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像忽必烈这样卓越的统治者，能够数出来的只有几个。因其坚强的个性，政治家素质，渊博的智慧，以及统治的稳定与仁慈，这位蒙古人跻身到了中国历代最为伟大的君主之列。他的孙子铁穆耳（成宗），同样是一位精力充沛、认真尽责的统治者；但在这两位皇帝之后，元代很快衰败了。它的王公沉迷于酒色淫乱之中，缺乏意志力，只能通过喇嘛教来救赎其罪恶，遂让儒家文士对这些人有了新的不满。最糟糕的是，他们自己内部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吵，并在短短数年中，就毁掉了忽必烈统治时期得到马可·波罗赞叹的、恢宏的行政外观。这一家族的最后一位皇帝妥懽帖睦尔（顺帝，1333—1368年在位）只喜欢与娈童及吐蕃喇嘛玩在一起，纵容混乱局面堕落成无政府状态。
元朝皇族的堕落，鼓励着汉人爱国者起来反抗外族统治。暴动由秘密团体组织，特别是白莲教发起，此时，这个教派预言了太平盛世的到来，并宣扬弥勒佛（佛教的弥赛亚）的降临。正如1912年革命（同样呼吁人民推翻一个外来政权），这场运动是在长江下流和广东地区开始的。它肇始于1351年，自1355年以后，革命蔓延到了整个华南——超越了之前的宋帝国。起义伴随着令人震惊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它由人数众多的首领所指挥，他们半是爱国者，半是土匪。在与蒙古人作战的同时，他们自己内部也在互相残杀。
因为其中存在最聪明的人，其余形形色色的冒险家注定默然无光。此人名叫朱元璋，明代的开国之君。他是安徽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子，十七岁时，一场传染病夺去了他所有亲人的生命。为了生存，朱元璋进入了一家寺院；但他的佛教生涯显然相当有限，因为就在当时，反抗蒙古人的革命在南方爆发了。当时他二十五岁，放弃了自己的习惯并拿起武器，领导了长江下游的一场反叛。尽管和其他造反者一样，起初他不过是某个团伙的普通头领，但因为其政治意识以及对劳苦大众细心的仁慈，朱元璋得以在造反领袖中脱颖而出。他很明智地争取民众，而非镇压他们。无论何时，只要攻下一座城镇——不仅是从蒙古人手中，也从其他暴动首领那里，朱元璋都会禁止士兵抢劫，结果使得各地居民将他当成解放他们的救星来尊敬。1356年，朱元璋占领南京，并定为自己的首都，成为一个建立秩序、平息其他地方依旧蔓延的混乱局面之政府所在地。他最主要的对手，是一个普通渔夫的儿子，其人（陈友谅）已经成了湖北、湖南省与江西的主宰。1363年，朱元璋打败了他的死敌，杀死对手，并占领了后者的地盘。1367和1368年，他又占领了广东地区，这样就控制了整个华南。随后，他向北京进军。
朱元璋画像
这是一场胜利的进军，因蒙古末代之君的愚蠢，而让这位解放者的任务变得非常容易。蒙古人并没有团结起来抵抗起义，反而继续内部争吵，由此导致了他们的兵力分散。1368年9月10日，懦弱的妥懽帖睦尔，伟大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从北京逃出，躲藏到了蒙古。而朱元璋的军队则进入了这座都城。
朱元璋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了北京，遂被他的士兵拥立称帝，成为明朝的建立者。在四十岁的年龄，经过十三年的持续斗争之后，这位从乞丐职业开始人生之旅的、脱下袈裟的和尚，成为了他的国家之解放者，以及汉唐遗产的继承人。这个幸运的冒险家，已经比宋代的缔造者们处境好太多了，后者从未成功将蛮族驱逐出北京城，而朱元璋却很轻易就占领了它。因此，在回头寻找自己的榜样时，他跳过宋朝，来到唐朝，这是最后一个统治着全部华夏领土的本族王朝，1373年，朱元璋颁布了一套以唐律为基础的行政法规。不过，他并没有将首都迁到北方，而且继续生活在南京。他本人作为一个长江下游地区的土著，率领一支由南方人组成的军队，驱逐了外来统治者，一开始组建的也是南方人的政府。而且，必须记住的是，整个华北已经被鞑靼统治了242年，而北京城本身已经被他们控制了432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北方各省已经被蛮族元素所充斥。正是华南，从1126到1279年，充当了汉人独立的一个庇护之所，正是从那里，新的民族解放运动得以发端。因此，华南代表着真正的中国，正是有了南方，明代才能成功建立。新皇帝仍然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不能接受南方人的长期主导地位。为了跨越南北之间的鸿沟——一道因两个半世纪的政治分离而日益变宽的鸿沟，并着眼于中国政治以及思想统一，1380年，朱元璋决定，不仅让来自南方的官员管理北方，而且让来自北方的人士加入南方官署。出于同样的理由，1370年，他毫不迟疑地取缔了白莲教和白云教等秘密社团，即使他们曾经对推翻蒙古统治贡献很大；时代已经变了，而且这些秘密帮派之前就下错了赌注，公开支持这位新皇帝的对手。
这位明代建立者，寻求在一切领域实现价值的回归，试图弥合蒙古与女真人统治期间的裂缝，并将新的中国与遥远的过去联系起来。毫无疑问，他之所以热情地致力于这项显著的传统主义事业，更多是因为他本人之前一直是个无名小卒。1370年，他改造了科举制度以补充官员，并重建了贵族头衔。对孔夫子的礼拜得到了庄重举行，皇帝也因此得到了儒士团队的拥护，在蒙古政权统治下，后者一直是反对佛教徒教权主义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这位前僧人并未忘记他的教友；他甚至继续让他们环绕在自己周围，并彻底惩戒儒士们就这一点进行的任何规劝。有一次，他甚至为此而实行了一起大审判。这一事件是有征兆性的；因为当皇帝渐老（朱元璋活到了七十岁），他变得日益不能容忍劝诫，并丢掉了让人欢迎的好脾气，而这很大程度正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他的猜疑变成了习惯，并曾经处死了18位高官及他们的全部家人。作为处理一场图谋（难说真假）的结果，他在南京处决了一万五千人。已经变成天子的前冒险家，希望在他死前重建绝对专制。
朱元璋真正的继承人是第三个皇帝，他的四子，在位时的年号为“永乐”（1403—1424年）。因此我们应当称其为“永乐帝”。这位好战的君主，对自己的角色有着一种扩张的设想。忽必烈曾着手为蒙古人建立一个中华帝国，而如今的永乐皇帝，却努力想为汉人赢得忽必烈后人的蒙古遗产。大汗忽必烈由黄河向北部湾推进，得到了整个中原的臣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子。明朝第三位皇帝则希望征服蒙古，并扮演大可汗的角色。
正是考虑到这一目标，1409年，皇帝将其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也正是他草拟了皇城的宏伟计划，这形成了现代北京的核心地区，以及更为详细的“故宫”计划。正是他构思了一系列的宫殿、大理石阶、正殿、花园及配得上最伟大的中国传统之全景；他扩大了湖泊，修建了假山，在花园里种上了来自其家乡长江谷地的花卉与灌木。所有一切，在18世纪得到了清朝皇帝的恢复与完善，但处处依然保留着明朝永乐帝的印记。最早在北京南城墙附近修建天坛（1420年）和先农坛（1422年）的，还是永乐皇帝。
将都城迁到北京，就其本身来说就是一种宣示。其他纯粹的汉人王朝，没有一个想过选择这一地点；北京的历史角色仅仅是随着鞑靼而开始的。在10世纪，契丹将这里作为他们的都城之一；继之而来的是12世纪的女真，以及1260年的忽必烈。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做出这一决策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北京位于中世纪中原的外部边缘，是边境前线的主要城市之一。在山海关之外生活着满族人，当时尚未开化；穿过南口就是蒙古大草原，当时与现在同样如此。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历史意义上来说，北京都是一个汉人与鞑靼人妥协的产物；在那里，汉人依旧是在本土，鞑靼人也没有远离自己的自然环境。通过将其都城从南京移到蒙古的大门口，迁到昔日忽必烈的京城，也就是对这位大可汗后人的遗产提出了拥有权。
事实上，朱棣的父亲在这方面已经为他做出了一个榜样。在将蒙古人驱逐出中原本土之后，朱元璋曾追击他们直到其家乡。1372年，一支明朝军队前进到了外蒙古的土拉河。1388年，十万明军再度穿越戈壁东部，并与这个部落打到了贝尔湖东部，在喀尔喀河与克鲁伦河之间。不过，这些追击充其量是乘胜追击，是激起这些游牧民一种有效恐惧的报复性远征。而另一方面，永乐皇帝则在蒙古实施了一种始终如一的政策。在当地，成吉思汗宗族的权威，因为其被逐出中原的耻辱而遭到严重削弱。皇帝试图煽动其他部落的首领，特别是卫特拉部（Eleuths），或称西蒙古，起来反抗他们。在随之而来外蒙古内战中，永乐帝也曾几次介入，特别是1410和1411年的两次，当时，他率领自己的军队一直打到了鄂嫩河上游，以及成吉思汗家乡的大草原。以这种方式，永乐将外蒙古的主导权，由成吉思汗后人处转到了卫特拉部的可汗那里；汉人让新生的部落，取代了因为丧失权威而导致部落瘫痪的衰败政权。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有理由为这种替代而后悔。
在印度支那，永乐帝同样试图恢复汉唐时期的大帝国政策。在安南王国，合法王朝被某个篡位者颠覆。（1407年）皇帝利用这一事件为借口，占领了这个国家，并将其分割划入中国的几个行省。但十年不到，安南人就开始了一场反对占领势力的游击战，时间长久，让人精疲力尽。永乐帝去世四年之后，（1428年）叛军首领黎利就占据了河内，并驱逐了汉人。
永乐帝并不满足于对蒙古要求宗主权和吞并安南。他还打算在巽他海及印度洋建立中国的海上霸权。他的舰队声明了中国在占婆、高棉、暹罗、马六甲半岛、爪哇、苏门答腊、锡兰（中国舰队长官在这里严惩了当地酋长，因为后者表现出了敌意）、孟加拉及南印度沿岸地区的霸权。他们最远航行到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亚丁以及麦加的港口吉达。这些航行是1405到1424年间进行的，发生在世纪初，而在同一世纪末期，我们能看到（1498年）葡萄牙人抵达印度。如果明朝海军到达了印度，当欧洲航海家发现，他们被中国的海洋力量控制，亚洲的命运将会如何呢？但是在这里，永乐帝的宽阔胸襟，再度与其民众的性情不相协调，或者更准确地说，与官僚集团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他正在创造的中国，对于其自身的能量来说，规模过于庞大；中国人并不适合海洋；对其士兵来说，北部湾的气候过于炎热，而蒙古的气温却过于寒冷。对于他们所认为的又浪费又无用的海外征服，儒士阶层依旧坚定地持反对态度。永乐皇帝的“世界事务”没有未来。中国又退回到自身之内，听天由命，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都无所作为。
同样的退却态度，在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也能发现。永乐皇帝尽管是一名佛教徒，却命令编纂新的佛家经典，并于1416年颁布法令，在充当官方讲授基础时，这些作品与古代的儒家经典有平等地位；此举意味着“朱子学”成了明朝的国家教义。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在王阳明（1472—1528年）的学说之中，却出现了某种对朱子学物质主义的反动，或者至少是对国家实证主义的反动。这位哲学家并未公开批判朱熹的机械实证主义。他认为，我们在宇宙秩序，在普遍法则（理）中所占的份额，就潜藏在自己的心里，而非处于理性能力之中；为达成与世界本质的交流，人应当求助于直觉知识（良知），这是内心深处至高的固有表达，而非我们可以称作“推论智慧”之物。“良知之在人心，”王阳明写道，“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在缺少形而上学的绝对之时（朱子学拒绝承认这一点），人至少可以发现道德律的绝对，这种纯粹的内心之光，照亮了来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孔夫子。”王阳明个性的魅力，及其品格的高贵，令他成为一位有同情心的人物；但他的工作，无论如何也只局限于伦理学，表现的是一种趋势，而非一套体系。朱熹教义依旧保持着其所有权威，以下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王阳明不得不声称支持朱子学，以使他自己的教义能为人所接受。
王阳明
永乐皇帝在1424年去世，他是明代诸君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他死之后，其子孙继续统治了两个多世纪，但没有成就一个非凡人物。如同汉唐末期一样（尽管比较而言要快得多），太监奸党再度取得了对一系列平庸皇帝的控制权，并以后者的名义发号施令。与此同时，在蒙古，卫特拉部（或称西蒙古人）在永乐帝的帮助下，已经取代了成吉思汗子孙在游牧部落中的霸权，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他们的可汗也先，要求娶一位汉人公主为妻，而当要求被拒绝时，就率领他的军队洗劫了山西与河北北部的边境地区。英宗皇帝在其宠幸的太监（此人指挥着各将军）陪同下，领兵亲征。缺少给养的中国军队前进到宣化附近，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的山区地带，被分割并全歼。十万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在了关口中，（1499年）英宗皇帝则做了俘虏。卫特拉人的胜利超出了其最疯狂的想象，他们继续前进，在北京城墙之下扎营。但蒙古人并没有做好开展一场围城战的准备，因此几个月之后，他们的可汗也先决定释放英宗，1453年，也先与帝国讲和。
一个世纪之后，一场新的恐慌到来了。这一次，危险并非来自西蒙古人，而是出于成吉思汗的后代。在15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成吉思汗宗族在蒙古进行了一场复辟。这一宗族的一个可汗阿勒坦（Altan），将自己在内蒙古的畜群赶到了山西北部放牧，1529到1570年间，他对山西和河北北部地区进行了几起掠夺。1550年，他一直进军到了北京城下，其军队纵火焚烧了首都郊区。最终，阿勒坦承认了明朝的宗主权，他的主要营地被赐名“归化”（“向文明转变”）。
蒙古是中原的宿敌，但如今，沿海地区出现了新的对手，这些人的岛上之家非常遥远，使得他们无法征服——这就是厚颜无耻而又神出鬼没的日本人。一大群来自群岛上各个港湾的冒险家与海盗，开始侵扰浙江、福建及广东沿海多个港口。1555年，倭寇溯长江而上，一直到达南京，洗劫了他们经过的那些不设防的乡村与城镇。这些海盗仅仅是日本扩张的年轻血液，其全部力量，将会在朝鲜争端中体现出来。
最终，冲突在明代第十三位皇帝万历帝在位期间（1573—1620年）爆发。当时，日本由著名的丰臣秀吉（1585—1598年）统治。他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制订了征服明帝国的贪婪计划。那些定期掠夺华中港口的海盗船，毫无疑问地向他诉说着大明政权的衰败。无论如何，五十年后的满洲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北京，证明了丰臣秀吉的想法可以实现。为了完成这一计划，他的军队需要占领穿越朝鲜的通道；但将日本视为天敌的朝鲜人拒绝让路。丰臣秀吉于是派出了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开赴朝鲜。1592年6月12日，他们到达朝鲜首都首尔，并一直打到平壤，向着满洲方向前进。日本总参谋部的计划，与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采取的方案几乎相同。他们打算抵达鸭绿江，穿越辽东半岛，并通过山海关的关口以袭击北京。不过，朝鲜人的抵抗，给了中国人集中优势兵力来介入的时间。日本人被迫撤出了首尔（1593年3月），并朝南部海岸撤退。1597年，丰臣秀吉派出另一支远征军来到朝鲜，但是这一次，日军甚至无法抵达首尔。他们再次被赶到了南部海岸，（1597—1598年）这场战争也退化成一起围攻战。1598年9月16日，丰臣秀吉的死，导致了日本军队的遣送回国，以及敌对状态的终结。在日本重开与中国的角逐，在朝鲜的尸体上进行下一争斗之前，还得再等三个世纪。
在这场已经打赢的战争中，大明王朝必须得到的教训是，他们国家的海上孤立状态已经结束了。事实上，即使这种隔离首次因日本海盗袭击而受到威胁时，葡萄牙的航海家们也早已经在广东沿海现身了。
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克·达·伽马通过绕道非洲海岸航行，抵达了印度。从此之后，通向中国的海上航线已经向欧洲人打开。1511年，葡萄牙舰队司令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占领了马六甲，在当时，它的商业及战略重要性，类似于今天的新加坡；1514年，第一支葡萄牙商业船队抵达中国港口。1549到1557年间的某个时候，葡萄牙人获得了当地官员的许可，在位于珠江口的澳门，建立了一个本质上属于商业性质的管理机构。1582年，因为这一特权，澳门葡萄牙当局向广州的长官缴纳五百两白银，作为贡赋。
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在蒙古人垮台之后已经被禁止的基督教，再次进入了这个国家。这起新的传教工作是由耶稣会来进行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两个成员，利玛窦（马特奥·里奇，Matteo Ricci）和汤若望（亚当·沙尔，Adam Schall）。
利玛窦与徐光启
汤若望
意大利耶稣会信徒利玛窦（1552—1610年）于1582年到达澳门，并在广东地区履行自己的使命长达十三年之久。为了得到中国人的认可，这些传教士被迫让自己与一些现存的社会类别等同起来。里奇使用了中国名字利玛窦。他起初采用了佛教僧人的袍服；随后，凭借非凡的洞察力，利玛窦抛弃了袈裟，换上了儒家文士的装束，因此，他就能设法将基督教与儒学的国家教义联系起来，这无疑极为聪明。耶稣会士的整个策略，就基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巧妙理解。1595年，利玛窦已经设法获得了广东重要官员的好感，能够启程前往北方。他首先居住于南京，在那里，他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并未受到干涉。1601年1月4日，他被允许前往北京，遂立即设法与宫廷建立联系。利玛窦送给皇帝一架大键琴，一幅世界地图及两座自鸣钟。他祈求万历帝，并说：“臣先在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利玛窦得到了一份月薪，并获准居于皇城，当他受托向一位皇子传授科学课程时，利玛窦得到了极大的青睐。1610年5月11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此时，中国已经有了三百多家天主教堂。利玛窦的工作包括绘制一幅巨型的“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以及将欧几里得（Euclid）之《几何原本》译成汉语。
他的真正继承人是一位德意志的耶稣会士亚当·沙尔（1591—1666年），后者以“汤若望”一名为中国人所熟知。1620年，汤若望到达中国，起初在西安传教。作为一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非凡的语言学家，他受朝廷委托改良历法。明朝的末代皇帝庄烈帝——其年号为崇祯（1628—1644年）——对汤若望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尊敬。因此在1636年，他授意后者在皇宫附近建立了一座火炮铸造厂。我们将会看到，在满洲人征服中原之后，从帝国的新主人处，汤若望得到的赏识一点也不少。
耶稣会修士们的科学知识在明代宫廷中唤起的兴趣，显示了这个朝代的最后几位君主，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国家近代化之必要性；但这一觉悟来得太迟了。在明代初期，就技术与机械技能而言，中国与西方或多或少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而到了朝代末期，1644年，欧洲已经拥有了近代科学与设备，然而，中国依旧停留在中世纪。
明代的文学创作也支持了这一判断。最有活力的作品是小说与戏剧，明代被认为是小说的伟大时代。五部经典小说（其中四部创作于明代）之中，有一部以佛教僧人玄奘的旅程为主题。玄奘本人于公元629年出发，取道中亚前往天竺。不幸的是，如果一个人读过了这位著名朝圣者所写的有关此次行程的生动记录，他就很难在明代小说家据此杜撰的离奇故事中发现太多乐趣。取代那部中世纪文本精确而生动之描述的——戈壁的大沙暴，白雪覆盖的天山顶峰及帕米尔高原，印度的大棕榈树——只有荒诞不经的冒险、魔法和妖术，类似于读者能在西藏传说中发现的一样。其他一些明代小说，通常涉及的是多愁善感的儿女情事，以及浪漫空想的冒险经历。诚然，它们使读者兴致盎然地窥见了这一时代的习惯与风俗。
明代绘画可以用一个单词来定义——学术。诸如《芥子园画谱》一类的绘画论文集，研究了宋代山水画的特征，并给出了一份逐条详细列出的清单。其结果经常是一幅受强迫及虚伪的样式，诸如在画山景时，很不自然地高悬半空的岩石。另一个后果是，绘画技法也如诗歌创作一样滥用典故。不过，我们不能夸大这些批评意见。明代绘画的不幸就在于，后人总要将它们与宋代那些有压倒性优势的作品相比较——后者是个有巨大创造力的时代。但是，明代的少女肖像及闺房场景也很有魅力，在花鸟画上也有非凡的精湛技巧；而在水墨画中，明代山水画家们依然能表现出可观的能力。明代的墓碑肖像——这一类型有着相当瞩目的复兴——因其冷静的现实主义，其表现的清晰，及其技艺的大胆与精确而不同凡响，偶尔有一些作品，非常接近于丢勒、荷尔拜因或克卢埃的绘画。
明代最伟大的艺术是陶瓷。在这里，出于公平，我们再次必须避免与宋代相比较，而要从其单独的优点来判断明代物件。它们值得如此去评判，特别是因为，明朝诸帝也为这一艺术做出了许多。1369年，这个朝代的缔造者在江西景德镇重建了官窑，这一行业的大部分标准都在当地确立；高岭土，得名于在高岭附近发现的白瓷土。
宋代瓷器，主要生产的是单色，是从一种色调向另一种的渐变。在明代瓷器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单色的运用。有许多样式的青瓷，即使比宋瓷更少光泽，更加浑浊不清，却依然非常漂亮；它们被出口到了远至伊斯法罕、开罗及伊斯坦布尔等地。同样还有福建德化制造的白瓷——这通常采用了佛教雕像的形式——以及其他茄紫色及深蓝色的陶器。但最重要的，还是多色的使用，特别是在说明性的装饰中，明代陶工们取得了极大成功。景德镇使用的高岭土，其品质可以抵抗极高的温度，因此就能令最为多样的釉彩得以并存。在这些高温釉彩中，最为出色的是青花瓷，它的钴蓝色，根据固有的蓝色与“回青”的混合比例，而呈现出更深或更亮的色彩。青花瓷的样式，因为“三彩”（绿、黄及茄紫色）及“五彩”（同样的三彩，加上蓝与红）的出现而黯然失色。这种对“色彩之大胆并列，鲜艳的色调，及彩绘装饰”的偏好，是明代的特征。制陶业日益成为绘画的一个分支，瓷器与明代画家笔下的丝绸卷轴一争高下，后者习惯的主题是精致的女性形象、蝴蝶、鸟类和花木。
在清代，这一风格达到了它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