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读后感

《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书评 如今，社会史研究可以说是仍是历史研究领域中最具活力的领域，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各地之间差异显著，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掌握的单位”，进行“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是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以下简称《小历史与大历史》）就是这么一部专门以区域社会史的切身实践探讨区域社会史的理念与方法的专著，本文试就该书的内容及相关理念进行初步的评述和探讨。 《小历史与大历史》一书是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共同主编的《历史·田野丛书》中的一部。全书共分为“学术史·理念·前瞻”、“传说与区域历史”、“‘国家’所在的地方”、“小历史与大历史”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均为作者按某种形式和逻辑编排起来的论文集，全书最后还附录有以“政治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为题的作者的访谈录。事实上，从这四部分的名称上我们对作者的区域社会史的理念可见一斑：作者通过关注大众信仰和民间传说等进行区域社会史的实践，而在这一过程中强调“国家”角色的存在，试图通过对“小历史”（即局部的、常态的历史：如个人性的、地方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的分析更好地理解和诠释“大历史”（即全局性的历史：如改朝换代、治乱兴衰的历史，重要的事件、人物、典章制度等）。 《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是一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与一般综述性文章不同的是，该文“试图以研究者的自身认同或从其作品中传达出来的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作为梳理百年社会史发展的分类基础”。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史著作的“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的分析，厘出了社会史研究由“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这样一种研究思路的转变。同一般综述性文章单纯地综述研究状况不同的是，作者在该文中还有着自己的意识倾向：即对于区域社会史这一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理念的推崇。作者在对社会史的研究状况、社会史的理念和方法思考的同时，着力反思了区域社会史的理论。同样的倾向我们在第一部分的另外两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 作者在探讨“明清史”、“近代史”这两个概念时认为由于研究者忽略了明清史与晚清以降的历史之间的连续性并简化了社会变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导致这些历史时期之间出现“断裂”，而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则是“打破主观分歧局限的一种探究方式”。作者认为区域社会史是“以‘问题’设定研究时段、重新审视传统分期，而非在传统分期的既定框架下解释历史的做法”，故而相关的研究可以为明清史学者和近代史学者搭建一个“进行有共同逻辑的对话和讨论”的平台。在对于社会史的发展的分析上，作者认为社会史研究具有开放性，而社会史为了更有活力的发展，应该注意与传统史学的对话，并反思与政治史的互动，最后还应该注重社会史的方法与表达，在这点上，一个方法论意义上具有整合意义的平台就是历史人类学，也就是区域社会史。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一个有效的着力点就是传说、记忆，因为区域历史的创作是和象征资源密不可分的。作者首先论述了历史、传说和历史记忆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历史、传说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历史记忆，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意义上，传说就和历史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那么同正史文献一样，传说也可以用来解释和理解历史。作者通过对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的解析阐述了“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的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他们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作者通过对明清时期山西汾水流域的“分水之争”的相关故事的探讨，指出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问题是“分水问题”的症结所在。 赵世瑜对区域社会史的实践主要活动于华北地区，他强调华北的研究要“特别注意国家的在场”，即对华北地区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国家的或官府的力量投射。书中讨论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和关于东岳庙的相关研究均能体现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国家”的角色，认为在北方尤其是京师地区，国家对于民间的影响是远大过其他地方的。在书的第四部分，作者分别讨论了以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代表的市镇权力关系与社会变迁、以山西阳城陈氏为代表的地方士绅与地方社会的互动、陈确的忠节观和明清泽潞商人。这些研究都反映了作者观念中的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关系，即通过地方性的、日常生活的历史更好地诠释和理解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事件制度等。 对于一个初学社会史的学生来说，读这样一本理论与实践兼具的著作实在是受益匪浅的。笔者对这本书印象最深的地方在于赵世瑜教授的深厚理论素养和鲜明问题意识。作者曾在不同的场合提到自己注重历史学理论问题，我想正是作者注重自己理论素养的提升，才能在日常的历史研究中不断更新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层次。在《小历史与大历史》这本书中，主要谈及史学理论及史学研究动态的文章所占比例不小。这种理论性（尤其是关于社会史研究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较强文章，对于一个社会史初学者提升自己对于社会史理论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 《历史·传说·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是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文章。作者在论述历史和传说本质上都是历史记忆的同时还有对后现代史学的阐述，这对笔者都是大开眼界的。在论述历史记忆这一点上，让笔者意识到传说在历史记忆这个层面上是同样有文献史料的价值的，这无疑可以大大拓展我们以后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对于史料来源的拓展。不必拘泥于文献资料，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求诸民俗、传说等，通过对于传说、民俗的解析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解读历史。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语言学的转向等问题，同样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注重对于文本的分析，对于意义的阐释。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加深对以往文献史料的解析和使用，更加深入地分析和理解历史。 鲜明的问题意识，既可以体现在社会史理论的探讨上，也能见之于赵世瑜教授具体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史学实践。由于作者博士期间乃是跟从钟敬文先生学习民俗学，故而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会使赵世瑜教授对于历史的理解较之纯历史出身的学者有所不同。比如对于民俗传说的注重，注意对区域历史的象征资源解析，以解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再者如提出华北区域历史的研究应该注意“国家”的角色，现研究阶段区域社会史在方法论意义上是可以与历史人类学互换的概念工具，这样的观点对于笔者都是耳目一新的观点。 史学实践中问题意识同样突出，而且我认为很大的一个特点在于赵世瑜教授总是小处着手以小见大。如通过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的分析，继而探讨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进一步指出人们自身历史的记忆在成为社会记忆时创造出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