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毕业论文
试论王鼎钧和李存葆散文的
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摘要:王鼎钧和李存葆都是极具现代意识的作家,针对当下的生态问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和他们都曾经生活于齐鲁大地,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有着必然的联系。然而在齐鲁文化的大背景下,他们又分处于两个不同的支派,这种生活环境的差异加上人生经历的不同又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写作风格。
关键词:文化心理结构、 地域差异、 人生经历
王鼎钧和李存葆都是当代文坛上的散文大家,一位是台湾作家,被誉为是“散文界的常青树”、“当代散文大国手”【1】,另一位是大陆的军旅作家,被誉为“大散文的实践者”【2】。他们在写作的时候都自觉地站在了全人类的高度, 以文化为立足点, 以生态学的视角深切关注自然生态和人性生态。但在表达方式上又有些许的不同,笔者试着将二人的作品进行对比阅读,对其中的同与不同的原因进行分析梳理。
一、相同的悲悯意识
李存葆出生在日照五莲县的小渔村,王鼎钧的家乡则是在泰沂山地以南的临沂,无论是半山半涯的小渔村还是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的小乡村,都是风景秀丽。美丽的乡村风情在二人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他们自觉的追求恬静、安适的田园般的生活。因此,二人的作品中都表现出了对纯净的大自然的热爱与赞美,并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关注到了生态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悲悯意识。
李存葆先生看到电视上鲸鱼集体自杀的图像,想起鲸鲵陈尸海滩的惨状,一种忧患在他心底升腾,那就是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生态平衡问题,在这种意识的促使下,他写成了18000 字的《鲸殇》。人类作为直接和间接“他杀”鲸类的杀手。鲸类的“集体自杀”应是对人类无声的抗议,这无声的抗议分明在告诫人类,它们不过是生态失衡的最先牺牲品,面对大自然,人类若再不惭德愧行,遏制无边的欲海,那么,人类无疑也在进行着一场慢性集体大自杀。读者从中可以体会出李存葆先生对自然生态平衡问题的担忧。这种担忧也体现在王鼎均先生的散文当中。鼎公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回忆童年生活的乡村,以此引起人们的反思,促使人们发现欲寻找那个安适恬静的鱼米之乡而不复得的悲哀。散文《吾乡》就从多个方面介绍了自己的家乡——一个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世外桃源,与今日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大都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对童年家乡的追忆,王鼎均先生的笔触也投放到了现代都市,表达了对现代生态环境的隐忧,他笔下的一些文章展现出现实环境与现代文明的复杂关系,文本深处是对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多维度思考,彰显出人文关怀的理念,其入选中学阅读读本的《那树》就是作者表达这一忧虑的印证。这篇文章满含王鼎钧先生的质疑:杀掉这棵老树人们所得到的收益是否真的大于所失去的呢?
不仅仅是自然生态方面的相逢,王鼎均先生和李存葆先生的笔触都涉及到了社会生态。《飘逝的绝唱》(李存葆)让我们看到了一出美与丑的人性大戏!文章还表现出对当下社会人性的隐忧。李存葆先生在阅读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后对爱情作了阐述,堪称为经典,然而他也深知自己所归纳出来的这种经典爱情是很难在现实当中得到见证的。由于某些人“金钱至上”,对人性解放的过度曲解,使得赤裸裸的肉欲充斥在现代社会当中。除此之外,文章饱含着对经典文学被淹没的担忧,身为一位作家,李存葆先生清楚的知道当下的文化语境,当今文坛文学的批量生产居高不下,诗人作家满天飞,给人以“繁花似锦”的幻觉。而真正的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却在圈中备受冷落。他敏锐的感受到当今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命运,感受到经典文学已置身于严峻的现实环境当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了“美”已飘逝,由此对当下的审美进行无情的鞭挞:“爱美是人的天性。审美则需要文化。缺乏文化的审美,仅是一种表层而原始的欲的冲动, 全然没有温文尔雅, 而粗野的‘审美’,甚至把‘美’放逐到娼妇的位置。”【3】此言一针见血。无独有偶,王鼎钧先生的《有一种艺术家》见解独到精辟,论证了何为真正的艺术家,显然给了当下那些自封为艺术家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另一篇散文《网》以一个渔村的前后变迁,写出了在被现代文明侵蚀过的地方的人性的转变。这两位作家在写作的角度上又一次的重逢了!
我们从二人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都有着一种悲悯意识,作品彰显出对天下苍生生存状态的隐忧。 笔者认为,多次的重逢并非是巧合,这和构成二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相似是分不开的。首先,二人都出生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一—齐鲁大地,这里曾经诞生了孔子、墨子、孟子乃至庄子等璀璨耀眼的思想家,产生了儒家、墨家等学说。其中儒家学说在封建时代被奉为正统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平实的入世精神, 执著的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绵延不绝, 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精神。生在齐鲁大地的李、王二人必然耳濡目染,将兼济天下苍生的观念深藏于心中。王鼎钧先生生长在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兰陵, 是在浓郁的中国传统氛围的熏陶下长大的。他的父亲、师长都是儒家文化中人, 王鼎钧在少年时曾由本族一个进士之子教授古典诗词, 习练书法。他在成为基督徒前, 已然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 在他的精神画板上打下了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色, 传统文化已然化为他的一种文化本能, 影响着他的人生及创作。 齐鲁大地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样也给了李存葆文学上的灵气, 淳朴的乡风孕育了他做人的正直与善良、宽厚与质朴。“儒家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韧性精神,‘仁者爱人’、‘重民’、‘爱民’、‘利民’的民本思想及原始人道主义精神对他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是深入到了血液和骨髓之中。”【4】因此我们说正是因为构成王、李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中都有儒家文化的熏染,使得二人都以兼济天下为己任。面对当下的这种生存状态,王鼎钧先生和李存葆先生义不容辞的挑起生态的大旗,向破坏生态的行为抗议。
二、不同的写作风格
李存葆先生和王鼎均先生的这种积极的入世情怀如同大海般深邃,留给读者深沉的思考。而在海平面之下又形成了两条支流。虽然二人的文章所表达的主旨常常不谋而合,但是又风格迥异。同是表现生态问题,李存葆先生的散文奇崛险峻、雄奇豪放,正如他的《大河遗梦》中所描写的黄河般,波涛汹涌,架构庞大,纵横开阖,四射八荒,语言雍容华贵、丰腴典雅;而王鼎钧先生的文章则沉郁顿挫、厚重博大。他是克制的、宽容的、内敛的,“用浅近的语言表达深远的寄托”【5】,他的散文不像李存葆先生散文的黄钟大吕般,就连文章的结尾也不“响亮”不“震撼”,在这款款而谈中却带有震撼的力量。以《那树》为例,文章以叙述结尾,不事议论,好像“平淡无奇”,但“平淡”之中有深意,隐隐地透出一种悲哀、幽怨和愤恨的情绪。总之,文章按大树生命历程叙事,虽然结尾一点也不“响亮”不“震撼”,但是却有启人深思的力量。
(一)、地域环境方面的差异对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的影响
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情感,为何会有如此差别呢?笔者认为,这和二人的生活环境,即地域环境的差异有关系。山东之所以被称为齐鲁大地,是因为在先秦时期这里是齐鲁两国的旧帮,境内自西向东的泰沂山地就是齐鲁两国的天然的分界线,以北属于齐国,以南属于鲁国。王鼎均和李存葆虽然都出生于齐鲁大地,但一个在泰沂山地以北的齐国,“太公封齐,以姜炎氏族文化而立足于滨海东夷之地,比较多的保留了姜炎氏族及东夷土著文化的特性,原始民主之风、母系氏族社会之习遗俗较多。”【6】另一个则是以南的鲁国。“周公封鲁,而带黄帝之姬周文化带到东夷地,以‘变其俗,革其礼’之策,摒弃当地东夷文化较多,而以周文化代之,所以,能成为‘周礼尽在鲁’的礼乐文化中心”。【7】齐鲁两个国家统治者不同,他们所施行的政策也就不相同。在治国理念上来看,齐尚霸道,鲁行王道;齐国尚变革,鲁国重守成。在思想观念方面,齐人重功利,鲁人重礼义;齐人重才智,鲁人重道德。在故都文化方面,齐城尽显霸业,鲁城合乎周礼。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齐鲁大地在早期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支派,分属于两个部落。自然也就形成不同的文化,即齐文化和鲁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虽然齐鲁文化不断融合,但是早期的这种生活习性在人们心中潜移默化所形成的性格特征仍然是有差异的。我们可以看出齐国的推陈出新、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鲁国的温文典雅、知书达礼的士人风格。我们还可以从春秋战国的历史来看,齐国最早成就了春秋霸业,而鲁国最为有名的则是儒家文化。从齐鲁两国的情况中我们也可以对齐鲁两地的风俗人情可见一斑。李存葆先生就出声在泰沂山地以北的五莲县,属于齐国旧地,王鼎均先生的家乡是泰沂山地以南的临沂的一个小乡村,属于鲁国旧地。毋庸置疑,两地不同的风俗民情对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李存葆先生大开大阖的文章结构、王鼎钧先生沉郁的文风都是和当地的风俗文化史分不开的。李存葆先生曾经说过,“影响我作品气质的,我觉得主要是山东尚武、强悍的民风和我从军的经历,在《鲸殇》、《大河遗梦》等作品里,我都是饱含激情,用自己的良知和心灵去写散文。因为散文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奢侈品,也不仅仅是一种花瓶式的点缀……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8]。其中的尚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