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的伟大“和平”博览会闭幕以后，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紧接着又开始了。在这一连串的军事冲突当中，第一次战争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然而，从这个毫无价值和前途暗淡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我们还是可以吸取某些消极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证明采取直接路线毫无效果。当将军们的眼睛被蒙蔽而胡冲瞎撞时，发生一个副官率领一个轻型旅向俄军炮口冲来的事件，那是毫不足怪的。在英国陆军中，直接性这个特点，使得一切的行动都是那样墨守成规，拘泥于死板的形式。这种情况弄得法军指挥官康罗贝尔大惑不解。经过许多年以后，当他应邀参加一次英国宫廷舞会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并且惊讶地说：“原来英国人打仗正和维多利亚女王跳舞一样！”不过，俄国人受制于直接路线的程度，也不见得比英国人低些。据说某一次，他们企图实现机动，一个团进行了整整一天的行军，黄昏时到达了塞瓦斯托波尔，正好就是早晨出发的地点。
在研究克里米亚战争那些令人失望的经验时，我们不能忽视，当然也不应该夸大这样一个事实：自从滑铁卢战役以后，已经过了40年，在此期间，欧洲国家的陆军较之过去已变得更加职业化了。这个事实的意义，当然不是用来作为反对职业化军队的借口，不过可以促使人们思考，想一想职业化方面可能蕴育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对于那些较高阶层的军人，由于他们服役时间较长，如果不同外界的事物和思想经常接触，接受新的影响，那么，他们之中的这种危险势必更为严重。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美国内战的最初阶段，正好又暴露出了非职业化军队的弱点。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来说，部队经过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只有训练才能培养锻炼出一个有效的工具，使将领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得心应手。所以，一个长期的战争，或者一个短期的和平，对于建立这样的军队是最有利的条件。不过，如果战争工具的素质超过了将领的才能，那么，就整个军事体系来说，也就出了毛病。
关于这一点，也和其他的关系一样，在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对照。那些军事领袖，特别是南方的，基本上都是从一些选择军事作为自己职业的人中选拔出来的。当然，他们研究过军事，但其职业生活并不尽同，有些人担任过文职，有些人则是利用空余时间进行过私人性质的研究。所以，操场并不是他们的基地，也不能限制他们战略观点的发展。不过，尽管各种观点视界广阔，可以用来发展这些观点的源泉(原料)丰富，但是，还可以这样说，在战争初期的“局部战略”，以及各主要战没的实施，必然是由传统性的目的来决定的。
由于铁路的发展，这种趋势更加变本加厉。铁路使得部队运动的速度大大提高了。可是，作为真正快速性的必不可少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机动的灵活性，却不因为有了铁路而有所增加。美国的国内战争，是铁路运输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第一次战争。而铁路的线路是固定的，因此，依靠铁路运输来调动军队的战略，自然也是直接路线的战略。
而且，在这次和以后的各次战争中，陆军的物质保障，也主要地仰赖于铁路。由于铁路的出现使得部队的补给变得比较简便，那些指挥官们便一味扩充部队的数量，而不去考虑这将对其战斗力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这种新型运输工具发展以后，不仅没有提高部队的快速性，甚至反而降低了原有的快速性。这是因为，铁路大大促进了军队数量的增长，能够调运大量的部队，保障给他们提供为有效地进行战斗所需的各种补给品，但是，铁路也使得军队的物质消耗量不断扩大，结果便使他们束缚在补给站的附近。这样，军队在距离很远的情况下，其补给品有如千钧一发似地吊在一条线上，也就是说，完全依赖着漫长的铁路线不停地进行工作，而这个铁路线本身，却是极容易遭到破坏的。
这些特点在美国内战初期即已显示出来了，而到1864年时，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北军习惯于过正常补给的生活，所以比他们的敌人更易于遭受危险。特别是在西部战场上，部队的补给是靠铁路运输来供应的，而这条铁路线却随时都可遭到南军卓越的骑兵将领如福雷斯特和摩根等人的破坏。他们的袭击是后来作战行动的一个先兆，预示着大量军队的交通线，是可以用空军和装甲兵来加以破坏的。最后，北军方面也发现了薛尔曼这个将才。薛尔曼比他同时代的，和以后的其他人都更清楚地认识了屡遭失败的原因。他的观点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新的军事思想学派产生时为止。所以，薛尔曼可以算是近代机械化军队和机动性战争拥护者的鼻祖。当时，敌人切断了薛尔曼的铁路线，给他以打击。于是薛尔曼也采取打击敌人交通线的办法来使自己避免威胁。他坚信，要想使自己保持足够的战略机动能力，而消除突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威胁，必须把自己解脱出来，不能受—条象铁路那样固定的输送线所束缚。这就是说，应当设法使自己的军队携带所有一切必须的补给品，因此，就必须把部队的物资需要量压缩到最小限度。换句话说，为了使部队能够进行长距离行军而不丧失快速力，就必须减轻包袱，把补给品减到最小限度。薛尔曼采取这个方法精减了自己的后方机构，摆脱了对于铁路交通线的依赖，从而跃进到了南军的“后门”。这样，他得以切断敌军主力赖以获得供应的交通线，从根基上瘫痪了敌人的补给系统。薛尔曼的这次机动取得了令入震惊的成就。
美国内战
在战争初期，双方都力图以直接的正面进攻办法来夺取胜利。因此，无论在弗吉尼亚，还是在密苏里，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后来，到了1862年，麦克里兰被任命为北军的总司令。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利用海军舰队把北军部队送到敌军的战略翼侧。这个计划与陆上的直接进攻相比，能够缩短接近敌人首都里士满的距离。但当时的设计者，看来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条真正的间接路线。这个计划被林肯总统否定了，因为他不愿意作这种故意的冒险。同时，总统还留下了麦克多维尔的一个军，用来防卫华盛顿。这样，他不仅使麦克里兰减少了一部分兵力，而且更使他无法利用华盛顿来当作诱敌的工具，而这一点却正是保障顺利实施其计划所不可缺少的。
麦克里兰登陆以后，在约克敦前面耽搁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后来终于不得不改变计划。他只好与麦克多维尔协同行动，沿着向心的方向实施进攻。这只能算是部分的间接路线。麦克多维尔当时奉命从华盛顿到里士满实施陆上的直接进攻。可是，南军名将“石墙”杰克逊却在谢南多亚河谷地实行了机动，并且强烈地震撼着华盛顿的政府，使它又取消了麦克多维尔参加这次进攻的命令。尽管如此，麦克里兰的先头部队还是到达了离里士满只有六公里半的地方，并且准备了作最后的冲击，但是李将军集中了足够的兵力把他们击退了。在这次“七日之战”中，麦克里兰尽管受到了战术性的挫败，但他还是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而且其势头比战争的前一阶段还要明显有利。他的迂回运动计划固然遭到了破坏，但并不妨碍他自己的基地往南移，转移到了詹姆斯河地区。这样，他不仅可以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而且更加逼近了敌人从里士满通往南方各地的交通线，使其受到威胁。
可惜的是，因为战略的变化，麦克里兰的这个战略优势很快就丧失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哈里克被任命为北军的总司令。他随即命令麦克里兰率领所部乘船返回北方，与波普将军会师，并一起从陆上向里士满实施正面的进攻。这正好象历史上的惯例一样，当直接把兵力增加一倍的时候，其突击力量并不能相应增加，而且相反，由于这时敌人比较容易判定对方最可能的进攻方向，因而其军队的实力竟有可能减少一半。哈里克的战略，正是根据集中兵力的原则制定的，因而也暴露了上面所述这个通常办法的弱点。他的这个直接路线战略是毫无效果的。直到1862年的下半年，在12月13日的弗雷德里克堡流血战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863年，北军仍然采取这个战略，因此，他们不仅不能前进到里士满，反而使南军在粉碎他们的进攻之后侵入了北方的领土。
南军侵入北方的初期，从战略观点来看，是具有机动性的。可是，当李将军把握不住，拉长战线，在哈里斯堡向米德将军的阵地实施正面强攻时，其战略机动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强攻持续了三天，到第三天黄昏时，他已经损失了差不多一半兵力。到年底时，双方都回到了原来的出发位置，因为拼得精疲力竭，只好凭借拉皮丹河与拉巴赫罗克河的掩护而相互对峙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相互都作直接进攻的战役中，通常总是防御一方有利的，但也只是限于击退对方的冲击为止。在这种战略条件下，防御方面固然比较消极，但是可以少作一些无谓的牺牲，因此在双方的直接路线战略中，它的直接性自然要少一点。
通常认为，李将军在哈里斯堡的进攻被击退，是这次进攻的转折点。但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只要对历史事实进行冷静分析，那么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决定性成果是在西部战场上取得的。
西部战场上的第一个胜利，还是1862年4月取得的。那时，法拉古特的骑兵绕过了掩护密西西比河口的要塞，因而使新奥尔良在兵不血刃之下投降了北军。这样，北军就把一个战略性楔子插进了南方同盟的内部，沿着那条与生命攸关的河流线，把南方同盟分成为两半。
第二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是在李将军撤出哈里斯堡的同一天(即7月4日)，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取得的。这就是格兰特占领维克斯堡，使北方“联邦政府”可以完全控制这条重要的水路大动脉。从此以后，南方同盟再也无法从密西西比河对岸各州取得粮食补给和兵员补充。这种首先集中全力打击敌方防御较弱部分的方法，在大战略方面的价值是很宝贵的，但是，对于用以达到这种结果的战略手段(工具)，也不应该忽视。格兰特第一次对维克斯堡的进攻是在1862年12月，是从陆上沿着铁路线实施的。与此同时，薛尔曼则从水上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准备会合进攻。但是，由于南军骑兵的阻扰，威胁着格兰特的交通线，因而他的前进受阻。南军因而又得以集中兵力来对付薛尔曼。而薛尔曼的运动，实际上也是直接性的，所以，当他企图在维克斯堡附近登陆时，南军很轻松地把他击退了。
在1863年的2月和3月，北军先后4次向维克斯堡进攻，由于都是企图用不太深远的翼侧迂回来达到目的，结果遭到4次失败。最后，在4月份，格兰特决定进行一次真正深远的迂回机动，好象沃尔夫最后向魁北克的进攻一样。北军的部分战舰和输送船只，利用夜间悄悄地溜过了维克斯堡的炮台，到了要塞以南50公里处的一个地点，而陆军的主力也沿着密西西比河的西岸开到了那里。薛尔曼则在维克斯堡东北方向进行引诱性的机动，保障格兰特的部队可以在该河东岸上陆。这样，他在上岸的时候，遭遇敌人的抵抗是比较微弱的。尔后，格兰特即与薛尔曼的部队汇合一起，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冒险。他脱离开自己新建立的临时基地，朝着东北方向开进，深入敌方境内，其目的是要从后方逼近维克斯堡，切断该城与其东方主要各州之间的交通线。在完成这样一个机动时，格兰特几乎转了一个圈圈，处在敌人上下两个牙床中间，即处在分别集中于维克斯堡和杰克逊两处敌军集团之间。杰克逊城离维克斯堡65公里，是南北和东西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这次机动结果，格兰特不仅没有被敌人咬住，而且还敲掉了他们的门牙。
应当指出一点，格兰特到达这条铁路线以后，决定把自己的部队首先指向东方，以迫使敌人撤出杰克逊城。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铁路的发展对于战略条件产生了如何的变化。过去，拿破仑惯于把一条河川或一道山脊来充当在战略上遮断敌人的障碍物，而现在，格兰特的方法却有所不同，他只占领一个点，一个铁路交叉点，就足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格兰特占领这个铁路交叉点后，随即调转身来，向维克斯堡开进。这时，维克斯堡已经陷于孤立，因而在受围7个星期以后即被迫投降。这次胜利在战略上取得的结果是，北军打开了经过查塔努加通向佐治亚州的大门。佐治亚州是南军的谷仓，而且从那里可以控制整个东部的各州。
现在，南军的失败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北军自己却把这个几乎已经到手的胜利糟踏掉了。1864年，北军由于久经征战，已经感到疲惫不堪，因而位精神上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人民厌战，和平派的势力也就一天比一天发展起来。总统的大选已订在该年11月举行。林肯如果不能早日取得胜利，并作出团结一致的保证，那么，他就有可能为一个保证缔结一项不损害国家名誉的和约的主和派总统候选人所打倒。为了这个目的，格兰特被从西部战场召了回去，出任北军的统帅。格兰特将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迅速取胜的目的呢？当然，他又回复到一般正统派将领所一贯坚持的那种战略，即使用数量上绝对优势的兵力去击毁敌军，或者至少是以不断实施突击的办法来消耗敌军。我们已经看到，在夺取维克斯堡的战役中，他之所以实际上采取了间接路线，是因为他多次进行正面攻击都毫无效果，此后才作出了这个决策。当时，他是以很高的技巧来完成战略机动的，可是，尔后却没有从中取得应有的教训。
格兰特接任总司令以后，一切故态复萌。他决定还是采取古老的和直接的陆上进攻路线，从拉巴赫罗克河向南，直接进攻里士满。不过，这一次的目标却有某些差别，其突击不是指向敌人的首都，而是敌军的主力。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他在下达给米德的命令中说；“李将军在哪里，你就要跟到哪里。”如果说句公道话，那也应该指出，尽管格兰特面向敌人的行军路线，从广义上来说是直接性的，但是他却并非盲目乱撞，并不是每一次都以正面攻击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事实上，他总是力图从翼侧迂回敌人，只是这些迂回运动不够深远罢了。另外，他还严格遵循着军事上的一切戒律，要求军队经常集中，决不背离自己所要完成的任务，不为敌人的任何诱惑性行动所动摇。他具有夺取胜利的意志，甚至连福煦元帅也不如他那样坚强。那些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使用同类方法的将领，对于他应该感到嫉妒。因为在获得全国上下一致的拥护，和政治领袖(林肯总统)的绝对信任方面，那些人谁也比不上他。凡是采取直接路线的正统战略的将领，很少象他那样获得这种合乎理想的条件。
可是，在1864年夏末，这个已经成熟了的胜利之果，却居然从格兰特的手中溜掉了。北军差不多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顶点，而林肯对于再度当选也已感到绝望，因为他给予其军事政策执行者的“空白”支票，现在却不免要兑现了。说起来是一个颇大的讽刺，尽管格兰特具有运用优势兵力来击败敌人的决心，可是，经过了威尔登尼斯和冷港两场血战，他还是没有达到击败敌军的目的。当时的主要结果，只不过是直接前出到了里士满的后方。但这还是不流血的迂回运动的结果。换句话说，格兰特是在经过惨重牺牲之后，才重新回到了1862年麦克里兰所已经占领过的阵地上。
正当天空黑云满罩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光明。在11月的大选中，林肯再次当选为总统。是什么帮助林肯再次当选的呢？反过来说，是什么妨碍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使那个亟望和平而力求取林肯代之的麦克里兰落选的呢？当然，这并不是格兰特的军事行动。从6月到12月，他在军事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且在10月中旬的两次血战以后，军事行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根据史学家们的看法，林肯所以能够再度当选，似应归功于薛尔曼在1864年9月夺占亚特兰大的胜利。
在格兰特被召北返出任总司令时，薛尔曼因为在维克斯堡战役中建立了不少功劳，接替他担任了西部战场的指挥官。他们两人的作战观点是有明显差别的。格兰特把敌人的军队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而薛尔曼的办法，则是首先对敌军的战略据点造成威胁，或者迫使敌军在企图掩护这些据点时暴露出来遭受打击，或者使其为保证行动自由而放弃这些据点。这样，薛尔曼就经常追求着两个目的，但归根结蒂说来，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第二个，因为他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亚特兰大是南军的基地，不仅是4条重要铁路线的枢纽，而且是各种补给必需品的来源地。薛尔曼曾经指出，在亚特兰大集中了“大量的铸铁厂、兵工厂和机器制造厂”，此外，还在精神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强调说：“只要占领该地，则南军在精神上也无异于宣判了死刑。”
关于格兰特的方法和薛尔曼的方法，究竟谁优谁劣的问题，显然可以引起很多争论。但是，对于民主社会的心理来说，后者显然更加适合一些。也许，只有仅仅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才有资格坚持那种“击败敌人军队”的军事观念，甚至于就是他，也必须还有足够的胆识，应该考虑到如何使这种观念与现实情况相适应，并要权衡有无达到目的的可能性。然而，一个战略家，当他成为民主政府的公仆时，并不可能具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他必须仰仗自己雇主的支持和信任，因而在其比较有限的掌权时期内从事活动时，不能不考虑到比较有限的工具。这是与“绝对的”战略家不能相比的。他必须力求尽快取得成果，要求速胜。而且不管最后希望多大，他都不能在时间上拖得太长久，不能长期不交“红利”。所以，战略家有时不得不暂时地把原定的目标放在一边，或者至少要改变一下他的行动路线，以便使自己有个新的面貌。当他面临着这些必不可免的困难时，必须善于提出问题：军事理论是否与自己的最高目的相适应，是否与下列情况相适应，即：不能使自己的目的脱离了现实情况，一切军事上的努力，都必须有人民大众的支持，军队的人力物力，都要靠大众的支持才有保障，甚至能否继续进行战争，也取决于一般群众是否同意。谁付钱，谁就可以发号施令；战略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的战略与一般群众的利益相适应，则他的战略也就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的承认。
薛尔曼采取迂回机动的办法，达到了节约兵力的目的。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若与在弗吉尼亚州作战的格兰特作个比较，情况颇不相同。因为他只有一条铁路线，在补给方面是受到限制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薛尔曼也认为，最好还是不把自己的部队拿去作直接性的攻击，而宁愿暂时地摆脱这条唯一的交通线，在连续几个星期的机动行军中，他只在克尼沙地区作过一次实行正面攻击的尝试。而且有趣的是，他这次所以采取正面攻击行动，是因为他的部队实在太疲乏，他不忍叫他们在大雨滂沱的道上再继续进行侧面行军。这次进攻曾以失败告终，但是损失并不严重，因为一当敌人进行反击，进攻马上就停止下来了。事实上，薛尔曼这次在山林起伏、河川纵横的地形上，完成了200公里路程的行军，而把军队用去实行进攻战斗，却仅仅只有这么一次。他以巧妙的艺术实行机动，一再引诱南军对他采取徒然的攻击。这些攻击总是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因为他的部队很好地掌握了快速挖壕和构筑胸墙的技术。每当敌人无法透入他这种机动性的“防盾”时，他便获得了战略上的好处，夺取了一个新的有利之点。为了强迫在战略上本来居于守势的敌人不断采取代价极高的战术性攻势，薛尔曼表现了高明的战略技能。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其成就所以显得特别突出，是因为他只有单独的一条交通线。所以，撇开巨大的精神作用和政治效果不谈，单纯从军事观点来看，薛尔曼的功绩也是伟大的。不论从相对数字来看，还是从绝对数字来看，他都使敌人遭受了比他自己大得多的损失。在这方面，他的战绩与格兰特在弗吉尼亚的战绩比较起来，简直是令人惊叹的。
夺占亚特兰大以后，薛尔曼接着作了更加大胆的冒险。为此，他曾遭到过许多军事评论家的严厉批评。然而薛尔曼却坚决认为，如果他能深入敌境，首先穿越作为南方谷仓的佐治亚州，摧毁其铁路体系，而后控制住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么，由于这个入侵而产生的精神作用，由于切断了向北输送的道路，即向里士满和李将军部队输送补给品的道路，南方同盟就有可能停止抵抗。
于是，他完全不去理会那支被他赶出亚特兰大的，由胡德率领的南军，而立即开始了他那著名的“向海岸进军”运动。他穿越佐治亚州，沿途获取地方资财的补给，破坏境内铁路。1864年11月15日，薛尔曼率领部队从亚特兰大出发，12月10日即到达了萨凡纳的郊区。随后，他夺占了这个港口，并打通了自己与北方的海上交通线。南军的一位将军，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亚历山大曾经指出：“毫无疑问，这次进军的胜利，对于整个南方各州在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比任何最大胜利所能造成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尔后，薛尔曼调头往北，穿过了南、北卡罗来纳州，前进到了李将军的后方，从而使南军丢掉了他们的最后一批重要港口。
薛尔曼的作战方法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他在穿越佐治亚州进行远距离行军时，不仅脱离了自己的交通线，而且把部队辎重减少到了最小的限度，以至使他的整个军队变成了一支巨型的“飞行纵队”。他的这支轻装部队总共是六万人，下面编有四个军，每个军都可以单独地进行独立的作战活动。当纵队开进时，其搜刮粮食的分队就在前头和侧翼活动，无形中起了掩护的作用。
此外，在这次进军过程中，薛尔曼还运用了一种新的战略性动作。在攻占亚特兰大的战斗中，他看到，因为只有一个单纯的目标，所以常常容易受到阻碍，而敌人在阻碍他前进的时候，其作法是很简单的，并无多大的变化。后来，为了避免这个弱点，他便制定了一个机智的计划，尽量使敌人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曾经对自己的行动计划做过这样的说明：要使敌人对自己所取的路线狐疑不定。起先，敌人猜不透他究竟是以梅肯(奥古斯塔西南70公里)，还是以奥古斯塔为目标；而后，当梅肯已经抛在他的后头时，又使敌人猜不到他是以奥古斯塔，还是以萨凡纳为攻击目标。而他自己却有选择的自由。如果形成了有利条件，他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力量调向另外一个目标。然而他并没有遇到过调换目标的必要性，原因是他不断地采取欺诈行为，敌人始终摸不清楚他的真正意图。
以穿越佐治亚州的进军为例。薛尔曼证明，军队即使把随身携带的储备品精减到极其微少的程度，还是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他还证明，这种储备品的数量，还有可能减少一些。在他开始向北进军，即开始穿越南、北卡罗来纳州以前，他曾试图把他的军队变成一个只有高度机动性的“战争机器”，一旦接到命令，只要补充最少量的储备品，顷刻之间即应开始行动。尽管已是冬天，甚至军官也都只好露宿，两个人共用一块帆布，用以张在竹竿或树枝上面来遮蔽过夜；因为所有的帐篷和野营设备都统统留在后方了。
尔后，薛尔曼继续采取一条欺敌路线，同时具有两个可以互相交换的目标。当他率领部队向北开进时，敌人无法决定，究竟防守奥古斯塔好呢，还是防守查尔斯顿好。因此，南军终于把兵力分散，同时防守着两个据点。后来，薛尔曼在这两者之间穿过，一举攻占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哥伦比亚，夺得了这个李将军赖以获得各种补给品的重要中心。此后，南军又拿不准他的下一个目标在那里，是攻取夏洛特(哥伦比亚以北140公里)呢，还是进攻费耶特维尔(夏洛特以东180公里)。最后，当他从费耶特维尔出发时，敌人又不知道他所要进攻的是罗利(戈尔兹博罗西北八十公里)，还是戈尔兹博罗。而这一次，连薛尔曼本人也决定不下，到底应以戈尔兹博罗，还是以维尔明顿来作为他的最后目标。
薛尔曼率领着他的军队完成了将近七百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克服了大量的地物障碍(如河川、崖岸和沼泽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敌军数量很大，完全可以对他进行有效的抵抗。但是为什么又抵挡不住呢？有人认为，这是薛尔曼的机动对敌人产生了极巨大的震撼作用，致使他们不知所措。薛尔曼不仅巧妙地变换着他的进攻方向，而且也使自己的战略具有灵活性，因而取得了军事行动的胜利。他在宽大的正面上进军时，总是采取四个、五个、甚至六个纵队的队形开进，而且每个纵队都派出不少的粮食搜集队进行掩护。一旦某个纵队遭遇到了敌人，而其余的纵队仍然继续开进。从其活动方式来看，这些纵队就是1940年德国装甲坦克兵横扫法国的先例。敌军当时被薛尔曼的纵队吓得胆战心惊，惊慌失措，以致当他们还没有真正受到实际压力之前，即已开始后退。由于薛尔曼神出鬼没的机动，南军在精神上的压力达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甚至当他们占领某一防御阵地时，即已考虑到如何撤退的问题。有时甚至只要先声夺人地呼号一声：“我们是薛尔曼的突击部队！你们还是赶快逃命吧！”——于是，南军便会开始逃跑。如果说，在战斗中信心等于自己力量的一半，足以促成胜利，那么，打掉敌人的信心，就不只等于打掉敌人力量的一半，而是超过一半了，因为这样可能不再经过战斗即获得胜利。薛尔曼也和拿破仑在奥国作战时的情况一样，可以夸口说：“我仅仅用行军的方法就把敌人打垮了。”
3月22日，薛尔曼到达了戈尔兹博罗，在那里获得了夏菲尔德部队的增援和各种补给。于是，他着手准备进行战争的最后阶段，对李将军的部队实施最后的突击。当时，李将军也正考虑着如何把里士满掌握到自己手里。一直等到4月初，格兰特才又恢复行动，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立即获得了惊人的成就，首先是里士满城的投降，紧接着一个星期以后，李将军的军队也全部投了降。从表面看来，这次胜利似乎是格兰特直接路线战略的光辉体现，他的战略目的正是要直接摧毁敌人的军队，但是严肃探讨起来，就应该看到时间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南军之所以突然停止抵抗，是因为他们在粮食补给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士气，而且从家乡传来了许多的坏消息。还在薛尔曼抵达戈尔兹博罗以前，格兰特就曾通告他：“李将军的军队已经士气低落，逃亡现象严重。”
对于人类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国家和家庭。大多数人对于家庭的感情和热爱又更加强烈，因为家庭具有更多的个人性。对于士兵来说，只要家庭安然无恙，他们是愿意冒死保卫国家的，他们相信这种牺牲也是间接地保卫了自己的家庭。可是，士兵们一旦知道自己的家庭遭到危险，那么，他们的爱国心、纪律性和同胞感情，也就会随之丧失维系力量。所以，薛尔曼实施后方攻击的最大效果就在于此。他不仅攻击了敌人的军队，而且干扰了他们的大后方，那里正居住着土兵们的家属。这样，他的进攻就在敌人士兵中引起了家庭感情和爱国观念之间的冲突，从而瓦解了南军的抵抗意志。
在美国内战的最后阶段，薛尔曼采取间接路线，即使用向敌人后方实行突击的方法，破坏了敌人的经济潜力和精神潜力。这种间接路线与战争初期在西部战场上的行动比较，具有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只要认真详细地研究一下这场战争，谁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30年前，英国的艾德蒙斯将军，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作家，曾经对此作过公正的评价。他在其《美国国内战争史》一书中作了如下的结论：“由于南军的名将李和杰克逊，都具有伟人的军事天才，北弗吉尼亚的军队，也具有很高超的战斗力量，而敌对双方的首都，又相距如此之近，所以，人们把自己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东部战场上了。然而，实施决定性打击的地点却是西部战场。1863年6月，北军占领维克斯堡和赫德森港，这才是战争的真正转机。以后，薛尔曼统率着西部大军进行敌后作战，导致了南军的失败。”
为什么人们竟会那样过分重视东部战场呢？一部分原因是胜利的光辉把多数军事史学家的头脑给弄昏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黑德逊所写的《杰克逊传》一书所起的作用。该书有点言过其实，其传奇的意味掩盖了历史的真实。从研究军事理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的实际价值是不大的。其中充满了黑德逊本人的战争观念，而对于杰克逊军事活动的材料则缺乏分析。可是，这本书在英国战史学家中间是有一定影响的，引起了他们对美国内战的兴趣，使他们也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到弗吉尼亚战役方面，而完全忽视了西部战场。实际上，决定性的战斗行动是在那里发生的。一个近代的史学家要想对后代作出巨大贡献，那么，他就要认真分析，指出美国内战研究方面的错误对1914年以前英国军事思想，和1914年至1918年英国战略所产生的影响。
毛奇的战役
历史学家一旦把眼光从美因内战转移到随后发生在欧洲的几次战争上，那么，他最深刻的印象，很可能是这些战争特点的明显差异。
第一点，在1866年和1870年的欧洲战争中，交战双方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对战争作了准备的；第二点，双方在战争中使用的军队，都是职业性的；第三点，双方高级指挥官所犯的错误，都要比美国内战双方的任何一方更多；第四点，德国人在两次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既缺乏军事艺术，也缺乏军事计谋；第五点，尽管双方都犯了错误，但是两次战争都很快决定了胜负。
毛奇的战略完全是以直接路线为基础的。他几乎不使用军事计谋，全凭着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来把敌人压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作出结论，说1866年的战争和1870年的战争是超出规律的“例外”现象呢？诚然，这两次战争有其不平常的一面，但是，却未必能够因此就认为这是超出规律的“例外现象”。战争的规律，人们是可以通过大量战争的研究来认识的。有人所以提出了这种问题，是因为在这两次战争中，战败国竟是如此的兵力薄弱而又指挥无能，以致它的失败早在战争开始时期就已决定了。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战争中却是没有过的。
1866年，奥军的弱点主要是武器装备落后。普军使用的后装枪，就其战斗性能来看，要比奥军使用的前装枪优越得多。尽管后代的经院式军争学派对此认识不足，但是这种后装枪的优越性在战场上早巳获得了充分的证明。1870年，法军的弱点则是两个方面：一是数量较少，居于劣势；二是也和1866年奥军的情况一样，训练差。
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奥军在1866年为什么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法军在1870年为什么遭到了令人震惊的毁灭。不过，在后来进行战争准备的时候，任何一个战略家都不会认为，他的敌人将象1866年的奥军和1870年的法军那样软弱无能，都不会鲁莽到这种程度，不会以此来作为制定计划的根据。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德军在这两次战争中的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并不象计划所规定的那样具有更多直接性，而是反映出了比较大的灵活性。
1866年，毛奇为了赢得时间，曾利用他所控制的所有铁路来调运军队，因而使其正面超过了400公里。他的意图是要采取迅速集中以实施进攻的方法，就是要翻越边境地区的山岳地带，尽快把军队集中在波希米亚北部的中心地区。可是，由于普鲁士国王不希望承受侵略者的名义，妨碍了毛奇计划的执行，使他丧失了时间。因此，毛奇不得不转而采取直接路线，而这却是原来计划中所没有预计的。这样一来，毛奇就不可能前进到预期的集中地区，而奥军却得以实行集中，并先于毛奇发起了进攻。此外，普王太子认为，在当时形势下，西里西亚已受到了威胁，因而力迫毛奇同意，把他那个军团开向东南，以便掩护西里西亚省。于是，毛奇不得不使这支军队更远地脱离了其余的部队，但因此却抢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同时威胁到奥军的翼侧和后方。一些腐儒学究曾经为此大肆责难毛奇，认为他不该把兵力分得这样稀散。事实上，连毛奇本人也未曾料到，这一着正好为他未来的胜利撤下了种子。
毛奇所作的这个兵力部署，曾使奥军指挥部大为不安。这样一来，尽管普军一再地犯了错误，但他们还是首先穿过了山地，而后在科尼格内兹一带获得了丰盛的谷物。虽然在那里又犯了新的错误，使其行动更不合理，但是却又保证普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奥军总司令实际上在会战开始之前就被打败了，他在发给皇帝的电报中，曾坚决要求奥皇立刻向普国求和。
应当指出，毛奇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这样极宽大的正面上，竟使得自己的行动比奥军有着更大的自由。当时，奥军已经集中，其正面只有65公里。从表面上看，它有一个优点，就是拥有“内线”作战的便利。还有重要的一点值得一提，毛奇的意图，固然是要在与敌人遭遇之前把兵力集中起来，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立即开始直接的进攻。他的最初计划，曾经包括两个行动方案。如果发现奥军的预想阵地将在易北河边的约瑟夫斯塔德地区，而且并不稳定，那么，王太子所率领的那个军团，就应该向东机动，从翼侧突击奥军，与此同时，其余两个军团则从正面进攻，共同钉住奥军。如果没有实施这种进攻的可能性，那么，所有三个军团都应向西运动，在帕拉都比兹地区(科林以东42公里)渡过易北河，而后再调头向东，威胁敌人通往南方的交通线。而实际上，奥军竟渡过了易北河并在左岸进行集中，其距离比毛奇所预期的还要近些。所以，普国王太子的部队没有花费多大力气便进到了奥军的翼侧。结果，奥军终于被全部包围。
1870年，毛奇原来的意图，是想在萨尔河地区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他因此准备把全部三个军团都集中到那里。但是他的计划未能实现，其原因不是由于法军的行动，而是因为他们的瘫痪。而且，法军的开始瘫痪，只是因为一个消息引起的。当时，普方的第3军团在左翼活动。它越过国界深入东方，在魏森堡附近击毁了一个法军支队。尔后，第3军团继续进攻，当法军的其他部队还没能赶到之前，普军又在富尔特地区(曼海姆以南50公里)合围和歼灭了法军的右翼军。结果，这些偶然发生的零星战斗，却产生了巨大的间接作用，其意义比任何一个周密计划的大型会战还更重要。因为这样一来，这个第3军团就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调动，没有去同主力会师，而是在一个距离敌人基本集团很远的地方独自进行活动。由于这个原因，它便没有参加在提翁维尔和格雷罗特进行的那两场组织不好的会战。按照法军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个军团即使靠得近一点，也未必能够积极参加战斗，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正是由于没有参加这两次会战，它在尔后的决定性阶段才反而得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出于受了格雷罗特会战结果的刺激，法军主力开始向侧翼退却，进入了梅斯城。当时，普军第1和第2两个军团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因而法军很容易溜脱。可是，由于害怕普军第3军团截住退路，法军总司令巴曾决定在梅斯城进行固守。这样一来，普军得以恢复力量，重新组织协同动作。与此相反，法军则丧失了野战机会，无所作为地坐守孤城。最后，麦克马洪终于想到要去救援梅斯城，但其动机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压力，而是受了敌人的引诱，因而他这次作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是处。
于是，普军第3军团获得了一个毫无阻碍地挺进巴黎的机会。这是人们未曾料到的。而对于麦克马洪的军队来说，这完全是一种突然出现的间接路线的威胁。第3军团在前进过程中，急剧地改变了行动方向，由向西改而向北，绕过了麦克马洪军队的侧翼，前进到了他的后方。这个机动使得法军终于被围，并被迫在色当宣布投降。
在这次战争的决定性阶段，作战行动的间接性，实际上要比表面显出来的还更多些。可是，在1870年以后，正是由于许多纯属表面现象的分析，对历来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历史上的下一个大规模战争，即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其作用是很明显的。
日俄战争
日本的战略，完全以其德国师傅为榜样，基本上是一种直接路线战略。在日俄战争中，俄军在作战方面所依赖的，只是一条单一的西伯利亚铁路。这对日军来说，当然要造成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可是，日军对于这种有利的条件，在整个战争中却从来没有加以利用。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支军队会象俄军那样，要利用这样长和这样窄的一个“通气管”来进行呼吸，而且因为这支军队的数量如此庞大，所以更使他们感到呼吸困难。然而，日本战略家们所考虑的，就只是对俄军实施直接的进攻，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日军集团当时的集中程度，与1870年毛奇部队的集中程度比较，实有过之。诚然，在进行辽阳会战之前，日军确曾企图进行某种机动，而在与俄军接触以后，又曾多次企图从翼侧迂回敌人。这些迂回机动的线路，从地图上看似乎还比较深远，可是就其兵力大小的比例来说，实际上是非常狭窄的。同时，日本人不象毛奇那样，手中有一个“自由”行动的军团，也没有一个象梅斯城那样的陷阱，在他们的敌人当中，更没有一个象麦克马洪那样自钻陷阱的人。日本人曾经幻想着重复色当式的胜利，决心夺取旅顺，但却是自己去钻陷阱。出此，他们进行了一连串长期流血的战斗，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后来，又在奉天(即今沈阳)进行一次毫无成效的会战，日军拼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因而曾打算同俄国人签订和约。幸好俄国人对于这次战争也谈不到任何兴趣，而且俄国用以参战的兵力，也只不过它的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于是，俄国也愿意媾和。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以上对于历史所作的观察和分析，都是以事实作为根据。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和分析的，是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它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假定双方如何怎样去做。间接路线的理论，正是通过这种分析得出来的，因此，必须以具体的事例作根据。而这些事例正好证明，采取直接的路线，照例来看，都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当然，在某种具体场合下采取间接路线，必然会产生各种困难，但不要因而影响到这个理论。因为无论赞同与否，都可以找到一套辩论的理由，不过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无论哪一位将领，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行动，都可能采取某种另外的路线而获得某种较好的结果，但是，那已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而从理论上来说，从基本的论题来说，这对于间接路线理论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不过，站在研究一般军事学的立场上，则可以指出，这种或那种的假定和设想，常常是颇有兴趣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撇开当前所研究的问题，即间接路线战略问题，而指出另一个有意思的情况。例如，旅顺和曼图亚就可能有类似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注意到，日本人是在一个复杂的战区内进行作战的，因为朝鲜和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译者注)的交通都不发达。在这种战区内，虽然某些条件比较差，但如果另一些条件比较好，那仍有可能获得胜利。假使说，日军当时所面临的条件要比拿破仑的法军还更困难，那么，他们也自有其优点，例如工具比较好些。这样对比研究，可以针对日本的战略指出两个问题：第一，在战争的初期，日本人如能效法拿破仑，象他以曼图亚作诱饵那样消耗敌人，把旅顺当作一个陷阱，看来是不无利益的；第二，在战争末期，日军似乎至少应使用一部分兵力，以来切断俄军在哈尔滨和沈阳之间那条防卫薄弱的交通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