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价格泡沫背景下传统银行业脆弱性与业务转型.docx

稻壳儿网络大学 毕业设计（论文） 题 目 学院(部) 　 专 业 　 学生姓名 　 学 号 年级 指导教师 职称 　 年 月 日 资产价格泡沫背景下传统银行业脆弱性与业务转型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资产价格问题备受关注。沪深股市从2005年千点起步的3万亿总市值，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登上6000点高峰，两市总市值已达28. 5万多亿元，平均市盈率达到近70倍。相比之下，日本股市从启动到泡沫顶端前后经历了约四年的时间，台湾股市则是三年，两市场在泡沫顶部的市盈率均为60~70倍的水平。许小年先生认为，中国目前的股市风险比日本1989年的泡沫时期还要严重[1],其若破裂，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危害。 　　这一过程将使大量财富蒸发，形成财富的重新分配，影响消费和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损害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和内部控制体系，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对于初步完成公司治理结构转型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如何在控制经营风险的基础上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资产价格泡沫背景下传统银行业脆弱性与业务转型的研究，力图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提供建议。 　　一、资产价格泡沫及其根源　　　　“泡沫”在经济学中是指一种资产的名义价值与其内在价值（或基础价值）的偏离。从广义上讲，泡沫是可正可负的，但通常实物资产不会出现负泡沫。同实体经济相比，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的上涨空间要大得多，因此泡沫更容易在金融体系发生。 　　当一种或多种金融资产的名义价值或者市场价值普遍地、极大地偏离其内在价值时，金融泡沫化现象就发生了，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或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风险累积和金融危机。 　　经济学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解释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第一，过度投机。Keynes（1926）将经济繁荣时推动资产价格上升的现象描绘成“乐队车效应”,当经济的繁荣推动股价上升时，幼稚的投资人开始涌向价格的“乐队车”,从而使股票价格上升得更快，以至于达到无法用基础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水平。由于脱离了基础经济因素，市场预期最终发生逆转，导致股市泡沫破裂[2].Kindleberger（1978）认为，市场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导致的过度投机对资产价格有巨大的影响，过度投机足以引起股市的过度波动[3].第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股市相比，宏观经济的波动较为温和，但宏观经济的任何变动，甚至只是出现了某种变动的迹象，也会对股市产生影响。这是因为股票价格代表未来，任何可能对单个股票或这个股市的未来走势产生影响的事态，都会引起当前股市的波动。第三，交易和市场结构的某些技术性特征如高买低卖等也可能加剧股市的波动性，即便是精明的投资家也不能规避其风险。 　　二、资产价格泡沫与传统商业银行脆弱性　　　　（一）传统商业银行及其脆弱性　　　　传统商业银行以存贷款业务为主，利息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作为“融资中介”,传统商业银行的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Stiglitz&Weiss（1981）指出，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融资起着独特的、重要的信息作用，这是因为银行消除了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直接进行交易时产生的信息不对称，能够识别潜在客户并对客户进行监控，此外银行提供的债务合同避免了“免费搭车”的现象[4].Diomond（1983）认为，由于银行比其他形式更有可能最小化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成本，所以银行是资源分配中最有效的中介之一[5].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受到两个前提条件的限制：一是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只有存款人不同时提款，才能使金融机构将零散存款人的流动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二是银行对借款人筛选和监督是高效率的，并且无成本或是低成本的。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这两个条件的成立不是绝对的。这样就产生了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Minskin（1996）指出，正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存款者的“囚徒困境”可能引起的存款市场上的银行挤兑，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6].Minskin（1999）还直接将银行危机与道德风险相联系，认为银行危机会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而严重恶化，在缺乏适当贷款条件的情况下，最终贷款者的行为造成的道德风险会极大地增加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而现代金融保险制度引起的“道德风险”可能会加剧金融机构在对借款人筛选和监督上的放松[7]. 　　（二）资产价格泡沫中的商业银行　　　　在资产价格泡沫中，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活动的枢纽，处于漩涡的中心。在资产泡沫高涨时期，受高利润的诱惑以及竞争的需要，商业银行往往会降低准备金额度，扩大信贷，放松对贷款的限制，借款企业受宽松的信贷环境鼓励，也倾向于投资高回报、高风险以及回收期更长的项目，导致部分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资产类市场。在受本国政府保护的国家，银行对企业的债务约束趋于单向化，对企业的监管缺乏内在激励机制，导致市场风险逐步向银行体系转移，并在银行体系中积累起来[8].同时，在政府的保护措施下，银行往往将贷款发放给那些增值最快的项目，如投资于股市和房地产的项目，甚至产生了“道德风险”,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大量借入资金进行高风险的信贷和投资。Minsky（1982）从两个方面解释了商业银行在资产价格泡沫中的内在脆弱性： 　　一是代际遗忘解释（ generational ignorance argu-ment），由于上一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很久，一些利好事件推动着金融业的繁荣，人们认为以目前资产价格的上涨趋势会持续下去，贷款人对当前利益的贪欲战胜了对过去危机的恐惧，银行的道德风险也将代际遗忘的时间大大缩短。二是竞争压力解释（rivalry pressure argument）。这是指贷款人出于竞争的压力会作出许多不审慎的贷款决策。在经济高涨期，由于贷款需求巨大，个别商业银行若不能提供充足的贷款，就会失去客户。银行对整体市场特性和竞争状况的了解逐渐变得模糊，每家银行都向其顾客提供大量贷款，却不顾及最终的累积性影响[9]. 　　随着生产部门和个人的负债比例越来越高，股票和不动产市场也在经历持续的价格上涨。一旦经济中出现了预料之外的不利事件，商业银行就会不愿向企业提供新的贷款，由此产生的连锁效应使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经济危机和破产风潮的冲击。财富缩水减弱了家庭部门偿还消费信贷的能力，增加了银行部门的不良债权；家庭消费需求的萎缩减少了企业经营收益，弱化了企业清偿债务的能力，企业因资产损失会减少投资需求，并影响到其他企业的经营收益和偿债能力，从而大量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使商业银行成为泡沫经济的直接受害者和重灾区。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会产生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信贷紧缩效应。由于资产泡沫的破裂引发的不良贷款会侵蚀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导致其脆弱性增大，为保证经营的安全，商业银行急于通过紧缩信贷规模达到相应的资本充足率标准。银行贷款的减少将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地影响，引发大量破产，进一步加重经济萎缩，形成资产泡沫、泡沫破灭、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二是信心危机效应。如上所述，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信心危机产生的银行挤兑是传统银行脆弱性的内生性根源之一。随着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不良资产激增，存款人纷纷提款，而无论这些银行经营是否稳健，从而诱发对整个银行业的挤兑行为，对银行业的稳定造成较大的影响。 　　以日本为例，其主银行体系的业务模式以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发展形成的“脱媒”效应，银行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比较优势降低的情况，日本银行业没有能够及时实施业务转型以适应环境的变化，[10]仍以维持贷款规模的高速增长为目标，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资产泡沫的不断膨胀，日本商业银行争相发放房地产和股票抵押贷款，并参与直接融资市场。从短期看，虽然给日本银行业带来了很高的贷款利息收入和股票价格账面收益，但从长期看，则大大提高了银行业的系统风险。在1989年股市、房市泡沫破灭后，作为抵押资产最大债权人的商业银行急于回收不良贷款，导致信用紧缩，进一步加重了经济萎缩；经济萎缩又扩大了银行的不良债权，金融机构接连破产，授信能力急剧下降，金融秩序混乱，社会资金供给迅速下降，形成了日本经济“迷失的十年”. 　　三、业务转型：商业银行克服脆弱性与抵御资产价格泡沫冲击的选择　　　　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模式将利差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属于一种典型的外延粗放型、高资本消耗、高风险积累的发展模式。随着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中介的发展，传统银行在资金融通中的优势逐渐丧失，其融资功能让渡给了金融市场。银行通过表外业务和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开发出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将传统捆绑在融资功能之上的信息、监控和风险管理等多种金融功能释放出来，并以更加专业化的服务来行使这种功能，成为提供信息、监控和风险管理服务的“服务中介”,通过业务转型和创新获得了新的发展。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目标由当期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股东价值最大化，加之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强化，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中逐步关注长期价值，在经济利润考核中对当期收益进行风险调整，扣除资本的机会成本。商业银行的业务重心从资产负债表“表内业务”向“表外业务”倾斜，强调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并重的盈利模式，加大了中间业务和混业经营的发展，积极发展个人银行业务，通过业务结构的调整降低经营风险。以资产证券化融资为代表的金融创新，能够同时实现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改进，从而大大提高了融资过程的经济效率。“功能观”的业务结构使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能较少受到泡沫崩溃的影响，在危机之中依然有效提供经济正常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增强经济实体对抗资产泡沫冲击的能力和信心。 　　以美国为例， 1985-2005年，美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从54%猛增到14.6%,债务证券余额占GDP的比率由102%提高到18.2%.金融市场的发展使美国商业银行的传统存贷款业务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银行存款在家庭财富中所占的份额由1983年的15. 3%下降到1995年的7. 3%,而贷款在美国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74年的35%下降到2005年的14%[11].持续性的市场萎缩使许多商业银行经营陷入困境，银行倒闭数量大幅增加，传统业务的税前每股收益率从1960年的10%下降到90年代初期的-10%.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商业银行选择了业务转型。 　　一方面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创新中间业务产品品种，提高非利息收入比重。另一方面，为实现经营范围的延伸、经营模式的转变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并购活动，产生了以金融控股公司为特征的混业经营模式，如花旗银行为拓展个人金融业务与旅行者集团合并，为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对所罗门和施罗德公司进行整合，逐渐形成了全球消费者金融、公司与投行、全球资产管理3大类主营业务。 　　业务转型降低了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合理的资产结构，充足的核心资本，严格的”防火墙“隔离条件下的综合经营体制，使美国商业银行对资产泡沫破灭后的冲击中有较强的抵抗力和消化力。 　　在2000年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的冲击下，其银行业不良资产仅占2%左右。因此可以讲，健康的金融机构是抵御资产价格泡沫冲击的首要屏障[12],稳健的银行业避免了泡沫破灭后的恶性传染。　　　　四、国有商业银行加快业务转型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从国有商业银行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进程看，2003年以来的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使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向监管标准和国际惯例靠拢。股份制改革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最主要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营风险由国家隐性信誉担保转变为银行资本承担，风险约束成为银行发展的内在条件；二是解决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问题，为股东创造价值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目标，资本回报约束成为商业银行的硬约束。 　　股份制改造解决了束缚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体制问题，但其”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从资产规模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已居世界银行业前列，但其经营绩效远低于国际同业先进水平。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主要依靠存贷款利差收入，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达80%以上，企业贷款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