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史铁生的故事》
对于苏轼、史铁生乃至其他许许多多作家而言,正是所经受过的灾难,锻造出了他们超然世间的精神。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哲学的指引下,他们的文章能够褪去浮华,震撼读者心灵,正如史铁生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时,授奖词所说:“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的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的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的唤起了我们对自身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
“什么时候?”
“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
“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
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史铁生《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是在21岁时双腿瘫痪的。就像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他那时心情无比地糟糕和绝望。
比起姜馨田来,史铁生得以多享用了20年健全的生命,这是一件幸事。但同时,残疾对史铁生的打击又是那么突如其来,不像邰丽华她们,在不谙世事时就成为了残疾人,有一个慢慢接受的时间。在一个年少轻狂、风华正茂的年龄,陡然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无异从天堂坠入地狱,无数梦想、无穷的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那种痛苦绝望可想而知。
在史铁生双腿瘫痪之初,总有人劝他“要乐观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呀”诸如此类的话语。可是这种话对史铁生几乎起不到任何激励的作用。史铁生心里说:“开玩笑,你们说的轻松,病又没得在你们身上。”尤其是在双腿刚刚瘫痪的时候,生命对于史铁生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他想:“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就算是能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再活了。”
当时,大夫告诉史铁生,他的病如果是肿瘤,可能还有的救,否则,这辈子就得准备在轮椅上过了。于是,史铁生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肿瘤的“瘤”,另一个字就是“死”。史铁生用这种方式祈祷,希望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或许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还是死,都好。到后来,证实了他的病并非肿瘤之后,他就只写一个字了:“死”。
史铁生的病根是在18岁时落下的。那时他到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21岁时,史铁生因为腿疾而住进了医院,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件事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无端瘫痪了双腿,让一个本来鲜活年轻的生命,无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但是,生命却又总是在脆弱的同时展现出它的韧性。就如同在地球上的高纬度地区生长着的地衣,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存活。尽管它的生长速度慢得惊人,几百年也长不到一个平方厘米,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生存着,它生存的目的就是不要死去,这是最基本的生命特质。
人的生命同样如此。余华写过两部著名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三观,从年轻到苍老历尽艰辛;每逢家庭变故,他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甚至差点为此送命。一次次卖血后,唯一的补偿就是到饭馆里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在《活着》里,地主少爷福贵的一生中,败家,中年丧母、丧儿、丧妻,丧女婿,到最后,连唯一的孙子也死了,只剩下老了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无论是许三观还是富贵,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只因为生命的惯性才活着。不管是屈辱还是风光,不管是甜蜜还是酸楚,生命都在静静地活着。生命不是必须承受苦难,但生命确实有足够的韧性承受苦难,“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只要不死,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
对于史铁生而言,虽然在瘫痪之初,死亡对于他那么具有诱惑,甚至于他每天早晨醒来,都因为自己依然活着而沮丧;但是,他依然活着。瘫痪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就像他文章里写的那样,暴躁易怒。为了逃避现实的世界,在正常人上班之时,他总是摇着轮椅,到那时还人烟稀少的地坛公园里去。自旦至暮,春秋往复,耗在这园子里。他去过了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他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
我们可以想见史铁生那时的孤独苦闷,但是,不管活得多么艰难,多么痛苦,生命却始终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死亡依然被一再耽搁。
所幸的是,在痛苦当中,还有亲友的爱在支撑他。母亲要他“好好儿活”的临终嘱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史铁生母亲的生命,因为儿子的残疾,也承受了无数折磨。史铁生瘫痪时,母亲已不年轻,为了史铁生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他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
每一回她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最终,却总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母亲终于也绝望了。于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出门,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