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的宗教改革
民族主义及个人主义
公教教社及封建关系本谆谆教诲世人以服从天下为一的僧团及会社的必要，但数世纪来英吉利的各种势力则缓缓的在改变英人各个对于社会的义务观念，减轻他们对于会社的关切，而增加他们对于民族的爱心。在养成民族观念的诸种势力中，有英吉利通常法；国王的治安及国王的法院；各邑各市代表之不时集会于国会之中；以全国而不以各市为组织基础之新兴的纺织业；及通行于全英的新文学新文字。最末，推铎尔君主的所为，又删除了介乎国家及个人间一切的枝节忠诚的功效，而令个人和国家发生直接的情感；此天事正和抗议教之谋删除上帝及个人间的一切隔膜相似。所以依利萨伯时代不仅民族主义十分浓厚，个人主义亦十分浓厚。
玛利曾为恢复天下为家的教社的尝试。这教社向用外国语以举行仪式，越亚尔卑斯以求它的法律，以拉丁及凯撒政府的原则为组织的基础：凡此种种都与英吉利世俗人正在演进的民族国家及国会政府两大原则大相径庭。玛利的宗教复辟，固为僧侣中的一大部分及北英半封建式社会所欢迎，但伦敦市民，航海人民，及乡绅中之较有出息而又和新起的中等阶级有联络者，则侧目而视；他们绝不愿让僧侣来代替他们选择信仰，来监督他们的生活，更不愿受命于国外的僧侣来执行这种职务。
依利萨伯深得众院中代表这些人民者的助力。她于临朝的第一年即重立了民族国家及世俗国家的无上主权，隶属于此国家之下，且不卑不亢，为之忠诚服务的，则有一个民族的教社。她久长的朝代，盖完全尽瘁于此适当解决的维护，一方谨慎小心的导人民而使习惯于此解决的遵守，一方又强毅的消除一切作乱之人及外来之侮。在起初的几多年内失败的危险似乎大于成功的机会，到了深受《圣经》，《祈祷书》，及忠于女王之心诸势力熏陶的新人物长成后，危险才算过去。新旧之争最后酿成英吉利及西班牙间的海上恶战；西班牙为欧洲公教反动的领袖，更为新世界航线的垄断者，西班牙不去则英难未已。冲突达到沸点之时，英吉利近代的文化竟然溶成；新文化兼有岛国性及海洋性，和自诺曼征服以来曾被（征服）同化在一起的大陆文化截然不同。
不但近代的英吉利于以产生，即未来大不列颠版图的大致亦于以底定。在和大陆上公教各强国斗争以维持岛国独立的过程中，需要命令英吉利及苏格兰两国的人民中止多恶，命令二者同心同德，更命令英人严厉从事于公教爱尔兰的征服，虽则征服的前途是极不吉利的。
依利萨伯时的英人，无论是陆上或是海上的人民，实兼具民族主义及个人主义两种性质，两者互为平等，而各不相下；英之民族国家此时盖尚无维持常备军及大批官僚以钳制个人意志的财力，有如法兰西及普鲁士在日后之所为。依利萨伯国家最糟糕的失败及最卑劣的应付，多可以国家的穷乏来解释，而它的最伟大的功绩及最高贵的态度，好些也可以此为解释。战时收入尚不能到50万镑的女王势不得不出于啬悭；她的臣民既不肯踊跃输将以裕库藏，她仅能吁请他们鼓起自动的忠义来替国家打仗，且为爱她而替她出力。他们吝于出钱，而乐于效命，对于爱情也甚慷慨。除了抵御外侮而外，她的大目的，照她自己所著的政治打油诗中[1]所说，在使人民知治安太平的可贵，使人民知他们的女王即为治安繁荣所系而知所爱惜。当时本有许多人不满意于她对于宗教的处置，或则嫌它抗议性过重，或则嫌它不及，然大家都默认而不加反对，因为它是惟一可使政局安定的前提。在宗教狂热可以颠倒一切，而各邻国都被宗教战争所糜烂的时代，英吉利的安定政局诚似政治上的一种奇迹，人民对于能保持这个局面的女王又安能不尽其爱戴的极忱？
依利萨伯即位时的国情
当依利萨伯以25华年而初登大位之时，英国实无抵抗外侮的能力。不但剧烈的宗教斗争把全国的人民裂为数起，如同当年的法兰西一样，而且在过去的几年内它已成为西班牙的附庸。它的财政信用，它的军需储藏，及它的民军，皆处最不济事的情况之中；文治武功所基的将相之才，即使尚不缺乏的话，亦须待这少年妇人来访问提拔。据西班牙使馆的传说，则一个叫做塞西尔·威廉爵士（Sir William Cecil）者将撄大任。是时小绅士阶级正新起为势力日盛的中等阶级，塞西尔即出身于小绅士阶级。他的本心为一个荼毒的异端之徒，然他非热心信仰异端者，他和依利萨伯同以生命为贵于弥撒，故都尝做过弥撒而都丝毫不露逡巡之态。愈是假则愈是危险，西班牙人对他自无好感可言。
伊丽莎白一世像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 of England，1533—1603）在位期间（1558—1603），堪称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兴起的时期。
西班牙及法兰西的争长
但西班牙的腓力有不能不保护新王的苦衷，不特继位之初须加以保护，即她的宗教政策已经使他的最恶的预料应验而后，他仍不断的卵翼着她。当时有继承依利萨伯之权者为苏格兰后玛利（Mary Queen of Scots），她虽为虔笃的公教徒，但亦为法兰西王太子的妻室，腓力势不能让依利萨伯的地位有动摇，而玛利有继位的可能。终依利萨伯一朝，西班牙及法兰西两公教国互相争雄，两俱不能让对方征服英国，崇信异端的岛国因得苟安旦夕，而免于大难。及后形势变迁，则英国亦已强盛而不复可以欺侮。而且尼德兰之叛西班牙，及法兰西的宗教内战皆于英国有利，依利萨伯亦不时赍金遣人以维持这扰乱西法后方的两种运动。但在即位后的起首几年中，则尼德兰尚未公然作乱，故依利萨伯亦不能不敷衍緋力，且时灌以迷魂之汤。她的方法是伪作可嫁腓力或腓力所选择的郎君的表示，她虽中心决不肯嫁腓力，但表面上则老不使他绝望。
依利萨伯的性格[2]
依利萨伯虽极力敷衍西班牙，然她绝不容让它的大使作僭越的论调。他尝说她之所以能保全她的生命，自由及王位，乃由于玛利末年时他的主上（即西班牙王）对她所表示的好感，但她急加以否认；她说，她的一切俱来自英吉利人民。这或许不是整个的真实，但这至少是真实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关系的一部分。依利萨伯善作虚骄及诡谲的言语，以藏匿她的真实思想及目的，然真情仍时有流露。所谓一切俱来自人民云云盖可视为真情之一，而又可令听者感入五中者。有时她也会俏皮而说假话，但并无欺人的目的，好比她某次向西使申言，“她愿退隐为尼，长住斗室中，数念珠，自朝至暮，终日无间”。西使闻此语后谓人道：“这个妇人真是为十万妖魔所纠缠着。”
对她自己的人民，她在即位之初即以“纯英吉人”（“Mere English”）自命。她的母亲本是一个英吉利骚妇，而非任何外国王女；她的父亲——建立英吉利海军及英吉利宗教独立的亨利八世——则更是一个烧了灰还是英吉利的英人，他具有第六种的知觉，藉了这种知觉，他彻底了解了英国的人民，即恣睢暴戾达于极点之时，仍能丝毫无爽。她从两者都有衣钵之传，而所得于父亲者尤多，她的志愿即在步乃父的后尘。她固然传下些她母亲的虚骄及媚态，但她颇能以她的覆辙为殷鉴，而且她在少女时代所获的伤心经验——丢脸，幽禁，及处死的危险[3]——教训她，犹如大腓特烈之被在童年时代所获得的同样经验所教训，凡为人君者再不能有私人的爱恋及情感。逆境所能给的教训她一一领受，她可让别人去因爱而失国，她自己则惟知勤劳国事，私情则可置于脑后。[4]
她的骨格略带几分粗率生硬之气，也许这是她任重致远的生活所必需者。如果她是一个常人，她绝少可以令人疼爱之处，甚或少有可以令人敬仰之处。然而她虽孤独立身，她却熟谙取得阖朝及人民崇拜之术。她始终不失女性，她也富有生活的种种兴趣，然她又把一切事都看做于役国家的工具。她的博学使她见重于大学，而她的勇敢见爱于将士及海员。她的媚态成为羁糜臣僚贵族的方术，因而人人心悦诚服地愿忠君报国，愿鞠躬尽瘁。她尽可亲嬖着勒斯忒（Leicester），然而关于国家大计，则又惟他的敌人塞西尔之计是听而言是从。塞西尔本人因恐稍一不慎，她便会下嫁那个无聊奸臣勒斯忒（勒斯忒虽貌作清教徒党的保护者，而实则曾倡议于腓力，以恢复罗马教社为赞助他和依利萨伯结婚的酬报）之故，亦殚精竭诚，尽心王事，而不知有倦。即她之爱好狩猎跳舞，化装，做戏，排场亦专为助她多得民心之用，得民心盖即她最大的力量所在。她很爱巡游各地，到处出台，她的巡幸并非枯燥无味的官样文章，而实是一个第一流剧家全神贯注的艺术表演，且为女主及忠爱臣民间精神上的沟通。
她对国会的言语和我们近今宪法中的“国王演辞”大不相同。她曾对两院派来要求通过继承法律的代表团说：“我对于我自己负有责任，犹之我父之对于他自己负有责任。我为你们的抹过油的女王。我决不会被强暴所迫而做我所不愿的事，我感谢上帝我有种种才具资格，即使一旦被逐离此王国，我仍可生存于耶教世界的任何地方。”
普通人总说凡秉国钧者数年而后，甚至数月而后，即已精疲力尽；但这个巾帼英雄自为宰臣历45年之久而无倦容；无论国家或她自己的生命如何的危险，无论在战时或在平时，她都不知退缩畏难为何事。然而际此长时期内，她固一个常病之人，而又常为无常的喜怒忧乐及常发的神经狂乱（nerve-storms）所困。幸而她的神经狂乱，虽足以摇动她的神志，而从不曾摇动她的方针。她的心也许是冷的，然而这一定是坚如橡木的冷心。
依利萨伯的政策
她尽管是一个“纯英吉利人”，她的教育的广博却又是能集近代及古代欧洲的大成。她能在牛津及剑桥两大学内，作希腊及拉丁文的讲演，当马基亚弗利（Machiavelli）的国人前，她又能操最流畅的意大利语。她的仇人可以援当日所习用的名词而称她为“意大利英吉利人”（“Inglese Italianta”），虽则在她长期的生存中足迹从未离过英国。她曾受意大利异端者的影响，如非美格利及奥启诺（Vermigli，Ochino）等，然这班人实为哲学家，而不能谓为热心宗教之徒。如果于此时我们尚可将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视为两种可以互离的运动，则依利萨伯与其说是宗教改革之儿，毋宁说是文艺复兴之儿。她以科勒特及伊拉斯莫斯近代派的精神来观察宗教，所不同者她后于他们有五六十年之久；所以自她的心目中看起来，耶稣会人的罗马是十分可怕而酒食可化血体之说是十分荒诞。日内瓦的教社对于她是无缘的，它的兼握政治的办法及民主共和的制度，她一见即生厌弃。固然，“如没有主教，便没有国王”之说启于她的后继者之口，然她实早已先他而想到此意，并已先他依此意而行动。
伊丽莎白一世主持议会会议
举世皆浊，惟我独清，众人皆狂，惟我独醒；依利萨伯之于宗教问题，盖诚有与众不同的见地。当时承宗教改革之后，信教狂热正日有增加，然而依利萨伯则采怀疑及容忍的态度。抱了这种态度，益之以纯英吉利的情感及通欧罗巴的教育，她似专为重建盎格利干教社，且领导英吉利出于宗教战争的危险而生存者。她对于新旧两教间的争执，采用一种颇有学问做根据的调和办法，因了这种调和的解决，君王及世俗人得永为岛国的惟一主人，而不必复虞教皇及僧侣的篡窃，她自以为她的政策仅步武乃父政策的后尘，然而时变境迁，抗议教的势力今已大增于昔。她为剪除耶稣会徒（Jesuits）的宣传及西班牙长枪手及海员的武力起见，势不能不求助于詈教皇为反基督而斥弥撒为大恶习的抗议教徒。至于重经颁行的克篮麦的《祈祷书》，则颇能见好于双方。在掘类克的船上，无论在西班牙战之前或后，船员们可藉以满足宗教的需求，在牧区教堂中，则季尔品（Bernard Gilpin）及其他热心的抗议教士更赖以宣扬新教义于乡野愚民。勉强参加礼拜以避免十二辨士罚金，而中心则仍未改变的公教徒亦不至见《祈祷书》而震惊，因为书中的祈祷实质仍是旧日的祷辞，不过易拉丁文为英语而已。《祈祷书》诚不啻是一条石龙子，可以随人的目光而变彩色，仁者可以见仁，而智者可以见智。此年轻聪敏的妇人因其善变而视为一种无上至宝；即她对于她的政策亦颇有多种解释的方法，有时可用这种，有时忽又用那种，犹之她专以炫耀她无数不同的华服为得意。
依利萨伯的宗教处置
1559年的国会恢复了盎格利干式的改革宗教。它通过了两大法律；一为《国王为教社的最高权力法》，二为《宗教一致法》，其一取消教皇的权力，其二以《祈祷书》为惟一合法的礼拜。这两大法都可代表女王及众议院的共同意志。众议员的宗教热忱极烈，女王往往反为缓和的势力，例如众院请她援用教社“最高首领”的称号全文，而她仅自称为“最高管理者”，贵族院对于仪式及教义的大变动极为踌躇，迟疑不决而又意见分歧的世俗贵族，且强下院以接受多种偏向公教的修正案，但下院既拒绝修正，则上院亦只有勉从。故最后的胜利不在上院，而在下院及下院所代表的各阶级，他们在国中本已比贵族为重要，且得女王及其枢密院的同心合作。[5]
上院的主教们反对任何变动，但他们为数太小，投票时总归失败。当时出缺的主教恰又是特别的多。国会以外，坎忒布里省的教侣大会也依旧通过教皇权力最高及酒食可化血体之说，但他们的意志丝毫不能贯彻，而他们的抗议国会概置不理。
世俗人及教社组织
总而言之，宗教改革是女王及国会——说得透彻些女王及众议员——的改革，而深反教社官吏的意志者。但教官的意志未必即为信教世俗人的意志，后者在教社会议并无代表之可言。当时食禄的僧侣（beneficed clergy）总数约有八千，此中至少有七千人能甘心的赞同，或不关心的承认或心中虽在希冀复辟的重见，但暂时也可默认已成的局面。反之，在玛利之时抗议教的僧侣因坚持他们的信仰，而被剥夺教禄者有二千人之多。但就主教而论，则全体皆拒绝依附依利萨伯所定的仪式及教义，故全体皆被革职，能留者仅有一人。在亨利八世及爱德华六世两朝，主教及教侣大会皆尝承认当时的改革，何以本朝的改革转遭他们的反对？依利萨伯初年正式僧侣的坚强反对，殆由于两种原因。当时为耶稣会徒及屈稜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的时代，改革派及罗马派间本日益水火而不相容，故远处西北而又富调解精神的岛国，亦难免有派别截然之分。其次玛利曾把教社正式僧侣中的抗议教徒驱逐净尽，故1559年的教侣大会并不能代表为数颇众的抗议教士。所以那年国会的诸种措置，在形式上，比亨利八世时的国会措置，更像以世俗意见高压僧侣的一种行动。
但英吉利的世俗人并不关心于宗教会议中代表权的取得，有如当时苏格兰改革者之所为。在苏格兰不特在全国大会中世俗人可有代表，即在每个牧区中牧师亦须受“长老”会的赞助指示。英吉利教社的内部组织仍一仍中古的旧贯，仍完全操于僧侣的手中。因此之故，教社更不能不受国王及国会外界的管束。大部分的僧侣很忠心的接受这外界的管束；他们对内所享的种种特许权范围至为广大，例如决定全国一切宗教仪式之权，外界的管束即为这些大权的代价。时人的心目中尚不以多种宗教同时存在为可能，他们自也不能不让全国民享有假国会以决定何者应为此惟一的宗教之权。
世俗人从外管束教社的方法有二：一为立法的，国会可通过规定教义及仪式的法律；又一为行政的，女王可委派大员及主教，根据她的命令以视察或管理教社的事务。在她的末年，尤其在继她而起的两朝内，教社中的清教徒派常吁请国会帮忙，而盎格利干派则常吁请国王赞助。两派都没有想到采用苏格兰教社所取的态度，来解决宗教之事。苏格兰教社以完全自主的团体自居，有自决教务的权力，它甚至敢胁迫微弱的苏格兰国会及“上帝的蠢臣”国王。
罗马及日内瓦，罗耀拉及诺克斯（Loyola，Knox）坚谓教社有自由，甚至有高于国家的权力，罗马的主张根据于僧侣的权力，而日内瓦的则根据于宗教的民主制度。英吉利的教社则绝不为类似的主张。以言僧侣的权力，则英人已能为独立的思想，已无需于僧侣之代为思想。以言民主的精神，则所有者尽已容纳于众议员之中，且可藉之而为充分的表露，也无须借教社的会议以发挥。当时的处置实为十分适宜于推铎尔英人的办法，除了宗教而外，他们还有许多别种的兴趣，宗教的问题尽可于此告一段落。即后世民主精神大盛之时，它可以异教（non-conformist sects）为用武之地，而国教仍可不受影响。所以依利萨伯的宗教处置，再济之以日后接着来的容忍的政策，于近代英吉利的制度中固取得永久的地位，而于近代英吉利的精神中更有坚强的势力。
英吉利及苏格兰宗教改革
1559年如果可视为近代英吉利的发轫之年，则更可视为近代苏格兰的产生之年。英苏之在同时和罗马作最后的决裂，虽为偶然的巧合，而其影响则绝大。这同年发生的事变，一方使两国的改革各归于底定，一方又使前此互相仇视的爱国心得以好合起来，而成为同仇敌忾之心。宗教改革在两国都有脱离大陆宗教及政治的羁绊而自立的意义。在1558年的秋季，事实上英吉利犹为一臣服于西班牙的罗马公教国，而苏格兰则事实上为一臣服于法兰西的罗马公教国。但两年而后，则两者都已成为抗议教的国家，外国的兵士及统治者都已驱除净尽，新采择的宗教又都和民族的独立有一致的倾向。两国的变叛之所以成功，彼方由于西班牙及法兰西之互相仇视，而此方由于英吉利及苏格兰之能复归于好（自爱德华一世以来尚为首次的和好）。在那个双层的危机之中，塞西尔威廉及诺克斯约翰却树立了大不列颠的基础。
英吉利经文艺复兴以进达到宗教改革；苏格兰则经宗教改革以进达到文艺复兴。苏格兰人本不甚把公教视为怎样了不得的一种宗教，因为苏格兰的公教教社，单就它的宗教权威而论，实在比英国的公教教社尤为腐败而失效。自1513年贵族在夫罗登大被屠杀而后，苏格兰的世俗权力益落入于僧官的手中；这班僧官大都本为贵族的次子幼子，起居生活初如生俗之人，争夺僧寺及教禄时，亦动辄明火执仗而丝毫不知敛迹。当时流行的“教神记事歌”（“godly ballads”），专以讥笑教士的可鄙生活及虚假行为为能事，而林然大卫爵士（Sir David Lyndsay）及其他的作者，则固不啻在替宗教改革预做开山伐木的工作。
因此之故，诺克斯所领导的抗议教能于短时期中取得苏格兰平民的信仰，而在英国，则直至下世纪的中叶，抗议教始有同样的风靡。此其迟速之别实无足深异。在英国，宗教改革本为国王及其臣僚所提倡，而旧家贵族或则漠然视之，或且加以反对。在苏格兰则一切适得其反，而贵族反为主动者。但无论在那一个，改革运动的真正中心势力都为市民，自由农民，及匠工，及小号地主绅士——在英为乡绅而在苏则为地绅（lairds）。
英吉利的压迫
在1559年以前的数年中，苏格兰的抗议派始得膺爱国者之荣誉，在1540几年时领导民族以拒英国干涉的荣誉尚属于公教派。亨利八世虽明足以见到英苏联合的利益，虽知足以想到把他的儿子爱德华和苏格兰幼后斯图亚特玛利结婚的妙计，然而其愚亦有不可及者。他竟欲以武力为威胁，而常有入寇特威德流域及罗新安之举。苏格兰人于是痛心疾首于英吉利的异端，暴君，而视国人之助英王者为奸贼。亨利逝世之后，护政大臣索美塞特仍继续他的政策，且尤而甚之。平启（Pinkie）的战役固在苏格兰的惨败，然护政大臣“以大海为墙壁以互爱为戍卒”的大不列颠的好梦更无由实践。苏格兰人因为不愿见玛利和爱德华结婚，并欲停止英人粗暴无礼的求婚（指寇边）之故，竟把这个年幼易受感变的女王送至瓦尔瓦（Valois）法兰西的朝中，以学习治国之术，虽则那边的空气实为治理刚强人民（指苏民）者所最不宜呼吸的空气。
法兰西的压迫
由法兰西派军驻防为取得它同盟的代价，但驻军盛气凌人的态度使向不甘于雌服的苏人不久即生厌恶，苏人之不能忍受法兰西的权势，犹之英人之不能忍受西班牙的高压。苏后玛利于16岁即和法兰西的王太子完婚，更和法成立密约，如她死后无嗣，她的祖国即无条件的归入法王版图。她居法国的时候，介斯的玛利（Mary of Guise）为摄政者；这玛利藉法军的威力以维持政府的地位，行政亦一以法兰西的利益为依归，布鲁司的旧国度一若为法兰西的保护国然者。在这种情形之下，抗议教徒转成为民族独立的拥护者，而公教教徒则被视为法兰西侵略的猫脚爪，而不理于众口。在介斯的玛利及推铎尔玛利统治之下，不列颠的北部南部俱受制于诺克斯所大声痛惜的“巾帼政治”（“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之下，虽则诺克斯此时盖尚不知日后将和另一妇人——依利萨伯——的政治发生密切的关系。
主的会众
苏格兰本久在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之下，它的贵族向以成群结帮（“bands”）威胁国王为能事，他们既不甘受法兰西人的压迫，一部分的贵族遂有保护新教团体之组织。同盟的贵族共立一盟约誓共遵守；这种和上帝交盟的盟约（“covenant”），在苏格兰数见不一，而此次实为其嚆矢。他们自称所设的团体为“主的会众”（“Congregation of the Lord”），实即是抗议教徒的等级会议，凡信抗议教的僧侣，贵族，地绅，市民，各以类聚。当时苏格兰的国会仅为一种封建组织，而权力亦仅限于法令的登记；故全国的政治势力在新起的同盟中转有相当的代表。而且“主的会众”不仅是政治的会议而已，它也是宗教的会议，也是军队。过去的苏格兰，为封建武士互争上下叛乱贵族成群结帮的社会；而未来的则为教权在平民，教社称“刻克”[6]的社会；而“主的会众”实为过渡时代最相宜的组织。他们的领袖固为贵族，即所谓“会众中的贵人”（“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但民众及僧侣的意见也有充分发表的可能，尤其是当诺克斯代表他们而发言之时。
诺克斯
苏格兰的摩西实为一奇能异才之士，他兼具先知者的神威及政治家的器度。他是大无畏者，而又历世甚多，见闻极广。有勇无知醉心宗教的狂狷，常因缺乏沉毅力而至于失败，但诺克斯则能计划周详，熟权利害，故虽不畏险，而终少失事之讥。他尝为法人所掳去，而服役于扁船上为摇桨者；多年奴役，困苦备尝，然坚毅的美德反因而大增。自回国后，他又尝在苏格兰的南部到处组织教社的会众。他熟识苏格兰的人民，且深知作为的时机已至。
抗议教改革
诺克斯所鼓吹的平民宗教革命于1559年发动于伯司（Perth），而风靡于全苏的各市；所至更有毁灭影像的举动。喀尔文派革命发动时本恒采这种方式，无论在尼德兰，或在操法语的诸国，但在那些地方革命也常被军队及火刑所压服。革命在苏格兰的运命则较佳，因为“主的会众”能以武力援救反叛的民众，而和法兰西的驻军及介斯的玛利相抗争。政府与叛党间有年余的交战，所幸两方都不能力攻，战事断断续续并不激烈，故流血亦极有限。当战事正不利于抗议教徒，而叛徒将虞倾覆之际，英吉利忽来援助他们。依利萨伯一朝所取的积极政策极少，而此次依塞西尔的献计而干涉法兰西宗教战争的一举实为此中之一。英吉利的舰队一到福耳司河之口，英吉利的军队一和苏格兰抗议教徒在利司（Leith）之外联络，苏格兰宗教改革的成功便算大定。介斯的玛利旋亦逝世，而法兰西的驻军亦即根据于《爱丁堡条约》而退出苏格兰。
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中，两方所用的文字虽则十分激烈，然而流血之事则几绝无仅有。抗议教徒之被焚者极少，至于公教徒则更没有因信仰而被戮者。不特大陆上的宗教改革流血之多绝非苏格兰可比，即推铎尔玛利朝的英吉利也要比苏格兰残酷数倍。
苏格兰后玛利
但不久而后，从法兰西又来了一种公教势力，以继摄政及法军之后。苏格兰后玛利率了一群寻欢求乐的幸臣贵妇，亲到旧的封建势力及新的民主宗教尚在互争上下的国土，以一试她们的运命。斯图亚特玛利为一精明能干，而又美貌的少年寡妇，要她来听命于诺克斯及“会众中的贵人”自非易事。而且他们在国内尝结了不少的怨仇，——私人的政治的及宗教的——这些怨仇都愿意拥护女王。她的目光亦异常远大，她志不在小。欧洲的公教徒把她视为领导不列颠改邪归正，复信公教的惟一健将，他们所望于她者甚大，而她亦以此自居。法兰西及罗马固愿为她的后盾，即英吉利的公教党也时时刻刻盼望反改革之能把不列颠联而为一，庶几亨利八世的私生女可以被废，而合法的嗣君，苏格兰后玛利，可以继立。[7]
苏格兰与英吉利北部
在此情景之下，苏格兰的抗议教党及依利萨伯间绝无互相仇视的余地，一不小心，玛利之党便可乘机而起。无论依利萨伯的心中，如何不愿助封建贵族及喀尔文派的农民以抗他们合法的女王，然而这女王固无时无刻不在谋攘夺她自己的王位。而且接近苏格兰边疆的荒地诸郡又适为英吉利封建及公教党的大本营，故玛利党徒的危险性更显。恒伯河（Humber）以北封建及公教的势力极大，依利萨伯初当朝时尚不敢不引用那一带地方的公教贵族为大臣；因此，诸拍息，诸达克勒，及诸内微尔（The Percies，Dacres and Nevilles）仍得借高位以继续发挥他们旧日的封建势力，即有危及新政府的政策之处，依利萨伯一时初亦莫可如何。有人说过，“遍诺森伯兰全境，人民所知的君主只有拍息，而无他人”。是时有季尔品者，固在赞助主教们在北英组织抗议教，他可膺盎格利干的诺克斯之称。但封建及公教反动的危险一时极为实在，反动势力甚至有联合所有恒伯河以北的不列颠为一个公教国家，而受治于斯图亚特玛利的企图。盖北英的情形甚和苏格兰相似，居民耐苦好斗而习于边战，又不守法纪，无军队的政府常感鞭长莫及的痛苦。幸而北英之贫瘠而少居民，亦和苏格兰相似。在工业革命以前，富庶悉集中于南部，尤其是伦敦一带，故依利萨伯尚不难藉南部的忠顺以控制不驯的北方。
苏格兰教社的民主势力
依利萨伯虽极怕玛利的得势，然一因本性谨慎，二因缺乏财力，故对于苏格兰的政治一时仍未敢多所干预。在玛利初回国后的六年内，女王，诺克斯及贵族间互争权力，不相上下，而英吉利则袖手旁观绝少干涉。苏格兰国会于1560年把宗教改革立为大法后，又退居不足重轻的地位，其职务仅为一登记法令的机关。除此而外，更无可以抵抗公教女王的宪政机关。如果抵抗玛利者只有贵族，则玛利的胜利或早成事实，因为贵族之能一致维护者仅没收的庙产，然于宗教的问题则初无一致的主张。幸而封建贵族而外，反抗玛利的尚有诺克斯及其党徒；他们创立了民族生活所必需的其他机关，并给有教育的中等阶级以一种新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以后，中等阶级浸浸然可和封建阶级抗衡而不知所惧。各牧区间，世俗人的势力亦骤然大张，他们利用牧区的刻克特会（Kirk Session），以表现民主的精神，并选举牧区的教士以扩张民主的势力。除了牧区的民治制度以外，不久更有可以代表全民族的机关出现。在教社大会（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urch）中地主与教士并坐而讨论教国的大事，他们所代表的宗教及世俗势力，和过去数世纪统治苏格兰的大僧官及大贵族绝不相同。教社大会之可为苏格兰生活的中心，盖不亚于国会之可为英吉利生活的中心。教社成为抵抗女王的中心势力。
教社固解放了苏格兰，但同时也束缚了它。苏格兰昔日的僧侣专政固已一扫而尽，但此后的民主专政则又随之而来。民主的教社不断的以新教的教旨及纪律强全国以服从，无论是政府，是村屋中的农民，或是第宅中的地主皆得服从。这种热烈的不妥协的精神，许多人认为无法忍受，苏格兰一世纪来的派别纷歧及祸乱频起，其主因盖即因于这种精神的存在。固然到了末了，教社仍须隶属于国家的势力之下，但苏格兰人的精神已生伟大的变化。低地的苏格兰人在昔本为凶猛的封建臣，除了使刀及使耒以外，无他长亦无所知，但今则为全欧最有教育的农民，他们富有独自思索之力，关于逻辑及神道的问题且能为热烈的辩论，有非大抵缺乏理智上相当造诣的英人所能望其项背。到了今日，时代已非昔比，教社亦大有更张，但苏格兰人在当年奋斗得来的强毅精神，及智识道德上的长处则固没有消失。
玛利的失败及逃英
玛利和力鲁德（Holyrood）听政之日，正近代的苏格兰发轫之时。她如能战胜诺克斯，则她尚有机会可以摧残近代苏格兰于放苞之先，而令一切归于乌有。但如欲为此，则玛利须得如依利萨伯之公以忘私，尽瘁国事，而节制私欲。玛利之所为正如依利萨伯相反。她初和达恩利（Darnley）结婚，达恩利在斐尔德的刻克（Kirk of Field）中被波司卫尔（Bothwell）所杀后，她又急遽和罪犯成婚，于是全国人民皆疑她有预闻谋杀之嫌。固然，暗杀在是时的苏格兰尚为司空见惯之事，诺克斯既未尝斥责谋杀大教臣俾吞（Beaton）[8]之举，而达恩利也尝亲预杀死里切奥（Rizzio）[9]的惨变；但人民对于谋杀亲夫的案件则另有一种不利的成见。无论玛利为无辜或有罪，她之和波司卫尔结婚实为九鼎铸成的大错，而构成有口莫辩的疑狱，她的名誉固扫地以尽，而她的王国亦落入她仇敌的手掌之中。经过数度的混战，及几次不利的冒险而后，她不得不离苏格兰而出走。她逃到英吉利以求依利萨伯的庇护。她是否非逃英吉利不可，抑出于疏忽，我们难以决定。然她对于依利萨伯对于尝欲取而代之的依利萨伯，究作何种的企求呢？如果她盼望可得到奇想的宽恕，则她实误投了门户。如果她以为可以藉她锐利的智慧以欺瞒她的敌手，则她实太小觑了人。
英吉利封建主义的消灭
玛利自投英而为依利萨伯俘虏后，不特英吉利的政治，即全欧的政治，几全视她狱门的启闭为转移。她初为法兰西的盟好，而西班牙的敌人，但自她抛弃个人的自由及自动权后，腓力即有利用她来发展西班牙的利益的企图。受了教皇，西班牙，及耶稣会徒的督促，较趋极端的英吉利公教徒亦屡次图谋不轨，思以暗杀，谋叛，或勾引外敌的诸种方法来除去依利萨伯，而立玛利。第一次的大危机为诺森伯兰及卫斯特摩兰的“诸伯之变”，继而则有达克勒的变叛。北英信公教的封建巨子，如拍息，达克勒，内微尔诸族皆拥兵以护玛利及弥撒，并邀请苏格兰的公教贵族，南越边界而和他们联合。这班十字军用“基督五伤”（the Five Wounds of Christ）的旗帜，并把达剌谟大教堂中的《圣经》及《祈祷书》撕毁净尽。幸而苏格兰政府阻止苏格兰公教徒之越界南下，而南英亦奋起而为依利萨伯的后盾。在疆场之上，封建精神已不能谛视民族精神而仍不觉畏怯，仍不自馁；封建精神盖已失了自信之力。即边疆人民，今日随拍息而反抗王室时，亦不能如他们祖宗当日随烈性英勇（Hotspur）[10]而用兵时的自然。所以前哨经一度的冲突后，封建及公教徒的军队便已如鸟兽散。
依利萨伯此次的胜利实为国民忠心于女王及举国一统的表示。依常理言外人固应惊异，但女王则应感谢；乃她反采用报仇的政策，封建佃户之被杀者达八百人之多，此固为不必有的残酷。幸而在别的方面，依利萨伯尚能为适当的处置。北英的问题至是得了一个总解决。北方事务院[11]及边地守护诸官（Wardenships of the Marches）今悉可以忠于王室的人充任，而不必再敷衍心中实为叛徒的当地诸大阀。英苏间边陲之战今亦告一结束，而自后的英政府得以使北方永革旧日封建及军阀的风气。充满边疆的记事诗歌（Border ballad）及流血斗争的慷慨而又悲惨的社会，渐变为守法读经而业牧羊的社会。到了比维克及斯科特（Thomas Bewick，Walter Scott）的时代，这北方的荒泽地盖大多为牧羊者之所居。
北英变叛之失败可为英吉利内部团结的明证。故此后外侮虽屡仆屡起，而英人的胆量亦从不稍馁。在1570年教皇比乌斯五世下令隔绝依利萨伯，而耶稣会徒亦于同年抵英。在1572年诺福克公因和腓力的党徒亚尔伐（Alva）及教皇同谋叛乱而被诛。他们阴谋去了依利萨伯，而以玛利为继；玛利允为西班牙的联盟，教皇允离玛利及波斯卫尔的婚，而诺福克则可和她结婚。如何暗杀依利萨伯自此而后竟成大陆上宗教及世俗诸君王常常讨论的问题，在他们的眼光看起来，杀一异端之徒实为最神圣不过的功作。
诺福克为英吉利最大的贵族，他之紧随北英诸伯的失败而被戮，实可视为新兴局面战胜旧日封建主义的最后胜利。当时的世界诚为变动多端的世界。同年有圣巴退尔米（St. Bartholomew）的屠杀，法兰西呼格诺徒的势力，虽不致消灭，亦已大受摧残；然同年荷兰诸城镇中海员，因不服腓力的残暴，而发生有力的变叛。英吉利的众议院因愤怒且畏惧玛利的捣乱，正在请愿把她处死，一似她从未受过抹油之礼而正式做过人君者然。但依利萨伯因受和平及保王的本性所趋使，历15年仍不愿加玛利以非刑。她不忍见杀戮女王的惨事，且杀了玛利必难逃和西班牙一战。玛利既有继她而立的权利，则玛利一日在世，腓力当可一日忍耐，而不和她及她的海员为难。如果玛利不在，则腓力或竟会大兴问罪之师，而要求英吉利为己有。肯特的海岸离尼德兰仅有60英里，而驻在该地的亚尔伐的久战之军固从未失利过者。幸而此60哩间尚隔了一大片盐水，而际此蔑视封建过去，及武士领袖的新时代中，盐水固日在成为重要的元素，且为新起活动的用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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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多辩多论的女儿专门播下不睦的种子，然而在人民已知太平可贵的邦她决不能成事。”按“多辩多论的女儿”乃指苏格兰后玛利。
[2] 译者按，著者描绘依利萨伯性格政策的几节为不朽的散文作品，与其舅祖父MaCaulay在所著《英国史》中摹写英吉利在1685年的情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历史的价值且过之。这类文章散见于全书各处者极伙，译者不敏，除求不失原意外，又安敢望兼存原文的声色？
[3] 译者按，依利萨伯为公主时曾被爱德华的幼舅父Sir Thomas Seymour所愚。Sir Thomas为索美塞特之弟，尝向依利萨伯求婚。未应。他于是和亨利第六后帕喀衰邻结婚。喀衰邻死后又图接近公主。当索美塞特逮捕乃弟时，依利萨伯遂也蒙嫌疑而被监视。
[4] 依利萨伯自己大概知道，（然不一定知道）她是不能生育的，她从没有真正想结过婚，除了迷迷男人外也没有企望过别的事。她如曾把这无价的政治秘密瞒过任何的人——连塞西尔在内——那也并不和她的个性有相忤的地方。
[5] 众议员并不是由一派一系包办的。依利萨伯朝的选举，其自由至少可和她父兄姊姊三朝等量齐观。参阅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908年7月及10月份，Baynes的文章。
[6] 译者按，刻克的原文为Kirk，即苏格兰语中的Church.
[7]
[8] 俾吞为公教在苏格兰的大教长。
[9] 意大利音乐家，玛利的宠臣。
[10] 译者按，Sir Henry Percy（1364—1403）号Hotspur，见莎士比亚所著的《亨利四世》。
[11] 见上第311—3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