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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风险社会理论阐释我国农村贫困问题
　　在贝克的研究视野中，风险社会是个较为复杂的理论，现代化风险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风险社会还与社会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等等因素重叠在一起。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由自然灾害和人为事件导致的公共危机事件日益增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程度也日益提高。这成为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在我国引起巨大反响的主要原因。笔者试图以风险社会理论阐释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和农村贫困的社会风险类型。 　　一、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在20世纪末期，伴随着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变革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国的迅猛发展，传统社会相对封闭的“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被现代性的全球化经济形态和国际开放社会秩序在不断改变，其改变的动力之一就是现代科技革命的作用力。但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各种可以预测或不可预测的风险在不断涌现，其对人们财产和生命安全的破坏力和危害性也不可小觑，除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导致的自然危机之外，核泄漏、非典、禽流感、战争和恐怖主义等等社会问题也正在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当代人类社会正处于全新进步而又伴随巨大的风险之中，人们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恐惧感也与日俱增，风险问题逐渐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也在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克·贝克（Ulrich Beck）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性”带来的当代社会变革和社会问题，其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开端，现代性正在由古典工业社会向崭新社会形式的（工业的）“风险社会”转变。 　　贝克在《自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对风险社会的基本要义进行了阐述，贝克认为，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在不断加剧“现代性”的后果，而想通过制度对产生这样后果的副作用进行预测和规避的做法无疑充满着挑战和变数，并使它成了问题，这是风险社会的中心议题。 　　我们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和主要研究内容来分析，其出发点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风险问题，是在寻找风险产生的原因，贝克围绕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研究主题对当代社会的现实结构与组织运行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试图发现现代社会风险的产生、特征、后果及其化解风险的途径。贝克指出，“工业社会”或者“阶级社会”是围绕着社会生产的财富是如何通过社会中不平等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进行分配的问题进行思考的。 　　贝克还归纳出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一是风险社会的人为性。贝克指出，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与人类文明进程和社会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这也同时意味着自然和传统是处于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的支配之下，而不再是控制人的力量。 　　二是风险社会的全球性。贝克认为，当代社会风险主要是一种全球性风险，它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早期的个体风险,他还在他的《风险社会》中举了一小部分对整个人类世界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和毁灭性的例子来进行论证。贝克认为，当生态灾难和核泄漏一旦发生，其危害性是没有国家边界区别的，不管是最富裕和最有实力的国家还是最贫困和最不发达的国家都不会幸免于难。 　　我国有学者分析认为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分析包括两个重要维度，一个是风险社会的生产和现代化风险的分配逻辑，另一个是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 　　依其分析，在风险社会的生产和现代化风险的分配逻辑中，风险社会和工业社会是现代性发展的早期和晚期形式，工业社会的主导轴心是财富的生产，财富生产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风险社会的主导轴心则和工业社会恰恰相反，是风险生产的逻辑控制财富生产的逻辑；而在对风险社会的另一个维度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的分析，个体化和制度成为相互依存的整体，个体生涯要依赖于社会现存的各种制度，制度既是个体行动的结果，又是影响个体行动的事件和环境，个体化的过程使得不同的个体以市场作为相互交换和影响的媒介，个体自身成为生活世界中社会性的再生产单位，在面对科学、信仰以及既有规范在风险社会的危机，个体丧失了传统支持网络，个体不得不依赖于自身和他们自己的个体命运——风险、机会和矛盾。笔者认为其把风险社会归结为现代性发展的晚期形式过于夸大风险在当代社会的危害性，不同的风险来源或风险类型对人类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危害和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风险社会并不是现代性晚期的形式全部或者说唯一特征，但是，不可否认，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晚期形式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对于风险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维度分析，贝克已经深刻认识到在风险社会境遇中，个体交往的市场媒介时刻充满变数，在丧失传统支持网络下，个体在风险、机会和矛盾中不断显现出其抗争的无奈和能力，其抗衡力量显然很微弱。贝克对市场的不确定和由利益引起信任关系危机的论述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这种充满悲观和怀疑的态度显然对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社会的组织力和个体团结力不利。对于风险社会的研究，著名学者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是从现代性的视角对风险社会进行理解和阐述。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社会风险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来自自然界、与人类行为无关的“外部风险”，比如说像旱灾、地震、饥荒和暴风雨等等；另外一种社会风险类型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施加影响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即人为风险，如生态环境遭到恶化和破坏后导致的环境风险，就是人类无视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强烈干预的人为风险例证。(吉登斯，2001)与贝克在酝酿、写作、出版《风险社会》的同一时代，我国正在走向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征程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不同地区、行业、个体的发展差异和需求矛盾也日显突出，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在不断汇聚凸显，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我国当代社会转型已然具备了“风险社会”的特征。贝克认为，中国社会体制的快速转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这同样会使得当代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农村贫困问题的契合性 　　1.风险社会是农户贫困的重要场域。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给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风险问题提供了新的认知视野。风险社会理论与农村贫困问题也存在着很大的契合性。在风险社会的场域中，农户贫困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有： 　　自然灾害风险。自然灾害风险是指来自于自然界洪涝、干旱或是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引起的植物病虫害、畜禽瘟疫等对农业生产产生的危害。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最重要保障，若一场地震、泥石流、洪灾把农民的土地破坏或淹没了，贫困农民无地可耕，何谈解决生活温饱问题另外，在很多贫困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农业耕种的收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调雨顺”的自然天气，而我国的地理位置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高发区,台风、冰雹、沙尘暴等各种气象灾害, 风暴潮、海啸、赤潮等海洋灾害，水旱灾害, 蝗虫等生物灾害以及森林火灾等等，都会对农民的农业生产和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 　　收入风险。收入风险是指农民在利用有限的土地、农作物、人力资本等有限资源从事收入创造活动中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农民的收入风险可以体现在以下很多方面：如因为自身知识储备和农作经验不足等原因造成的家禽等畜类的死亡或者农作物的低收少产；如在农作物的销售过程中,受市场波动、信息闭塞等原因的影响，农民很难有效获得预期的收益；如农民在离家务工的过程中，受知识技能等原因的影响，往往从事的是脏、苦、累、低收入而又相对没有保障的工作，还要遭到经常变换工作的危机，其打工收入也不很稳定。 　　资产风险。资产风险是指农民在遭受社会或他人不可抗拒的外力作用下，个人或家庭资产遭到损失的风险。自然灾害、社会冲突（盗窃、社会暴乱等）都会使农民的资产遭受损失,如房屋被火烧毁或者被洪水冲毁,家畜或其他家庭财产被盗窃；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频繁的土地所有权调整或被当地政府以开发等各种名义廉价征用会使农民资产在不同程度遭到损失。由于农民个体健康及教育等原因可能引起的失业是农民人力资本风险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主要依靠劳动力谋生的小农户家庭，当这个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因意外事故而丧失时，这个家庭的资产积聚风险是灾难性的，这会使这个家庭迅速陷入贫困。 　　健康风险。健康风险是农民个体对自己健康状况的主观认知或医生对其身体状况是否有必要进行治疗的诊断。当一个人处于疾病状态时，不仅不能够为家庭创造收入，病情严重者还会因为治病而花光家庭的所有积蓄或债台高筑。一方面，当农民的健康风险不能得到有效缓解时，必然会严重影响农民创造收入的能力，增加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机率；另一方面，贫困会使一个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受限，贫困家庭成员处于长期营养不良、卫生服务可获性降低等较低的生活质量，这又必然导致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造成“疾病——贫困——严重疾病——更为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2.农户贫困是加剧风险社会的诱发因素。在农户的实际生活场域中，城乡二元结构失衡、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市场需求信息获取不完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农户家庭社会资源禀赋缺失、农村生态环境逐步恶化造成的自然资源逐渐枯竭和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等等，都会使农户面临更多更大的各类风险袭击，当农户在自身条件无力抵御上述风险而又得不到社会支持网络的救助扶持时，农户就会陷入更为贫困的境况。而农户承受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主要是由其所拥有的物质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产、公共资源以及公共物品等个人、家庭和社会资产状况决定的。一方面，在不考虑遭受到社会风险的侵害时，农户会利用各种资产尽可能多的创造收入，以维持生计和过上更为殷实的生活；另一方面，当农户遭遇各种社会风险的侵害时，农户只能通过资产变现来抵御风险，如果农户拥有的资产数量多、质量好、变现能力强，那么农户就有较强的抵御和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使社会风险的侵害程度降至最低。而现实社会中的贫困农户，很大程度上不具备抵御和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因为贫困农户缺乏各种资产的储备。以贫困农户对其家庭人力资产进行投入的能力来分析，贫困农户在小孩上学、疾病就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困难，不送小孩上学必然会影响下一代的生存和发展，而有病不能及时就医，必然会影响生命健康，在生命健康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农户维持生计能力就会显著降低。 　　当前我国的贫困农户面临的风险涉及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多数农户的经济投入主要在于农业生产投入、重大疾病救治、小孩教育投资、婚宴嫁娶和房屋修缮等等，大量的家庭经济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家庭贫困造成显著影响，特别是部分农户在家庭的重大投资（修建房屋、婚嫁等）或家庭成员变故（意外受重伤、死亡等）时会造成一个家庭的周期性贫困。另外，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国广阔的农村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世界工业化革命带来的影响，受到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等社会发展趋势的波及，也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影响。而客观地分析，当前农村区域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地接受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利益和冲突风险。比如说城市建设或小城镇建设扩张的土地征用使得更多的农民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还有为国家水利工程建设而迁移他乡的“水库移民”，为了改变家庭贫困状况而不得不远离乡土远赴异乡打工的农民群体，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造成农民生产困难以及享受优质教育、医疗、科技等资源的贫乏，因农村生态资源恶化造成农民水土资源流失和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等等社会风险源都在造成或者加快农民贫困。从农村区域社会的农民个体来看，出生在农村区域社会的农民群体受个人先天禀赋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在个人发展的过程中面临各类社会风险会更多，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农民群体在一定程度上遭受着由各种社会风险导致的贫困。 　　而在各种社会风险的冲击作用下，当一些贫困农民群体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欠发达、信息闭塞、脱贫致富机会少的农村区域社会，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受到自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其抗拒社会风险的能力显然要比一般农户的难度大，贫困农户很大程度上没有资本和能力来及时应对其遭遇的社会风险。与此同时，贫困农户就会因为遭遇不可预测的各类社会风险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其贫困程度就会不断在加深加重。若这些贫困个体没有得到较好的安置又没有脱贫的机会，就有可能形成以下两种局面：一方面，贫困农民作为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被剥夺了；另一方面，当贫困农民没有风险分担网络和在对生活和社会产生绝望的心态时，其危害社会的极端行为就会爆发，这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样，就有可能会使农村贫困个体遭遇的社会风险迅速扩展为区域社会风险，并加剧社会风险程度。 　　三、农村贫困问题的社会风险类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等学者从“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的研究路径探讨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这对于研究我国社会风险具有借鉴价值。（李培林，2005）南京大学朱立教授在接受《人民论坛》杂志社记者访谈时认为，政治风险源、经济风险源和社会风险源是我国当前社会结构中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风险源。从政治风险源来看，政治腐败会降低人民对执政党和政府权力的认同度，容易使人民群众产生对政治、核心价值理念、精神信仰的危机；从经济风险源来看，失业会使普通劳动者和困难群体层面的社会成员利益受损，从而产生经济社会政治的危机；从社会风险源来看，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严重会使一些社会成员特别是贫困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容易产生心理和社会的危机。（朱立，2005）也有学者尝试把社会风险源的类型进行更为详细的分类。谢俊贵教授就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把社会风险源的类型分为制度风险源、自然风险源、经济风险源、人口风险源、文教风险源、信息风险源、科技风险源等；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