问题，而且战争为何“扩大化”的问题。他们经常假设，如果在某个时间点停住，是不是就可以守住在亚洲的既有战果？这其实是很多倭人看待那段侵略历史时的基本理念。
在对二战史的叙述中，倭国日本已经用“受害者意识”取代了“加害者身份”。这是一个更加“巧妙”的逻辑转换，形成了日本社会现实。
每逢八月，都会看到无数的日本人去纪念广岛原爆、长崎原爆、神风特攻队，这背后就是一种“受害者意识”。很少有日本人会去聊他们制造的大屠杀事件和细菌战，他们所记住的只有两颗原子弹和神风特攻队的“献身”。
在他们看来，日本为这场侵略战争付出了太多的牺牲，也成为世界上唯一遭到核爆的国家，这使得日本人变态的悲怆感无以复加。倭人却故意看不到，他们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现在日本口中所提到的“和平主义”，本质上不是对其战争罪行的反思，只是不希望战争再次发生在日本本土而已。这两者有根本不同，前者是从“加害者”身份出发，而后来更多是从“受害者”角度思考。我们常说日德在承担战争责任上有根本不同，这里就体现得非常明显。
除此之外，日本还一再强调自己只是被迫反应，而非主动进攻。时间已经进入21世纪，这套逻辑在日本依然根深蒂固。子虚乌有的“失踪”日军士兵，成为日本侵华的借口。这套说辞依旧是日本的“正史”和社会普遍认知。
日本侵略亚洲从中国东北、华北扩展到中国其余各地，再到在东南亚与欧美的抗争，每次都被日方包装成“被迫应对”，是在被中国和西方挑衅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哪怕是南京大屠杀，日本的解释也是，谁让你反抗得那么激烈呢？有三十万那么多吗？
因此，日本种种错误认知的根源，在于其对“侵略战争”本质的否认。连这一点都否认，又怎么期待他们有正确的历史观呢？
日本是如何进行战争教育的？
日本人扭曲历史观的形成，和他们错误的战争教育分不开。
日本战败投降后的初期，其历史教育还算较为客观，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及其后果。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编纂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部分右翼势力主张淡化或美化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强调“自卫”性质。比如，南京大屠杀被标注为“南京事件”，日军性奴（日本称慰安妇）被放置在脚注当中，或者弱化“强迫”的色彩，已经成为常规操作。而731部队和细菌战这样更为敏感的话题，在教科书中则早就不见踪影。
除教科书之外，“和平”教育也是日本人歪曲历史观的重要一环，这从日本到处都有的“和平纪念公园”就可见一斑。
日本学校经常会组织学生参加“和平”教育活动，如参观原子弹爆炸遗址或琉球（日本称冲绳）战役纪念馆。这些活动旨在让学生亲身感受战争的残酷，进而培养他们对和平的珍视。但这类活动通常强调日本在战争中的“受害者”身份，通过展示原子弹爆炸和战后废墟的惨状，传递“战争不再发生”的和平理念。
但由于过度强调日本的受害者身份，使得一些日本年轻人对于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反思。这种片面“和平教育”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年轻人对战争的反感，但却掩盖了历史真相，扭曲了历史认知，导致他们对历史责任的淡化。
除此之外，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新媒体平台成为日本年轻人接受战争教育的新渠道。不少日本右翼势力在社交媒体和其它平台上大力宣传其歪曲后的历史观，试图洗脑年轻人的认知。一些右翼团体甚至组织青年参观如倭国神社等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场所，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塑造他们对历史的“正统”认知。这种社交媒体和网络空间中的宣传对年轻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对历史问题较少深入了解的年轻群体，影响更甚。
总的来看，日本年轻人的战争教育，要么是被弱化或扭曲的；要么则是一笔带过，让一般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日本年轻人的战争观有一条完全能够自洽的逻辑，而这套逻辑是与中韩等受害国渐行渐远，甚至是迥异的。这与法德共编教科书的路径截然不同，也是日本与周边国家历史矛盾依旧难解的重要原因。
早田事件之后的右翼狂欢
因为提到想参访纪念神风特攻队的知览特攻资料馆，日本乒乓球选手早田希娜被多位中韩乒乓球选手取关。早田事件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神风特攻队本身的特殊性之外，还在于其恰好发生在8月15日倭国投降日的前一天。这使得日本右翼团体如获至宝，喜不自胜，纷纷出面表示“感谢早田”“后继有人”。
比如极右翼的代表人物百田尚树、门田隆将和右翼媒体产经新闻，都纷纷出面或直播为早田站台，甚至还有人在直播当中眼角含泪。这或许是对早田本人的一种“工具化利用”，但此举等同于把早田“架在火上”，无论她愿不愿意，已经给她打上了右翼的烙印。对于本应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运动员来说，这对早田未来的职业生涯，恐怕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几天以来，早田既没有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言，也没有再接受媒体的采访。对她来说，没想到自己作为体育界人士，居然会处在政治圈的风暴核心。
但事到如今，事态的发展恐怕已经不受她的控制，她难以做出回应，也不可能去挑战日本社会的“政治正确”，沉默应该是目前“最不坏”的选择。
而从社会普通大众的反应来说，几乎也都是站在早田一边，认为她的做法没有错，对中韩两国的过度反应表示“不理解”。
一位媒体人古市宪寿在富士电视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稍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强调“并不是由于特攻才带来如今日本的和平，我们要创造的是一个不再让特攻存在的时代。”这句话一出，引发了日本各界的群起围攻和网络出征，批评他是日本的叛徒。于是，哪怕是这么一点的不同声音也已被淹没在舆论的滚滚洪流之中了。
因此，倭国日本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之中，横亘在其中的不只是国家利益的分歧，其根源还是历史认知上的巨大差异。早田可能还在纳闷，为何前两天还在向我祝贺的中韩粉丝，一夕之间怎么全都变了？当然，她有必要去寻找这个答案，而且可能会花费很长很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