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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隐者

2024-09-03 23:30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来源:365文库

关于中国的孤独感,如果要大体按照时代顺序来考量的话,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是所谓“隐者”的心绪。

《孟子·尽心篇上》有言:“古之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达”,指的是机缘顺遂,获得了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地位;所谓“穷”,指的是虽然心持理想,但是并未能获得能实现这一理想的地位。这种“穷则独善其身”的态度,与“隐者”的态度是有密切联系的。孟子是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人。孟子尚且称其为“古人”,那么可以想见,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大概在相当久远之前就已经有了。

此外,这也并不是第一次将“是否获得地位”视作一个问题,“穷则独善其身”的人在此之前一定还有。尧说要以天下相让,许由仅仅是听了这话,都觉得污秽不堪,要在颍川清洗自己的耳朵。周人行事无道,伯夷叔齐兄弟不受其俸禄,酣畅淋漓痛骂一顿之后,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于饿死。无论许由,还是伯夷叔齐兄弟,都是“穷则独善其身”之人吧。

想要将天下让与许由的尧,历来被视为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天子。然而,不仅仅这个时代尚属于半传说的时代,许由这个人本身也难出传说的范畴。伯夷叔齐所在的殷末周初固然是历史上真实的时代,但是关于伯夷叔齐的记录,在何种程度上有可靠性,也是很可疑的。然而,这些故事会从古代传下来,也可以理解为,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是存在的,因为根基极深的事情会自然而然地以故事的形式存在。

此外,说到“隐者”,一般都会认为是逃避世事,不求仕进之人,也就单单是所谓“弃世之人”罢了。然而,如果严密地考量一下,还有一种隐者。那就是怀抱着理想,同时又隐没不彰之人。这样的人也当被视为隐者。

《庄子·缮性》有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换言之,对于那些因为时命不合,从而就这样寄身于世间,虽有言行,却不为世人所认,从而埋没下去的人,庄子也将其称为“隐士”。

此外,对于那些身处一个大道不行的时世中的圣人,庄子说:“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如斯的圣人,庄子也将其称为“隐士”。

这样,庄子认为也有隐士是自任其隐没的。因此,如果要将隐者视为一个问题,这方面也是不能遗忘的。换言之,隐者中,亦分为避世而隐、不避世而隐这两种。

然而这两种隐者中,无论属于哪一种,支撑着隐者生活的,都是其所持有的坚定信念。这样的人将这样的生活视为高尚,他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这样的人产生敬意。这种氛围随着时间渐渐凝聚起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卦·爻辞》)这样的话语也就出来了。用这句话来表达隐者的态度,全无不可。所谓“其事”,便是隐者的职分,便是所谓“道”,所谓“高尚”,是要以崇高的态度去恪守。

如果这种隐者之道渐渐被人以高尚视之,亦能够获得他人的崇敬,那么,那些并不是出于本心,只是徒有其形的隐者,以及只是在时运不济时借以避世的心怀鬼胎之人也会粉墨登场。因为,渴望获得他人的尊崇,大概是人类的本能吧。

不过,这种事情到后世一直都有。南朝宋时期的何尚之,从官位退下后,隐居于方山,写下《退居赋》以明己志。然而不久他就再度出仕,受到袁淑的极度嘲笑。(《南史·何尚之传》)南齐的周颙,隐居于钟山,然而之后应诏出仕,担任海盐县令。孔稚珪写下了《北山移文》,对此加以责难(详参《文选卷四三·北山移文》之吕向注)。

及至宋齐时代,隐者生活已经成了一种时尚。对那些还没怎么想清楚就盲从着去隐居的人,从操守上加以责难稍稍显得严重了。然而,难以否认的是,这些人当中,以隐者生活为手段,从而提高自己声价的不纯动机一定是有的。

时代稍稍延展一点,晋人翟汤,其子翟庄,翟庄之子翟矫,翟矫之子法赐,一家四代均过着隐者生活。像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晋书·隐逸传》)。这样的隐士可以视为一种世袭的职业。

到了唐代,将隐遁视为出身之方便的人亦不在少数。从《新唐书·卢藏用传》中记载的一段话里,可进行大致的推测。“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

这种混杂了不纯动机的隐者且放在一边,向着久远的时代追溯,那些怀抱着“道”,却与时世不合的真正的隐者,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绪度过每一天的呢?这样的人怀着一种与周围隔绝的感觉,会多多少少感到自己的孤独吗?当然,这不过是我毫无根据、“想来当是如此”的推论罢了,不过这种情况难道就不会有吗?

如果姑且认为这种隐者的孤独感是存在的,那么,在此之后所要谈到的、在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孤独感,有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视为以此为源头,生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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