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制造的共识：中国人的“素质”问题

被制造的共识：中国人的“素质”问题 作者：边芹 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就这么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 一、中华文明真比西方文明劣等吗 读我文章的时候，总有人分不清作为“世界统治集团”的西方和作为个体的西方人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一如有人总是把介绍老虎是肉食动物的科普常识，诠释为仇视老虎的宣言。我其实只有一个思路，就是告诉国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传，学人之长要学真传，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荐的迷惑对手的花招。 普通人这么浑搅着看问题，是因为即使是留洋“精英”也从来没有将概念分开来，而且从台湾文人开始到大陆后续者接力，写中西比对，绕来绕去多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社会行为（主要是公共场合待人接物）的直接比较，既看不到由于社会匮乏水平悬殊，直接比较是极不公平的，也看不到社会行为差异的根源。撇开历史阶段、社会现状和文明差异这些深层因素，单拎出一些公共行为直接比较， 结果是不难设想的，就是得出极其肤浅的判断，动则中华文明不如西方文明，甚至更绝——人种不在一个档次。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就这么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 “中国人素质差”经外诱内导、层层加码，已被制造成一种几乎无人再打问号的共识，浸透民间潜意识，上至文人学者官员、下至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日常凡遇不顺，皆以此为凭。这其中不乏真诚的自我批评，以及恨铁不成钢的过激，但大量实为嫌贫爱富、贴附强权的势利之眼，而“共识”为后一种人提供了道德借口。 我们看到，越是肤浅的判断，越是将击打物锁定在深层目标上，如中华文明、华夏民族，以提高其判断的价值；越是目光短浅的人，越是下结论快而直接。我理解每个人都有权就自己观察到的下结论，但世上没有一个种族的所谓“精英”会像中国人这样把自己拔离地面看问题，好像在评判一个对立物，上百年不知彼亦不知己，却敢下这么大而绝的结论。什么东西一旦形成潮流，总能给模仿者 带来愉悦，哪怕是自戕的潮流。 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大文人在比较中西时，落脚点也就是排队是否有耐心、超市买菜是否挑肥拣瘦或政治角斗场握手言和之类，以公共场合的待人接物总结两种文明，甚至判断优劣，那就不仅仅是教育百姓有礼有规，而是误导受众。如果这样下结论，别人一句话也能将此结论推翻：驾车都能让行人的西方人，为什么数百年来打遍全世界恃强凌弱？如此平和的政坛为什么有这么多政治暗杀？同时下此结论的文人是不是潜意识里也有点倚贵欺贱？ 看西方如果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就像看一个人总是从他出门的穿戴判断他的品格。我承认出门穿戴讲究很重要，是个优点，家里一肚坏水出门体面周全总比里外不讲理合算百倍，美俗绝对比美德事半功倍，但因一个人出门穿戴不羁，就得出结论他人品不如那穿戴讲究的人，是看人的人之浅薄和势利。要想不得出浅薄结论，就得弄明白出门穿戴讲究从何而来？因为即便要学，也得弄清它的成因，才能真学到手，而不是好的没学到，先把自己的自信给卖了。 二、文明行为与匮乏记忆 我们就从肤浅的结论经常引述的公共行为开始。比如超市买菜，中国人喜欢挑挑拣拣，西方人一般拿了就走。当然此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但作为笼统观察不为过。一般喜欢举这类例子的人并非例子在前、结论在后，而是事先已经有结论了，就是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素质差。就现象本身比较，的确有口难辩。大量中西方比较的文章或著作从台湾文人及大陆后续者的笔下流出，都是以此为起点和终点的。后来大陆有些文人跑到西方走马观花不但据此评判中西，还点评西方与剩下的世界。如国内某一级作家（作家只有好与差，不知这个级是怎么评的）去了一趟美国，乘坐一次大巴的时间里，已经为美国白人和墨西哥裔人下了断语。 这其实是一种当事者并不觉察的思维模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思想局限于思维模仿。但思维模仿是当事者意识不到的，他绝不承认自己在潜意识层面被绑架。表面看他也的确是目之所见，大作家觉得自己明察秋毫，一眼就看出两个种族的优劣。平民百姓可以这么下结论，大作家思维却不该这么简单。有没有想过这两人可能差异极大的生存背景？有没有问过自己，礼貌周全的白人为什么在过往的世纪里一直是后者的屠夫？所以看一个人的思想是否属于思维模仿，观其对事物的判断是否浅薄，不失为灵验的测试方法。 买菜时挑肥拣瘦属于人天性内的自私，要是做得过分，的确既不雅观又损害他人利益。此处用“天性内的自私”以区别于那种以害人为本、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就这个现象我仔细观察过，看出很多微妙的不同。比如六十岁以上的人挑拣得最厉害，在这个年龄段，中国人挑，西方人也没落后多少。这其中还分从哪个阶层出来的人，此处的阶层不是其本人的现状，而是生长于哪个阶层，越是从小 经历过匮乏生活的人，越是在利益面前容易受本能捆绑，当然还有个人品质的差异，经教养或自我意识及意志很强的人可以战胜或掩饰自己的本能。到了四十至六十这个年龄段，中国人或者不如说移民群和西方人明显拉开了距离；但在三十多岁以下，距离又缩小了。 年轻人在挑肥拣瘦问题上没有明显差距，得益于两点：一是匮乏记忆趋于一致，西方是六十年代以后进入消费社会，中国是九十年代以后，迟了三十年。所谓“消费社会”就是社会基本物资供大于求的社会。但对同样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都出自城市中产阶层），匮乏记忆水平便趋于平等；二是这个年龄段进西方超市的华人，不少是在本地出生或长大的，学会了西方人的规矩。即便是 刚到国外的，并不太懂规矩，若无匮乏感的障碍学起来也快。此处的观察只是个笼统现象，任何规律都有例外，老人有不挑的，少年也有爱挑的，请不要以特例来反驳普遍现象，那样无聊而浪费口舌。 从三个不同年龄段看，行为的差异与社会匮乏感的水平成正比，匮乏记忆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再以排队为例，单单观察西方人，其行为也不能一刀切。年纪越大的排队耐性越差，急吼吼地贴在你身后或钻空子插队的多是他们，但做起来比中国人隐蔽。排队公德最好的是四十岁以下的年龄层，各种行为规矩远不如老辈的青少年排起队来优游自在，你若有急事跟前面人商量，在各个年龄段里，唯一能让的是他们。换到老人，哪怕他们的电影一小时以后开演，而你的电影在两分钟以后，也绝无“让”字可以商量，弄不好还给你几句，同样情况下中国老人要善解人意得多。四十岁以下的人，虽然受的礼仪规范教育不如上几代严格，但他们出生于这个社会走出匮乏的年代，因而在排队这类最能测试本能的事情上胜过前辈。匮乏感是一种在潜意识层面左右人的本能的心理状态，会像记忆一样储存下来，其后的物质丰富很难将之抹去。贵族需三代富裕才调教得出来，即这个道理。所以匮乏感不同的人群，不宜直接拿来比对，比出来的也是片面之词。 三、公德是“美德”还是“规矩” 那么西方人在社会行为上的胜出，除了在匮乏感上优于中国人，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就是规矩比中国人严。公德其实并非美德而是规矩，规矩与美德的不同，就是规矩不靠教育而靠驯化，像驯化家犬一样，要从小驯养成习惯；而且不需要里里外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特定场合一般就是公共场合。为什么西方人能普遍遵守规矩？为什么内心比中国人自私狭隘的他们，在特定场合愿意出让一部分私利？这就要从西方文明一个关键词“界”说起，几乎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由此启动的。 在西方住久了，就发现有一个词“solidarité”在其社会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英文也有与法文相同的、只一个字母之差的对应词“solidarity”，这个词一般译成“团结”，但这么译只表达了其中一层意思，很容易误导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概念上的“团结”往往与友爱连在一起，丝毫不带抱团串通的意思，属于道德教化而不是利益攸关，因而“团结” 在中国时常流于口号，不到民族危亡的时刻不会被当回事；在西方，“solidarité”却是社会行为的基本模式，渗透文明基因，小至公共场合的待人接物，大至政治体制、外交政策，以及西方集团与剩下的世界之关系，皆以此为基本行为模式。所以，“solidarité”更准确的理解应为“利害一致、相互关联、连带责任”。 单单解释字面，“利害一致、相互关联、连带责任”是中性的，但我们介绍时必须提醒国人，“solidarité文化”的源头是“排他”，而非我们想当然以为的“容他”。它是在普遍而深厚的“界之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换句话说这个文化是有两面性的，它产生于对外的排他，落实于对内的抱团。是对外的恶，滋生了一种“属性意识”，再由之生出“自我意识”，是这种“自我意识”，让每个人意识到与群体内的人的连带关系，规矩便是在此共识基础上做出来，并被普遍遵 守。所以“solidarité文化”生出了一个双头怪物，对外它奉行双重标准的打手联盟，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简化为“恶恶相连”的“流氓帮会”，你只需对我看不顺眼的也踢上两脚，就进“团伙”了。我们知道善盟难结、恶盟易建，由于骨子里不容异己，拉帮结伙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